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而为，豁然开朗

王云路教授访谈录

采访者：童彤

王云路教授（右）和先生方一新教授

王云路，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八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浙江大学讲席教授、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字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人文学科学位委员会主任、人文学部学位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训诂学会常务副会长，《汉语史学报》主编。主要从事中古汉语词汇和训诂学研究。曾获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浙江省政府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二等奖，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三等奖等奖励多次。

问：王老师，您和中文系的感情非常深厚，度过了难忘的学生生活，又在这里培养出一代代学子，可以请您谈谈求学和治学经历吗？

我82年考取老杭大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郭在贻先生，毕业后分配至古籍研究所任教至今。1992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姜亮夫先生。我主要研究古代语言，其实我刚读大学时比较喜欢文学，但是语言更像是一门理性的科学，不需要特别多的想象，和我的秉性更相契合。

提到求学、治学经历，我马上就想起了两位郭老师。在我的学术之路上，他们是我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我的学术兴趣主要源于本科时辽宁师范大学（原辽宁师范学院）的郭栋教授。我属于老师表扬就爱学的类型。有一次古代汉语课郭栋老师要求写一篇文章，我写王念孙《读书杂志》中存在的一个小问题，挑清代训诂大家的毛病。郭栋老师在课堂上举着稿子问这是谁写的。当时生活比较节俭，我的作业写在我爸爸设计图纸的反面，那是课上独一份的，我说是我写的。郭栋老师大加赞赏，用整整一节课的时间讲评我的文章，最后说“真是后生可畏”。郭栋老师的鼓励给了我极大的信心，我大受鼓舞，心想看来我这方面还行啊，能写点东西！当然和性格也有关系，我既好动，又能坐得下来，所以就一直做古代语言方面的研究。

1982年大学毕业，我考取了杭州大学中文系汉语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郭在贻先生。因为从本科开始接触一点训诂学知识，清代乾嘉时期跟段玉裁齐名的王念孙是我膜拜的对象，我就按王氏的路子做，开始了字词训诂工作。我早期按照王念孙的方式，做的方向是训诂，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分析他的失误。我们几个是郭在贻老师带的第一届硕士生，郭老师比较谨慎，曾给张永言、刘坚、裘锡圭等几位好友写信，征求他们对硕士论文选题的意见。郭老师对我交上去的论文初稿有些迟疑，他说：“王念孙这样的大家敢批吗，这可不太好把握。你写一写王念孙对语言训诂的贡献，归纳他的优点更好吧？”我觉得写优长比挑毛病更容易一些，于是放下专心挑缺点的念头，把看《读书杂志》期间积累的一些王念孙在训诂方法、成就方面的特色汇到一起，大约十天就写好了。没想到，这期间郭老师把我论文初稿交给祝鸿熹老师看，祝老师看了之后说不错。祝老师又把论文送给蒋礼鸿先生看，蒋先生认为可以，只对一处标点提出意见（但那个标点其实是对的），这样郭老师就放心了，所以最后提交答辩的还是挑王念孙毛病的文章，题目就是《王念孙<读书杂志>失误举例与分析》。记得是许嘉璐先生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大家对我的论文评价很好。其中一部分就是1986年发表在《中国语文》上的《读<读书杂志>札记》一文。后来有专家开会见面时说，看文章还以为是位老先生呢，没想到是个小姑娘。这是我第一篇研究清代语言学家王念孙的论文，对王念孙《读书杂志》的研究，为我的训诂学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四川大学张永言教授后来曾在推荐信上说：“她（王云路）早年就王念孙《读书杂志》疏误部分进行商榷、补证的文章，读后令人顿生后生可畏之感。”

正因为郭栋老师本科时帮我打下的基础，让我敢于挑战权威，而我也是愿意挑毛病的人，看到他人的疏失后就想着去商榷、纠正，才有勇气写这篇硕士论文。而郭在贻老师上课时常常提及清代的乾嘉学派，他特别推崇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皖派，教导我们：治学应当重发明、创见，而不仅仅是归纳整理。郭老师还引用胡适的话说：发现一条新义，就像发现一颗新星一样重要。郭老师的研究思路、方法对我的影响很大，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三十多年来，我基本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

