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人述杭州西湖产茶之初始，每每引公元8世纪陆羽《茶经》所记，证以白居易与僧人韬光的茶事互动诗章。但是在这段“佳话”之后，叙述就发生了“跳跃”——一般，会直接引用《梦粱录》和南宋临安诸志中的材料，称西湖的“香林”、“白云”及“宝云”三种茶属于“贡品”，证以林逋（或作苏轼）有传世诗句“白云峰下两枪新，腻绿长鲜谷雨春”，云云。然而，五代吴越国至北宋前期（且以仁宗嘉祐八年即1063年为止）西湖产茶史的直接史证材料，却往往付诸阙如，令人有该时期西湖茶史似乎只有通过间接史料引用论述才能成立之感。 那么，西湖存世史料情况果然如此吗？否。且不说，吴越国在杭州开王府割据东南十四州之后，向中原“正统”政权（如后晋、后梁、后周和建朝之初的北宋）献纳的贡品曾包括大量茶叶，到北宋前期仁宗朝，杭州已经设有“茶库”机构并委任了“监茶库”官员，更有当时名僧在自家著述中明确记载西湖灵隐、天竺山中出产“美荈”（亦即好茶或“佳茗”）。这位名僧，就是“明教大师”佛日契嵩。 一、释契嵩生平、学识与性情 释契嵩（1007~1072），字仲灵，自号潜子，俗姓李，北宋藤州镡津（今广西藤县北）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他由浔阳（今江西九江）入吴地至钱塘（杭州），“乐其湖山，始税驾焉”。这是一位热爱自然山水风光、赏识杭州湖山景观的僧人。 到钱塘（杭州）后，契嵩除一度赴居会稽（今浙江绍兴）外，自皇祐五年到至和三年（1053~1056，至和三年九月改元嘉祐），居钱塘石壁山（其地有保寿、栖真和保圣[胜]诸佛寺，在今西湖云栖三聚亭以西）。是年九月改元嘉祐后，移居灵隐寺永安院（精舍）。 佛学方面，释契嵩受吏部侍郎郎简之托，于至和年间（1054～1056）重编中国佛教禅宗经典《坛经》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世称“（《坛经》）契嵩本”，与历代《坛经》的其他三种独立的重要版本“法海本(唐)” “惠昕本(晚唐或宋初)” “宗宝本(元)”并行于世，为研究南宗禅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契嵩倾力撰著的《传法正宗定祖图》、《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厘定佛教禅宗的祖系，对后世佛门禅宗的发展影响甚大。嘉祐六年(1061)冬，契嵩抱其所著以游京师汴梁(今河南开封)，先后两次上书宋仁宗，仁宗览其书，叹爱良久。次年三月十七日(1062年4月28日)，诏付传法院将《正宗记》、《辅教编》等编次入藏，以示褒宠。同月二十二日，更赐“明教大师”号，故后世也尊称契嵩为“明教大师”。自汴梁南还后契嵩在润州（今江苏镇江）等地居留有年。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著名茶人蔡襄出知杭州，延请释契嵩自润州归杭州住持佛日山净惠禅院（遗址在今杭州城北皋亭山中），故世人多称其“佛日契嵩”。治平四年（1067），很可能由于蔡襄离任，加以自己身体方面的原因，释契嵩辞任佛日净惠院，往西湖龙山（今玉皇山）休养。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正在杭州通判任上的苏轼与契嵩定交。次年六月初四（1072年6月22日），契嵩圆寂于灵隐永安精舍。 