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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农|手不释卷、足行万里——李孝聪教授考察记(上)
来源:历史地理学研究  作者:  日期:2020-11-17

本人师从李孝聪教授已将近20年,在老师的谆谆教诲下,对于一些学术领域可以说初窥门径,但在田野考察这一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能力方面,至今依然无法达到让老师满意的程度,更难以企及老师的水平。下面就斗胆对李孝聪师田野考察的实践、经验和成就谈一些自己粗浅的认识。

李孝聪师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师从邓广铭、侯仁之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历史地理学的学习与研究,获地理学硕士学位,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区域与城市历史地理、河渠水利史、中外比较城市史、中国地图学史、中国古代地理书籍与地方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规划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出版学术专著8部,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过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在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和古地图等领域成果卓著,曾先后获邀在欧美日韩等十几个国家以及台湾地区研访、讲学。

侯仁之先生一贯强调要将文献研究与野外实地考察结合起来,李孝聪师自进行学术研究伊始就身体力行的遵循着这一要求,而且李孝聪师极强的田野考察能力也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公认,数十年来,他应海内外学者之邀,组织、领导了大大小小数十次田野学术考察,具体请参见本文所附“李孝聪教授田野考察大事年表”。李孝聪师在考入北大历史系之前,曾在西藏自治区地质部门工作10年,那段经历使他掌握了广博的地理、地质方面的知识,而且长年的野外调研、考察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此奠定了他田野考察能力的基础。此外,田野考察与李孝聪师的学术发展密不可分,在组织、参与一些大型田野考察后,他不仅在具体研究细节,而且在研究理论、方法上往往都会有新的创获,如1984年参加了大运河考察之后,经过多年沉淀和文献钻研他撰写了《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研究》;对华北地区的城市进行多次考察之后发表了《公元十—十二世纪华北平原北部亚区交通与城市地理的研究》、《论唐代后期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等等。李孝聪师田野考察方面的经验和成就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2015年李孝聪在四川金川


一、详备的案头工作

详备的案头工作是所有成功田野考察的必备内容,但要安排好一次长期的田野考察则需要非常细致、周详的耐心、责任心以及经验。如2007年“农牧交错带城址与环境学术考察”,这次考察虽是由日本学者发起的,但具体线路的设计、所要考察的城址,甚至具体住宿等细节都是由李孝聪师安排的,而且在面对古城址时,他也经常担当学术讲解工作。那次考察的顺利进行与李孝聪师的精心安排密不可分。

除了这种对考察线路、考察内容的安排和熟悉、了解之外,对于考察顺利进行更为重要的是,要在考察之前,安排好具体的考察对象,这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达成考察目的。在这方面李孝聪师也有其独到之处,尤其是对于城市考察方面,他总结出了一套在考察之前根据地图复原出古代城市大致范围和重要建筑物位置的方法,由此在抵达考察地点之后,我们往往能直奔主题。他的这套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点:

2009年孙华岳奇琳李孝聪在松潘县城觐陽門

1、城市街道

无论中国,还是世界,城市中最为稳定的元素就是街道。某些城市历经千年,期间王朝沿革、战争破坏,地表建筑已经面目全非,甚至城市被完全荒废,但城市街道的主体框架却一般很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李孝聪师经常提到的例子就是北京,北京自元大都以来已经历经7、8百年的历史,地面建筑早已面目全非。尤其是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大面积的城市改造,古代的地面建筑绝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但就城市街道而言,主干道依然保持着元代的总体特征,甚至很多小胡同也保持着元代的框架。此外,先后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城市街道的破坏还是保存,都不可能是绝对的,经常会留下不同文化的痕迹,就中国古代而言,一些经过规划的城市其内部往往形成十字形或者丁字形框架的主街,而在城市外部尤其是城门外侧,自然形成的街道通常曲折凌乱,如明代北京内城规整的街道布局与外城凌乱的、倾斜的街道布局之间的强烈对比。同时中国近代化以来至今的城市发展,基本上都在老城之外形成经过规划的街区,这种整齐的街道布局与老城十字形或者丁字形框架之下较为散乱的街巷格局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如济南、沈阳。因此,在考察之前,通过阅读现代地图,分析城市中不同风格的街道布局,就能大致判断城市各个发展阶段的空间范围。

