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李文才教授简介：李文才，男，1969年生，江苏省东海县人，历史学博士，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8—1998年先后就读于扬州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师从赵文润、牛致功、牛志平等先生，研习隋唐五代史；博士师从黎虎先生，专攻魏晋南北朝史。先后任教于大连大学、河北大学、扬州大学，2003年晋升教授。在《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文史》《文献》《汉学研究》（台）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文集8种，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委等。

访 谈 者：张林君（以下简称张）

被访谈者：李文才教授（以下简称李）

采访时间：2020年5月6日下午

采访地点：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李文才教授工作室

张：李老师，您好！作为您的学生，自从我们准备报考的时候，就开始关注您的学术成就，但是所见有关您的履历介绍，多数十分简单，并没有您从事学术研究的更多信息。能否请您稍为详细地谈一谈您的学术经历，特别是您如何走上史学研究之路的呢？

李：好的。实事求是地讲，在读大学之前，我从未想到过自己竟然会以治史为业。不过，对于中外历史，我自小就有着异常的兴趣，也是事实。至今记得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当时读了一套山东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读物，具体名字已经记不清了，内容是关于春秋战国的历史故事。我后来对古代文史特别感兴趣，对历史事件或人物活动比较敏感，与小学时期的这段经历应当是有些关系的。我还记得，当时我读过之后，总是要给我身边的小朋友讲，而且往往讲得活灵活现。80年代初期，刘兰芳演播的《杨家将》《岳飞传》、袁阔成演播的《三国演义》、单田芳演播的《水浒传》《三侠五义》等评书陆续在电台播出，成为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综艺娱乐节目，我也是特别喜欢听，而且听完之后几乎都够复述，真有些“过耳不忘”的本事。以上这些可能就是我早年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吧。

1985年，我考入东海县中学念高中，高二时分科，选学了文科。1988年高考成绩不理想，结果进入自己并未报考的扬州师范学院，更没想到进了历史系。我高中时的理想，是报考法律专业，将来做一名律师或法官的。由于没有考上理想中的大学，所以刚入学时，对于所学的历史教育专业是有一些抵触情绪的，自然更不会想到今后会从事史学研究。不过，在扬州师院读书的四年中，我读的书还是很多的，也比较杂，涉猎过经、史、子、集的基本典籍，马列毛选也读过一些，还读过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些著作，如《存在与时间》《存在与虚无》等，不过存在主义的哲学著作不易懂，可能是读得一知半解吧，也就没有坚持读下去。大学期间还读过一些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特别是金庸武侠小说，一直到后来读博士期间，还是喜欢偶尔翻阅一下。大学期间读得杂一些，还是有好处的，从事人文社科专业的研究者，不能只看专业书籍，否则就会有局限性，思维也容易受到拘束。不过，读书多了、杂了，考试成绩就不行了，因为大学历史专业的考试，基本就是背诵教科书或老师的课堂笔记，我最不喜欢读的就是教科书，也从来不做记课堂笔记，因此大学四年期间，我的考试成绩从来都是排在班级后面的（班上共61位同学，我们戏称“六十一个阶级弟兄”），大概是倒数前五名之内吧，总之从来没有达到过评定奖学金所要求的分数线，甚至还有过补考的经历。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自己的学习能力，只是我确实不适应那种单纯知识背诵式的学习，更不喜欢那种考试的方式。有一点我一直都很自信，那就是大学四年我读的书比较多，班上同学比我读书多的，可能有，但绝对不会超过三个吧。因为从来没有考出好成绩，所以后来我报考硕士研究生时，多数同学都认为是个笑话，还有同学调侃说，你报考“烟酒生”我相信，考研究生，还是算了吧。甚至到了后来，我通过了初试，拿着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复试通知书，去系里请假时，很多老师都不相信我能考上。等到我进入陕西师大读书后，才知道师大历史系当年共录取16名硕士生（包括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共四个专业），我的总分第一，我到现在还记得各门成绩：隋唐史94分、中国通史（1949年之前）89分、古代汉语89分、英语50分、政治58分，当年英语、政治的国家分数线都是50分，我成绩高在三门专业课上，平均超过了90分。由此看来，我并非不擅长考试，只是不擅长某些考试罢了。