释契嵩是北宋前半叶引儒入佛、会通儒释因而与孤山智圆并称于时的杭州佛门高僧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思想史和佛教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他不但佛学、儒学兼精，还长于古文和诗歌创作，又与西湖茶史前期重要人物蔡襄、苏轼有深度交往。《镡津文集》卷一四存有他写的《武林山志》长文一篇（约1800字），文中详载杭州武林（灵隐）山（地域范畴大致相当于今西湖风景名胜区金沙港上游南、北二涧流域）的自然形胜、人文景迹与风俗物产，两次言及“美荈”（佳茗），两处提到“白公（烹）茶井”（白居易烹茗井）。 契嵩栖居灵隐山中时，乐与同道优游山林，唱和有加。他的诗歌创作题材以自然景物和禅修山居生活为主,语词色调偏冷、淡,营造出一种颇具“茶性”的清和意境与风格。从《镡津文集》卷二一所载《与杨公济晤冲晦山游唱和诗》（以下简称《山游唱和诗》）中，可以读到他和诗友杨蟠（公济）、释惟晤（冲晦）等雪后同游灵竺山中的涉茶诗作。 释契嵩是在嘉祐元年（1056）他五十岁时，移居杭州灵隐永安禅院的。本文以下即从他在移居灵隐后撰写、创作的《武林山志》与《山游唱和诗》中，引录涉茶内容并作初步的探讨和辨析。 二、《武林山志》两记“美荈”
释契嵩撰《武林山志》，全篇约1800字，编录在《镡津文集》卷十四，撰写时间当在作者嘉祐元年（1056）到嘉祐六年（1061）栖居灵隐到他赴汴京之前的约五六年期间。 《武林山志》中记写常年居住和生活在“武林山”中百姓的生产和生活情况时，两次提到了茶叶： 其一：“其人不事弋钓虞猎，以樵、荈自业,然同其在古洁静清胜之风未尝混也。” 其二：“其山无怪禽丑兽，唯巢构之树最为古木，松筠、药物、果蓏与他山类，唯美荈与灵山所生之枇杷、桂花，发奇香，异耳。” 按，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第八上），就有“钱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东入海，行八百三十里”的记述。“武林山”，在当时是对作为“西部都尉”治所所在的杭州前身钱唐（塘）西、南自然群山的泛称。武林山群山汇聚的泉潭溪涧之水，东向流入大海，其中也包括至今仍汩汩长流注入西湖的天然水源如金沙涧、龙泓涧等等。“武林山”至晚在中唐以后也被作为灵隐山的代称，如陆羽就认为武林山“即灵隐山也”，之所以有此代称，是因为灵隐寺及其周边山林，是武林山间最早受到人为开发并有古老而丰厚物质财富与历史文化集聚的区块。这里，也是杭州西湖茶叶生产与茶文化的起源地，陆羽《茶经》卷下“八之出”中即云“钱塘出天竺、灵隐二寺”。 《武林山志》前一条涉茶记载中的“弋钓”，意为射鸟钓鱼（三国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虞猎”，即狩猎之意（按“虞”通“娱”，又有欺诳（设置陷阱）的意思。如《三国志•魏志·崔琰传》有“虞旅”，释为“狩猎之军卒”，可证。宋梅尧臣《王屋高送王屋知县孙秘丞》诗有“山肤有时得虞猎，不比彘肉烹连毛”句） 《武林山志》后一条涉茶记载中，“蓏”，音luǒ，草本植物的果实（《韩非子•五蠹》：“民食果蓏蜯蛤”）；“荈”，音chuǎn，泛指茶叶（《尔雅•释木下》“槚，苦荼”，晋郭璞注：“今呼早采者为茶晚取者为茗，一名荈。”）按，与释契嵩大致动活在同一时期的北宋名家在诗文中言及茶时，多见有用“荈”字指代的实例，如：梅尧臣（1002~1060 ）《南有嘉茗赋》：“抑非近世之人体惰不勤，饱食粱肉，坐以生疾，藉以灵荈而消腑胃之宿陈，若然，则斯茗也，不得不谓之无益于尔身，无功于尔民也哉”；又如王安石（1021~1086）《答冲卿》：“破瓜青玉美，浮荈白云香” 、王令（1032~1059）《谢张和仲惠宝云茶》：“故人有意真怜我，灵荈封题寄荜门”，皆是。