1989年秋天，我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读博士，那时郭在贻老师刚去世不久，我便跟着太老师姜亮夫先生学习（郭老师曾经担任过姜先生的助手）。姜先生见识阅历深广，学养深厚，文史兼治，在多个学术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姜先生对我的博士论文没有什么限制，曾跟我讨论过博士论文的选题，他提的第一个题目是“《荀子》引书考”，那是文献学的，我觉得把引书出处放在一起考出处，比较像归纳总结，就不太感兴趣。第二个题目是研究刘熙的《释名》。《释名》是汉代四大小学著作之一，侧重于从声音的角度揭示词语命名的由来，但到目前为止，对刘熙所阐释的词与词之间的音义联系，还没有人能研究透彻。我觉得难度太大，刘熙是从哪些角度解释词语得义缘由的，我没有能力解读，也就没有做这个题目。我原来就喜欢诗歌（大学时国庆征文还得了诗歌组一等奖，当然只是押韵的长短句而已），而诗歌的语言理解和训诂是可以结合的，于是我跟先生商量，就选了中华书局出版的逯钦立先生编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中下三册作为研究对象，这本书里汇集了唐以前的诗歌（当然《诗经》《楚辞》等不在内）。研究诗歌语言的人不多，更没有人从词汇史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我希望我能够进行专门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就是《汉魏六朝诗歌语言研究》。沿着博士论文的路子，我写了二十余篇论文，还先后出版了三部著作：1997年出版《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这本书1998年获浙江省教委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3年获教育部第三届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999年出版《六朝诗歌语词研究》，这本书2001年获浙江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2年获浙江省政府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4年出版《中古诗歌语言研究》，这是我在诗歌语言研究方面比较系统的著作，近年来一直作为本科生教材使用。因为研究诗歌语言，我2013年主讲的“析词解句话古诗”入选教育部在线精品课程，很受欢迎；我为本科生开设的“古汉语与古诗文赏读”，作为学校的核心通识课程，已经开设六年了，选课的同学一直都很踊跃。

问：您和方老师都在中古汉语领域建树颇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得我校在这个领域一直处于学界的领先地位，能说说这个方面的情况吗？

从85年硕士毕业留校那几年开始，我的研究重心已经逐渐明确到汉魏六朝这一阶段，因为我的博士论文《汉魏六朝诗歌语言研究》，就属于中古汉语这个阶段。“中古汉语”这个概念，在我和方一新老师合著的《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前言里，有比较系统的阐释：汉语历史的断代，之前是两分法，分为古代和现代；后来又衍生为三分法，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我们则认为：古代汉语不能涵盖从先秦一直到晚唐五代（吕叔湘先生认为的近代汉语的开端）的汉语文献。大约从汉代开始，汉语的言（口语）文（书面语）开始分离，口头说的和书面写的拉开了差距，而且越拉越大。汉代尤其是东汉以后，魏晋至南北朝隋时期，汉语文献产生了接近口语的作品，非宗教文献如乐府民歌、志人志怪小说、书信和医书农书等；宗教文献如翻译佛经、道教的《太平经》等，都保留了较多的口语成分，我们称之为中古汉语。在汉语史分期中，中古汉语是与上古汉语、近代汉语三足鼎立的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值得作系统深入的研究。郭在贻老师曾反复强调的关于俗语词的研究，不少就属于汉魏六朝的语言。“不登大雅之堂”的俚俗语言，才可能是最贴近民间的。郭老师的这些主张对我们启发很大，所以我和方一新老师都比较注重中古时期比较接近口语的文献的语言。方老师的博士毕业论文写的是《世说新语》（文中已经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中古汉语”的主张），也是中古汉语时期的典范作品，我则比较集中地阐释了当时诗歌的语词。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古汉语方面的相关研究还不多见，我和方老师合作，主要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中古汉语语词例释》《中古汉语读本》两种以“中古汉语”命名的著作，《读本》还数次修订再版。1993年，《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获第五届王力语言学奖三等奖，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评审很严格，头五届都没有一、二等奖（申报王力语言学奖，是蒋礼鸿先生主动提议并推荐的，我们俩当时还不敢参评，蒋先生说我都写推荐了，你们按要求交上去就行了。老先生关心后学晚辈是那么自然真切，现在想来仍然感到很温暖）。现在，中古汉语的相关研究日渐增多，中古汉语研讨会也开到第十一届了。回想起来，当年我们为中古汉语的振兴发展摇旗呐喊，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感觉还没有虚度啊。