1992年9月，我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开始从事自己理想中的隋唐史研究。其时陕西师大的隋唐史专业还是很强的，中国唐史学会也挂靠在师大，因此除了历史系招收隋唐史研究生外，还有唐史研究所也招生，历史系和唐史所在行政关系上属于互不统属的两个单位，但双方的师资却是互通共用、彼此合作，老师之间的关系一向非常融洽，因此，隋唐史专业的研究生上课、学习从来都是在一起的。我的学籍管理属于历史系，挂在赵文润先生的名下，但牛致功、牛志平两位先生也是导师，所以后来我们学位论文封面上的导师一栏，多数都是同时写他们三位的名字。赵文润先生为人爽朗豪放，不拘小节，总是大说大笑，因此讲课特别有感染力；牛致功先生为人敦厚温和，慈眉善目，是一位大有长者之风的谦谦君子；牛志平先生为人谦逊平和，言语温婉，可能因为以前在报社工作过，所以说话、文章都是字勘句酌，条理清晰有致。三位老师尽管做事和治学的风格不同，但都是具有渊博学识和美好品格的正人君子，都是令我十分尊敬的师长。那个时候隋唐史专业的研究生，还必须听黄永年先生的课，这大概是史念海先生定下来的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黄先生是公认的学术大家，不仅精擅隋唐史，而且在古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古籍整理等领域，皆堪称大家，特别是他所独创的碑刻学，已经成为学界研治石刻文献之学者所宗奉之学问。我有幸跟随黄先生学习了两个学期，当时黄先生就在家里授课，我们到了黄先生家，坐好以后，先生即开始侃侃而谈，听黄先生讲课是我在陕西师大最惬意和最值得怀念的一件事情。黄先生的治史思路、行文风格都给我以极深的影响，我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唐武宗平泽潞”之再评价》（《晋阳学刊》1994年第4期），就是当年提交给黄先生的课程作业。还记得，当年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交稿后，师大历史系的先生们看完之后第一个评价是：“怎么好像黄先生的学生！”意思是我的行文很有黄先生的风格。

