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战邮便局，简称野战局，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走上对外野蛮扩张时期的产物。明治27年（1894），日本与中国清政府之间爆发了日清战争（国内称为中日甲午战争）。为解决前出征将士与其在国内家属之间的通邮需要，明治天皇颁布了第67号敕令及《军事邮便取扱细则》，以此为契机，日本政府实施了军队通邮机制的制度化。刚开始的时候，日本政府主要是在军队中设立随军移动邮便局。此后，随着日本侵占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领土行为的长期化，就在占领地上设立了有相对固定场所的野战局。在一枚盖有明治38年（1905）12月7日“满洲军总司令部凯旋纪念”邮戳的“战役纪念”明信片上，印有三幅老照片，从中可以看到在这场发生于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双方交战地却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露战争（国内称为日俄战争）中，日本军队已经在占领地上建立固定的野战邮便局。在野战局内，侵华日军开设了阅览所供前线军士阅读各类报刊，在向前线各部队分发邮件包裹时，甚至还雇佣清政府的当地人作为马夫和向导。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侵华日军加快了鲸吞中国领土的罪恶步伐，其在占领地上设立的野战邮便局数量也随之爆发式增加。新设立的野战局名称，得到了进一步规范。除了随时需要流动转移的“移动野战邮便局”和日本海军设立的“海军军用邮便所”之外，新设立的野战邮便局一律采取两种命名方式：一种是由“（占领地）地名+邮便局”组成，另一种是由“数字+邮便局”组成，两种命名方式可以并行不悖。新设立的野战局所用的消印邮戳，也不走寻常路，采用的不再是以前使用的“部队番号+邮便局”格式，如“第一军第十二野战局”这样的文字戳，而是采用加上了日期的风景纪念邮戳。昭和13年（1938）7月23日，一位名叫山西笹市的侵华士兵从杭州向日本国内寄送了一封家信，寄信人地址除了写有“河边部队本部”的部队番号外，还一并写上了“杭州野战邮便局”作为寄信人地址。在这封寄往日本大阪市的普通家信上，信封封口处加盖的就是有日期格式的“西湖风景纪念邮戳”，也就是植野良一收集并印在贺年明信片上的那枚风景纪念邮戳。

日本军事邮政史方面的有关资料记载，这枚西湖风景纪念邮戳是跟杭州野战局在昭和13年（1938）4月3日，同时在浙江省立铁路病院（日方称医院为病院）及西湖畔正式投入使用。当日，一同开张启用的还有上海（市政府）、湖州等另外两家野战邮便局及其风景纪念邮戳。

有人据此断定：4月3日这一天，就是杭州野战邮便局的开张之日，日方称之为“使用开始日”。但这一说法显然让人心生疑虑：1938年4月3日，距离侵华日军攻占杭州之日，已过去整整5个多月。在这近半年的时间里，占据杭城的第18师团、第101师团等数万侵华日军士兵不可能不写一封家信，他们的家人也不可能不往前线寄送一份慰问品。那么，在1938年4月3日之前，杭州野战局是否存在呢？如果确实存在，那它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运作的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参考一下同时期在上海设立的另外一家野战局的例子。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在上海战线担任日军野战邮便局邮便长的佐佐木元胜，曾在残酷的战争间隙抽笔写下了《野战邮便旗》一书，书中详细描述了“南京大屠杀”及前线野战邮便局的运作情况：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了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15日一早，佐佐木元胜就奉命带人将装满邮包的卡车从上海开往南京；16日早晨，战地邮局的卡车就到达了南京城下，两者前后只相隔了不到三天时间。事实上，从上海送往杭州的日军邮件包裹，与侵杭日军先头部队也是前后脚一起抵达杭城的。与佐佐木元胜所描述的情况一样，昭和12年（1937）12月27日，日军邮件包裹就从上海送到了杭州城内，比12月24日“杭州沦陷日”仅仅延迟了三天。可以证明，杭州野战局“开局日”是1937年12月27日，而不是1938年4月3日。除了那枚消印日期为“12.12.27”的西湖风景纪念邮戳外，还有另外一枚同日启用的“杭州·岳飞庙”风景纪念邮戳可作为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