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香港史研究近40年，在香港工作生活15年，这份独特的经历使刘蜀永感到香港早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既为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起到的历史作用感到自豪，又为如今香港遭遇的问题而痛心。于他而言，对香港的感情似乎难以用语言描述，只是感到“不是故乡，胜似故乡”。

刘蜀永教授，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他从事香港史研究近40年，2005年应邀移居香港推动香港编修地方志。在“一国两制”下修志困难重重，刘蜀永和众多香港学者几经努力，终有进展。他参与了香港第一本志书《香港志·总述·大事记》的编修。

刘蜀永认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就要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对他而言，编修香港地方志，就是那件不容放弃的“正确的事”。

刘蜀永1941年生于四川省永川县（今重庆市永川区），先后辗转于重庆市和河北保定市生活学习，1960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毕业后，刘蜀永分配到河北省秦皇岛市的中学任教。当时中学不开俄语课，刘蜀永成为历史老师，结下了与历史的缘分。“由于工作地点是秦皇岛，有山海关、万里长城这些古迹，我有兴趣做点研究，算是和历史搭上了关系。”

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国家恢复中断许久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在整个社会跃跃欲试的向上气氛中，刘蜀永抱着“多为社会做点事情”的心态，于次年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专业研究生。

1979年，蒋南翔重新出山主持国家教育工作，提出“宁缺毋滥”的要求，研究生招生标准较1978年严格得多。即便如此，刘蜀永在当年报名社科院的1600名考生中仍取得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刘蜀永笑言：“因为我是当老师的，懂得怎么应付考试，所以考得比较好。”

“那一年有79人报考近代史研究所，最后就招了我一个。”刘蜀永感叹自己的幸运，“我赶上了最后一班车。现在的人很难想象，我报考研究生时已经38岁，小孩都上小学了。”

1982年，刘蜀永研究生毕业进入近代史所工作。此时正逢中英谈判开始，国内国际对香港的历史都很感兴趣。“我的老师余绳武教授、刘存宽教授认为应该把香港历史梳理清楚，于是决定成立香港史课题组。”跟随老师的脚步，刘蜀永的研究方向也由中俄关系转为香港史。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相关研究资料匮乏。在国家的支持下，社科院向英国国家档案馆支付3万英镑，购买了编号为CO129的英国殖民地部档案缩微胶卷作为研究资料。这批档案主要内容为1840年代至1950年代初香港政府与英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来往文书。

“3万英镑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刘蜀永提到，“我们做十九世纪香港的课题研究时，很多源文件都是英文手写。有些字母很难分辨，看懂一页资料要花很长时间。”

通过多年扎实细致地研究，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和余绳武、刘蜀永主编的《二十世纪的香港》两本著作先后在1994年、1995年于香港和内地出版，获得学术界与媒体的好评。“当时有香港媒体说《十九世纪的香港》是‘无一字无来历’。”《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印刷四万多册，“一本学术著作，能够印几万册，是很难得的。当然，这与当时的气氛有关，香港回归前，大家都希望能对香港多些了解。”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在古代“国有史，地方有志”，地方志相当地方的百科全书，系统地记录地方上有关自然环境与社会状况的方方面面，侧重于资料的保存。

改革开放后，国家成立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由国务院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代管，负责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国地方志工作。刘蜀永说：“有段时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近代史所借用一层楼办公。那时跟他们有很多接触，了解到香港还没有编修地方志。”

香港在明清时期隶属广州府新安县。新安县在明清时期曾数次编修县志，但目前仅存清康熙与嘉庆年间的两个版本。此后，英国占领香港，新安县大部分领土被占领。在英国占领香港的156年间，没有进行任何修志工作。

地方志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刘蜀永认为香港应该修志。香港回归前后，当时还在北京的刘蜀永认为，香港修志应该主要靠香港本地学者推动。他与很多香港学者一起讨论，大家都很热心，但由于彼时香港社会对编修地方志缺乏认知，并没有实质进展。

2001年，刘蜀永从近代史所退休，有更多精力推动编修香港地方志。2002年，他与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讨论此事。“陈坤耀教授是我的老朋友，他很热心，把刘智鹏教授介绍给我。”刘智鹏教授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原来研究方向是清代学术。2005年，在陈坤耀校长和刘智鹏教授邀请下，刘蜀永通过“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到岭南大学驻校研究香港史，协助推动地方志编修。