1995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博士研究生，师从黎虎先生，研习魏晋南北朝史。黎先生作为当代史学大家，不仅开创了中国外交制度史新学科和构建了中国中古时期“吏民”问题研究学术新体系，而且在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的问题上，也提出了全新的学术体系。所以，进入北京师大，忝列黎先生门墙，可谓我学术道路上最为重要的一段历程，奠定和指引了我从事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方向。1995年，黎先生共招收了3名博士生，分别是王元军、张金龙和我，作为黎先生第一届博士生，我们可算是先生的开门弟子吧。大师兄王元军属于才华横溢型的，兼之读博前已在陕西师大唐史研究所工作多年，故学业优敏，另外王师兄擅长书法，1998年博士毕业后又随欧阳中石先生做博士后研究，并成为中国第一个书法博士后。二师兄张金龙温柔敦厚，学识渊博，具有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人格特征，1986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至1995年已在兰州大学工作近十年，并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文章20余篇，可谓魏晋南北朝史学界不多见的青年才俊，在师大读博士期间，我与金龙师兄相处时间较多，学业、生活方面均深得师兄之厚谊关照。师兄弟三人中，唯有我是本、硕、博连读，在同门中不仅年龄最小，学术水平也是最弱，因此入学之后黎先生就有点担心我的学业，对我能否如期完成学位论文，应该是有些忐忑的，至于对王、张二位师兄，则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也正因此，先生对我的要求也就较两位师兄更为严格一些，一开始要求我每周去他家一次，汇报读书情况，去时要带着读的书和做的笔记去，大概经过两个月的考察，黎先生可能确信我每天都在读书，此后便不再要求每周去汇报了。我后来能够顺利完成学位论文，如期毕业，与黎先生对我的严格要求，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博士毕业以后，我先是在大连大学工作了两年，承担了和中国古代史没有多少关系的《中国现代史》的教学任务。在大连两年期间，记忆较为深刻的事情之一，是曾经面向全校学生过开设一门公共选修课《隋唐文化漫谈》（后来黎先生说《漫谈》不好，到河北大学工作后，就接受黎先生的建议改成了《隋唐文化史专题》），由于学校不限制选课人数，结果竟然有700多人选课，我思考过原因，可能并非是因为我的教学水平高，而是当时大连大学博士较少，学生们都想听听博士讲课吧。在大连工作的两年，主要是调整身心，因为从本科到博士毕业，十年不间断地读书，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情，确实都需要进行一番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一方面休息、读书，一方面思考学术方向。2000年6月引进到河北大学后，从下半年开始到2003年，我基本保持每年发表十篇左右的论文（而且多篇是今之所谓CSSCI刊物，当时没有C刊之说，大家比较认可的是北大中文核心和社科院的人文社会科学核心），这应该就是在大连休息、调整所积累的结果吧，因为在大连的两年期间虽然发表的论文较少，但一直都在围绕博士论文的修订进行思考。在河北大学工作期间，我还先后申请并完成河北省社科规划项目、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河北省教育厅博士基金项目等，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3年破格晋升教授。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在大连两年中的休息调整，实际上也是有些关系的，如果没有那两年的“休养生息”，也就不一定会有到河北大学之后的连续“高产”了。近来，我反思自己的学术经历，也考虑过学校现在的一些人才政策，那就是扬州大学每年都会引进一批青年博士，现在的他们就是过去的自己，因为我们的经历有很多相似性。我就想，学校能否给他们一、两年休息调整的时间呢？让这些青年博士围绕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打磨，对未来的学术方向进行一些规划，可能比一上来就要求他们发表多少篇论文、上几门课程、完成多少课时，更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吧。

2004年，我被引进到扬州大学工作，回到了阔别12年的母校，工作地点就是我当年读大学的地方——昔日之扬州师范学院、今日之扬州大学瘦西湖校区。在随后的十几年间，我继续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近年又上溯至两汉，并涉足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领域，先后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5部；2016—2018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隋唐五代扬州地区石刻文献集成与研究”，其结项成果即将于2020年10出版。自2016年起，我又开始关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中国古代吏民问题研究等。2016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从2018年开始招收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目前已经有1名博士后出站，指导3名博士研究生、3名硕士研究生。在教学上，我承担本科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题》《隋唐史研究专题》两门专业选修课，另外开设《金庸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隋唐文化史专题》等校级公共选修课，还有几门研究生课程。

以上就是我大致的学术经历吧。

张：李老师，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治史经验，谈谈应该如何从事中古史研究？您在学术研究中有哪些深切的体会？

李：如何从事中古史研究，这个问题其实我是不太敢谈的，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各异，都有适合于他自己的一套研究方法和学术路径，因此你所说的“治史经验”，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为他人所“复制”的。不过，在从事中古史研究的过程中，我确实有些心得体会，还是可以和同学们分享一下。

