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海文：记得您有一首诗写道：“黄瓦红墙朝圣庙，长袍短褂谒先师。官员下马皆趋拜，何况区区六岁儿。”我们似乎可以从它谈起。李锦全：这首诗写于1966—1967年，但讲的是我小时候在东莞老家拜孔庙的事情。20世纪30年代初期，东莞的孔庙保存得还很完整，祭拜的人也很多。我五六岁的时候，就穿着家里新做的长衣马褂去拜孔子，至今记忆犹深。“官员下马皆趋拜”是什么意思呢？孔庙的前面有一块石碑写着“文武官员至此下马”，叫作“下马碑”。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到了孔庙都是不能骑马的，否则就是不恭敬。孔庙以前也是科举考试的地方。废除科举后，东莞的孔庙变成了一座小学。日本人打进来后，它没人管，慢慢就坏掉了，真是很可惜。杨海文：《思空斋诗草》的开篇是古体诗《夜宿太平感怀（五律）》，小序写道：“一九三八年九月和同学诸子往太平镇募捐，支援抗日战争。”诗云：“夜宿凉风早，征鸿近晚秋。繁星垂断垒，孤月涌重楼。烽火三边动，刀兵万里愁。胡尘何所处，愿继渡江舟。”这首诗颇有杜诗的味道。自从令尊要您读了杜甫（712—770），您的诗风大变，瞧不起以前写的诗了，所以特意将这首诗当作诗集的开篇。此后，您有四年停学困居在家里，自学了很多传统文史方面的书籍，并把读书与家国兴亡之感联系起来。李锦全：以前《黄金时代》约稿，我说过这件事。我念前面的两段给你听听：我在中学学习和生活，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为什么时间拖长，是多次留级吗？还是因病休学？都不是，但中间确是停学四年，不关个人患病，而是由于国家蒙难。我出生于1926年，本来上学是比较早，1937年我11岁就考上东莞县立中学，在新生中是年龄最小的一员。由于日本侵略者入侵，1938年10月，东莞、广州相继沦陷。我那时刚升上初二就被迫停学了，直到1942年秋季才复学。在这将近四年时间里，我住在沦陷区的东莞县城，因怕日军骚扰，整天关门闭户。我没有相近年龄的兄弟姐妹，不过家中藏书比较多，我个人只好每日与书本为伍。我从看古典小说入手，《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成为我日常的伙伴。接着是读唐诗、宋词和古文评注中的名家文章。经过几年的刻苦自学，我能够作诗填词，用古文写文章，另外还读史书和史论，在读文史书时颇生出家国兴亡之感。杨海文：“得失前朝事，兴亡旧日书。挑灯闲展卷，似入古人居。”您1942年写这首《读史（五绝）》的时候，应该已经复学了。复学后，您写过一篇《史可法抗清传论》，同样寄托了自己的家国兴亡之感。据说它还有一段故事。李锦全：先补充一点：1942年复学，我读的是“汪伪政权”办的东莞一中，因为东莞县立中学流亡在外。抗战胜利后，我进入复员归来的东莞县立中学读高二，直至毕业。所以从1937年到1947年，我读了十年中学。《史可法抗清传论》是我读初三那年帮同班同学代写的，算是做了一回“枪手”。全文没有保存下来，但我记得文后的“赞曰”是这样写的：“大厦之倾也，非一木所能支；举国之危也，非孤臣所能任。史公受命朝廷，投身军旅，连师淮、泗，力图中原，事之不成，非战之罪也。然破巢之下，安有完卵；亡国之余，安能全身。扬城之殉，公盖计之审矣！史称母梦文山而诞，何其事之类耶！匪特宋、明之光，亦天汉之幽馨也。呜呼，伟矣！”老师把它贴堂了。“贴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师把学生写得好的文章贴在黑板上表扬。老师给这篇贴堂的文章打了100分加100分，就是200分。老师当然知道我那位同学的实际水平，所以又认为文章是他抄来的，而且是从古书上抄来的。我站起来问老师：抄哪一本古书的？老师回答不了。我这篇习作其实是借史可法（1601—1645）血战扬州的抗清壮举激发当时人们的抗日斗志，而笔法是杜甫的。杨海文：您高中阶段的理科成绩极好，为什么高考却选择了文科呢？李锦全：我读书总是很轻松，从不觉得有负担，还有很多时间看小说，成绩也一直很好。譬如考初中，就是现在说的“小升初”。东莞县立中学极难考上，1937年那一届有一千多人报考，录取十分之一。我们小学有16人毕业，就我一个考上。初试是笔试，我考第43名；笔试后是复试，我考第27名。老师说我是全年级年龄最小的，报名为12岁，实际是11岁。我是没有什么门路就考上了初中。到了高中分科，当时也是重理轻文，成绩好或者数理化厉害的学生读理科，成绩一般或者数理化不行的学生读文科。我不服气，读理科有什么了不起呢？我知道我考大学，那些文科科目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一开始报了理科。高二、高三这两年，我专攻数理化。到高中毕业，数理化都考了100分，总成绩是全年级第一名。我考上理工科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我的兴趣根本不在那里，而是在文科。那时候，文科毕业后估计当个中学教师，理工科的出路其实也不好，做工程师的机会不是太多。我考大学完全是凭个人兴趣。杨海文：1947年高考，您被广东省立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同时录取。您先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读了一个多月，中大发榜后，就到历史系来了。1951年大学毕业，您的诗词《莺啼序》写道：“有谁知，南国学宫，此中甘苦。”您后来还回忆说在中大历史系这四年，“初步掌握了历史文献学、考据学以及文字训诂等方面的基本功，为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打下了基础”。您能详细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李锦全：当时系里开设了很多有关中国断代史的课程，有刘节（1901—1977）的《殷周史》、丘陶常（1910—1983）的《秦汉史》、姚学敏（生卒年不详）的《魏晋南北朝史》、罗香林（1906—1978）的《隋唐五代史》、陈登原（1900—1975）的《宋辽金史》、郑师许（1897—1952）的《明清史》、陈锡祺（1912—2008）的《中国近代史》。