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现为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副院长，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浙江省美学学会副会长。对中西哲学和文化史的比较研究有较多积累，涉猎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较多学术领域。出版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80余篇。

宋代宗教发展因政局变动、财政变化以及皇帝偏好等因素而消长起伏，但总体上呈现佛教繁盛、道教勃兴和政教调和的局面。临安既是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宗教活动的重镇。由于佛教在吴越国基础极为深厚，北宋续兴，无可偏废，继续保持“东南佛国”的地位；道教则因更多的提倡扶持，不仅较前朝大有发展，后世也难有超越；民间信仰则因南北交融更加纷繁多样。政教关系的调和与宗教的适度发展，不仅促进了临安的文化繁荣，也维系了社会稳定。

宋代统治者大多认为“道、释二门有助世教”，所以重视改善政教关系，对宗教采取既利用又控制的政策，形成相互济用的形势。太祖以宗教“有裨政治”，一反北周世宗灭佛做法，复兴寺观，搜访译刊经书，不仅发挥了安定北方和争取南方诸国拥戴的功效，更是具有神道设教的作用。当时流传的佛教麻衣和尚谶言、定光佛（燃灯佛）出世谶言和道教陈抟老祖弈棋受禅预言等，有利于“陈桥兵变”起家的赵宋政权获得合法性。太宗以终南山道士张守真相助登基，主张以道教理念治世。太宗、真宗尊赵玄朗为先祖，真宗甚至封之为上灵高道九天司命天尊大帝。北宋时，除徽宗“崇道排佛”外，其他皇帝大体维持佛道平衡。徽宗的崇道，其实也并不限于宗教信仰，而有在党派斗争中扩张政治权力的目的。南宋初，有鉴于北宋灭亡的教训，加上国用不足，高宗曾有意控制佛教和道教发展。高宗初即位，即“罢天下神霄宫”，又“借天下神霄宫钱谷充经费”，“借东南诸州神霄宫及赡学钱助国用”。绍兴二十一年（1151），更借寺观绝产以赡学，二十八年甚至还借佛道像及寺观钟磬之属以铸钱。据《清波杂志》卷七记载，绍兴二十七年，礼部僧道注籍“道士一万人，僧二十万人”，僧道人数较北宋有所减少。不过，总体上并未改变北宋的一贯政策。后来虽然总体上继承徽宗“崇道排佛”遗旨，但对佛教也采取缓和政策，在朝廷大挪移的同时，随迁众神。孝宗是宋代诸帝中较为崇信佛教的，但并不贬抑道教，对宗教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在他的影响下，南宋佛、道两教发展并行不悖，政教关系也处理得比较恰当。临安因此而成为宗教中心，也是政教融洽的典范。

南宋政权对宗教的“用”，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即神道设教、祈禳除灾、心灵修为和学术更化。

为宣扬政权的合法性和祈保国祚延绵，南宋诸帝均兴神道设教。高宗渲染“泥马渡康王”和“四圣显灵”故事，利用磁州崔府君（崔缓）信仰在临安城南建显应观，绍兴十七年徙于西湖之滨。“祠宇宏丽”，而且“像设森严，长廊靓深，彩绘工致。铁骑戎卒，左出右旋，戈挺旗盖，势若飞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建炎初，秀王夫人梦神人自称崔府君，拥一羊，谓之曰：以此为识。已而有娠，遂产孝宗。”又载：“延祥观，绍兴十四年建，以奉四圣真君。初，靖康末，上自康邸北使，将就马，小婢招儿见四金甲人各执弓剑以卫。上指示众，皆云不见。显仁后闻之曰：‘我事四圣，香火甚谨，必其阴助。’及陷虏中，每夕夜深，必四十拜。及曹勋南归，后令奏上，宜加崇奉以答景贶云。观在今西湖上，极壮丽，其像以沉香斫之。修缮之费皆出慈宁宫，有司不与。”《续资治通鉴》卷一二七《宋纪一百二十七》“绍兴十七年冬十月”载：“癸卯，诏建太一宫于行在。自驻蹿以来，岁祀十神太一于惠照僧舍，言者以为未称钦崇之意，乃作宫焉。”次年，又增建明离殿。卷一二八《宋纪一百二十八》“绍兴十八年五月”又记：“辛酉，权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沈该言：国家秉火德之运以王天下，望用故事，即道宫别立一殿专奉火德，配以阏伯，而祀以夏至。从之。后建于太一宫，名明离。”《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明年宫成，凡一百七十楹，分六殿。大殿曰灵休，夹殿曰琼章宝室；别殿四：曰介福、金阙寥阳、明离、斋明。两庑绘三皇五帝至里域星官，凡一百九十五。”真宗于京城和曲阜建景灵宫以奉祖，高宗效尤，在临安建此宫。《宋史》卷二四《本纪第二十四·高宗一》载，建炎元年（1127）高宗即位第二日，即下诏于江宁府筑景灵宫，绍兴十三年又在临安建景灵宫，以奉累朝神御。