无论从事中古史还是其它时段的史学研究，首要的一条就是，要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而切忌贪多求快，急于求成。我自从2003年开始独立指导研究生开始，就经常遇到这样的学生，他们总是问我，怎样才能尽快学会撰写学术论文、如何才能够尽快发表学术论文等问题，表现得十分急切。实际上，这不符合历史学研究生培养的规律，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弄清楚一、两个有意义的学术问题就很了不起的。我认为硕士研究生阶段，首要的、根本性的任务，还是读基本史料，而不是急于“出成果”，也就是说，要沉心静志地读书，而不是尽快地发表论文。当然，平时的练笔还是有必要的，我认为最好是从撰写读书札记开始，在读书的过程中将遇到的问题或产生的疑问，记下来弄清楚，一条条小的读书札记积累多了，最后就会形成大问题、大看法，我有些文章就是这样形成的，就是在当年读书札记的基础上最后成文的。对于同学们急于“出成果”的心情我是理解的，这也不能全怪同学们，更主要的责任在于现在的研究生教育管理模式出现了问题，例如很多学校包括我们学校在内，要求硕士生毕业前发表学术论文，而且要求发表在SCD刊物上，否则不授予学位、不能毕业，这就明显超出了硕士生的学术水平和能力范围，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不合理的要求，属于教育部所批评的“五唯”风气之一。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并没有这方面的要求，至多是有些老师会鼓励学生“出成果”，所以1992年9月我到陕师大读研究生，刚入学老师就要求读两《唐书》《资治通鉴》隋唐纪部分，这些都隋唐史方向研究生必读的基础性文献。后来，到北师大读博士研究生，黎先生也是要求先读魏晋南北朝的“八书二史”等基础性文献。应该说，这种做法才是符合中国古代史治学规律的“正道”。正是因为没有毕业前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性”规定，我们才得以专心读书，而专心读书便有所收获，反而容易写出了高质量的文章，例如我早年发表在《晋阳学刊》《人文杂志》《中国史研究》《史学集刊》上的几篇文章，还有后来发表在《江汉论坛》《唐史论丛》的一些文章，都是硕士阶段写出来的，或者是在硕士生阶段所写札记的基础而形成的。

第二，要全面了解并掌握相关领域的学术史和最新学术动态。在认真、扎实阅读中古时段基本史料文献的同时，还要全面了解并熟悉这一阶段的学术史，也就是你必须洞悉有关这段历史的代表性学术著作和代表性学者，做到心中有数，从而避免因为重复前人的研究而做了无用功的情况。当然，熟悉学术史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因此对于著名学者的代表性论著进行精心研读，是十分必要的，如吕思勉、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黄永年、黎虎等先生的相关论著，都是应该认真阅读并深入领会他们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和治史思路。除了全面了解学术现状外，还必须及时关注最新学术动态，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社会的学术发展似乎也“提速”了，每年都有大量的学术论文、著作面世，对于这个方面也要给予一定的关注，关注学术动态的意义，主要是为了预防自己的选题与别人“撞车”，从而做了没有意义的重复性劳动。不过，对于每年的学术动态特别是新出现的学术成果，作大致了解即可，而不必像对待基础史料和代表性论著那样花费太多时间去深究，一是因为每年新出的论著数量庞大而我们的精力有限，二是绝大多数“新成果”并无实质性的学术创新，不值得耗费太多时间在上面。但对于其中真正具有引领学术方向的创新性学术成果，还是应该花大力气去认真研读的，比如近年来我所一直研读不辍的黎虎先生论著——汉唐外交制度研究、“吏民”研究系列论文，以及他的关于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的研究论著，这些都是真正具有创新价值、能够引领未来学术走向的学术成果，这些就值得我们反复揣摩、深入研读和体悟。