在这条涉茶材料中，契嵩直截了当地把灵、竺山中所产的茶叶定性为“美荈”也就是好茶佳茗，可见他对“武林山”即今西湖环拥灵隐、天竺诸佛寺的群山幽谷地带出产茶叶的情况颇有了解甚至赏识，其中的因缘是：早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释契嵩入居灵隐山永安院之前，就与当时任职“监杭州茶库”的章望之为好友。北宋“茶库”，为太常寺下属机构，是北宋中央政府主管征调和接收来自江、浙、荆、湖、建、剑六大产茶地区的茶叶，并负责供给上至宫廷、下到朝廷各衙署所用茶叶（主要作为礼仪和奖励物品兼售买）的职能机构，地方上则有与中央“茶库”对应而设立的相同职能部门。任职“监杭州茶库”的官员对当地茶叶出产信息相当了解。嘉祐元年（1056）契嵩入居灵隐永安院后长居灵、竺茶区，由此进一步知晓乃至熟悉当地出产好茶。在《武林山志》中他两次言及灵竺山中出产的佳茗质优味美“发奇香”，当属亲见亲闻亲历的实录。至于明释广宾所纂《上天竺寺志》卷十“志辨”所引契嵩《武林山志》略，两个“荈”字一作“苏”一作“菽”，故其“物产”皆不及茶，谬矣！
三、《武林山志》两及“白公（烹）茶井”
其一：“其泉之北出者曰冷泉，曰韬光，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无著偃松，曰永安北源，曰弥陀西源，曰腾云上源，西庵也，凡泉之源九。” 其二：“南坞，其古人之遗迹，若吴葛县正字避庙讳之葛坞者，若晋葛洪之丹井者，若宋谢灵运之翻经台者，若隋真观所标之佛骨塔者，若唐道标杜多之草堂者。其北坞，若汉陆棣之九师堂者，若晋葛洪之伏龙石门者，若晋许迈之思真堂者，若晋惠理之燕寂岩者，若晋杜师明之谢客亭者，若宋智一之饭猿台者，若呼猿涧者，若梁简文所记之石像者，若梁朱世卿之朱墅者，若唐白居易之烹茶井者，若唐袁仁敬之袁君亭者。二坞总十有六事，徒古今相传，虽名存而其事颇亡。不可按而备书。” 按，释契嵩《武林山志》关于“白公茶井”的记述，记录时间上虽可能比北宋晏殊《舆地志》略晚，但却是现存史籍文献中直接可见到的最早记载。晏殊《舆地志》实即其所著未完成稿《类要》（今仅有残抄本等存世）中的地理部分，南宋人称之为“晏公《舆地志》”。“白公茶井”这条材料，见于南宋《淳祐临安志》残本引《舆地志》所录。而晏殊《类要》的清初残抄本第1册（五十二叶）卷一“两浙路·杭”也记有“白少傅烹茗井，在灵隐山下。” 再从释契嵩记述“白公茶井”与“韬光”等并列于“凡泉之源九”且排列上这两条还间隔有“曰白沙，曰石笋”两处泉源的记载，可知“白公茶井”与地处巢构坞的韬光泉既非同一水体，也不在同一地点即今韬光寺，而是灵隐山中出露地表独居一处的泉水源头。鉴此，近年出版的《杭州茶文化发展史》所谓“白公烹茗井”的“确切地点”在今韬光寺内的说法，显然有待商榷。 再者，释契嵩在这里是将“白公烹茶井”作为“武林山”南、北二坞“古人之遗迹”加以记载的，他列述这些古迹时还作了总括说明：“二坞总十有六事，徒古今相传，虽名存而其事颇亡，不可按而备书”云云。以此观之，在释契嵩撰写《武林山志》的时候，“白公（烹）茶井”很可能已经“名存而其事颇亡”，因而无法作更为切实、详尽的记录和描述，这，恐怕正是后世对这处名人泉井并不甚了了以致诸说纷纭的客观原因之一。 四、《山游唱和诗》赋咏灵竺山间品茗 释契嵩《镡津文集》卷二一收录《与杨公济晤冲晦山游唱和诗》。根据诗中以及其《山游唱和诗集叙》、《山游唱和诗集后叙》※所述，这些七律诗出自他和杨蟠、惟晤三人“山游唱和”所作（内容上则还可细分为若干子题），完成于北宋嘉祐三年到四年（1059）农历正月初（始作于农历上年的岁末，公元已入1059年）。