另外，还有阎宗临（1904—1978）的《世界古代史》、杨成志（1902—1991）的《民族学》。这些老师都很有学问，系里规定学生必选其中的二三门。 大学二年级，我选修了刘节开设的《殷周史》。刘节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王国维（1877—1927）、梁启超（1873—1929）诸先生，学养深厚。一开始选课的人较多，但这门课是用甲骨文、金文讲的，很有难度，所以不少人放弃了，最后参加考试的人很少。我上这门课，写了一篇读《史记·殷本纪》的札记，是一篇古史考据的半成品，提出了与刘节不同的看法。刘节很欣赏，说我的观点是一种说法，你的观点也是一种说法，可以两存。以前那些学者的气量，是今天的学者不能比的。我选修这门课的收获，并不限于了解刘节的观点与结论，而是培养了独立思考问题并从事科研的能力。我的本科毕业论文是用唐碑证史，就得益于这一科研基本功。杨海文：您1951年7月提交长达208页的本科毕业论文，但“再见”它的时候，竟然是在六十多年后。您后来用复写纸写文章，自己就能保存一份。估计复写纸在20世纪50年代是很稀缺的，所幸中山大学图书馆把它完好保存下来了。我记得2012年3月15日晚，您让我到中大图书馆老馆长刘少雄（1922—2014）先生家里取回扫描本。它现已收入您的10卷本文集，但人们想多知道一些它的故事。李锦全：我大学四年级，破例拿研究生助学金，兼任系文物室主任梁钊韬（1916—1987）的助理，负责整理顾颉刚（1893—1890）当年为中大买来的五千多张唐代碑帖。在我之前，历史系没有人碰过这批尘封已久的文物。有的碑帖很长很大，必须铺在地上去看。我一边对它们进行登记、归类，一边试图研究它们的历史及其与历史文献记载不同的地方。我也不是有意选这个题目做本科毕业论文，而是刚好在做助理工作，就趁机做了，有点“干一行，爱一行”的意思。王国维曾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把传世文献与地下材料结合起来的两重证据法，也是我研究这批唐碑用的方法及其价值之所在。这篇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是岑仲勉（1885—1961）。他看得很细致，既有一些改动，又在不对的地方打叉。末页有刘节写的评语：“全唐石刻虽尚余小部分未收入，但各跋中的发见，确有未经前人道及者。青年得此，诚属可造之材。拟给九十分。”（标点符号为引者所加）所以，首页有岑仲勉的签名及给出的分数：“90。”我毕业分配到中南文化部后，系里将这批唐碑移交学校图书馆，据说现在有人开始重新整理了。杨海文：您本来毕业留系的，为何分配到武汉，做了三年文物考古呢？李锦全：1951年，全校文史哲只有12人毕业，其中哲学系1人、历史系3人、中文系8人。系主任刘节早就决定让我留校，但因国家建设需要干部，我被分到位于武汉的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是大学教授方壮猷（1902—1970），他是方克立（1938—2020）的父亲。两位科长是调过来的大学讲师，科员全是新分来的大学生。1952年8月，中南文化部派刘启益（1926—2012）与我两人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我有一组诗的小序写道：“班主任裴文中，任课及指导实习者有贾兰坡、安志敏、夏鼐、郭宝钧、王仲殊、梁思成、莫宗江、阎文儒、宿白、唐兰、张政烺、陈万里、赵万里、马得志、陈公柔等人。多取用现场教学法，并到大同、云冈、洛阳、郑州等地作考古实习，时间虽短，半年间却收获颇丰。”给我们上课的无一不是文物考古界的顶级学者，又到处实地考察，收获自然极大。我这组诗一共十首，最后一首写道：“同学半年同结业，临岐分手尚依依。国中文物多丰采，喜得归来致用时。”这是在说我们心里的愿望，就是想为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增砖添瓦。培训班结束后，学员们回到各省继续考古工作。我也到长沙参加了八个月的古墓葬发掘，清理仰天湖35号墓出土的战国竹简。考古出土的竹器、木器很难保管，瓷器、铜器稍微好些。建国后第一次出土竹简的时候，人们不懂得保管，在墓中看得很清楚，一拿出来就干了，一干就开裂，一开裂就坏了。仰天湖是第二次出土竹简，我们有经验了，就交给湘雅医学院保护，防腐后一片片插进玻璃管，再密封起来。1954年撤销中南军政委员会，组织让我去中央文化部。刘节知道情况后，写信要我回中大历史系。经过一些周折，中大人事处调回我的档案，我终于重新回到了历史系。我毕业时，中山大学在珠江北边的石牌；我回来时，学校已经整体搬迁到了珠江南边的康乐园。它们可以说都是时代变化在具体人事物上的体现。杨海文：刘节先生的《我之信条三则》曾说：“做人为学已四十年了，心中光明，对于做人为学的兴味如泉之始涌。”“为学同做人能打成一片，这样的学问才不仅是为谋生的职业，而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真生活。这种生活是很快乐的，是前途无量的，这才是真正的成功。”1977年，您参加刘节先生追悼会后，写的一首诗说：“卅载师情伤往事，百年身后痛今朝。音容此际归何处，夜梦难寻慰寂寥。”我们特别希望更多地了解一下刘节先生在中山大学文化校史上的重要地位。李锦全：刘节将我从武汉调回中大后，仍旧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关怀我，让我继续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我1956年升为讲师，开始主讲《中国上古史》课程，从原始社会讲到汉代。他看过我的全部讲稿，有的地方提了意见；即使认可的章节，也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的切身体会是：刘节做人光明磊落，为学沉潜精湛，不仅仅是授业解惑的经师，而且更是行为世范的人师。