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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方纳 | 我的学术人生
来源: 新史学1902微信公众号  作者:埃里克·方纳  日期:2021-01-06

这个研讨会真的给我一种毕生仅此一次的体验。我甚至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很不习惯的失语状态——虽然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首先,我要感谢本次会议的组织者——筹备委员会的玛尼夏·辛哈(Manisha Sinha)、艾明如(Mae Ngai)和金· 菲利普斯-费恩(Kim Phillips-Fein)——的辛勤付出,并感谢林赛·戴顿(Lindsey Dayton)为会议的后勤工作所做的有效得当的安排。我同时希望感谢历史系的诸位工作人员——尤其是帕特里克·麦克莫罗(Patrick McMorrow)和帕特·莫里尔(Pat Morel)——以及历史系的学生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帮助使得过去两天的活动进行得井然有序。

当然,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琳恩·加拉福拉(Lynn Garafola)和我的女儿达莉亚(Daria)。许多年来,她们从来都是慷概而兴高采烈地欢迎每一个加入我们家庭的新成员:亚伯拉罕·林肯、“地下铁路”、关于自由的思想等。我尤其要特别提到琳恩的贡献。她是一个很有成就、具有开拓精神的学者,也是我所认识的文笔最优雅的作者之一,她本人的写作以及她在文字编辑方面展现的高超技艺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写作。

我同时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向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的同事们表示感谢。多年来,我们在一起共事,密切合作。他们中的许多人今天也在场,包括芭芭拉·菲尔兹(Barbara Fields)、贝茨·布莱克默(Betsy Blackmar)、艾拉·卡兹纳尔逊(Ira Katznelson)、艾伦·布林克利(Alan Brinkley) 、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Alice Kessler-Harris)、肯·杰 克 逊(Ken Jackson)、凯 西· 布 莱 克(Casey Blake);还有其他的美国史学者以及来自其他领域的同事们,包括帕米拉·史密斯(Pamela Smith)、伊萨·沃洛克(Isser Woloch)、卡罗尔·格拉克(Carol Gluck)和其他许多人。我也在此向哥大图书馆的同人们致谢。在我的整个学术生涯中,我在哥大的众多图书馆中度过了难以尽数的美好时光。令我尤其感到开心的是,我今天在这里见到许多原来的博士生。你们中的很多人十分熟悉我在费耶韦瑟楼[1]里的办公室,也看见过办公室里我收藏的那些与历史相关的纪念品——譬如那个摇头晃脑的林肯雕像,还有从各地历史遗址寻来的精巧的纪念文化作品等。然而,办公室里令我最为引以为豪的是那一排长长的放满我学生的著作的书架(现在这排书架已经延伸成一排半了) ,我曾经指导过这些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你们中有不少人在不同场合听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带一个博士生,就如同被判了一次无期徒刑,但这是一种我非常愿意接受和承担的徒刑。尽管我的学生早在10年、20年甚至30年以前就已经获得了博士学位,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在为他们中的有些人写推荐信,提供各种咨询意见。坦率地讲,能有机会与如此的极有天赋的博士研究生一起工作,从他们那里学到许多我原来并不知道的历史知识,我感到极为幸运。他们从遥远的世界各地——从中国、意大利、德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巴西——和美国各地的大学来到哥伦比亚大学,看到他们在毕业之后首先是找到了一份有收入的教职,随后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在世界各地变成了备受尊重的历史学家,我的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

几年前,美国历史学家组织在年会上为我的著作《重建》举行了一个专门的研讨会,以纪念该书出版25周年。讨论会开始的时候,凯特·马舍尔(Kate Maser)教授宣布了小组讨论会的发言规定:每位发言人将集中讨论该书的某一个方面。之后她转过身来对我说:“埃里克,你要对所有发言人的评论做出回应,或者讲点故事。”凯特知我:我的确是挺喜欢讲故事的。

