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熙宗继位后，调整了太宗的好战方针，他从金朝自身的力量出发，决定接受南宋提出的议和请求，以达到战场上所没有达到的目的。绍兴八年五月，王伦与金朝使臣一起到达临安，宋金议和谈判正式启动。

宋金议和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遭到包括左相赵鼎、参知政事刘大中在内南宋朝野的一致反对。大将韩世忠、岳飞、张俊也都上疏要求拒绝与金议和。岳飞说：“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他不能言高宗，只能说秦桧。一个武臣公开指责宰相考虑不周，这在有宋一朝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当然引起秦桧的不快。

面对汹涌的反对声浪，秦桧决定单独面见高宗，以坚定他议和的决心,并趁机排挤赵鼎。一日早朝毕，秦桧留下奏事，君臣之间有着下面一段对话。

“臣以为与金人讲和是一件好事。”秦桧开门见山地表明了自己对宋金议和的态度。

“当然，这样打下去，我大宋的经济实在支撑不住了，很是危险。”高宗皱皱眉头说。

“朝廷上反对讲和的官员，都是没有亲眼目睹金人力量的人，他们不知天高地厚，只会夸夸其谈，与这些人讨论和战，实在是筑室道谋，浪费时间。陛下如果真的下决心讲和，请只与臣讨论，不允许群臣干预，这样才能把讲和的事情办好。”秦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打算。

“好的，朕独与卿商量。”高宗回答得很干脆。

秦桧怕高宗的态度会有反复，说：“陛下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了呢？还请陛下再精加考虑三天，然后让臣别具奏禀。”高宗点头表示同意。

三天后，秦桧再留身奏事，问高宗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与金人讲和了，高宗回答如初，而且口气更加坚决。但是，秦桧认为高宗对讲和的决心仍然不够强，可能会有动摇，所以要求高宗“更思虑三日”。

又过了三天，秦桧用同样的问题问高宗，见高宗的态度确实“坚确不移”，并再次答应：“凡属议和之事，仅与卿一人讨论，不许群臣干预。”至此，秦桧拿出自己的议和方案，递给高宗，主要是争取挞懒的支持，通过挞懒，再做好金熙宗的工作。高宗看后，连连点头。

为了扫除朝廷里的议和障碍，高宗于当年十月罢去了赵鼎的相位和刘大中的参知政事，开始了秦桧独相的局面，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这在宋朝建立以来是从未有过的。

秦桧当政后，加快了宋金和议的进程。这时候，金朝政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绍兴七年（1137）七月，好战的粘罕病死，主战派遭到沉重打击，主张与南宋议和的宋国王宗磐、兖国王宗隽和左副元帅挞懒一派占了上风。在挞懒一派看来，“大齐”政权原为粘罕所支持，可是建立七年来，非但没有起到屏障的作用，反而因为力量过于薄弱，经常将金朝拖入到与南宋的战争中去。十一月，在挞懒等人的请求下，金熙宗下诏废刘豫，原属“大齐”的河南、陕西地，暂时直属金行台尚书省，从而为宋金和议扫除了障碍。绍兴八年冬，双方基本上达成协议，南宋以向金朝称臣纳贡的条件，换得原刘豫所占据的河南、陕西等地，以及归还徽宗梓宫和韦太后、钦宗的许诺。于是，高宗命大将刘锜率兵北上，准备首先收复汴京。

不料到绍兴九年秋天，金朝政局出现了反复，以兀术为首的主战派在争权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熙宗以谋反罪处死了宗磐、宗隽，又下诏捕挞懒。其中给挞懒的一条罪名是“与宋交通，而倡议割河南、陜西之地”。挞懒在从燕京逃往南宋的途中，为兀术所追杀。这中间，我们似乎看到了秦桧与挞懒秘密议和的影子，并出现一个非常令人玩味的现象：南宋有人说秦桧是挞懒纵归的奸细，是一个卖国贼（今人也有人持此观点）；金朝则说挞懒通宋，是南宋的代理人。今天我们揭开历史的面纱不难看到，加在他们两人头上的这项罪名，实际上都是不能成立的，只是各为其主而已。

绍兴十年五月，金熙宗采纳都元帅兀术的建议，公开撕毁早先与南宋达成的议和条款。金兵在兀术的率领下，分道伐宋，以重新夺回河南、陕西之地。于是，北上的南宋军队，有的退却，有的抵抗，宋金战争再起。

南宋军队在岳飞、刘锜、韩世忠、吴璘等人的领导下，奋起反击，阻止了金军的大举进攻。尤其是岳家军在河南战场上先后取得郾城、颖昌等大捷，收复了大批州郡，给金军以沉重打击，迫使金朝再次回到议和谈判的桌子上。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终因高宗求和心切，到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基本上答应了金人提出的和议条件。