作为刘节的学生，我们认为：“他为人心直口快，一向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他自己也常常说：‘我所想的就是我所讲的，我所讲的也就是我所做的。’”我有篇回忆录讲过刘节关心姜伯勤毕业留校的故事，最能体现他的气度与襟怀。杨海文：我们知道，1960年对于您具有特殊意义：“从此，这个高中时对数理化下过苦功夫、报考过大学中文系的年轻人，这个在历史系学习和工作过、在文物考古界培训和锻炼过的年轻人，就一直在‘工作证’的意义上隶属于哲学系，在‘学科专业’的意义上归属于中国哲学。也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不妨将1960年作为李锦全先生完成‘由出入文史而彰显思想’这一转变的时间性界碑。”2020年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60周年。值此特别时刻，很多哲学后辈渴望重温您从历史转到哲学的这段传奇。李锦全：我年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后半辈子“是哲学系的”。首先说说系史。中大哲学系创办于1924年，但1952年院系调整，也像国内另外三十多个哲学系一样，被并入北大哲学系。全国只保留了北大哲学系，系里的教授比学生还多。1956年后，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复办了哲学系。中大也在酝酿，但因种种缘由，此事停了下来。其次说说杨荣国（1907—1978）。杨荣国1953年从湖南大学调来中大历史系，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原来没有做思想史的，现在有了杨荣国，但也只有他一个人。杨荣国1956年担任系主任后，单独成立中国思想史教研组，将我与陈玉森（1916—1993）、吴煕钊（1929—1998）放到了教研组。最后说说复办。杨荣国既是历史系主任，又是学校党委常委，所以让他过去带头做了哲学系主任，就顺利复办了。中国思想史教研组被杨荣国带到了哲学系，我就这样成了“哲学系的”。复办后，副系主任有刘嵘（1920—2001）、夏书章，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美伦逻三个教研室；哲学史教研室包括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两块，我负责中国哲学，胡景钊负责外国哲学。冯达文是哲学系1960年复办后招收的第一届本科生，整整60年在系里学习、工作，以后不可能有这样的例子。总而言之，我从历史转到哲学，算不上什么传奇；即使算是传奇，也多少有点阴差阳错，说到底是时代巨变留下的烙印。你说我“由出入文史而彰显思想”，倒是有几分道理。1959年，杨荣国让中国思想史教研组运用他的学术观点，合写《简明中国思想史》。主编是杨荣国，我与陈玉森写古代部分，吴煕钊写近代部分。这本书196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印了两万多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书也卖得不错，有一千多元稿费，给我分了五百多元。说到稿费，我想起我在《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发表的《批判古史辨派的疑古论》。学报当时的稿费分为千字12元、14元、16元三等。我这篇文章有两万多字，拿了三百多元稿费（千字14元）。我1956年评上九级讲师，月工资99元。那时到饭堂吃饭，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标准是12.5元。九级讲师的月工资可以让八个人吃上饭，你就知道三五百元稿费的性价比了。学报这篇论文是我第一次发文章，《简明中国思想史》是我第一次出书，它们主要谈的是思想。所以，你将1960年当作我由出入文史而彰显思想的分水岭，我是认可的。作为抗战烽火中成长的东莞后生，我这九十多年来的人生也可谓风风雨雨，但文史情怀始终在我心里，我一直认为文史哲不分家，也是不能分家的。杨海文：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您与武汉大学萧萐父（1924—2008）先生共同主编了两卷本的教育部统编教材《中国哲学史》。据说，你们没有填任何表格就拿到了这个项目，而不是像现在填了一大堆表格还不一定获批。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李锦全：说到我们主编这套教材的缘起，你们肯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教育部1978年在武汉召开文科教材工作会议，决定新编一批高校教材。各校分管文科的校领导参加会议，并没有编写人员参加。教育部的人说：你们在座的领导，谁想编《中国哲学史》，那就自己报名。有些高校虽然有能力编，但就是不报名。最终是武大答应做主编，中大答应做副主编，四川大学、湘潭大学、武汉师范学院愿意参加，就这五家报名。萧萐父并不想写，对校领导说：“你们接下的任务，你们自己弄。”校领导反复做工作，他才同意。中大是刘嵘副校长参加会议。他回来后找到我，我就与吴熙钊、冯达文、屈志清（1947／1948？—1984）接下了。后来又有辽宁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广西大学的老师自愿加入，一共是九所院校编《中国哲学史》。现在争项目争得头破血流，当时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恍若隔世？