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大体上，我所撰写的论文主要集中在：一是关于哥伦布航海探险及海路大通方面；二是关于俄国史研究方面；三是关于文明史特别是文明转型方面；四是关于封建制度史研究方面；五是关于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及史学动态方面；六是关于师德师风建设方面等几个方面。这些都是对自己在研究、教学中，遇到一些需要沉下来进行深入思考问题所作出的回答。

学术论文是学术研究的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它的功用之一是对学者们的思考与探索能够做出比较迅速而具体的反映。故而论文类的文献更能反映出一个时代、一个学科发展的水平和变革的趋势。然而，它对作者却有着更高和独特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要有独自创见。我曾多次讲过：一篇文章的质量关键在于理论准确和观点深刻新颖，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没有对问题的深刻分析，没有区别于前人的新意，好比大厦建立在沙滩上，不摧自垮。但是理论不是空泛的议论，更不是教条的罗列，而是文章的灵魂，文章的指导思想。有了灵魂再以充分的资料作为依据，正确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和语言文字表述通畅、典雅、自然会成为优秀论文。

中外学术史早已证明，学术论争本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必要途径之一。围绕着同一个话题，持不同的看法的学者相互展开论争、切磋，实乃一件十分正常和有益的事情。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曾同国内学界的一位名宿就如何评论哥伦布的历史地位有过一场论争。为此，我先后撰写了多篇论文，后来学界许多同道也纷纷介入进来，据说相关论文有数十篇之多。后来，还有我的一篇探究古代罗斯国家起源的论文，也曾引起过论争。不过这次是同当时苏联的一些学者。我的感受是，只要自己的见解、观点主张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并且在论争中不断加以深化和充实，才能使学术研究逐步地走向深入。

你说得很有道理。学术翻译是我们历史学科，特别是世界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面我曾说过，中国的世界史学科是一个年轻的学科，而在其形成之初，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国外的优秀著述、教材和重要的原始史料。我们这一代从事世界史研究与教学的学人中，大凡是有成就者，几乎都从事过学术翻译工作。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之内，学术翻译仍然还是中国世界学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1951年，我刚刚步入史学界，便翻译有关俄国1905-1907年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1953年，参加翻译苏联著名史学家谢缅诺夫所著的苏联大专教材《世界中世纪史》工作。1954年，参加苏联科学院院士科斯明斯基主编的苏联大学教材《世界中世纪史》（第一卷）翻译工作。1957年，负责组织翻译和校对苏联著名史学家斯卡兹金主编的《中世纪史》（第二卷）。并且为了更好地掌握英语，我还师从我校著名英语专家，当时的外语系主任傅茵波教授学习了一年的英语。60年代，参加郭守田教授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中古部分》原始资料的选译工作，具体承担波兰、捷克两国历史资料的选择、翻译和校对。70年代初，尽管学术环境十分艰难，仍参加了苏联科学院的《世界通史》第9-10卷翻译工作。80年代，又参加和主持了《沙俄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史比较研究译从》两书的翻译。90年代末我又主持了古罗斯最重要的一部编年史《往年纪事》的译校工作。这项工作先后历时十余年，十分艰难，终于完稿交给商务印书馆。不久即可刊行问世。

中国学术界在翻译上自古就讲求三种标准，即“信”、“达”、“雅”。至于其各自的内涵，学界多有阐发。而我在多年译介工作实践中，慢慢体悟到，“信”、“达”、“雅”，不仅仅是各自独立的三个标准，而是三个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的不同层次，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最高的学术境界。要想达到这一境界，实属不易，必须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作好充分的准备。例如《往年纪事》的译校工作，就是如此。《往年纪事》是古罗斯国留传下来的第一部编年史，这是一部研究九至十二世纪初古罗斯国家的历史、东欧国际关系史和东正教历史的珍贵资料，更是东斯拉夫人的一份重要文化遗产。20世纪80年代，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历史学科确定了“填补学科空白，加强薄弱环节”的任务。在上古史方面着重抓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的建设的同时，在中古史方面要重视对东欧拜占廷学和斯拉夫学的研究，加强这个薄弱环节。当时我们决定选派人员去希腊留学，学习和研究拜占廷史，同时派人去莫斯科大学学习古俄语，为加强斯拉夫学的研究准备力量。胡敦伟教授就是被学校选派到莫斯科大学进修古俄语的。翻译《往年纪事》便是当时确定的任务之一。但是，这部编年史的翻译牵扯到诸多的学科，除了精通古罗斯历史之外，还需要在语言学（古斯拉夫语、古俄语、现代俄语、希腊语）、史料学、校勘学、版本学等各个方面具有相当的造诣。我们几易其稿，常常是将原稿全部推倒重来。我们必须尽到最大努力，通过既懂现代俄语又懂古俄语的专家参加译校，敲定以后才能考虑出版的问题。这样心里比较踏实一些。胡敦伟教授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2002年5-10月间，我每天工作8-10个小时，将全部译稿重新校订了一番。此外，俄国学术界对《往年纪事》的研究相当深入，主要反映在利哈乔夫和罗曼诺夫的注释里。这些注释不仅介绍一些历史知识，考证其史料来源，此外还补充其它编年史上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并介绍俄罗斯史学界在研讨中的各种不同意见。我认为它们对理解这部编年史的原文很有帮助，因此将原书1000多条注释全部译出，以飨读者。

任何一个学科的成长和发展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中国的世界史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尤其如此，没有几代人的付出，是不可能建设成功的。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成为过去。可喜的是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业已成长起来。他们撑起国家建设的栋梁，承担学科建设的重担。按照历史发展规律，我相信“一代胜过一代”、“后来者居上”。你们这一代正是改革开放的一代，学习、研究和工作条件，远比我们好得多。史学理论基础和知识水平，外语训练、外国留学和考察经历、对外国了解的深度和广度等等，都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因而对世界史的研究，思想新颖、眼界开阔，视角独特。据我所知，国内许多中青年学者，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和专著，并且能团结合作，已经或正在编撰一些大部头世界史著作。这说明我们的中青年学者，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新，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实在令人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莫大的鼓舞。我认为世界史学科对于我们这个新兴大国来说格外重要。它是我国人民了解世界、学习世界、沟通世界、融入世界的一个窗口；同时又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中介。我们应该在中国和世界人民之间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为世界和平的实现、和谐世界的到来贡献一份力量。我们世界史学科，建国60年来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距离党和祖国的要求，距离时代赋予的使命还相差甚远。希望各位中青年学者，戒骄戒躁，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前进一步，把世界史学科建设再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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