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两脚书橱”罢了。相反，如果一味空想却不去进行实实在在的学习和钻研，那也不行，那样的结果必将是空中楼阁，一无所得。所以我说，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是建立在大量阅读文献和时刻勤于思考的基础之上的，除了多看、多读、多思之外，还要多动笔，多写札记，所谓见多识广，当你看的基础文献多了、对学术现状和学术动态了解得多了，你所知道的自然就多了，知道得多了，思考的广度和深度也也就加强了，札记写多了、卡片做多了，你的积累就多了，看法也就多了，日积月累，你对历史问题的看法、史学观点也就形成了，而到了这个时候，你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并逐步提高了。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强调一下“独立的见解”这一条。因为在我看来，一个从事史学研究的人，如果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也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有思想深度的历史研究者，“独立见解”对于史学素养来说，是极为关键的。史学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门“独断之学”，也就是说，对于历史问题，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判断，而不能人云亦云，鹦鹉学舌。目前历史学界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也可以说是一种不良学风，那就是有不少学者喜欢引经据典，甚至沉溺于学术史的梳理，连篇累牍地罗列学术界既有的各种观点，但是在一番长篇大论之后，却唯独没有提出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或立场，所以看了他们的文章，我们固然可以了解不少知识，却并不知道作者对这个历史问题究竟持何种观点。当然，我并不是说学术史的梳理没有意义，而是说一篇缺少作者独立见解的学术论文，就如同一个人缺少了灵魂，因此一个学者如果不能就其所讨论的问题进行“独断”，而只是一味步人后尘，拾人牙慧，那么这种所谓的学问，无异于复读机的工作原理，而绝对不可能做出真正创新性的学术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研究中的“独断”也就是必须有个人的独立见解，乃是学术创新的基础和根本保证，离开“独断”，是不能成为真正的史学研究的。

繁琐罗列各种前人观点而缺少“独断”的不良学风，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是重复前辈学者或所谓学术大师的某些观点，然后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削足适履，去证明大师或前辈相关论点的正确性。试想，这样的研究怎么可能产生创新性成果呢？无论其论证方法如何高明，或者论证得如何充分，至多是将前辈或大师的某个观点再一次证实而已，其下者则是复述一下他们的观点，谓之拾人涕唾，实不为过。实际上，这种靠诠释前辈或大师观点而成文的学风，不过是昔日“以论代史”学风在新时代的变种罢了，“以论代史”的基本套路，就是从马列著作中寻章摘句，从中拈出马、恩、列、斯说过的某一句话作为预设观点，然后再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编排、填充、裁剪和歪曲，去论证其预设观点的正确性、合理性。当今这种变相了的“以论代史”学风，从表面上看，它不再言必称马列而显得更有学术性，但在本质上和以往的“以论代史”并无不同，它只不过是将以前的马、恩、列、斯，换成了陈寅恪、唐长孺或钱穆而已，因此，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以论代史”的不良学风，只不过它的欺骗性更强，容易迷惑人，特别是对初涉史学领域的年青学者更具迷惑性。

张：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方式与本科阶段有很大不同，比如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大量阅读文献、高效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等，这些都与本科阶段有质的差别。请问李老师，您能否就如何提高文献阅读和史料收集的效率这个问题，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另外，在阅读基础文献的时候，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性为好？还是进行不带目的性的通读为好？ 

李：你这几个问题，可以合并一起回答。实际上，你们已经意识到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方式，与本科生阶段有着根本性的区别，本科阶段是以知识性学习为主，而研究生阶段则主要是独立自主地学习，要在研究中学习，在学习中研究，“研究生”就是要研究。不同于理工科专业，历史学专业是建立在大量阅读文献、收集整理文献和分析理解文献的基础之上的一门学问。中国古代史专业领域的文献资料，虽然不敢说是浩如烟海，但也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全部掌握的。研究生专业学习的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三年，其间还有英语、政治等非专业性的学习任务，再加上各种各样与专业学习无关的活动，也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因此，留给同学们用来研读专业文献的时间，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读书的效率，通过高效的阅读，尽可能弥补失去的时间。那么，应该怎样阅读呢？我仅谈一些个人的看法，权且当作是经验吧。

