| 2019年2月20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原副会长、山东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东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山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安作璋逝世。作为新中国成立后较早从事秦汉史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历史学家，他被誉为“秦汉史之大家”“今日秦汉史学界的重镇”，其撰著的《秦汉官制史稿》《秦汉官吏法研究》《 秦始皇帝大传》《班固评传—一代良吏》《刘邦评传》等，均受到学界高度赞誉。 人们知道安作璋学术生涯始自《光明日报》，然而是谁慧眼识珠，将年仅27 岁、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安作璋的文章予以发表的呢？正是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邓广铭。邓广铭，（1907—1998）山东德州临邑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历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助理员，高级助教，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主任、系主任，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成员，中国宋史学会会长等职。主要著作有《稼轩词编年笺注》《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邓广铭全集》等等。安作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先生的大名和他在宋史研究方面的贡献，早在1948年我在读齐鲁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时，就已从业师张维华先生讲授宋元史的课程中听到了。可以说我对先生的为人与治学都非常敬佩，虽无缘相见，但心向往之。” 1951年，安作璋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师范学院（今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助教，教学之余，也从事研究工作。由于读大学时重点学的秦汉史，毕业论文亦是《西汉农业经济史的研究》，至1954年春，他已经陆续写出了差不多近10篇文章。但由于50年代历史刊物很少，发表论文非常困难，尤其是对他这样名不见经传“小人物”，文章发表更难。此时他便想到了当时担任《光明日报》“史学”版主编的邓广铭先生，便鼓足勇气将其中的《西汉的西北屯垦》一文寄呈邓广铭并附上一封求教的信。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不到一个月，该文就发表在1954 年2月20日《光明日报》史学版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论文，而且发表在全国报纸中唯一的一家史学专刊上。捧读之下，真有一登龙门之感。不久，我又寄去《论西汉农官的建置及其作用》一文，很快又在1954年5月27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刊出。“三个月之内，连续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两篇文章，这在当时史学界青年一代是很罕见的”。他后来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兴奋之情仍溢于言表。 邓广铭先生 更让27岁青年学子安作璋感到振奋的是：由于上述两篇论文在国内一流报刊发表，并产生了一定影响，是年秋天，上海人民出版社（原华东人民出版社）总编张玟来到济南，并亲自找到他的宿舍，指名要他写有关汉史的书稿。“据说这是对前辈专家的待遇，竟然落到我这个尚未出茅庐的后生头上，我简直是受宠若惊。我当即答应从现有的论文稿中选出一部分文稿，交给他们，并拟定书名《汉史初探》。这本小书于1955年和1957年前后两版共印行14000册。后来我听到一些同代以及下一代的不少青年学者对我说，他们读过这本书，说明它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受到读者欢迎的。” 安作璋在接到《汉史初探》出版的样书当天，就立刻寄奉邓广铭一册，一则表示对先生的感激之情；二则愿意继续向先生求教。因为他深知：“如果没有邓先生这位史学大师的伯乐鉴识和着力栽培，是很难有这样一个结果的。”不久他便收到邓广铭回信，得知邓先生不仅将全书通读了一遍，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具体而中肯的意见。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邓先生的提携、教诲和知遇之恩，安作璋一直铭记在心，终生难忘。在《汉史初探》“出版后记”中，齐鲁书社出版的《张维华纪念文集》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编、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中安作璋都曾提到此事，以表示对史学先贤的追念和敬意。 这里笔者以为有必要将《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作一介绍。《史学》专刊创始于1953年4月30日，是该报出现较早、出版最久的专刊。《史学》编委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三方组成，由范文澜、翦伯赞、陈垣、荣孟源、白寿彝、邓广铭等人组成。三家各出一人为主编，近代史所为荣孟源、北大为邓广铭、北师大为白寿彝。可当时偌大一个报社竟然无法为《史学》专刊提供一间办公室。后经邓广铭建议，将办公地点移到北大历史系的一间办公室里，又由范文澜、翦伯赞等商洽决定，《史学》编辑工作改由北大历史系专负其责。北大的陈庆华、张寄谦在邓广铭领导下负责《史学》编辑工作。前后十余年，邓广铭自始至终参加《史学》编委会工作。 邓广铭主编《史学》专刊时，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多次组织学术问题的讨论，推动史学界的学术争鸣，并发表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对繁荣我国学术研究、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光明日报》社原主要负责人穆欣回忆说：“邓广铭毕生治学，终身执教，桃李满天下。他主持《史学》专刊编辑工作中，也非常重视培养人才。《史学》专刊先后联系了不少青年作者，他很细心地处理他们的来稿，鼓励他们在参加学术讨论的实践中锻炼，为史学界培养了不少年轻的专家学者。而今有些已经出名的史学专家，他们的研究工作是从《史学》专刊这块园地上起步的，他们的科研能力也是在组织的历次学术讨论中受到锻炼的，他们是在《史学》专刊上崭露头角而后得到社会重视的。” 对此，邓广铭本人曾欣慰地提到这一点：“编辑《史学》专刊，虽不是我们的专职，但我们对于外来稿件的审阅、去取，却都是严肃认真的，我们绝不以投稿人知名度之高低决定稿件之采用与否。因此有好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史学》专刊上刊出的，而且是在《史学》专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受到鼓舞，奋力前进，成为史学领域研究的骨干力量。这类事也常常被我们引以自慰。” 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安作璋就是第一篇论文先在《史学》专刊发表，“之后受到鼓舞，奋力前进，成为史学领域研究的骨干力量”的。而安作璋与邓广铭的初次见面是在1973年的春天。1973年他与山师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几位同志一起赴北京参观学习访问，去拜访的第一位教授就是北大的邓广铭。若干年后，安作璋依然清晰地记得，先生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那本《汉史初探》，并连说：“很有功夫”“做学问就得要下功夫”。他知道，邓广铭“这些都是鼓励的话，但也正是先生一贯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学风。” 不仅如此，日后安作璋以邓广铭为良师典范，自觉在邓广铭倡导的治史“四把钥匙”，即年代、地理、职官和目录上苦下基本功。他学习邓广铭在撰写历史人物传记中，不仅详细占有官修史书、私人著述以及家传文献等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在使用这些资料时，还像邓广铭那样给自己定下一个取舍标准，即“用时务求其宏，取时务求其精”，于史实“合则从之，不合则概行弃掷”。在治学路上，日益精进，著述颇丰。 获悉邓广铭于1998 年1 月10 日在北京逝世后，安作璋专门写了《春雨润物细无声——回忆40 年前我受邓先生教诲的一段往事》悼念文章，其中有“每念及先生多年春风化雨之情，不胜欷歔”，且引用唐代大诗人杜甫《春夜喜雨》一诗中的四句：“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深切表达其哀思、追念之情。斯人已去，精神长存。如今邓广铭、安作璋两位史学大家均已逝去，但无论是邓广铭治史的“四把钥匙”，还是安作璋“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及“与时俱进，终世致用”学术精神，都值得我们后来者学习、继承、发扬光大。 文章原载于《春秋》2019年第3期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