为确保祈禳灵验，南宋诸帝均十分重视斋醮。绍兴二十九年，高宗邀龙虎山正一派第三十二代天师张守真到临安斋醮。又命其长子张伯璟（后为第三十三代天师）主持龙翔宫，次子张可大领龙翔宫事。次年，复召至四圣延祥观传法，演诵上清三洞诸品宝箓。又命道录院将诸品锓木成书在四圣延祥观传度，并将版藏于龙虎山。乾道六年（1170）钱塘江水患，孝宗再召张守真入宫斋醮，赐以象简、宝剑和《清静》《阴符》二经，赐号正应先生。孝宗即位后不久，因两次派人赴上天竺祈雨均“灵验”，撰《观世音菩萨赞》。其全文如下：“观音大士以所谓普门示现神通力，故应迹于杭之天竺山，其来尚矣。朕每有祷祈，随念感应，曰雨曰暘，不愆晷刻，是有助于冲人者也。因为作赞曰：猗欤大士，本自圆通。示有言说，为宗之宝。明照无二，等观以慈。随感即应，妙不可思。”宁宗召洞霄宫名道龚大明入宫斋醮，赐号冲妙大师，赐紫衣、金币，并赐建演教堂。理宗常召洞霄宫住持孙处道斋醮，赐封号灵齐通真大师，御书“洞天福地”，赐《度人经》。并赐乌程、归安两县田若干，名为万年庄。真德秀撰有《内中后殿设醮祈祷丰稔岁康保国安民青词》。

孝宗是宋代诸帝中钻研教理颇深者，十分看重宗教的心灵修为。曾于乾道七年（或作淳熙八年，1181）撰写批驳韩愈《原道论》的《原道辨》（或作《原道论》），提倡三教合流。有别于前人的是，既强调三教兼容，又主张“以佛修心，以老治身（史浩《回奏宣示御制〈原道辨〉》等作‘以道养生’），以儒治世”的三教分立说。孝宗指出，佛教讲“不杀、不淫、不盗、不妄语、不饮酒”，而“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此与仲尼又何异乎？”他认为，佛教与儒家的不同，只是给同一事物以不同的命名，名异而实同。扬雄言“老氏弃仁义、绝礼乐”，而事实上道教（道家）讲究的是“慈”“俭”和“不敢为天下先”。所谓“慈”，就是孔子提倡的“唯仁为大”，“俭”就是孔子提倡的“节用而爱人”，“不敢为天下先”就是孔子提倡的“温良恭俭让”。因此，道教既没有弃仁义，也没有绝礼义，与儒家并非背道而驰。儒、释、道互相排斥，大抵是“三教末流昧者执之自为异耳”。“夫佛老绝念无为，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犹耒耜而织、机杼而耕，后世徒纷纷而惑，固失其理。或曰：当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唯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他曾对释宝印说：“今时士大夫学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语言，不见夫子之道，不识夫子之心。唯释氏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原，顿令悟入，不乱于生死之际，此为殊胜。”他对释宝印称赞北宋张商英所谓“学佛然后能知儒”表示赞同。孝宗既高度总结了三教合流既往的思辨成果，又合理规约了三教合流的发展方向，实为“三教圆融”意义上的“三教论衡”，使儒、释、道能发挥统制功能，但又不失各自的独立性。如清世宗所言：“三教虽各具治心、治身、治世之道，然各有所专。其各有所长，各有不及处，亦显而易见，实缺一不可者。”《原道辨》引发了相关讨论，史浩、程泰、朱熹等提出疑义，认为其贬低了儒学。孝宗将《原道辨》更名为《三教论》，但并未改变观点。