“山游唱和诗”包括契嵩发起邀约诗1首，与杨蟠（公济）和释惟悟（冲晦）三人游前次韵6首，如约“山游”成行及留宿山中“咏而成者”有36首，其余为“山游”之后三人互致余兴续作22首，共计65首（其中25首出自契嵩之手），此外还编入未参与山游的诗友强至（钱塘人，时官浦江令而丁忧在籍）赓唱酬和的3首、释????元（字无????）赓唱酬和的1首。台湾屏东大学曾惠芬硕士论文《契嵩唱和詩研究》（2013年）附录一《契嵩年谱与诗文系年》中，将组诗中释契嵩所作一并系于嘉祐四年“正月（仲春之五日）”之下的“系年”处理，似有待商榷。契嵩所做的这些诗章，实际上既有农历上年（嘉祐三年）岁末已经完成的作品，又有过了旧年而在新春（嘉祐四年）正月初及其后才续成的，并非一日之内所成（尽管从公元纪年看是在同一年也即1059年年初的2月所作）。 在《山游唱和诗》的《叙》中，契嵩基于他融儒入佛的思想主张，将他同杨蟠、惟晤三人尽管身份不同、人生理念和处世方式相异，但却能结伴同游灵竺山中并创作出这批“唱和诗”的友情基础和盘托出，他写道：“公济与潜子辈，儒、佛其人，异也，仕进与退藏，又益异也。今相与于此，盖其内有所合而然也。公济与冲晦以嗜诗合，与潜子以好山水闲适合。潜子亦粗以诗与冲晦合，而冲晦又以爱山水与吾合。夫诗与山水，其风味淡且静，天下好是者几其人哉!故吾属得其合者，尝鲜矣。适从容山中，亦以此会为难得。故吻然嗒然，终日相顾相谓，几忘其形迹，不知孰为佛乎，孰为儒乎。”另从《山游唱和诗》出自杨蟠所作的诗句中，也颇能看到对契嵩情性与风采（以及杨蟠本人对契嵩钦佩之情）的传神写照，如：“零落东山老佛师，古来独往似君稀。雪边气候春将破，林下神情句欲飞”，又如：“千年道在高僧传，未论诗人更有评。曾著文章原大道，独推性命济群生”。也正是因为性情和旨趣上的相互理解、相互契合、相互会通和相互敬重，使得山游品茗这一最适用于文人雅士交往与共鸣的物化礼仪手段，以及品茗所处的实际情境、场景和氛围，在契嵩与杨蟠、惟晤的“山游唱和”诗篇中，不止一回地出现。 《山游唱和诗》全部诗作的第一首（篇），诗题比较长：《岁暮值雪山斋焚香独坐命童取雪烹茗因思“柳絮随风起”之句遂取〈谢道韫传〉读之见其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益发幽兴乃为诗兼寄居士公济彼上人冲晦》，此篇系契嵩为发起山游而邀约杨蟠、释惟晤以诗代简所作。 按，“谢道韫”，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当时名相谢安的侄女、王凝之妻，聪慧有才辩，能诗。《晋书》卷九六有传。《世说新语·贤媛》载：同郡张玄妹亦有才质，适于顾氏，人每称之，以敌道韫。有济尼者，游于二家，或问之，济尼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余嘉锡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认为：“林下”，谓“竹林（七贤）”名士也。“道韫以一女子而有林下风气，足见其为女中名士。至称顾家妇为闺房之秀，不过妇人中之秀出者而已。” “公济”，杨蟠（约1017-1106），字公济，别号浩然居士，北宋钱塘（杭州）人。其祖籍章安（今属浙江临海），实际出生于流寓钱塘的官宦之家（见王安石为杨蟠母亲吴氏所作《太常博士杨君夫人金华县君吴氏墓志铭》）。庆历六年（1046）进士，历任光禄丞、提点荆广铸钱等职。嘉祐二年（1057）冬，杨蟠因母亲亡故，回乡丁忧。嘉祐四年（1059），迁签书江阴军判官厅公事。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任杭州知州时，杨蟠为通判，参与了西湖疏浚。其生平诗作甚多，惜已散佚，存世的有后人辑录的《章安集》及《钱塘百咏》、《西湖百咏》。