首先，读书要讲究方法。诚然，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因而不可强求一律。但是，读书又确实有一定的方法，找到适合你的阅读方法，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就有可能事倍功半。一些前辈的读书方法，确有可资我们借鉴之处。例如，黄永年先生曾经讲过他读书的方法：他从不做学术卡片，读书时集中精力去读，对于其中涉及的人名、地名、读音等疑惑则一概忽略，从而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既定的读书任务。如果人名要去查、地名要去考证、读音也要弄清楚，那么一天下来是读不上几页的。再如，黎虎先生读书时喜欢做学术卡片，他的《汉唐外交制度史》《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两部巨著，都是通过做卡片积累起来的基本史料。受黎先生直接影响，我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也是做学术卡片，迄今我还保留着当年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时所做的两百多张卡片。由此可见，读书无定法，对别人的读书方法，我们可以借鉴或学习，但不能照搬，上述两位先生方法不同，但都做出了一流的学问。我先后跟随两位先生学习过，从他们那里我都学到了很多。但是在做卡片和不做卡片的问题上，我选择了做卡片，并不是因为不做卡片的方法不好，而是因为我觉得做卡片的方法更适合我。如今，我仍然做学术卡片，只不过方式有所改变，以前是摘抄在卡片上，现在是直接勾画、标注在书上，形式不同，方法则一。

其次，读书要有计划。“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就是指做事一定要先有计划，才有可能成功，读书也一样。没有计划，毫无目的的阅读，首先就是一种低效的读书。读书计划可以分为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两种，长期计划主要是基础性阅读，比如我的长期读书计划，就是坚持每天阅读“二十四史”，不求多，一卷、两卷、三卷或四卷都可以，但每天必须读，日积月累，基础史料的功底就扎实了；短期计划则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例如我近期要做的某项课题或研究，或者撰写某一篇论文，这时就需要高效率、高强度、指向性明确地阅读相关史籍和学界既有相关论著，目的就是首先完成这个任务。根据我的实践经验，长期阅读计划和短期阅读计划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同学们在制订和实施读书的过程中，要尽量做到长、短接合，相互促进，比如对于专业基础文献，可以作为长期读书计划，而针对所要完成的课程作业或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则不妨制订一个短期的、指向性相对明确的读书计划。读书计划制订好以后，关键在于付诸行动，也就是要切切实实地去阅读，如果不去读书，再完美的计划也是虚幻泡影。我当年在陕师大读书期间，一入学就按照要求，主要读《资治通鉴》隋唐纪部分，同时读《旧唐书》，我每天坚持读三卷《资治通鉴》，并作笔记，那时我手头没有中华书局标点本《通鉴》，读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的，很是费神，但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大概经过一个学期，我就读完了隋唐纪部分，还做了一大本笔记，因此对于隋唐历史的梗概，便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来到北师大读博士，还是重点阅读基础性史料“八书二史”，大约经过一年的阅读，魏晋南北朝史的基础史料也大致心中有数了。因此，你们也一样，也要制订出自己的读书计划，计划制订好以后，就一定要按照计划的进度，按时完成每天的阅读，而且读书一定要有耐心和恒心，我相信只要同学们足够努力，一定会学业有成。

复次，是否一定带着目的性去阅读。我认为这个需要辩证地看，不可一概而论，要视情况而定，关键是你读什么样的书，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读法。有些书一定要带着明确的目的性去读，因为有了相对明确的目的，你才有可能在读书中寻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才有可能发现你解决问题所需的有用信息。另外，有目的性的阅读，不能仅仅停留在阅读的层面，还要勤动手、多动笔，遇到引发你学术兴趣的内容，或与你所思考的问题有关系的材料，应该随时把它记录下来，随读随记是一种良好的辅助性阅读手段，切忌有那种“这次通读，下次精读的时候再做笔记”的想法，因为有些想法或灵感是稍纵即逝的，这次有想法，下次就不一定有了，而且时间不允许你这样做，因为供同学们读书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还有就是，阅读时一定要排除干扰，客观地讲，现在研究生的阅读量，远远不如我们那个时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牵扯你们精力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例如手机就是影响阅读量的一个“罪魁祸首”。我读研究生的时候，电脑极少，固定电话都很少，而现在你们是电脑、手机不离身，物质条件、技术手段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但是阅读量时间却大大减少了。我看有些同学，可能每天看手机的时间，要超过看书吧，你们有几个能够做到读书的时候不碰手机呢？所以，我给同学们提个建议，那就是你们在读书的时候，尽量把手机放得远一点，不要没读几页书便想着去摸手机，毕竟你们还是学生，还有什么事比读书更重要的呢？