杨海文：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发行十多万册，还出了英文版，1988年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影响极大。我80年代中后期读大学，它是我们的教材；我现在为大一新生上这门课，它是重要参考书。我觉得这套教材是您在哲学史研究方面守正创新的鲜明体现。李锦全：我们这套教材，其实也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两军对垒，这不算怪；但同时讲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圆圈论，这就有点怪了。1981年冬，教育部组织的教材审稿会在大连召开，审稿专家以张岱年（1909—2004）、石峻（1916—1999）为首。他们同意我们的圆圈论，张老还开玩笑说：“历史发展不会完全是这个样子。就像月亮是圆的，但也不是天天中秋节！”既然不是每一阶段、每一思想都按这个圆圈论来转，那么，就不能说整个中国哲学史发展都是这样，讲得太过就不符合事实。圆圈论可以成立，但不能当作教条。所以我说：守正创新，谈何容易？杨海文：始终不渝地守正创新确实不易，但您恰恰是这样做的。1986年您60岁，有两件大事特别值得一提：一是从人才培养看，系里的中国哲学专业拿到博士点，您设置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方向；二是从科学研究看，您与南开大学的方克立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七五”重点规划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也是“ 八五” 重点）， 大陆学术界对于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研究揭开序幕。这两件事表明：您试图通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借以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复杂关联，促使中国文化发展的守正创新。李锦全：先讲第一件事。过去，博士生导师极少，而且要国务院批。我与萧萐父都是1986年第三批通过的。前两批是1981、1983年，不需要写申请；到第三批，就要写了。后来听小道消息说，我们被通过的原因是主编了《中国哲学史》教材。我们点1986年开始招生，黎红雷、吴重庆是最早的两位博士研究生。任剑涛、肖滨也是早期在这读的博士，现在已经是长江学者了。他们都发展得很好。文化问题涉及民族性、世界性、时代性，也可以说是涉及多元、普遍、变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化进入多元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时代变局之中，“中国民族文化往何处去”亟待人们给予回应。从守正创新看，冲突与和谐并存，机遇与危机共存，我历来的观点是：从整个世界文明发展的趋势来看，我认为当今所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差距主要表现在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水平方面。至于精神生活，特别在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则并无明显的先进与落后的差别，只能说是互有短长。所以，中西文化冲突可能将来形成“互补”的格局，即经过互相吸收、扬弃、输进外来血液，使自身的文化发展进入良性循环。中华民族既有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在又能以日益富强的面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总方针的指导下，我们的民族文化必将得到发扬，在世界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总会占有一席之地，并以新的面貌出现而走向世界。再讲第二件事。港台新儒家1958年在香港发表“中国文化宣言”，我们当时自然一无所知，都没有听说过。即便到了80年代前期，大陆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了解仍然极少，研究更是谈不上。但是，他们写过很多书，他们的思考同样是在回应“中国民族文化往何处去”这一时代大课题。1986年3月，方克立在国家教委开的会上认为：“我们要重视和加强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弄清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的诸阶段，对其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和著作，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论，并且一定要把它放到中国现代思想斗争的总的潮流中来考察。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的认识当会更清楚一些。”同年11月，课题就批了。至于我如何成了主持人之一，我还真说不清楚。据说中大、南开在国家教委那次会上都有人谈到现代新儒学问题，国家教委让方克立与我把研究领起来，说是不要分开研究，就搞成了一个课题组。我与方家父子是有缘分的。上面谈过我50年代初期在方克立的父亲手下工作过。方克立1962年大学毕业，原本是分配到我们系里的。可惜他却在2020年4月21日走了（逝世）…… 课题组是实实在在做了一些事的。从1992年起，《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的“专人研究系列”“专题研究系列”分别由天津人民出版社、辽宁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陈少明也出了一本，一大批年轻人茁壮成长。