《宋史》卷四四二有传。 “冲晦”释惟晤，号冲晦，与杨蟠为诗友。今《全宋诗》卷二八一录存其诗18首，其中16首均见录于《镡津文集·山游唱和诗》（关于释惟晤其人更多的辨析，详见本节文末）。 从契嵩这首引领《山游唱和诗》全集的诗的长题“岁暮”一语和诗中“初看历日新年近”句，可知本诗作成时，尚在旧岁的嘉祐三年（1058），并未进入农历新年（即嘉祐四年，1059）。“山游”既未启动，则本篇实属释契嵩以诗代简邀约杨蟠和惟晤一起前来游赏灵竺“翠微”而作。其诗全文是：“帘外惊风幽鸟归，窗间独坐事还稀。初看历日新年近，喜见山林骤雪飞。但忆故人能有咏，宁怀久客此无衣。鲍昭汤老能乘兴，城郭何如在翠微？” 此番游赏，起兴于岁末山林骤雪和取雪烹茗，再由对飞雪情状的联想而思迎春色，更由“林下风气”激发出诗友重聚、美况分享的强烈意愿。 “鲍昭”，即鲍照（414~466），字明远，南朝宋东海郡（今属山东临沂市兰陵县）人，刘宋大明五年（461）任前军参军，世称“鲍参军”。其诗作注重描写山水，讲究对仗和辞藻，与颜延之、谢灵运并称“元嘉三大家”，有《鲍参军集》传世。 “汤老”，指汤惠休，字茂远，南朝宋诗人。生平不详，南齐初（约480~482）尚在世。他早年曾出家为僧，人称“惠休上人”。因擅诗被赏识，宋孝武帝刘骏命其还俗，后官至扬州从事史。汤惠休论诗主张自然而不事雕饰，与鲍照并称“休鲍”。唐李白《赠僧行融》诗赞其为“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其后契嵩、杨蟠和惟晤三人一起灵、竺山游、留宿与唱和的两天中，佳茗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助兴之物。《山游唱和诗》除释契嵩本诗及下文将述及的《同公济冲晦宿灵隐夜晴》一篇外，释惟晤次韵和诗中也有3首言及茗事（详后文）。 关于古时烹茶用雪水，唐人白居易诗中已言及“雪水茶”；张又新（托名陆羽）在评量并记录宜茶之水的《煎茶水记》一文中列雪水为第二十位即末位，可见当时烹茶似乎并不以雪水为上选。后世将雪水烹茶认作雅事的实例，坊间盛传有北宋初陶谷与其党姓小妾因取雪烹茶时的对话而称为“党姬烹雪”的掌故。经考，最早记载其事始终较完整的是“皇都风月主人”《绿窗新话》的《党家妓不识雪景》，该书中注云“出《湘江近事》”，另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有相同记载。后来明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则记云：“陶谷得党太尉家姬。遇雪，取雪水烹茶，谓姬曰：‘党家儿识此味否？’姬曰：‘彼粗人，安知此？但能于销金帐中，浅斟低唱，饮羊羔酒尔。’陶默然”。 按，《尧山堂外纪》虽以历朝真实历史人物为条目单元并系以事件，但文学故事性较强。因此，释契嵩与友人“山游唱和”组诗第一首的诗题，应可认为是现在仍能见到的记录古人取雪烹茶承唐人之后年代最早的纪实材料。 《山游唱和诗》出自契嵩之手的另一首涉茶诗，题为《同公济冲晦宿灵隐夜晴》：“不睡还烹北苑茶，寒灯落尽适未花。夜深雨过山形出，天净云空月色佳。且喜僧窗晴似昼，莫论人世事如麻。况陪支许皆能赋，岂厌留诗在碧纱。” 按，“北苑茶”，五代到北宋时一款贡茶名品，属团饼茶。“北苑”在建州（治今福建建瓯）凤凰山麓东溪水畔。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载：“建茶之美者，号‘北苑茶’。今建州凤凰山，土人相传谓之‘北苑’，言江南尝置官领之，谓今福建建瓯）凤凰山麓东溪水畔。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载：“建茶之美之‘北苑使’。”