最后，阅读要有选择性，即便是专业领域的书籍，也要进行认真的选择。这是因为现在的文献资讯可谓海量，即便我们穷尽一生，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书读过一遍。以魏晋南北朝史、或隋唐史为例，相关正史、《资治通鉴》、三通等基础性文献是必读的，也是要花大力气去读的，这是从事这段历史研究的史料基础。除基础文献以外，这个领域的一些经典论著，以及一些具有真正创新价值的新出论著，也都需要认真阅读、精心揣摩，前者比如吕思勉、陈寅恪、唐长孺等先生的论著，后者如祝总斌先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黎虎先生的汉唐外交制度专著、吴简“吏民”问题研究系列论文以及他关于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讨论的专题论文，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花大力气去精心研读、反复揣摩的学术精品。通过研读这些学术精品，我们不仅可以从中体悟其学术思想、学术旨趣，还可以借鉴他们的立意构思，学习他们运用史料、解读史料的思路和方法，从而训练、培养和提高我们理解、驾驭史料的能力，因为他们都是运用最为常见的材料，却做出了富于启发性、充满创新性的真学问。

至于每年新出的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和著作，则不必也不可能每篇都去读，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是无创新、无价值的老生常谈或陈词滥调，其中尽管也有一些貌似考证严谨的文章，然而其所讨论者多为邻猫生子式的琐细问题，难免“碎片化”之讥，其下者则谓之学术垃圾也不为过，因此对于这些数量众多、良莠不齐的所谓学术论著，从学术史的角度作大致了解即可，而不必费神深究。

张：我们目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困惑，就是在阅读一篇学术论文的时候，尽管有时候也觉察出作者的观点可能有问题，却还是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作者的逻辑思路走，甚至最后接受了他的观点。请问李老师，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摆脱这个困惑呢？

李：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很正常，因为这也是我曾经经历过的阶段。尽管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思路，但并不是所有学者都有正常、清晰而合理的逻辑思路，可以说，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并无正常的逻辑思维，他们的文章中经常出现一些不合情理的、混乱的、错误的，甚至是诡辩的逻辑，他们往往预设某种观点，然后运用这种混乱、诡辩的逻辑，对史料进行裁剪和歪曲，从而证成其所谓的观点。这种情况并非罕见，也不是仅仅见于中国古代史学术领域，其他领域也有，不过在中国古代经济史的领域中，这种情况似乎尤为突出。

那些貌似合理实则荒谬的逻辑，为什么常常令同学们难以辨别呢？我认为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同学们的知识储备量还不够充足，由于你们刚刚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所掌握的史料还比较有限，对史料的辨别和解读能力也有较大欠缺，从而无法准确辨别其文中所引史料是否完整、对史料的解读是否合理、有没有故意曲解史料等问题，以致被其逻辑思路牵着走，并最终接受其观点。同学们都知道，小孩子较容易被哄骗，大孩子就不那么容易被骗，这与你们现在情况是一个道理，我相信随着你们阅读量的增加，以及掌握史料、理解史料能力的提高，你们“识骗”“防骗”的能力也一定会随而提高，从而也就不会再轻易被别人的逻辑思路带走，因为这个时候你们已经成长为有一定独立判断能力的“大孩子”了。所以，同学们要切记，要摆脱困惑或突破障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也没有捷径可走，那就是要求你们尽快丰富和充实专业知识储备，培养和提高学术素养与研究能力，而这一切都是需要你们多读书、勤思考、多练习才得以实现的。

张：我们注意到您近年来的学术兴趣和方向似乎有点转向学术史，比如您所关注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问题学术史，您给我们讲述的“五种生产方式”的来龙去脉，您对黎虎先生关于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的专题访谈，等等。请问李老师，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而进行这个“学术转向”的呢？您对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否有新的规划？

李：这里，我首先要对同学们说明的是，我实际上并没有“学术转向”，汉唐史仍然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当然，你们所提到的上述情况，也是事实，但它们仍然属于汉唐史的范围。那么，我为什么近几年来比较关注上述问题，并且做了一些梳理性的工作呢？这倒是有必要和你们谈谈。