参加今天的会议,我感到心里好像在放映一部电视连续剧, 剧名就叫作《回顾你的人生》(This is Your Life)。我的生命历程被一段一段地展现在自己面前。我不由得想起一些对我的学术生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和事。我想从我父母开始说起。我想他们今天要是在场,一定会十分享受这样的时刻。正如你们昨天从南希·方纳[2]的发言中听到的,我是在一个被称为“老左派”(Old Left)的家庭中长大的。我在成长过程中从家族讨论中吸收的思想对我日后作为教师和历史学者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思想包括——富有活力的劳工运动对于美国民主是至关重要的;种族不平等是美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历史的故事应该包括那些曾经为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努力奋斗的普通男女的经历,而不止是政治家和工业领袖们的辉煌业绩。保罗·罗伯逊和杜波伊斯是我父母的朋友。[3]我的叔父编撰了托马斯·潘恩[4]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5]的思想作品,我的父亲撰写了在美国军队中服役的士兵的经历。

但我也需要强调一点,尽管在纽约市的左翼圈子里,方纳家族四兄弟[6]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明星群体,但我必须承认,在家族聚会的讨论中,男性往往主导了关于重大话题的辩论,如中苏分歧等。我母亲莉莎·方纳(Liza Foner)是一个心直口快并极具创造力的人,我们家庭内部奉行的一项原则是,母亲作为艺术家的工作与父亲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同等重要——这一原则无疑在家里树立起一种强大的女权主义教育的榜样。因为父母的原因,我成长的环境也始终充满了艺术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不光是来自母亲的画作,还有全家每个周六从长滩[7]到曼哈顿城的旅行,或者是去参观博物馆,或者是到纽约艺术中心去看纽约芭蕾舞剧团的演出;周六下午要打开收音机,听大都会歌剧院的表演等(但令我父母时常感到烦恼的是,我少年时代的文化品味与他们期待的不同,相对于普契尼的歌剧《波希米亚人》来说,我更喜欢比尔·黑利[8]的音乐和太空中的彗星。

我后来写作的美国史教材读本中通常带有大量的艺术作品画面——油画、雕塑、芭蕾舞的照片等——其目的是向学生传输一种潜移默化的信息,即他们需要学会欣赏艺术作品。在道德榜样方面,父母也为我树立了一种高标准,我指的是敢于坚持原则的决心和不怕挑战现状的勇气。父母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都受到过政治迫害。我父亲从1941年到60年代中期都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到大学任教,母亲也丢掉了中学美术老师的工作。与其他一些人不同的是,我父母拒绝为了保全自己的职业生涯而出卖别人,他们也从来不让自己遭遇的痛苦转化成为怨恨,或者因此而丧失对理想主义的信仰与追求。

我是1959年进入哥伦比亚学院的。[9]当时的哥大本科部全是男生,并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学费是800美元一年。我当时的理想是要成为一名天文学家,直到大三才决定转系,改修历史。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我跟着詹姆斯·申顿教授[10]上了一年的美国内战与重建研究课。申顿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老师。算起来,教会我做历史的一共有三个人,申顿是其中一个,但第一人应该是我父亲。父亲是一个独立学者,他的谋生之道就是讲授历史和世界事务。他在讲课中通常强调历史学如何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建立起一种鲜活的联系——如麦卡锡时代的政治迫害与18世纪末的《惩外治乱法》和一战后的“恐红运动”之间的关联何在,人们应该如何通过废奴运动和重建时期在奴隶制废墟上建设一个公正社会的历史棱镜来理解现代的民权革命等(这场革命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正在展开)。他讲课时常以《纽约时报》近期刊登的文章作为引子,然后讲述历史如何塑造了现在——我从他那里借鉴了这种方法,听过我课的人应该都熟悉我的这种授课方式。

