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阶段，因受时事政治的影响，史学整体研究不免紧扣时代话题，故涉及宋代军政的研究也多与形势契合，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农民武装起义，以及有关王安石变法等问题。至于“文革”期间的学术停滞，更勿须多言。总的看来，所取得的成果并不算多。正如王曾瑜先生对宋史研究的总体评价“中国大陆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的大约十五六年间，宋史研究有一定成绩，但总的说来，不算景气，为宋史研究支撑门面的，还是邓广铭、陈乐素、张家驹等少数知名学者，新人不多，与其他断代史研究相比，处于落后状态。”（《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还有学者也指出“大陆的宋代政治制度研究几乎一片空白”（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这就包括了军政制度方面。
涉及到军政问题的论文，主要有业师漆侠先生的《论王安石的保甲法》（《光明日报》1952年2月2日），在聚焦王安石变法举措的同时，对保甲组织背后的军事目的有一定的论述。还有邓广铭先生的《论赵匡胤》（《新建设》1957年第5期），对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有所论及。而其他数篇宋代农民起义的论文，在凸显阶级斗争的主题下，或关注到基层士兵的困苦生活状态（如吉敦谕《试论北宋中期的农民起义》，《史学月刊》1959年第6期；关履权《论两宋农民战争》，《历史研究》1962年第2期）；或认为士兵哗变的根源，在于“承继了五代跋扈大兵擅自拥立的残余遗风”（王平生《对试论北宋中期的农民起义一文的意见》，《史学月刊》1959年第9期）；或探讨到弥勒教在士兵中的流传（吴天墀《北宋中期的王则起义》，《历史教学》1957年第5期）。这就初步涉及到宋代兵役制度、士兵的生存状态等方面。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历史教学》1953年第1期）一文，辨析了宋江原形及其真实事迹。何竹淇的《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6年），则整理了包含宋代兵变在内的农民起义之史料。总之，建国后至“文革”结束前，是宋代军政研究的起步阶段，仅有若干论文问世。
在香港和台湾地区，主要有罗球庆先生的《北宋兵制研究》（香港《新亚学报》，1957年3卷1期），针对宋史兵志的缺憾加以重写，以北宋兵制的建立、变迁与崩溃为线索，整体考察了北宋兵制的基本问题，具有开创宋代兵制研究之功（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第131页）。李丽真《宋代的兵制》（《史苑（辅大）》1974年22期）、林瑞翰《宋代兵制初探》（《宋史研究集》第十二辑，“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1年），继之而进一步细化分析。方豪《宋史》第一、二册的专门章节（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考究了宋代官制与兵制的有关内容，“初步探讨了宋代政治制度中的职官、科举、兵制、学校等单项制度，但并不深入”（朱瑞熙、程郁《宋史研究》，第128页）。上世纪70年代初，台湾三军大学编写出版的《中国历代战争史》（军事译文出版社，1983年），其有关宋辽金夏的内容，主要从战争史的角度考察，而对军政关系也未有深入论究。
在此阶段，中国大陆学界对宋代军政问题开始步入理性探究，并由较单一的议题拓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取得了大量论著成果。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成就
其一、关于宋代军制及其与朝政关系的研究
大陆学界开始对宋代军制史研究，试图从制度层面澄清军政的基本面貌。王曾瑜先生《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增订本2011年）是首部深入研究宋代兵制的专著，也是迄今为止全面、系统考察宋代军制的著述。该著按现代军制学的原则，对宋朝统兵体制、兵种、北宋禁兵的编制、屯驻、后勤、军法及指挥等各项制度，都进行了论述，对宋代军政研究具有奠基性意义。与此同时，学界对北宋厢兵、禁兵的基本制度，有专文论述（张德宗《北宋的厢兵制度》，《史学月刊》1982年第4期；《北宋的禁兵制度》，本社编《宋史论集》，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对宋代兵制的特点，有初步的考察（关履权《有关宋代兵制的几个问题》，关履权《两宋史论》，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对宋初的兵制状况，有较细的分析（张其凡《宋初兵制改革初探》，《暨南学报》1989年第4期）；对宋代武官选任制度，有基本的介绍（苗书梅《宋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对南宋兵制，也有简略的叙述（杜文玉《南宋军制研究》，《渭南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此外，还有对宋代将兵驻地的考述，对宋代安抚使制度的梳理（李昌宪《宋代将兵驻地考述》，邓广铭、王云海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对宋代“蕃兵”制的考察（安国楼《论宋代“蕃兵”制》，《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等等。
对于军事与朝政的互动关系及其影响，则成为学者研究的另一个重点。邓广铭先生的《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是最早揭示北宋募兵制度与边防及农业生产关系的论述，切中其积弊要害。又有多篇论文探讨了与此相关的问题，如宋代募兵制产生的根源（程民生《简述宋代募兵制的根源及确立》，《史学月刊》1990年第4期），北宋募兵制固有的矛盾（程民生《北宋募兵制的特征及其矛盾》，《中州学刊》1989年第1期），北宋养兵政策的评价（张德宗《北宋的养兵政策》，《河南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北宋“冗兵”现象（王育济《北宋“冗兵”析》《文史哲》1989年第2期），等等。而对宋朝统治者在管控军队方面的策略及其效果，也成为关注的对象，如对宋初驭将政策的变化（袁征《宋初驭将政策的重要变化》，《河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宋代治军政策的矛盾（罗炳良《宋代治军政策矛盾探析》，《河北学刊》1993年第2期），宋初期兵制改革的效果（李海泳《试论北宋初期兵制改革中的赵匡胤》，《殷都学刊》1999年第1期），熙丰兵制改革的目的（程民生、郑传斌《熙丰时期的兵制改革及启示》，《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李昌宪《试论宋代地方统兵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史学月刊》1995年第4期），两宋之交武将与文臣控兵的交替（安栓虎《两宋之交武将的崛起与文臣控兵之反复》，《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分析。