先来谈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及其相关的“吏民”问题。2005年我发表在《汉学研究》（台湾）上的《孙吴封爵制度研究》一文，就运用过走马楼吴简资料，这也是我第一次利用吴简资料以论证相关历史问题。此后尽管一直对吴简研究都有所关注，但在我的研究中却没有再利用这些资料，因为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研究重心相对偏向于隋唐史领域，而且主要是隋唐政治史的范畴。2016年，我系统研读黎虎先生《先秦汉唐史论》下册的“吏民”研究系列论文之后，对于走马楼吴简及与此相关的“吏户”“吏民”问题，发生了浓厚兴趣，深感这是魏晋南北朝史乃到整个中古史领域都值得高度重视的学术问题。在“吏户”“吏民”的问题上，黎虎先生的研究，无论学术观点还是研究思路，都与传统观点“吏户”论者大相径庭，而黎虎先生之所以对“吏户”“吏民”这样的老问题进行重新探讨，并提出全新的解释，也是从对走马楼吴简资料的梳理和剖析开始的。于是，我便决定从“吏户”“吏民”问题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入手，去验证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学术观点的是非正误。

随着对“吏户”“吏民”问题学术史梳理的深入，我很快就意识到传统“吏户”论的观点不能成立，与之相关的“吏民”问题研究，一些传统观点也存在极大问题。长沙走马楼吴简新资料的问世，为“吏户”“吏民”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史料，本应有助于推动这些传统问题的解决，然而，没有想的是，囿于传统“吏户”论的思维定式，这些新资料反而被许多学者用来证明传统“吏户”论的观点，他们多数认为吴简资料进一步证明了“吏户”的存在。在多数学者众口一词地认为吴简资料证明了“吏户”的存在的情况下，黎虎先生综合运用传世文献与吴简资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户”“吏民”进行重新探研，不仅果断抛弃自己早年也认同的“吏户”论，进而在全面否定和批判了传统“吏户”论错误观点的基础上，形成了他关于中古时期“吏民”问题研究的全新体系性认识。通过对中国大陆史学界 “吏户”问题研究60年学术史的全面梳理和深入剖析，我认为黎虎先生以吴简研究为切入点，对“吏户”“吏民”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不仅澄清了中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在上述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而且构建起一个关于中古时期“吏民”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先后完成了《评长沙走马楼吴简“吏民”问题研究及其学术乱象——兼论大陆史学界“吏户”问题研究60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论吴简“吏民”问题研究学术新体系》（《社会科学辑刊》2019年第3期）、《长沙走马楼吴简“吏户”“吏民”问题研究20年》（《国学茶座》第27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三篇文章，对中国大陆史学界60年来的“吏户”“吏民”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全面总结。我认为这样的学术史总结，不仅对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领域有必要，而且对中古时期甚至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术领域也有必要。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因为“吏民”问题在中国古代史领域具有无可比拟的特殊地位，你们刚才所提到的“五种生产方式”、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等问题，实际上都和“吏民”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吏民”问题的认识上，特别是在其内涵的界定方面，存在着极大分歧，或认为“吏民”是“吏”与“民”的合称，其中的“吏”是编户齐民之外的特定群体——“吏户”，他们不仅身份低贱，而且一经为“吏”，全家服役，世代承袭，是为传统“吏户”论；或认为“吏民”是编户齐民中有爵位的、富裕的特定群体。针对上述两种截然对立的不同说法，黎虎先生以“原吏民”为题，通过5篇系列论文科学、全面地阐释了“吏民”的内涵，证明了：“吏民”作为中国古代基层民众，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社会结构来说，他们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从国家政治统治来说，他们是各级地方政权管治的基本民众，从户籍制度来说，他们是国家的编户齐民；“吏民”作为社会基层民众和国家编户齐民，其经济地位十分复杂，贫富分化现象普遍存在。

黎虎先生对中国古代“吏民”问题的研究为何最符合历史实际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以通识的眼光对此进行研究，而非局限于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段，更不是就吴简而论吴简。正是得益于通识的学术视野，黎虎先生不仅对“吏民”问题有了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把握，而且助推其将三国时期的“吏民”问题延伸至整个中国古代时段加以考量，从而促进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和社会性质的观点的形成。黎虎先生在进入吴简“吏民”问题研究不久，就明确指出：“‘吏民’问题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重要性，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基础的关键。”（黎虎：《原“吏民”之四——略论“吏民”的一体性》，《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后来，在一次回顾其吴简研究的谈话中，黎虎先生又说：“我的思路早已跳出‘吴简’的范畴，考虑的是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的问题。为什么‘吴简’的研究能够促使我考虑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呢？吴简是当时社会最基层的档案资料。过去发现的甲骨文、金文多是上层统治者的文字资料，而吴简打开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大门，让你好像身临其境一样。”（黎虎，董劭伟：《独立思考推陈出新——史学大家黎虎先生访谈录》，《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研究论丛》第二辑，第1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可见，正是从关注和研究吴简“吏民”问题开始，黎虎先生开始了他对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和研究，并于近期发表了《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文史哲》2020年第1期）一文，在这篇长达5万余言的宏文中，黎虎先生将中国古史划分为“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并分别阐述了三个时代的主要社会矛盾关系，从而构建起一个关于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的全新学术体系。

