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教授

年龄大了，方知“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之理。（《孟子·离娄上》）

我是一个念书少的人。小学念到五年级便“文革”了，中间空了“文革”的十年，然后上大学了。大学只念了三年（“工农兵学员”），硕士研究生只念了两年（入学时学位条例尚未颁布）。加起来在学校里只念了十年书。我经常自嘲，我是从高尔基《我的大学》那种生活中成长起来的。

正因为如此，《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让我来说“如何才能写好论文”，只好苦笑。这是经受过严格训练的东、西洋博士才可以说的话。虽说我这几十年也写了那几百万字，可好好坏坏，是要让读者来评判的。我不敢去教别人，就说说自己的两段人生经历与两次读书体会。

我很早就当兵了，虽说只是小学五年级程度，在军队里仍被认为是有文化水平的。“文革”时的军队要出墙报，有“理论小组”，要写各类文件和政治报告。我也时常被指派此活。有两类文字我写得比较好，掌握了要领（当然有前辈老手私相传授）：一是各类报告，领导一般只看第一页，如果第一页写好了，领导能看第二页，甚至能全看完，也就成功了。这要求我写一般的报告只能有一页纸，重要的报告可以有多页，但第一页要将主要内容说清楚。二是替领导写讲话稿，要用领导的口气来写。当时军队的领导大多是农民出身，文化程度比较低，上台要念我起草的报告，而且比较喜欢作“大报告”（即长报告之意，起码要讲一刻钟）。这要求我只能写大白话，把“道理”说清楚。写作的时候，心中要有领导——前一类作品，领导是读者，后一类作品，领导才是真正的“作者”。大约见我擅于此道，经常派我来做这些事。我后来看到沈从文的经历，自我感觉有几分像。当然，我最初的基础和军中的读书条件，要比沈从文差，且此类活计也只是兼差而不是专任；至于我的文字水平，要比沈从文差太多。

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编辑，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从自己写稿子到编别人写的稿子，工作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编辑就是读者，一要理解作者的意思，二要让更多的读者明白。到了编辑阶段，任何文章和著作都是被拆成字、词、句、段的，中间的连接点就是标点符号。这是基础性的工作。而《百科全书》的标准就是简要明确，与当时最时尚的文风和文体——“意识流”“朦胧诗”恰好相反。我做了一段时间后，再来检视自己写的文字，发现了许多错字、病句，尤其是标点符号的使用很不准确（我没有经过中学的训练）。学术论文自有其文风要求，另有一整套文体规范。这些都要遵行。高士华兄来信说“很多文章文字差、逻辑混乱”时，我有点小同情，也有点小自傲。这活我也干过。

这两段人生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任何一件作品都是给别人看的，写作的时候，心中要有读者。不同的作品是给不同的读者看的，要用不同的笔，要有不同的文风。工作报告的特点是简短，领导没时间；给领导写讲话稿要注意语气，不能给“大老粗”写“文绉绉”的句子。这两类作品是不发表的，稍有点差错，关系也不大。公开发表的论文、著作和各类文字虽说是给不同读者看的，写法也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要经过第一读者——编辑之手。编辑的水平有高有低，好编辑也不会太多。我过去说过，最好的作品，大多出自无名小辈，需要编辑的眼力；最好的作者，都会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需要有编辑的手力。所谓“眼力”是发现作品的价值，所谓“手力”是指出作者的缺点。此中的最高境界是作者与编辑间的相互欣赏。写作时想到了读者，投稿前想到了编辑，才是一条易行之路。如果能坚持做下去，自然是有回报的。我投出去的稿子，基本上都被接受了，编辑们均认可，觉得处理起来比较方便。我出版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杂志的情况我不知道，书的销售量我是知道的。我有一本书《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很专业，也很厚，印数已达1.5万册，其他书的销量更高。原因大约是尊重读者、文字通畅吧。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当专任的编辑，但不妨当一下兼差的编辑。我到大学教书后，写出来的作品，让学生校对，要求他们通读一遍，将读起来不顺口或不太能理解的地方划出来，我再作修改。这实际上是做编辑的事。有些学生做多了，文字的感觉出来了，错字、病句减少了。他们的文章比较容易发表。

我在“文革”时读了许多书。当时各中小学、街道里弄的图书室都被“红卫兵”抄了，书在地下快速流传。我最初读的大多是小说，也有少量的诗（看不太懂）；后来到了军队，也能看到一些内部出版的历史、政治、文学类的书籍。其中有两本书，比较特别。

其一是《形式逻辑》。具体书名与作者都忘记了，甚至该书怎么得到和怎么读的，现在也想不起来。我却由此而知道“思维”是在“概念”（属加种差）和“推理”（三段论）间运行，“归纳”（或然）、“演绎”（必然）是两种基本的方法论，“周延度”决定了逻辑上的“通”或“不通”。这对我后来阅读理解和自我理清思路有些帮助。上大学时，哲学系开通识课“形式逻辑”，我也去选修。基本内容大体如此，我便没有认真去听，考试成绩不怎么样。

其二是当时的热门书《李白与杜甫》（郭沫若著）。这本书仰李抑杜，也让我想想李、杜之间更喜欢谁。那时我读的诗很少（现在也不多），“诗仙”“诗圣”的诗，加起来也只有二三十首（大多在《唐诗一百首》内）。因为水平低，无法在李、杜间选择，反觉得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更合我意。“落叶满阶红不扫”的场面，“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响，颇能激发我的同感。浅白者不必去装深刻，艺术的感受存在于自我的内心。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元白诗笺证稿》，后来上大学时也借不到，买不着。过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的艺术欣赏感还是如此，更愿意接触那些真实、简洁的作品（比如沈从文）。我以为，最好的历史学家不在于他会什么，而在于知道自己不会什么。写作时要写自己会的内容，不要写自己不会的东西。“仙”与“圣”的境界一时不能达到，写点未仙未圣的作品也完全不必自卑。

这两本书都是我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读的，当时没有觉得重要，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直到后来才发现对自己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思维中的周延度（不要过度跳跃），艺术感的直接性（不必听名家之言），对学习历史的人来说，也是重要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欠了高士华兄的账。我很赞赏他们将《抗日战争研究》办成了年轻人的园地。当他以帮助年轻作者的名义，写信说“拜托你写写自己的经验”，也感到不便推辞。以上所述，本属非常私人的经验感受，不具有共通性，仅供年轻作者参考。

最后，我想说，我心中最推许的文字，是范仲淹写的一首短歌，文简字洁，情真意切，让读者的心中自然地产生那种清晰的美感与伤感：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严先生祠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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