接下来引导我走上专业历史学家之路的是哥大的两位历史学家。他们两人风格的不同只能用天壤之别来形容。申顿是一个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克里斯玛气息的老师,但他的魅力远不止如此。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二战时期拒绝拿枪作战,但以一名医护人员的身份参战。他曾作为美军先头部队的一员,在纳粹逃离之后,比其他人更早进入纳粹集中营里。他在那里所见证的一切人间悲剧促使他决心要研究人类针对同类施行非人类待遇的历史。在美国的背景下,这就意味着要研究美国的奴隶制及其后果,尽管当时的历史系主任曾多次劝告他,说他在这个令人不舒服的题目上花了太多的时间。作为一名优秀的老师,申顿总是能够将对历史题目的激情传递给学生,好的教学应该以此为起点。当然,学生们对吉米(詹姆斯的昵称——译者)也很忠诚,而他们的忠诚也从来不会因为他的一个习惯而打折扣——他每周总是会带领一组研讨课的学生去格林威治村吃晚餐,并且在去的路上总是要在格里布小姐面包店(Miss Grimble’s Bakery)买一些点心做甜品。申顿讲过一句名言,绝不能让学生买单(至少在他或她拿到博士学位之前)——我后来一直力图实践他的这一原则。

最后一位导师是理查德·霍夫斯塔特[11],他是我的博士学位 论文指导老师。霍夫斯塔特与申顿不同,他不喜欢讲课,但我所知道的所有关于历史写作的本领几乎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在座的许多人都听我提到过霍夫斯塔特的两句名言——“与动词开战”(make war on the verb to be,即在写作中尽量避免使用被动语式——优秀写作的关键在于善用动词);以及“百分之九十的写作来自不断的重写”(90 percent of writing is rewriting)。这些话应该成为我们终身铭记的治学格言。霍夫斯塔特指导我去关注那些后来影响了我写作的宏大问题——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政治文化的演进,激进和改革运动的历史等。虽然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与他不同,但在半个世纪之后,我研究的问题仍然是所谓的“霍夫斯塔特问题”。

还有一句我铭记在心的霍夫斯塔特名言——绝对不要停止学习。霍夫斯塔特对新思想和新方法从来都是抱着一种开放的态度。他从不炒冷饭。他提倡过但后来又抛弃了美国史研究中的“共识学派”方法论。20世纪50年代,他从社会科学领域中汲取思想与方法;但在他生命的尾声,他的写作开始反映出正在出现的新社会史的影响力。我也总是力图吸收新的思想和研究方 法。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人》是一部政治史和思想史,反映出霍夫斯塔特和当时其他哥大历史学家们对我的影响。25年之后,当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该书时,我重新写了一个前言,其中大量采用了女权主义史学的研究成果(包括使用了我的同事贝茨·布莱克默和爱丽丝·凯斯勒-哈里斯的著作),这些新的研究探讨了隐藏在“自由劳动”思想中的关于社会性别的预定假设,而我在最初写作该书时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我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汤姆·潘恩的研究,它扩展了我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包含了众多的英国和美国革命时代的社会史内容,反映出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和E. P. 汤普森两人对我的影响。[12]我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做研究的一年中认识他们两人的。我的《美国自由的故事》一书则是受到关于语言与历史意识之间关联的研究的强烈影响,当时这一领域方兴未艾,我的好朋友加雷恩·斯特德门·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的著作《论关于阶级的两种话语》(Languages of Class)对我的影响尤其大。