我之所以在这里重点陈述了黎虎先生的吴简“吏民”及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对我造成了较大影响，我近几年来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吏户”“吏民”及其相关问题学术史进行系统梳理，其机缘也正在于此。在黎虎先生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启发之下，我开始从宏观层面对汉唐史研究进行反思，对未来的学术研究也进行了重新规划，并初步形成了一些想法，例如汉唐职官制度史，我认为就完全有必要进行重新思考，因为既有的汉唐职官制度研究论著，无论思路方法，还是学术体系，都存在着较大缺陷，从而无法对其间与之相关的诸多社会政治问题给出合理的阐释。不过，由于现在这些想法尚在雏形阶段，还没有形成体系性的认识，待我思考相对成熟之后，再和你们详细谈吧。

张：您在汉唐史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后来又兼习中国近代学术史，这也算是“跨界”了吧。能否请您谈谈史学研究“跨界”的问题？ 

李：首先，你们说我在汉唐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一点我真的是愧不敢当，对于我自己的学术研究水平，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尽管从数量上看，我也发表了不论文，也出版过几本著作，但是我自己真正感到比较满意的论文，也不过几篇而已。我觉得一个学者一生能够写出几篇令自己感到满意的文章，就已经很不错了，如果一个学者认为自己的所有论著都是精品，那肯定是吹牛皮。

至于你们所说的“跨界”问题。我认为这不足为奇，古代史和近代史虽然时段不同，但研究方法却并无二致。对于近代史领域的某些问题，如果你有幸得到了一些新资料，或者有了新思路，那么撰述成文就不是什么难事。例如我发表的第一篇近代学术史的论文《评耿云志先生的〈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就得益于当时黎虎先生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所提供的新史料；《1938年苏北惨灾与“苏北国际救济委员会”的赈灾救济活动——以扬州新发现之成静生赈灾新史料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吕思勉与张毓英通信汇考——兼谈吕思勉与中国象棋界之交往》（《文献》2016年第1期）二文，同样得益于从朋友那里所获得的一些新资料。除了新资料有助于成文以外，新思路、新角度也可助推我们进行“跨界”研究，例如我还有几篇有关黎昔非与胡适关系问题研究的文章，即将于今、明两年内发表，则是在充分梳理近20年来学界既有黎、胡关系研究学术史的基础上，打破既有研究框架和思维定式，对黎昔非与胡适的关系进行全面剖析和重新思考，从而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看法。

实际上，在史学研究领域的“跨界”，在很多时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即便你所研究的是古代史领域的问题，但你在梳理相关学术史的时候，也不免要涉及近代或现代，因为一个学术观点的形成和提出，往往会受到时代的较大影响，甚至成为时代的产物，例如我前面所讲的“吏户”论，其观点何以形成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学者受到当时政治背景的深刻影响，传统“吏户”论的学术根源在于“魏晋封建论”，而“魏晋封建论”的理论根源则为“左”的阶级斗争学说，其时为了论证“魏晋封建说”而夸大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压迫剥削以及依附化等问题，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人们对包括“吏民”在内的相关历史问题的分析和认识。再如，中国古史分期和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从20世纪2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算起，迄今已经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历程，其间各种观点聚讼纷纭，每个不同的时期都有其时代的学风和特点。所以如果你要讨论这个问题，能绕开近代和现代吗？显然不能。以此言之，断代与分期不应成为学术研究的边界与藩篱，因为历史研究的方法是相通的，古代史领域的学者如果有了合适的机缘，也可以涉足近现代史领域问题的讨论，近现代史领域的学者，同样亦可以关注古代史。“学术公器”，学术研究领域原本就不应该自设藩篱而作机械式的切割，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在学术领域划定禁区领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果人为划定学术研究的范围领地，何谈真正的学术研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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