此外，就兵变问题有系列论述。如对“杯酒释兵权”的真实性问题，有学者经过辨析提出了不同的判断（顾吉辰《关干宋初“杯酒释兵权”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93年第3期；王育济《世宗遗命的匿废和陈桥兵变》，《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同时，还对“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方式的理性特点,以及对宋代政治的深远影响，提出了新的见解（王育济《论“杯酒释兵权”》，《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论“陈桥兵变”》，《文史哲》1997年第1期）。而包括兵变在内的农战史研究，虽曾延续了一段时间（姜锡东、王晓薇《漆侠先生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但对宋代兵变的认识逐步回归理性。对兵变及士卒逃亡的具体复杂背景，以及与有关政策影响的关联性，都有论文分别论述（贾大泉《论北宋的兵变》，邓广铭、程应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张志康、郑世贤《论北宋“民变”、“兵变”的社会背景》，本社编《宋史论集》，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张明福《试论北宋庆历年间的兵变》，《山东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罗炳良《宋代兵变性质之我见》，《北方工业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李华瑞《庆州兵变与王安石变法》，《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杨国宜《庆历新政时期保州兵变的评价问题》，《安徽师大学报》1993年第3期；游彪《略论士兵逃亡与宋代财政之关系》，《中州学刊》1993年第6期）。
其二、围绕宋初统一战略、守内虚外国策与重文轻武现象的研究
针对宋初统一方略，先后有多文予以研究。徐规先生等的《评宋太祖“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宋史研究论文集（1982年宋史年会会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论述了“先南后北”战略的背景及成效。有从宋辽关系角度出发的专论，对此加以正面评价（王瑞明《赵匡胤“先南后北”的策略与民族关系》，《光明日报》1983年6月8日；任崇岳《从民族关系看赵匡胤统一全国的策略》，《中州学刊》1984年第1期）。有与后周对比的论文（李晓《王朴、周世宗、宋太祖统一战略比较》，《烟台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指出三种不同战略的差异，而又肯定了宋初战略的优长。还有重新探讨的论文（王育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策略的再探讨》，《东岳论丛》1996年第1期；李华瑞《关于宋初先南后北统一方针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既肯定其灵活务实，也指出“后北”不包括燕云十六州的准确含义。
对宋初立国的“守内虚外”国策及其演变，是在邓广铭先生的启发下而开展（参见漆侠《<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序》，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有初步对这一基本国策利弊的述评（郑珍平《论北宋的守内虚外国策》，《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漆侠先生的《宋太宗与守内虚外》（田余庆主编《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则深入论述此项国策对边防观念、主和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还有从宋朝对待大理国的态度上分析了其表现（方铁《论宋朝以大理国为外藩的原因及其“守内虚外”治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有关宋代“重文轻武”现象的讨论，虽非全新话题，但事关宋朝军政关系及其时代特征，故也引起高度关注。如针对较早提出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观点，有学者提出反驳意见（宁可《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编辑部编《学林漫录（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顾全芳《重评北宋重文轻武的历史作用》，《学术月刊》1984年第4期）。陈峰的专著，则深究宋代朝政演变过程中的军政关系线索，提出“崇文抑武”的新见解（《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人民出版社修订版，2011年），并逐渐获得学界的认同。
其三、有关宋代边防战略及武将人物的研究
围绕宋朝与辽、西夏、金的边防战略及举措，有许多论述。如对北宋辖区设治与戍防效果的分析（林荣贵《北宋王朝的辖区设治与戍防》，《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对北宋御边政策阶段性调整的考察（刘建丽《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甘肃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对王安石御夏方略的论述（王天顺、杜建录《论王安石的御夏方略》，《中州学刊》1996年第4期），对熙丰时期“东联高丽”战略的探究（孙建民、顾宏义《熙丰时期“东联高丽”战略研究》，《齐鲁学刊》1996年第6期），对包拯防御辽夏对策的探讨（杨国宜《包拯关于辽夏问题的对策》，《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对宋哲宗朝御夏政策变化的述评，对北宋末及南宋与西夏关系的论述（李华瑞《论宋哲宗元时期对西夏的政策》，《中州学刊》1998年第6期；《北宋末期及南宋与西夏的关系》，《宁夏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对南宋时期和战之争的影响，以及“绍兴和议”背后的实力对比，也有专文论及（黄山松《南宋的和战之争与“规模”说》，《浙江学刊》1996年第4期；曹家齐《从宋、金国力对比看绍兴和议的签订》，《徐州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