从表面上看,我的学术生涯似乎是一帆风顺,但我想强调的是,机缘巧合、偶然事件或者纯粹的运气对我写作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第一次在哥大历史系任教是在1969—1972年间。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助理教授,我在系里的位置就像是罗德尼·丹泽菲尔德(Rodney Dangerfield)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无人看重。当时,哥大文科各系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除了有5个答辩委员参加之外,还需要有一个来自外系的观察员在场。历史系主任约翰·芒迪(John Mundy)经常以资历最浅的理由派我去其他系充当观察员,参加那些谁都不感兴趣的博士论文答辩——我尤其记得有一篇政治学系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关于比利时报界与布尔战争的关系;另外一篇英语系的论文则是讨论爱默生写作中的树木意象问题——是的,专门讨论爱默生的著作中对松树、枫树和 其他树分别提到多少次等。1972年,系里告知我不要期望获得终身教职职位、需要另谋出路。没有想到,这一变动居然让我走了大运。当时赫伯特·古德曼[13]刚刚出任纽约市立学院历史系的主任,他立刻邀请我加盟。我在市立学院一待就是10年,从古德曼和他招募的一群年轻而具有活力的历史学家那里学到了大量的关于社会史和劳工史的新知识。许多年之后,一位哥大历史系的本科生麦德琳· 刘易斯(Madeline Lewis)将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运气带给我。麦德琳身兼数职,她的其中一件工作是帮助我们家遛狗。有一次她对我提到,哥大图书馆的珍本与手稿文献部收藏了悉尼·霍华德·盖伊[14]的档案,其中有一部几乎无人知晓的与逃奴相关的笔记本。如果不是她对我提及此事,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写《自由之路》这本书。然而,我的最大运气来自更早的一个时候。1975年,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接到历史学家理查德·莫里斯[15]的电话,他当时是哈珀出版社出版的“新美国国家史丛书”的联合主编,问我是否愿意为丛书写一部关于重建的历史。我接受了邀请,开始以为大概会花两年的时间来阅读现有的研究成果,然后在此基础上写出我自己的叙事。但这个项目最终花费了10年的时 间。因为这个项目,我有了去南卡罗来纳大学做一年访问教授、并在南卡和全国其他州的档案馆来回穿梭做资料研究的机会。即便在这本书出版多年之后,我仍然无法逃离重建这个题目——20世纪90年代,我负责策划了一个关于重建历史的流动展览,为公共电视台制作的一部重建历史纪录片担任史学顾问,并与玛莎·琼斯(Martha Jones)教授合作,定期为中学历史教师举行关于重建史的暑期研习班,后者是由吉尔德-莱尔曼研究所(Gilder-Lehrman Institute)赞助的公共教育项目。此外,我还与其他人一起,花了整整16年的时间,游说联邦政府授权建立一个纪念重建历史的国家遗址。2017年12月,奥巴马总统做出决定,指定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博福特[16]建立遗址。我们的呼吁终于取得了成功。

如果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有任何一个时期,因其名称的相关性而经常遭致滥用,那必定是“重建”(Reconstruction)无疑。今天困扰我们社会的一系列政治和经济议题——如谁拥有资格成为美 国公民和拥有公民权利、围绕投票权的争论、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关系、建构跨种族政治联盟的可能性,以及如何正确地应对恐怖主义等——实际上都是重建时代的问题。重建也提供了一个关于历史研究政治性的生动样板,即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读如何在反映他们所生活时代的政治的同时,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传统的“唐宁学派”发端于本校(哥伦比亚大学),曾经主导了美国史学界关于重建的思考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它将重建视为是一个肮脏可耻、腐败堕落的时代,其原因是重建错误地将黑人纳入平等参与美国民主的政治中来。这种历史解读是支撑“吉姆克劳 [17]南部”体系的思想之一,它所提供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清楚的——南部白人应该坚决抵制任何改变种族关系现状的企图,尤其不能恢复非裔美国人被剥夺的选举权,否则传说中的重建恐怖与悲剧将会再度发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权革命彻底否定了这一种族主义式的史学解读。虽然这种重建史观早已被历史学家所抛弃,但它在大众的想象中依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今天,重建的话题再度回到公众讨论中,因为人们担心我们处在另一个“救赎时代”[18]的边缘,人们害怕自己的权利会像在19世纪末期那样被再次剥夺。对重建史的研究帮助我再次意识到我从父亲、申顿教授和其他人那里学到的一些事情的重要性——历史至少部分地是一门带有道德目的的学问,因为它最终面对的是我们究竟希望美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我的记忆也浮现出许多与海外经历相关的时刻。我对1993—1994年在牛津大学担任哈姆思沃斯讲席教授的经历记忆犹新。记得当时我开始为讨论美国自由的著作进行研究,以赛亚·伯林爵士[19]的家与我们的住所在同一条街上。有一次我们约定第二天见面交谈,我当天晚上在饭桌上提及此事,我女儿达莉亚——当时她只有6岁——问我要与柏林讨论什么问题。“自由” ,我回答说。她想了一下,然后说,“那你能不能问问他,如果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主人,那他是自由的吗?”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伯林并不这样认为。当我向他提出达莉亚的问题后,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No”(不自由)。也就是在那一年,“自由”的思想进入达莉亚的心灵之中。1994年4月,作为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我计划前往亚特兰大参加年会。达莉亚听说年会上有一个专门为我举行的盛大聚会,表示她也要一同前往。我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一个历史学家的庞大会议对她来说肯定是 极度的索然无味。但她坚持要去。不一会儿,我们居住的哈姆思沃斯公寓的墙上贴满了用胶带粘贴起来的大字报,上面写着她的 话——“妇女应该拥有她们的权利”,“我在自己家中没有自由”。这些东西指的是什么?我问道。她回答说:“这是我的抗议。”