问：王老师，近些年您继续深入探索，研究重点似乎发生了一些转变，可以谈谈您现在的研究吗？

是啊，有这个转变。大约十多年前，我时常想到，训诂只是解释单个的词，还应当进行更系统的研究，要有学理的支撑。除了考释出某个词是什么意思，还要明白它为什么有这个意思；要弄清楚是一个词有这个意思，还是一组词都有这个意思。于是我开始关注系统的词汇语义学理论研究。2006年，我应冯胜利老师之邀，去美国哈佛大学作3个月的高级访问学者，有机会与一些学者充分交流（曾应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等5所高校演讲座谈），也有较充裕的时间静心思考。我发现一个词各个义项之间有联系，义项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这个特性大多与它由本义抽象出来的特征相关，我把这个特征命名为“核心义”。举一个例子，像“管”字，本义就是“一节竹管”，现在有“握管”“管乐”的说法，是本义的应用。“管”的特点是“长而中空”，它的名词义大都有这个特征，如“晶体管”“管道”等。古时候“钥匙”的形制也是中空的，于是把钥匙也叫“管”，《左传》即有“掌北门之管”的记载。重要的东西都要锁起来，掌握钥匙的人很重要，所以，根据这个意义，就变成现在的“管理”“管家”“掌管”这些词义。现代汉语中，除了“管乐”之外，基本用的都是从“钥匙”引申出来的词义。“竹管”是“管”的本义，“长而中空”是它的核心特征（也即核心义），所以核心义能系联各个义项，并解释各义项之间的关系。从本义抽离出来的特征能解释好多词义，但还有一些词义主要跟语音相关，这是假借义，不在核心义系联的范围之列。

有人说核心义是不是跟引申义一样呢，不一样。比如“管”的“管理”义从钥匙引申而来，这是引申义；但是钥匙称“管”，是根据竹管的形状特征而来，不是引申关系。核心的东西可以决定它的特征义，跟引申义不一样，我再举一个例子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我们可以说一双手套，也可以说一副手套。但是“双”和“副”不一样，虽然都是表示成对的量词，但是一副对联不能说是一双对联。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双”与“副”的本义不同，核心义也不同。“双”的造字义是（一只）手握两只鸟（雙），对象是活的生物体，而且是可分的，所以有“双亲”“双人舞”“双打”。而“副”是以刀判物，表示非生命体的可以分成两半的，在用作量词时也是可二分的非生命体，所以有“正本”“副本”，对联有上下两联，才称“副”。但是由于生活中使用较多，用法泛化，表示生命体的量词也可以用到非生命体上，反之则不能成立。我们可以说一双手套、一副手套，这是泛化；可以说“一双儿女”，但却不能说“一副儿女”，因为手套是非生命体，儿女是生命体。你看，从造字义抽离出来的核心特征对词义是有解释力的，这算一个发明。当然这个发明也不是我凭空得来的，前人也有研究，比如段玉裁就关注到词义的特征并且常常将它抽离出来；时贤也讨论过相关的论题，这些都为核心义的提出和阐释作了很好的铺垫。

我认为采用核心义的理论来统摄词义系统挺有用的。能说清楚一个词词义产生的根源和流变，是有意义的事。我2006年写了《论汉语词汇的核心义》一文，发表在庆贺丁邦新先生七十华诞的论文集里。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全力研究这个，也申请了以“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为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讲课的时候也把我的这个观念跟学生一起讨论。后来和我的博士后王诚一起合作完成书稿《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这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结项时得到了5位匿名同行专家的很高评价，给予“优秀”等级；这本书2013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014年出版，2015年获浙江省政府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最近又获得第八届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应当说这是一个理论性的贡献。

接下来，我的主攻方向是核心义对双音词产生的影响。比如为什么“习惯”组合成一个词，“习”的本义是小鸟飞。飞、翔、翱等字都是表示鸟飞，但为什么偏偏选了“习”呢？因为“习”就是小鸟反复飞（《说文》称“数飞也”），练习飞，其核心义是动作的反复，所以我们后来有“练习”“实习”，都表示动作的反复。“惯”，一开始字形作“毌”，意思是把钱串起来，一千文为一贯，也是动作的重复，后来加上“忄”，表示了认知上的重复。“惯”也有反复、重复的意思，所以有“惯犯”“惯性”“籍贯”这些词，在时空上都有重复和延续的特点。这和小鸟的反复飞有一致性，所以“习”“惯”它俩抽象出来的特征是一样的，它俩有资格搭到一起，就组合成“习惯”。以前也可以叫“惯习”，现在叫“习惯”，这是出于音韵考虑，需要符合声调排列先平后去的原则。这便是双音词组合的规律。通常并列双音复合词前后语素的核心义是相近的。不仅是并列式双音词，非并列式词的组合有些也可以用核心义解释。比如“点心”，唐代出现时表示清早吃一点点食物，现在表示非正餐时吃一点点（食物）。“点”本义是把小黑点轻轻地涂上，是一个人为的动词，结果是得到小小的一点。吃饭和腹有关系，而和腹相比，“心”就是小的。“点”与“心”都有“小”的特征，所以能放在一起。叫“点心”而不是“点腹”，因为心小而腹大；称“点心”而不是“滴心”，因为“滴”是自动而“点”是人为的，是他动。可见，“点心”是动宾结构，它们的结合也有规律，受到核心义的制约。我觉得我们张口就说的一些词儿都是有规律的，要有共性才能组合成词，我现在重点就研究这些。