第三，就是要努力培养读史、治史的兴趣，激发从事史学研究的热情，进而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俗话说，兴趣最好的老师，一件事情只有你真正对它发生了兴趣，才会充满激情，并最终由衷地喜爱上它，进而乐于将它作为你为之付出的一项事业。以我自己来说，原本并未想过从事史学研究的，后来无意间走上这条道路，在日积月累的读史过程中，我逐渐对中古史产生浓厚的兴趣，到现在已经离不开它了，每天如果不读上一点史书，便觉得少做了什么似的，特别是晚上睡觉之前，一定要读上一卷或两卷正史，已经成为近两年的新习惯，因此说读史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大致是属实的。那么，这种由兴趣再到热爱，进而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是如何养成的呢？我想，只要你从历史中发现令你感兴趣的东西，再能够坚持下去，最后总是可以做到的。首先，要找准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我特别喜欢政治史，一开始是对政治人物、政治事件感兴趣，例如我所发表的前两篇论文《“唐武宗平泽潞”再评价》（《晋阳学刊》1994年第4期）、《江都之变新探——兼论隋短祚而亡的原因》（《人文杂志》1995年第1期），都是围绕人物、事件的分析而成文的。不过，随着习史治史的不断深入，我的研究兴趣慢慢转向对政治制度的探研了，因为如果不从制度层面探索历史，而始终纠缠于人物、事件的分析，终究会流于历史的表象而无法探知其真蒂和本原的。其次，在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选题之后，就要围绕选题展开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不仅要全面收集整理相关的基础史料，还要梳理相关的学术史并了解研究的最新动态，在此基础上，要给自己多预设几个问题。也就是说，要带着问题意识去研究课题，要多问几个为什么，要问为何是这样？前人是如何分析这个问题的呢？前人为何这样分析呢？我的探究和前人相比，有哪些突破？如果你能够将自己预设的这些问题解释通融，那你便初步掌握了史学研究的方法了。复次，在充分了解学术史、带着问题意识去探索的过程中，要学会并坚持独立思考，而不是跟随前人的研究思路前进，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敢于质疑前人的观点，即便是大师的观点，也不能无条件的盲从，也不要担心自己提出的问题幼稚，因为每个学者都是从从幼稚走向成熟，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第四，要有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进行史学研究。我认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最后的成功，都必定是对自己有信心的人，因此从事史学研究，也必须有自信。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同学们，你们尽管不一定有着过人的才华，但肯定都具备从事史学研究的基本素质，我记得有个史学界老前辈就说过，中才以上者就能胜任历史研究，他的这番话是可以相信的。你们都先后经历过很多次升学考试，包括顺利通过高考和研究生入学考试，可谓“身经百战”的胜利者，你们是在经过层层筛选，淘汰了众多竞争对手之后，而成为扬州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的，因此你们应该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智商是完全能够胜任史学研究的。至于怎样才能够做好历史研究呢？这个没有特别的窍门，那就是要勤奋刻苦，广读博览，多读书、多思考、勤钻研、勤动笔，在学习读书的过程中要有只争朝夕的意识，在探索历史真相的过程中要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我相信天道酬勤，只要你们肯付出，再辅之以科学合理的引导，必定能够养成较强的科研能力，而这种能力一旦养成，你们以后无论是继续深造还是工作，都将终身受益。

张：您认为从事历史研究需要具备哪些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我们应该如何提高自己这方面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呢？

李：从事历史研究所需具备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实际上可以概括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所需具备的基本素质，我认为这主要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概括：一是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积累，二是有要明确的问题意识，三是具有开放的思维、独立的见解和创新的意识，四是高超的文字表达能力。

至于如何培养和提高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这也是不可一概而论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史学研究者，其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肯定存在着一定差异，这是客观事实，例如有些人进入史学研究领域时间并不长，即表现出较为突出的学术素养和能力，而多数人则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训练，才能够养成。这是因为影响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因素，可以分为先天性和后天性两个方面，比如有些学者对于史学研究天生就有敏感性，表现出来就是他的先天性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都比较强，这类学者或可谓之“天才型”的历史研究者，但“天才”毕竟并不多见。多数学者都是经过了刻苦勤奋的学习之后，才养成了较高的学术素养和史学研究能力的，我想我应该属于后者。因此，我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刻苦勤奋的学习，来培养和提高这两个方面的能力。

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是建立在广读博览、勤奋思考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所提倡的这一读书方法，不仅可以用于指导我们进行历史学习和历史研究，也可以用于培养我们的学术素养的研究能力，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为读书而读书，还要进行思考，如果一味读书而不思考，就会被书本牵着鼻子走，从而失去主见，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即指此意，这样的人尽管读书很多，却没有什么思想，那他不过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