我也生动地记得一些我在见证历史而不是在书写历史的时刻。1990年,我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一年。戈尔巴乔夫当时还在掌权,但苏联体制已经明显地处于崩溃瓦解之中。新闻审查制度终结之时,公共辩论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涌现,几乎所有的问题——民主、经济改革,尤为突出的是,历史问题——都卷入辩论之中。看到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民异常兴奋地通过新的方式来与历史对话,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历史对于一个社会的自我意识是极为重要的。4年之后,我应邀到南非去做一个主旨演讲,时间正好是南非历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就任总统的一个月之后。南非人民排着长队、耐心地等待投下他们人生第一张选票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这个情形令我想起美国重建时代的相同画面。我的演讲题目是关于自由的,讲完之后,我与开普敦大学校长和所有的听众一起,点亮了一把象征自由的火炬。在20世纪50年代,为了抗议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南非所有大学的自由火炬都被熄灭了。自由火炬的重新点亮以强有力和令人感动的方式展示了过去与现实之间的密切联系。

历史学家当然也是公民中的一员,回想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的许多年的时光,我可以很骄傲地说,我曾经多次与其他人一起努力,帮助改进了本校的政策。作为本科生,我协助在哥大建立了一个学生政治社团,名叫“行动”(Action)。我们所取得的许多成就之一,是说服校外住房部在校外房源公布栏上禁止张贴带有种族排他性语言(如“只出租给白人”)的招租信息。作为一个研究生,我也在1968年哥大的学潮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不认为一个教授在获得终身教职之后应该放弃对抗议活动(activism)的参与;终身教职的意义在于允许教授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不必担心受到惩罚。然而,仍有为数不多的人的确因此受到了惩罚。哥大本科生曾在汉密尔顿楼[20]前组织了一场封锁行动,目的是给校方施加压力,要求校方切割与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具体要求是要校方卖掉那些与南非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的股票。学生们选择我担任他们与校方进行谈判的代表,我为此感到非常荣幸。但令我最为难忘的记忆是昨天朱莉·库辛纳(Julie Kushner)在发言中提到的30年前在哥大出现的那些罢工纠察线。这是一场由哥大的教辅员工和后勤工 人们为争取校方对工会的承认而组织的罢工活动。我作为教师参加了支持这场罢工的动员和辅助工作。因为许多教师和学生不愿意跨越罢工纠察线进入校园去上课,我们就在学校附近找替代的教室,最终成功地将几百门课转移到了校外去上——在学校附近的教堂、酒吧、当地小学和电影院等。对于哥大的学生来说,看到校园中那些收入最低的员工——男性和女性,黑人、白人和拉美裔人——团结起来与这个权势显赫的大学体制做斗争并最终赢得了胜利,无疑是一次足以与他们在哥大课堂中所受教育相媲美的经历。这场活动也给我带来了一个附加福利。我偶尔会打电话找学校管理部门的某个行政人员——某个学院院长或者某个副校长等,接电话的秘书通常会说:“他很忙,请留言,我会转告他。” 我会回答说,“那请转告他,方纳教授来过电话,请他方便时回电话”。“哦,是方纳教授?”电话对面的秘书立刻回答说:“你等着,他就在自己办公室里闲待着,我马上帮你转接过去。”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一直认为,历史学家有责任将当代学术研究的成果与学术界之外的听众和读者分享,将历史与当代备受争议的话题联系起来。我力图通过各种渠道来做这项事业——通过设计历史展览,为学术圈子之外的听众授课,给《民族》杂志和其他刊物写作等。20世纪90年代,我曾经在 CNN的电视节目《交火线》中与琳恩·切尼[21]和帕特·布坎南[22]就《全国历史教学课程标准》进行了公开辩论。我的学生蒂姆·麦卡锡(Tim McCarthy)刚才告诉我说,研究生们还为此专门聚会,一边吃比萨,一边观战。他还告诉我一个我已经忘掉的辩论细节——切尼称,课程标准中对奴隶制的强调让人感到很“压抑” 。我回答说:“如果你觉得奴隶制令你感到压抑,你有没有想过奴隶们有何感受?”