当然，中古汉语词汇多年来一直是我重点研究的领域，在侧重于做核心义研究的同时，我仍然会投入相当的精力继续在这一领域耕耘，完成诸如《汉语词汇通史·中古卷》等相关课题。

所以我的治学之路，总的来说很稳定，但是又在不变中追求变，从单个的词语归纳出更为系统的词语脉络，找出其中有规律性的东西，来探索汉语的真谛。

问：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难免遇到瓶颈，请问老师是怎么解决的呢？

就我自身角度而言，还算比较顺利，一直都在高校，从事一个方向的研究，可谓“从一而终”。汉语是我们的母语，这种语言的内涵深度、表现能力和经济性都绝对优秀，我们应当珍视。我喜欢汉语，汉语是几千年以来一直没有中断的语言，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使用，在国际上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十多年前有人采访我，我提出要像重视外语一样重视汉语，是因为人们对母语不那么重视。现在强调文化自信，发掘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是用语言文字记录的。我们希望能够知道她原来的样子，现在为什么这样，以后将会怎么发展。好好研究汉语，厘清汉语发展的脉络，是一项具有普遍意义和重要价值的工作，我也就更热爱和投入了。

热爱是热爱，只要是学术研究，就都会碰到困难。钱锺书有《论快乐》一文，他说所谓快乐就是经历了很多痛苦之后的豁然开朗。瓶颈期，其实就是一个进程，问题从来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对我来说，瓶颈常常出现在有问题还讲不清楚的时候。但是当我一旦发现了解决的方法，就会立马放下笔抛开书，去走一走，放松一下，因为太开心了。学术研究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多看书，多阅读，增进知识，打好基础才是最重要的。早年我读书的时候就常常给自己定下一个阶段内的目标，比如某段时间内要把汉代的书都读一遍，《盐铁论》《论衡》《越绝书》等，凡是两汉时期的都搜罗来，不论是精读还是泛读，都得看一遍。还有一个阶段想读宋代的笔记，哗啦啦又都翻看了一遍，读一遍觉得不行就再读一遍，底子就有了。我本科时候写关于王念孙《读书杂志》的文章也是读出来的，那时候读《读书杂志》，书还不好找，我在大连一个寺庙的藏书阁里看的，读着读着就有感觉了。阅读中得有个“悟”的过程，能够有所触发便有所得。但是有时候还是有瓶颈期，怎么都过不去，某个现象怎么都说不通，这种时候就不能着急，先把问题放一边儿吧，可能我现在的功力还没达到，也可能现在的语言证据还不足以解释这个词儿，那么就先去解释别的，都不要紧。

问：您不仅事业成功，家庭也很美满幸福，和方老师是令人艳羡的学术伉俪，可以分享一些您的家庭生活吗？

我们一家6口人，算起来都跟浙大有联系。我俩连同儿子，共有3人在浙大工作，儿媳妇也在浙大读书。我现在已经有两个可爱调皮的孙子了，大的5岁半，在浙大幼儿园，小的1岁半多一点，不久也会上浙大幼儿园。平时各自忙工作忙学习，如果周末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会跟儿子一家一起，全家团聚游玩，也是天伦之乐吧。

问：时值百年系庆，您对中文系以及我们学子有什么寄语吗？

从老杭大开始的中文系具有极其深厚的底蕴，诸多知名的学者在此任教，如姜亮夫、夏承焘、蒋礼鸿、郭在贻等先生，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处于领军地位，为我们现在的中文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应该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再深入开掘，有所发明，有所推进。现在的新科技给我们提供了诸多便利，如计算机技术越来越成熟，数据库也愈加完善，所以现在找语料不是问题，关键是研究者的见识和眼界，如何判断研究对象的相关性。比如桌上这个杯子，研究“杯子”的词义，只满足于把所有“杯子”的例子放到一起吗？不行，进一步扩展，有表示“杯子”义的词要联系起来，跟器皿相关的也可以放进联系链，“杯”字的造字之义、得义缘由都可以分析；又或者是考虑词尾“子”，进行相关构词语素的讨论。重点是要找相关性的东西，找到旁支，再深入聚焦，这需要判断和见识，思路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学科多，视角广，领域更开阔一些，跨专业的结合也就更具可行性，这些都是可以开拓的领域。你们年轻，有闯劲，相信经过不懈的努力，一定会取得无愧于时代的佳绩，真正不负韶华。

编辑：季紫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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