高宗以为，南宋已经有了与金人议和的本钱，同时为扫除军队中反对和议的障碍，加紧筹划收夺兵权的事，岳飞也就成了他秋后算账、重点对付的对象。

岳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可谓家喻户晓。他自二十岁从军，到三十九岁遇害，在抗击金兵、伪齐和游寇的战场上，英勇奋斗了一生。他热爱国家，热爱人民，为收复中原故土，与金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此，高宗曾手书“精忠岳飞”四字，“制旗以赐之”；他治军严明，身先士卒，具有高超的指挥战争的才能。人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他作风正派，不娶妾，不歛财，不贪位，清正廉洁。有人问他，天下何时能太平？他的回答是：“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在中国历史上，像岳飞这样德才兼备的武将，可以说罕有其匹。

那么，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高宗为什么要自毁长城呢？这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来说，是赵宋统治者对武臣的压制和猜忌所至。他们只允许武臣俯首贴耳地服从帝王旨意，不能有半点异议。绍兴七年七月，高宗曾当面警告过岳飞：“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但是，南宋建立之初，高宗要南逃，虽然当时岳飞还只是一个小军官，却要高宗“亲帅六军，迤逦北渡”；武人不能干预朝政，岳飞却上疏立储；高宗要与金人议和，岳飞却坚决反对；高宗要收回兵权，岳飞却有抵触情绪。这一切，从岳飞来说，虽然都是从爱国的目的出发，却犯了高宗的大忌。

此外，在历史上还有一个至今尚未搞清的问题：绍兴十一年初，南宋获得情报，说金人准备再次大举南下。不久，兀术的军队进至庐州（安徽合肥），为此高宗十七次写信给岳飞，要他迅速增援淮西，但向以兵贵神速的岳家军却迟迟没有行动。对此，岳飞的解释是“方苦寒嗽”（患重感冒）和“乏粮”。这是实情还是他对高宗阻挠北伐不满，有意延迟增援？人们至今也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又，金人为挑拨高宗与岳飞的关系，散布谣言说：岳飞与钦宗有勾结，要迎他回来复辟，更使高宗对岳飞由猜忌发展到了愤怒，达到动辄可杀的地步。

从主观上来说，岳飞也有一些弱点。他出生于生活贫苦、民风粗犷的北方农民家庭，在二十年行伍生涯中，又一直处于严酷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环境，这就造成了他刚直不阿而过于峻急，勇敢豪迈而有点轻率、忠诚执着而过于倔强的性格。早年，他作为王彦部将，因求胜心切，擅自率部出战遭到惨败。后来，当刘光世解职后，他希望合淮西军以壮大抗金力量，因没有达到目的，赌气擅离部队上了庐山，部将张宪以下纷纷仿效，要不是参谋官薛弼多方劝说，“此军亦乱矣”。都可以作为例子，古人说：“峣峣者易缺。”在封建社会里，有这样性格的将领，往往会遭到不幸。

高宗与秦桧密谋后，决定这次收兵权的计划，分两步实施：第一步学习类似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办法，以官位换取三大将——京东淮东宣抚使韩世忠、淮西宣抚使张俊、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的兵权。绍兴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下诏任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并宣押赴本院治事”，就是说要他们离开军队前往临安供职。五月初三日，又下诏：从今以后，各路大军皆由高宗亲自统率，即使偏裨小将，都可直接向高宗奏事，不必通过主管长官。高宗和秦桧为减少罢兵权的阻力，事先已与张俊秘密约定，罢诸大将兵权后，“悉以兵权归俊”，首鼠两端的张俊，便带头交出所管军马，从而顺利地完成了收回三大将兵权的第一步。

收兵权后，韩世忠继续上疏反对和议，“言桧误国”，并要求辞去枢密使一职。岳飞对不能直接上前线去收复中原，只能做在行在办公的枢密副使，也表示不满。韩、岳两人关系很好，他们在军队中都有一定影响，高宗和秦桧为了防止产生不测，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首先是命岳飞与张俊一起，前往楚州按阅淮东军，捃摭韩世忠在军队中的隐私，以制造韩、岳之间的矛盾，但是这个阴谋被韩世忠和岳飞识破了。恼羞成怒的高宗，终于将屠刀指向了岳飞，先于八月初九日，解除了岳飞枢密副使一职，继于十月十三日，以“谋反”的罪名将他投入大理寺。此时，韩世忠也被罢去枢密使，出任醴泉观使的闲职。当得知朝廷以谋反罪谋害岳飞时，韩世忠便去责问秦桧，秦桧回答道：“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气愤地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历1142年1月27日），岳飞被“赐死”于大理寺。

在岳飞的量刑过程中，刑部和大理寺曾作了如下判决：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云私罪徒。可是经过高宗“裁断”，改为：岳飞赐死，张宪、岳云处斩。比前次更加凶残。从中也可以证明，高宗是杀害岳飞的元凶，秦桧则是一个重要的帮凶。在以往历史中，一些人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把杀害岳飞的责任全部推到秦桧身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到此，高宗完成了收夺兵权的任务，使南宋政治重新走上了以文统武、以文制武的老路，这便严重地制约了武臣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后来抵抗蒙（元）的战争，产生了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