对于宋代某些武将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李华瑞《北宋抗金名将王禀事迹述评》，《中州学刊》1995年第2期；《宋金太原之战》，《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6期）,南宋吴氏世将及其与当时的政治（王智勇《吴氏世将与南宋政治》，《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岳飞的军事思想（张其凡《岳飞军事思想试探》，《暨南学报》1997年第4期）。针对岳家军群体人物的专论，则揭示了南宋文官集团恢复传统以文制武体制的深刻用意（张秀平、罗炳良《岳家军群体人物研究》，《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1期）。
其四、通论军事史与断代宋史涉及宋代军政方面的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出版了许多军事史通论著作，运用到现代军事学理论，其中有关宋代的内容，为研究宋代军政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如军队专家郭汝瑰牵头集体编写的六卷本《中国军事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其中对宋代军事的各方面内容有宏观的介绍；刘展的《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涉及到宋代的基本军制，但基本参考了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而刘庆、毛元佑所著《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综论了宋辽金夏时期军事领域的发展变化以及成就，价值较高。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与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共同编写的六卷本《中国古代军事制度史》（大象出版社，1997年），考察了古今军事组织体制、武官、后勤、兵役、军事法制等六部分内容，其中宋代军事方面的内容，大致综合了当时学界已有成果。此外，还有如《中国军事通史》等若干著作，亦有类似特点（罗琨、张永山《中国军事通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黄水华《中国古代兵制》，商务印书馆，1998年；编委会《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朱绍侯《中国古代治安制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军队专家又有点评宋代兵学时代特点的论述（毛元佑《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宋代兵学》，《中国军事科学》1993年第1期）。
至于一些断代宋史著作，也涉及到军政方面内容。如周宝珠、陈振《简明宋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王瑞明《宋代政治史概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而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张希清等《宋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对宋代重要军事机构和职官辞条，以及主要军事制度，则有较为细致的解释。
海外涉及宋代军政方面的研究，以港台地区学者居多，又以探讨制度为重点。梁天锡的专著《宋枢密院制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对宋朝枢密院制度的沿革、组织、职掌及得失等方面，有系统的考察。此外，还有通论性的陈宝秋《中国历代兵役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1981年）、赫治清、王晓卫《中国兵制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及苏启明《中国古代兵制沿革概论以汉唐宋明四朝为比较》（《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88年第20期）等论著，都有涉及到宋代兵役诸方面、宋朝的基本军事制度等内容。赵雨乐所著《唐宋变革期军政制度史研究——三班官制之演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年）、《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两书，分别考察了唐末至五代以来三班官制的演变过程、内诸司使职责及地位的流变，指出从内廷侍从系统到武阶官的转变，标志着君主私臣转向官僚过程的完成，体现了宋代中央集权制的特点。黄宽重的文集《南宋军政与文献探讨》（台北新文丰出版，1990年），第一单元即“军政篇”，所收七篇论文都与南宋御敌与平乱有关。他还有关于南宋抗金义军及与宋廷互动关系、南宋与高丽以山城抗御蒙古军的专论（《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山城防御：以南宋、高丽抗御蒙古的经验为例》，《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王明荪的《宋初的反战论》（《战争与中国社会之变动》，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关注于宋初反战思潮方面的讨论。
美籍华裔学者刘子健的《略论宋代武官群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两宋史研究汇编》，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深刻揭示了武官群体在宋代政坛地位的衰落，以及由此对朝政趋向带来的深远影响。日本小岩井弘光的《宋代兵制史研究》（汲古書院，1998年），对两宋兵制一些具体方面皆有细致论述，特别是考究了前人较少关注的就粮禁军、壮城军、牢城军、南宋屯驻大军及相关军资库、剩员制等问题。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日文本，渓水社，1988年。刘静贞、李今芸译《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在细致考察南宋初期政权重建过程的同时，对当时各种军政势力的博弈、背景，以及国家政策如何因应边患压力而做出的调整，都有深入的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