内地与台湾修志都采取“官修”，但香港修志则是“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学者主修”的模式。这种模式更符合香港社会的价值取向，使编修者享有更多学术自由，但容易出现经费困难，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

香港社会热心人士成立了非牟利团体香港地方志基金会，陈智思出任主席。基金会下设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刘智鹏任主任，原香港历史博物馆总馆长丁新豹和刘蜀永任副主任。人称“二刘一丁”。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意识形态上与内地有所差异。刘蜀永分析说：广东话有一句俗语“顺得哥情失嫂意”。由于内地与香港在某些问题看法不一，导致部分特区官员不知怎样平衡不同看法，在支持修志的问题上态度犹豫不决。

香港地方志办公室是自负盈亏的机构，由于政府未能给予实际支持，他们在财政上遇到的困难，外界很难想象。“最困难时，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只剩下三个人，我的助手都发不出工资。老朋友侯励存医生了解到情况，慷慨解囊，帮我们渡过了难关。”刘蜀永感叹道：这是得道多助，做的事情有意义，就会有很多人鼓励、支持你。

面对重重困难，二刘一丁率领的地方志团队没有停下脚步，不断向特区政府及香港社会推介地方志，逐渐使社会了解到修志的重要意义。他们的努力也得到中央有关机构，包括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鼓励。十多年来，二刘一丁率领的地方志团队为修志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并写了40多本地方史志书籍，积累了修志经验。其中，以深港边境香港一侧的一个客家村庄为试点编修的《莲麻坑村志》，被列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中国名村志系列。

2019年，香港修志取得重大实际进展。在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的支持下，特别是在特首林郑月娥的关心下，董建华先生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接手地方志编修工作，成立了香港地方志中心，在团结香港基金负责人陈智思、郑李锦芬、地方志中心负责人林乃仁、孙文彬的主持下，正式开展《香港志》的编修工作。二刘一丁分别在地方志中心担任理事、编审委员会召集人和事务顾问等职务，他们还在《香港志·总述》中担任主编。刘蜀永说：“众多香港社会热心人士齐心协力，才使香港修志迈出实质性的一步。董建华先生勇担重任是事情的关键。学界朋友踊跃参与令人难忘。”

谈到香港当前的问题时，刘蜀永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也要看到回归后发生的一些问题。作为历史学者，很多问题不是我们能解决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历史教育上贡献力量，凝聚社会共识。他认为，利用本地资源开展历史教育更有成效。最近几年，他和刘智鹏教授联合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老游击战士联谊会和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等团体，研究历史文献，展开田野调查，提出建立沙头角抗战纪念馆和沙头角、西贡和大屿山三条抗战文物径的构想，反映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在新界坚持抗战的历史面貌。他和工作团队行走在新界的荒山野岭，发现了多处重要的抗战遗址。

在编修《香港志》的过程中，刘蜀永查阅档案史料，发现英国人管治香港的一个历史遗产，就是小心谨慎地处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刘蜀永谈到：“诸多资料显示，英国人深知香港与中国内地在地理、经济和血缘等方面的紧密联系。他们明白，香港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之上。如果现在的许多港人有这种智慧，很多问题能处理得好一点。”

今年79岁的刘蜀永身体硬朗，仍坚持工作，每天出现在办公室。“我的生活态度就是随遇而安，我从没想过退休后会这样长时间的工作。”他说：“我还没想到什么时候再次退休。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刚开头，只要身体条件允许，还会继续承担一些工作。”

问到保持健康的秘诀，他开玩笑说：“长寿的妙方就是忙，天天有事做，让大脑不要停下来是最重要的。”

“我60多岁刚来香港时喜欢爬山，按粤语说是‘行山’。青山爬过3次，大帽山也爬过。”工作之余，刘蜀永常和朋友一起爬山，足迹遍布香港的山山水水。对他来说，这既是休息又是考察，对香港也多了些感性认识。

从事香港史研究近40年，在香港工作生活15年，这份独特的经历使刘蜀永感到香港早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既为香港在国家发展中起到的历史作用感到自豪，又为如今香港遭遇的问题而痛心。于他而言，对香港的感情似乎难以用语言描述，只是感到“不是故乡，胜似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