我不认为为公众的写作,甚至那些明显带有政治观点的写作,是一种偏离学术的写作——为学术和为公众写作的愿望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争取社会正义。我的这些努力显然令一些人感到非常不爽——因为我对伊拉克战争持反对态度,我被一本书指认为是101个“对美国最有威胁”的人之一;另外一本书把我指认为是“搞乱美国”的100个人之一(我在该书中的名单中排名第75位,正好排在篮球运动员拉特雷尔·斯普韦尔[Latrell Spewell]之后,他是因为掐了教练的脖子而“金榜题名”)。

当前,历史学家有更大的理由参与到公共辩论之中。正如大家知道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扭曲的时代。在过去一代人里,市场价值观占领了我们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对于知识生活的尊重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公益善举并不只是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但这一思想基本被抛弃了。在流行的价值观的主导下,文学、艺术和历史——那些看上去并不能产生现实经济利益的学科——正在所有层次的教育领域内遭遇继子的待遇。请允许我举个小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本次会议认为我学术生涯的真正顶峰不是获奖或出书,而是我在《科尔波特报告》[23]电视节目中做出镜访谈嘉宾。你们也许想知道——出镜访谈嘉宾是否会得到报酬?没有报酬,但你会收到一张面值一百美元的代金劵,你可以将代金券通过一个网站捐赠给一个慈善组织。我在指定的网站上寻找那些值得捐赠的慈善组织,偶然发现有一个来自纽约市布朗克斯区(Bronx)的小学音乐老师的帖子。她说她所在的学校没有买乐谱的经费,而她的学生也买不起乐谱,所以她无法给学生上音乐课。我决定把我的一百美元捐给她,帮助她买乐谱。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悲催了。美国在武器装备上的花费很多,多到几乎超过其他所有国家军费的总和,但这个国家却不能为公立学校的学生购买几张乐谱。我们国家的优先选择到底是什么?


历史研究或许不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但它是一个民主社会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品质。许多年前,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24]曾经指出,“历史学的观点是一种重要的观点;因为只有历史地看问题,人们才能懂得所观察到的问题与一个复杂的文明体之间存在着的多种关系”。“经济学的”视角,他接着说,“无疑是重要的,但它属于一个较低层次的观察”。亚当斯在1901年做出的评论在今天仍然是值得参考的。因为历史研究为决策者和更大层面上的当今社会所注入的正是两者最缺乏的品质——用理性与经验来检测任何信仰,质疑任何鼓吹思想统一的教条主义——无论它们是政治教条、宗教教条或经济教条——这就是批判性研究的价值所在。

我记忆中关于《重建》一书最美好的一件事来自马克·希格比(Mark Higbee)。马克是我以前的学生,今天也在座。他把这本书送给了他的爷爷,因为老人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名工会组织者。他爷爷说,这本书给他带来了希望。这个反应着实令我感到惊讶,我说,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希望和承诺遭到背叛、自由的梦想被打碎的故事。马克解释说,他爷爷说这本书带给他希望,是因为它证明了历史终将真相大白。这的确是我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一直努力奋斗的目标——讲述这个既让人感到无上光荣、又让人感到无比愤怒的国家的历史真相,并始终怀揣着希望——对历史的公正欣赏是能够为创造一个更自由、更平等和更公正的社会做出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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