2013年10月23日李孝聪在新疆克孜尔尕哈烽燧前

2、城市中的建筑

具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依然保存下来的建筑,为我们确定中国古代城市的范围以及复原具体的布局提供了依据。另一类是已经消失的建筑,虽然这些建筑已经消失,但往往在城市中残留下一些具有一定规律的痕迹,因此李孝聪师经常提醒我们考察前分析地图时要注意城市中那些特殊的街道、建筑布局方式。这一点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城墙。中国古代地方城市的城墙一直保存到清末,在洋务运动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战争方式的变化,城墙的军事防御意义减弱,并且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障碍,因此开始出现拆除城墙的举动。这些城墙拆除后,一般都形成了环绕城市老核心区的环城路,比如北京的二环路、上海的人民路。西方也存在类似性的现象,如法国巴黎的林荫大道等等。

此外,还有就是城市中大体量的古代建筑。中国古代,政府的地产由于其占地面积广大,在城市中具有良好的位置,同时受到产权的保护,因此即使经历王朝更替,所有权一般也不会转移到私人手中。古代城市中的衙署,很多在今天依然是党政机关所在地。除了衙署之外,国家祭祀的庙宇等建筑,在民国之后,虽然其祭祀功能几乎丧失,但由于体量巨大,因此很多都改建为学校、工厂,如很多城市的文庙一般都改建为学校。对于上述现象,李孝聪师授课时经常提到这样一句俗语:“衙门永远是衙门”,这是非常精辟的归纳。在考察之前,如果结合文献,尤其是方志,那么很有可能在现代城市中复原出大量古代重要的建筑,由此在考察时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建筑的布局、选址、相互之间的位置关系进行调查。

2015年李孝聪在扎什伦布寺

3、地名

城市历经变迁,虽然一些建筑已经消失,但一些以建筑命名的地名却保存了下来,通过与文献对照,可以在地图上大致勾勒出一些重要建筑的轮廓和位置。如太原明代的王府在清初就已经消失了,但“萧墙”这一地名至今依然存在,通过地名“南肖墙”、“北肖墙”,很容易就能在现代地图中大致勾勒出明代太原城中王府的范围。

当然,上述只是李孝聪师多年来考察前案头工作经验中的一小部分,不过正是由于这些详尽的案头工作,才使其组织和参与的田野考察往往有着让人意想不到的收获。


二、老马识途

作为历史地理学者,李孝聪师对于野外考察有着一种强烈的热情。回想起来,基本上我所参加的每一次田野考察,他都是身先士卒的“领队”,而且也当仁不让的坐在车子前排进行“指挥”。有着田野考察经验的人应当知道,坐在车子前排位置上的人对于考察的成败至关重要,必须要具备以下一些能力:

1、责任心和充沛的体力

作为考察的“指挥”和“领队”,承担着多方面的责任,最基本的就是要与司机沟通,并且保证司机在长时间驾驶之后不会昏昏欲睡等等。就考察本身而言,作为“指挥”和“领队”要时刻进行观察,提示考察队员应当注意观察的地形地貌、城址、寺庙等,而这基本上也就使得坐在这一位置的人无法休息,因此在田野考察时,你很难见到李孝聪师打盹休息,甚至夏日午后,大家都昏昏欲睡时,他依然坐在车头认真的观察,要知道他已经60多岁了。