今福建建瓯焙前村林垅山有北宋柯适题留的《北苑御焙记》摩崖石刻云：“建州东凤凰山，厥植唯茶。太平兴国初，始为御焙，岁贡龙凤。”北苑茶事详载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及赵汝砺《北苑别录》。在宋人诗文中，“北苑茶”往往也用来泛指佳茗。 “支许”，东晋高僧支遁和高士许询的并称。两人友善，皆善谈佛经与玄理。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支道林、许掾（许询曾被召为司徒掾，故《世说新语》述其人时又作“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后用以喻指僧人与文士的交谊。唐杜甫《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诗其二：“从来支许游，兴趣江湖迥。” “碧纱”，“碧纱笼”的省称。五代（南汉）王定保《唐摭言•起自寒苦》：“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飧。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后来用此表示“诗以人重”的典故。 按，佳茗（“北苑茶”）作为释契嵩与两位诗友兼茶友冬日灵竺“山游”的必备之物，这首涉茶诗是可窥其斑的又一例证。此外当时同游者释惟晤在其和诗中，也有3首言及茗事，兹分别抄引如下以供参读： 其一：《酬东山禅师〈喜公济冲晦过访〉》：“白云苍海一重重，傍舍遥闻隔坞钟。月上更无人语响，雪深空认虎行踪。诗书共喜灯前论，茗菓翻疑梦里逢。脱麈髙谈无限乐，煴炉寒拥日髙舂。” 其二：《和酬契嵩〈同公济冲晦宿灵隐夜晴〉》：“战退睡魔重酌茗，再披文卷眩生花。喜逢长夜身虽健，勉和新诗兴未佳。风细猿声清似梵，月明杉影密如麻。腊寒灯炷飞蛾灭，何必殷勤护薄纱。” 其三：《酬公济〈早过天竺呈明智及同游二老〉》：“晓过翻经台下寺，与君同谒祖师堂。庭前紫桂叶频脱，石上红梅花正香。出洞阴云分远影，挂松寒日漏清光。谢君劝饭须无让，不许非时荐茗汤。” 按，台湾屏东大学曾惠芬硕士论文《契嵩山游唱和诗研究》以释惟晤字冲晦，认为他就是被宋仁宗赐封“冲晦处士”称号的徐复，然该论文并未对此说给出史料依据。而经笔者考诸史籍，惟晤就是徐复之说，很难成立。 徐复，字复之，精易学，为术数名家，通阴阳、天文、地理、遁甲、占射、音律，《宋史·卷457·列传216》有传。与徐复为同时期人的曾巩，撰有《徐复传》，述徐复生平更详，但并未见有徐复从近乎“道家”的身份，一蜕而转为佛门诗僧的记载。复考两宋人所撰史书、笔记中涉及徐复其人的材料，如苏辙《龙川别志》、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王称《东都事略》（卷118）、黄震《黄氏日抄》（卷63）等，亦均未有所见。而在西湖史志材料如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巻8）、清翟灏等《湖山便览》（卷10）中，称徐复为“高士”，曾隐居西湖万松岭（云居山）一带山林间，与林逋为忘年交，并称“西湖二高士”，却都只字未提徐复曾出家为僧以及与释契嵩、杨蟠有诗文交集。同样，释惟晤虽然字冲晦，但他与林逋有深交的事迹却出处无考，如清厉鹗《宋诗纪事》卷91提到“惟晤”时，但称“字冲晦，尝与契嵩唱和”，不载与林逋有何交往的只字片语。 再检今人著述如《全宋诗》，录徐复诗1首前缀小传，所载信息与释惟晤无涉。李国玲编著《宋僧录》，有“惟晤”条并附与其生平相关史籍，经考，也了无与徐复相干者。所以笔者认为，徐复与释惟晤，只是在都有“冲晦”的字号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实际上，两人不可能是同一位历史人物。