我们认为：“青年人精力充沛，思想敏锐，勇于开拓进取，富有探索精神，所以这一批研究成果大都各有创新见解，不落俗套，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课题组始终十分强调两点：一是要详细占有资料，准确理解原意，这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二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现代新儒学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评论，既不盲目崇扬，也不抹煞它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所有作者都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去做。应该说他们的工作是做得有成绩的，基本上达到了上述两个要求。”这番话是方克立执笔的，同样代表了我的意见。我对现代新儒学也写过一些文章。我觉得他们讲的“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儒家思想可以开发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在倒果为因。他们实质上是以道德文化决定论作为理论依据，认为儒学在中国能够复兴，而这条路经过历史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总之，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关系和对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历史评价，应该容许百家争鸣，可以让海内外学者根据各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结合社会实践的效果加以批判。我们的态度是既不人云亦云，也不固执己见，应该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结合自身的国情，对现代新儒学思潮发展的各个时期，做出应有的历史评价。”说到底，现代新儒家研究离不开守正创新这个总原则。杨海文：1996年，您首次发表了系统论述“矛盾融合、承传创新”这一哲学史观的文章。我有段文字写道：“这篇文章原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的《今日中国哲学》，先生时年70岁。《庄子·人间世》说的‘美成在久’，是说美好的事物需要时光的不断打磨方能日臻至善。我觉得这句格言最适合摹状先生的学思历程。”提到“美成在久”，我想起李宗桂教授讲您的一番话：“他发表的论文，就时限而言，从先秦贯通到当代，各个历史时期的都有；就学术流派而言，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名家等，无不论及；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近代新学，以至现代新儒学，都在他的笔触之中。至于近年来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中国文化讨论，特别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他更是见解独到，论著甚多，颇为学术界同人重视，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您自己也说：“这是我研究中国哲学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形成的哲学史观。”“这是从历史辩证法体认得来的规律性认识，在学术研究中具有方法论意义。”您做哲学史研究几十年，然后提炼出自己的哲学史观，既是水到渠成的学术成就，又是守正创新的典型体现。李锦全：我们这个社会，机遇与挑战同时存在。历史上的思想斗争也一样，都是矛盾、互补并存的。我在“儒法斗争”后写过一些讲“儒法互补”的文章。儒、法是互补的，儒、道也是互补的，儒、释、道同样是互补的。唐代开始讲儒、释、道互补，到宋明理学就做到了三家的融合。我做哲学史研究的时候，发现各家各派总是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互补的一面，而一部哲学史就是在既矛盾、又互补的过程中传承下来的。所以，我提出了“矛盾融合、承传创新”的哲学史观。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特定思想体系内的“矛盾两重性”，二是不同思想群落间的“矛盾融合论”，三是思想史进化历程中的“承传创新观”。光这八个字，我可以写一本《中国哲学史》，只是没这个精力了。现在大家都讲“综合创新”，其实它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方克立说这一哲学史观是我“在长期的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对历史辩证法的深切体认和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对该学科的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这与你说的“守正创新的典型体现”大概是同一个意思。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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