2004年8月7日考察蒙古辽代城址

2、历史地理的专业素养

与李孝聪师进行考察,遇到最多的事情就是他会突然告诉大家前面可能会有一座城址或村落,而他的这种断言十之八九都是正确的。最初,大家对他的这种判断感觉有些神乎其神,毕竟现代地图上极少绘制古城,文字材料中对城址位置的记载也大都极为模糊,但李孝聪师居然能做出这种准确的判断确实有些让人难以琢磨。但在听完他的解释后,一切似乎又显得是那么明瞭,他的判断基本上是以多年考察经验为基础,结合对地形地貌以及交通线、水源、河流的观察。久而久之,我们这些李孝聪师的学生在考察中也都养成了观察地形地貌的习惯。

如果这还属于“雕虫小技”的话,那么在考察时李孝聪师对于古代地理状况的复原则更多体现了他多年历史地理学和史学研究的深厚功底和长年考察积累的经验。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2007年的那次考察,期间我们考察了固原县城以南,位于隆德、平凉道路分岔口的瓦亭关。当时有学者提了一个问题,即古代这座关城与道路的关系如何?我看了一下周围环境,回答:古代的道路应当就是今天的公路,道路从城南和西侧通过,因此两者的位置关系应当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李孝聪师则认为:1、古代城南的河流必然比今天宽广,因此即使有道路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通畅;2、这座关城具有控扼作用,如果道路从城外经过,那么关城就失去了意义;3、今天修公路,尤其是省级以上道路,为了道路的通畅,往往不会延用通常会从古城、古村中经过的古道,而是绕城、村而过,因此当初的古道应当是穿城而过的。最终我们在关城中找到了古道的痕迹,也印证了李孝聪师的看法。

2015年李孝聪与藏族老汉

3、认路

如果说上述几项能力都可以通过逐渐领悟、感受、学习得来的话,那么“认路”这一能力似乎是来自先天。考察之中李孝聪师纠正司机驾驶路线的错误,或者大声说“车开错了”,而我们依然是一脸茫然,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们经常会将李孝聪师的这一能力归结于是“天份”,但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实际上会发现这应当是李孝聪师一些多年习惯累积的结果,这些习惯中比较重要的有两点:

第一,事先以及考察途中对于地图的阅读。李孝聪师考察时经常随身携带大量的地图,在宾馆时他会在地图上对第二天考察的路线进行仔细的审对,在考察途中地图也基本不离手,这使其对行经的道路及其周边的地理景物烂熟于心。

第二,细致的观察。李孝聪师在考察中孜孜不倦的精神在上文已经提到,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坐飞机的时候,要不就是看书,要不就会休息,而李孝聪师大都依然在进行着他的“田野考察”,下面就是2012年某天他从武汉飞回北京时在飞机上进行“田野考察”时的两段笔录:

10:08,飞越河南省平舆县,河流穿城,保存一个很大的河中岛(江心洲)。黄河与淮河之间村落分布密集,小河流很多,有甚者夹河而成聚落。村落形态不规整,或河流环绕村庄,或村子中央有大水塘。接近郑州、开封时,村落面积相对比较大。

……

10:58,飞经河北省饶阳县。在衡水市北孙口村,有一条支流汇入滏阳河,此河道或弯曲,或笔直,表明曾经有过裁弯取直工程。村落仍然沿着已经断流的旧河道分布,成为分辨古河道的标志。

……

可能正是由于这种常年的观察,使其对交通道路、河流走向极为敏感,对于城市、村落的选址也归纳出一些规律(后文会谈到),加上对地图的熟悉,因此只要周围地理事物的变化与其头脑中抽像出的景观不同的话,那么李孝聪师就会敏锐的感到道路的选择可能发生了错误。

总体而言,跟随李孝聪师进行考察是一件即轻松又紧张的事情,轻松的是我们不会为错过考察地点、迷路而烦恼,紧张的是作为学生总是担心自己考察准备不够充份,在考察途中的所见所感追不上老师的思路,不过跟随李孝聪师的每次考察都会对自己的研究有所推进。

2011年6月21日李孝聪在挪威BRIKSDAL冰川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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