五、结语 众所周知，西湖茶叶原产的初期史况，早已见于“茶圣”陆羽《茶经》的记载。但是，北宋早年西湖产茶的文献记载，只是借清以后露脸的南宋《淳祐临安志》残抄本附载北宋晏殊《类要》（《舆地志》）的记载才得以保存下来的诗句“白云峰下两枪新，腻绿常鲜谷雨春”（出自隐居孤山的大诗人林逋之手），和同书“下天竺岩下，石洞深窈，可通往来，名曰‘香林洞’，慈云法师有诗‘天竺出草茶，因号香林茶’”等零星材料，方得窥一鳞半爪，而这类史料在至今存世的北宋文献中除林逋诗作之外却几无一见，因此，契嵩《武林山志》中关于灵竺山中出产“美荈”的两条记载以及他在《山游唱和诗》中关于同诗友在灵竺山中雪后品茗雅集的吟咏，无疑十分难得。尤其是作为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人物之一，“明教大师”契嵩不仅是继陆羽之后在著述中直接记载杭州产茶的著名高僧，而且还是首位有意识突出强调西湖出产优质茶叶进而在客观上助推其高攀“佳茗”品位的茶人。公元11世纪中叶 （北宋前期） 成为“贡茶”的西湖“白云”、“香林”以及“宝云”三支名茶， 其优异品质很早就受到世人激赏曾经名声大噪，一定程度上，正可藉由释契嵩的明确记载和推崇而得到形象生动的诠释与印证。 令人惊讶的是，遍查众多涉及杭州暨西湖茶史的著述,竟然连“释契嵩”名号都未曾一提， 更遑论对这位杰出的思想高僧、 性情高僧兼文学高僧率先由衷记载北宋前期西湖所产佳茗以及品茗风气的介绍与评说了。譬如我们在 《中国茶事大典》中，虽然可以查到“契嵩”的独立词条，但该词条相关释文仅仅介绍了契嵩《山游唱和诗》中《同公济冲晦宿灵隐夜晴》的涉茶诗句“不睡还烹北苑茶，寒灯落尽适未花”为名句，以及释惟晤次韵和诗中相应的诗句“战退睡魔重酌茗，再披文卷玄生花”的查关信息，而对《武林山志》记载灵竺山中出产“美荈”佳茗却未有只字记载与评说。又如在《中国茶叶大辞典》中，也不见有释契嵩其人其事的介绍。2014年12月出版的洋洋百数十万言的《杭州茶文化发展史》一书，尽管其中曾提及“北宋时灵隐寺高僧契嵩著有《武林山志》”，但对文中的涉茶记载却未作任何介绍，仅仅是“提及”而已。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对于释契嵩在西湖乃至杭州茶史上的所作、所为与贡献，显然有必要给予更多的关注、探究与评述。至若存录在《镡津文集》中的诗章和那些用各种文体撰写的篇章，如书、启、状、叙、志、记、铭、碑、表、辞等，无论诗或文，涉及西湖史况者所在多有。以《武林山志》而言，全文详载西湖今金沙港流域的山川风物古迹，实录并反映北宋前期这一地带的景观风貌、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是值得研究、发掘和利用的非常有价值的西湖学史料。再就《山游唱和诗》而言，其中的内涵，当然也远远不仅止于早期西湖茶事需要“发微”。《山游唱和诗》的全部诗作，涉及灵竺山林景观、游观印象、情境旨趣，等等，同样值得进行深入、全面的解读、索隐和品味。本文限于主题和篇幅，无从也不宜在此展开更多的讨论。笔者相信，北宋名僧契嵩在西湖学层面的作为和贡献，相信会有更多的有心人深入下去，发掘，梳理，采撷，探究，收获——这不但是必然的，也完全是可以预期和值得期待的。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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