宗教在南宋也更深地影响了学术发展。一般认为，宋明新儒学是“三教圆融”的结果。任继愈甚至说，儒学至宋代已演变为儒教。孔子学说经历两次大的改造：第一次在汉代，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使儒学具有了宗教雏形；第二次在宋代，宋明理学是儒教的完成。“宋明儒教，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产物。它以儒家的封建伦理纲常为中心，吸取了佛教、道教的一些宗教修行方法，加上烦琐的思辨形式的论证，形成了一个体系严密、规模宏大的宗教神学结构。它既是宗教又是哲学，既是政治准则又是道德规范。这四者的结合，完整地构成了中国中世纪经院神学的基本因素。”尽管许多儒学家否定释、道，但新儒学吸纳释、道才完成学术更化，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程颢、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实际上以佛教华严宗的“理事说”来论证。陆九渊、王守仁所主张的“吾心便是宇宙”“心无外物”“明心见理”等，是禅宗“自心是佛”“本心生万法”“明心见性”的翻版。而南宋以后，儒、释、道并未失去各自的独立性。南宋前期程朱理学、陆氏心学和浙东事功之学三足鼎立。“庆元党禁”以后，陆氏心学和浙东之学衰变，程朱理学却因后继有人持续发展，并为统治者所接受和推崇，成为官学；元、明、清时期，更是成为统治思想。但南宋以后也没有真正的“三教合一”，而只有“三教论衡”。释、道并未因理学发展而消亡，而是获得了更深层次的发展，以深入人心为特征，也更多地进入意识形态层面。虽然不同思想的兼容可能使其相互之间边界模糊，也可能实现功能和价值提升，但被兼容思想的独立价值不会因此而消失。理学受到释、道思维方式的启发，增强了形而上的特性，但仍以自性为主；理学地位的提升，并不影响释、道的独立存在和发展。

在“用”的基础上，南宋临安形成了政治与宗教的良性互动关系。历经前代的政教冲突和磨合，南宋处理政教关系更加趋于成熟和理性。统治者积累了更多管理宗教的经验，制定了一整套较适度的政策。没有简单按照某些儒学家、理学家的意见，视宗教为异端而绝对排斥，而是通过积极利用和强化管制发挥其存在价值。如上述各方面的利用，以及从出家、受戒到赐予各种荣誉、寺观管理等方面的干预。又认同三教调和、三教平衡，避免狂热尊崇一教而排斥其他的现象。教徒也多主动与统治者合作。一些寺观设立为朝廷服务的御书阁、本命殿（元命殿、元辰殿），其中不少为寺观主动出资兴建。御书阁著名者如始建于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的下天竺灵山教寺御书阁，收藏的御书包括仁宗6件、高宗4件、宪圣慈烈皇太后（高宗皇后吴氏）2件、宁宗2件、理宗8件。本命殿著名者如北宋杭州洞霄宫徽宗本命殿、崇宁观徽宗本命殿，南宋临安东太乙宫高宗本命殿介福殿、孝宗本命殿崇禧殿、光宗本命殿崇福殿（介福殿改）、度宗元命殿申祐殿、度宗母皇太后黄氏元命殿顺福殿，万寿观高宗本命殿纯福殿，西太乙宫度宗元命殿德辉堂、度宗母皇太后黄氏元命殿明应堂，祐圣观度宗元命殿后殿，开元宫度宗元命殿申祐殿、度宗母皇太后黄氏元命殿顺福殿，龙翔宫度宗元命殿申祐殿、度宗母皇太后黄氏元命殿顺福殿，宗阳宫度宗元命殿申祐殿、度宗母皇太后黄氏元命殿顺福殿，四圣延祥观皇帝元命阁清宁阁，宁寿观皇帝、皇太后元命殿，显应观皇帝、皇太后元命殿。设御书阁、本命殿的寺观，得到更多的政治庇护。

宋代与唐代一样，建有许多为本家或本家先人积功德以求神庇佑的功德寺观。主要设于本家坟地，也有建于他处的香火（香灯）寺观等。见于记载的主要为宗室近属、宰执大臣、内侍首领、戚里所建。其中内侍首领似为宋代新增。南宋临安有吴皇后天竺时思荐福院、邢吴王崇因院、潘贵妃和李贤妃圣慈院等。功德寺观的主要特征是表现忠孝，一律由皇帝赐额，又受到主家制约。南宋与北宋一样设立内道场，即在皇宫内举行宗教祈祷活动的场所，相对固定于某些宫殿。主要功能是祈福禳灾、祛病祈寿、超度亡灵、福佑众生等，带有很强的为社会、为政治服务的色彩。教徒往往以能赴内道场为荣。有的教徒也在民间开展类似活动，并支持地方赈恤贫弱、兴修水利等，得到社会认可。这反映了政教关系的新变化。一方面，政府更加主动地引导宗教为政治服务；另一方面，教徒在为社会、为政治服务中更好地确认自身的存在价值，并获得政府或社会的支持，更加自愿地为社会变革作出努力。一些教养较高的教徒，在这方面还向职业化方向演变。南宋政府引导宗教在沟通天人、神人方面发挥作用，固然主要基于统治需要，但在客观上也收到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功效。(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