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血弄地名之由来，乃因一则巷陌传说。南宋时在此有一户人家，家贫，无以为生，见附近的羊市街有多家卖羊、宰羊的店铺，宰羊后必定留下羊血，量大价廉。民间有羊血能止血、祛瘀、解毒之功效，该户人家便将羊血悉数购入，又把羊血与同样廉价的豆腐放在一起，做成一碗碗羊血豆腐，设铺售卖。久而久之，这户人家的羊血豆腐出了名，生活日趋富足。设有羊血豆腐铺的这条弄堂遂被唤作羊血弄，流传至今。

南宋年间，紧邻御街的羊血弄、积善坊、三元坊一带颇为繁华，为临安城“销金锅”中盛极之所，“众乐坊”一名由此而得。这里聚集了临安十大宫观之一的龙翔宫、游乐场所大瓦子，上百戏巷则聚居了不少戏伎艺人。临安城里曾有8家官办酒库，其中的“中酒库”即在众乐坊。中酒库还附设官办大酒楼“中和楼”，设施豪华，夏天还提供降温用的冰壶，冬天则提供取暖用的火箱，而餐具均由金银制成；内设厅阁，隔成密间，酷似今日之包厢。当然还雇有吹拉弹唱之官伎，为达官贵人佐餐。迷醉于此者最多的是官宦子弟，“五陵年少事豪华，一斗十千谁复较”（宋·杨炎正《钱塘迎酒歌》）之句，描述的就是这一景象。

清时，羊血弄西侧曾有一处八旗会馆，民国后改为幽冀会馆，经常聚集来自今河北一带的商贾。国民革命军基本稳定杭州局势后，民国16年（1927）3月，《民国日报》在此租房创办。《民国日报》虽冠以国民党党报的名义，但其主事者大多倾向于共产党。同年4月12日，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次日，原主持国民党党务的共产党员宣中华在沪被捕，几天后英勇就义，《民国日报》遂被国民党右派接管。后来相继主持该报的有许绍棣、叶溯中、胡健中、陈果夫、刘湘女、杜绍文等，大多为教育文化界人士。

当时杭州有近10家报纸编印机构，除了开元路羊血弄的《民国日报》，还有设于今青年路的《国民新闻》报馆，由国民党军事系统主办。两家报纸曾为了抢占读者市场，竞争激烈，甚至互相攻讦。可见杭州近代的“新闻战”，最初的发生地即在这一带。为了把发行地盘扩大到东南各省，也为了撇开国民党党报这一身份，民国23年（1934）6月，《民国日报》改名为《东南日报》，并于民国26年（1937）报社新厦落成后，从开元路搬迁至众安桥。1949年5月，杭州解放，杭州版和上海版《东南日报》均停刊，房屋、财产、器材等无一损毁，并得以完好移交。

《民国日报》及其后的《东南日报》在开元路期间，为该报的鼎盛期，当时成立的“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在经营上很有一套，最高日发行量达到3.5万份，还开辟了上海版《东南日报》，报纸行销浙江、苏南、闽北、皖南、赣东等地区，为杭州同行所无法企及，其影响力一度赶上老牌的《大公报》。时任社长胡健中为著名报人，曾与《大公报》社长胡政之并称“南北二胡，一时瑜亮”。只要看下这份报人和作者阵容，即可知当年的《民国日报》及其后的《东南日报》的实力有多么强大：学者胡道静、陈友琴、陈大慈、袁微子、王季思、钟敬文、钱南扬、张其昀、齐思和，名报人胡秋原、曹聚仁、许君武、钱谷风、赵浩生、查良镛（金庸）、钟沛璋，翻译家徐蔚南、杨镇华、董鼎山、董乐山、孙用、蔡振扬、黄鸿森、任明耀，作家章廷谦、高阳、许廑父、姚苏凤、蒋文杰、谢狱、沈达夫、朱馥生，中共党员唐公宪、宣中华、杨贤江、戴邦定、冯雪峰……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