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的心得

1990年代之初，在我的倡议和推动下，近代史研究所建立起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此后，除了因客观需要，仍不得不做一些胡适研究方面的工作（从1992年到2008年，我写作和发表研究胡适的论文和文章30余篇；出版研究胡适的著作4种（其中一种为合著），编辑研究胡适的书及资料集12种）之外，我开始比较集中精力于做近代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中间有两项主要的工作：一是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其最终成果是2003年出版的《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二是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其最终成果是2008年出版的九卷本《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

前一项研究，我们是把近代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与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也就是把民主的思想与民主制度的建构结合起来研究，这是一种创例。从前做相关研究的学者，都是把它们分开来做，有作民主思想史研究的，有作民主制度史研究的，还有作民主运动史研究的。我觉得，把认识与实践，思想与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可能更加深我们的认识。我们从研究中发现，西方民主在中国人的认识与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自晚清以来，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思想日趋成熟的过程；而在实际建构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却表现出越来越虚化，越来越有名无实。这是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后一项研究，是一项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研究课题。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和整体社会的转型是基本同步的。这个转型过程至今尚未完结。但有两个时段很有典型意义：一个是清末戊戌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时期；一个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从一开始就强调，我们的研究，主要着力于探索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并努力揭示出文化转型的条件与机制。我特别提出，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形成，对于近代文化转型的重要意义。同时指出，在研究文化转型过程中，要充分注意政治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我深入分析中国人在文化之中西与古今的问题上，长期存在困惑；要化解这些困惑，除了有赖于社会物质进步和政治发展之外，还必须建立起健全的文化心态。所谓健全的文化心态，即对外要持开放的观念；对内则要求改革和进取，特别是要重视“个人的解放”。通过近代文化转型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近代思想和文化发展与演变有两个最基本的趋向：即对外部世界越来越开放，通常人们叫它世界化；对内，则无论革命也好，改革也好，最本质的是追求人的解放，真实的“个人的解放”，通常可以说是个性主义。关于这两个趋向，我最早于1994年，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中国新文化的源流及其趋向》一文中，首次提出。后来在2004年专作一文，对此加以较系统的论述。文章题为《世界化与个性主义——现代化的两个重要趋势》。这篇文章先是2003年初，在美国加州柏克利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上提出报告，然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上发表。而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中，这两个趋向，成为贯穿全书的基本线索。在《导论》卷的《结语》中，对此尤作了清晰的概述。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包括思想文化的转型过程中，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能够清晰地认识和把握这两个最基本的趋向，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轨迹，我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一大枢纽。第一，它造成了创造民族新文化的利器——统一的白话国语。第二，更加开放的文化观念，有利于化解中西文化的困惑。第三，自由平等的观念大力张扬，较大程度上打击了专制主义与宗法伦理对人们的束缚，个性主义得到伸张。人们对民主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第四，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在较大范围得到传播。第五，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扩展：包括新教育的大发展，社会团体组织的大发展及相应观念的更新，传媒系统的发达与进步，等等。这些都是促进文化转型的有力杠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开辟出新的方向与新的广阔空间。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没有中国后来的一系列发展。历史证明，偏离或背离五四新文化的方向，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就会走弯路，就会遭遇挫折。当然，五四运动确实也曾发生某些负面的东西，例如，激进主义、泛政治化、迷信群众运动等等。但我们只能靠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确的东西去克服其负面的东西，而不能借口一些负面的东西而根本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从而背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方向。

上面所说，是我治学的一些主要方面。其他诸如孙中山研究、梁启超研究，都有很多著述发表，而且都有个人独到的贡献。

上面谈了我治学的大致经历，以及从中得到的心得体会。

其实，做任何学问，最基本的方法都只是实事求是而已。实事，就是关乎所研究的问题的一切材料及它们所反映的历史实际；求是，就是分析这些材料，揭示其意义，并发现其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明其真相。在实事上做工夫，就是搜集材料，整理和排比材料；在求是上做工夫，就是运用理论与方法去解析材料，就是理论思维。前些年，应《院报》之邀，我曾写过一篇叙述我的治学心得的文章，我的文章原题是《治学之路：跟着事实和逻辑走》，发表时，编者把题目改成《注重事实和逻辑》。其实，这两个题目，其意味是很不一样的。马克思在说到自己关于《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时曾说道，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里只有两个紧密联系的环节：一是要充分地占有材料，一是要运用理论思维，分析材料，发现其内在联系。只要这样做，就能够得到事物的真相，这里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所以，马克思又说过，探寻真理的工作，犹如下地狱，地狱的门口写着：在这里，任何犹豫都是无用的，只有走下去。走下去的路，就是事实与逻辑所指引的路。我深信，若能坚定地跟着事实与逻辑走，就必定能有所发现，就必定能取得成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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