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先，江苏灌南人。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文系主任。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文史馆馆员，《中文学术前沿》主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著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曾获教育部第七届、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浙江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浙江大学永平杰出教学贡献奖，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十佳专业导师称号。

胡可先：我出生于1960年，高中毕业就在当地一所民办小学从事教育工作。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第二年，我参加了高考，被江苏师范大学（原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读大学时，我对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晚唐著名诗人杜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尝试进行研究，也陆续写出了两三篇文章，投寄《江海学刊》等杂志发表。1982年7月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苏北农村的一所县级中学任教。与大学的环境不同，县里的高中条件艰苦，课务繁重，时间紧迫，图书资料更是匮乏。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就必须付出数倍的精力和劳动。我在中学任教期间，想尽办法阅读古代经典文籍，写出了《杜牧研究丛稿》的初稿，后来这部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时发表了《杜牧诗文人名新考》和《杜牧诗辨伪》《杜牧诗文编年补正》等多篇论文，并获得江苏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985年，我调入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学术环境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研究范围也由杜牧研究扩展到整个唐代文史，并在吴汝煜先生指导下合作完成了《全唐诗人名考》《唐五代人交往诗索引》，还参与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期间不断自我审视，发现稍有擅长的地方仅仅在于文学文献的考辨释证，对于综合研究，常常捉襟见肘，觉得需要进一步深造。1996年，考取了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开始师从吴熊和先生学习。1999年又去了南京师范大学，跟随郁贤皓先生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这两个机缘和学习经历使我对唐宋文学研究有了更深的领悟和体会，也对我日后的学术历程乃至教学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胡可先：我当时热衷于唐代文史考证，但对于理论研究甚为隔漠，加上没有读过硕士，知识结构需要进一步完善，并扩大在宋代文学方面的研究范围。吴熊和先生恰好是我心目中能兼文献考订与理论研究二者之长的著名学者，所以最终报考了他的博士研究生。入学以后，吴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讲了一个半小时，几乎每句话对我都有振聋发聩之效，至今还记忆犹新。如他谈到学术与思想的关系，要求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从事学术研究而缺乏思想，终究境界不高；仅有思想缺乏学术根底，易于游谈无根，危害更大。关于博士论文，吴先生更是从选题到答辩，都给予精心的指导与把关。我攻读博士学位的最初目标是要在有限的三年时间，提升自己唐代文学研究的境界，扩充一下宋代文学研究领域。

最初的一年多时间从事宋词的考订与词人年谱的编纂，后来扩充到宋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并拟把“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且在资料搜集方面形成一定的规模，初步形成了论文框架和思路，然后请教吴先生。吴先生以为傅璇琮先生出版过《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而选取“宋代科举与文学研究”是步傅先生的后尘，学术开创性不够。经过吴先生的提醒，我就放弃了这一选题的研究，后来选取了唐代非常重大且十分复杂的政治事件永贞革新作为切入点，以从事中晚唐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

自跟随吴先生读博，我感受到先生一直为扭转我的知识结构，提升我的创新境界而努力，在向吴先生汇报研究情况与学位论文进展的过程中，吴先生曾多次谈到乾嘉学派琐屑饾饤的弊端，提醒我不要为考据而考据，而要以考据为支撑，构建自己的理论架构。因为吴先生的精心指导，我的博士论文得以顺利完成，并于2003年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毕业前夕，与吴先生的一次深刻谈话，则确定了我“唐宋兼治，以唐为主”的治学格局。

关于郁先生，我在大学求学阶段就已学习过其《李白丛考》等著作，虽心所向往，然读其书终未见其人，博士后这一特殊机缘使我得以亲炙先生教诲，对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郁先生“微观综合研究”的治学方法与“正”“实”“新”学术精神，我都努力加以实践。

郁先生的治学方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微观综合研究”，当时学术界提倡较为宽泛的宏观研究，并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对立起来。郁先生看出了两者各自的偏颇，从自身的体验当中觉得仅注重宏观研究，其流弊是大而无当，仅注重微观研究，其缺陷是琐屑饾饤，而在微观研究达到一定积累的基础上，再经过综合的提炼和升华，才是文史研究切实可行的路径。这一治学方法融合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和陈寅恪“诗文证史”的优长，是对文史结合的传统治学方法的弘扬和超越。

郁先生的学术精神，可以用“正”“实”“新”三字来概括。“正”不仅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技术操作之规范，更在于执着严谨，走出属于自己的学术道路。“实”不仅是务实，更在于治学中蕴涵的实证精神，他的每一项成果的取得都是亲自爬梳原典材料的结果，结论都能经得起时间检验。“新”是在“正”和“实”基础上的锐意创新，郁先生的学术成果，无论是李白研究，还是《唐刺史考全编》，多是在汲取传统研究方法精华的基础上，将该领域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学术境界，他并不汲于细枝末节的创新，而是在众多个案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新的体系。这样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也成为我后来对自己、对学生的要求。

胡可先：我在缪钺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时写过一篇纪念文章《缪钺先生的大师风范》。当时找出了先生赐予的数十封信件，回忆了许多往事。我没有亲入先生之门受训，但一直视自己为先生的私淑弟子。

1981年，我还是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对晚唐诗人杜牧颇感兴趣，就在清人冯集梧《樊川诗集注》及缪钺先生《杜牧年谱》的基础上考证出了一些人名试着撰写了《杜牧诗文人名新考》一文。当时求知欲较强，也没有考虑很多，就将文章寄请缪钺先生指教。刚寄出去没两天，读了先生1979年撰写的《杜牧年谱后记》：“余久患目疾，读写艰难，愧不能复加修订，仅口述撰著始末，倩人写录，作为后记。”后悔自己的做法实在很唐突，也就不指望先生复信了。可过了十天，突然收到先生的复信，长达四页一千二百余字，开头即是对我的鼓励：“你青年好学，想致力于文史之业，翻检群书，考索问题，颇堪嘉许。您所考订者，大体还是细致的。”然后对文中“崔大夫”是否为崔龟从问题提出可商之处。最后还说：“你的文稿中对于杜牧行年都是根据拙著《杜牧年谱》，有一些材料也是从拙著中转引的，所以应当在文章中交代一下。这是撰写学术上文章的惯例。希望你继续努力。”读了此信，对缪钺先生景仰有加，赞叹无比。从此以后，研究杜牧的信心更坚定，并将研究定位于文献考订范围，对学术研究的规范尤其重视。

后来到中学任教，几乎没有资料、时间以及与师友切磋学术的机会，写学术文章还会受到“不务正业”的非议与误解，我刚刚培养起来的学术研究兴趣一下子降落下来。工作数月后，收到先生的一封信，信中仍然是鼓励与希望：“你读书切实，思力锐敏，前途极有希望。毕业后，分配在何处工作，望惠示以便联系。青年学人对于将来文教事业关系重要，希望你努力为之，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绩。”着实是缪钺先生的关心与鼓励，才使我继续从事杜牧研究而没有半途而废。

后来我完成了《杜牧研究丛稿》的初稿，并请先生指教。先生来函说：“你将近年来研究杜牧之文章编成一集，很好，对于研究杜牧者很有助益。其中有些文章我早已看过，有的未见过者，容当细读。此书将在何处出版，不知你已有所接洽否。如果还未接洽，我可以为你探询一个愿出此书的出版社。我可以写一个书面题签。”作为一个无名之辈，我哪里有能力接洽出版社。正是缪钺先生的推荐，又在林东海与管士光先生的帮助下，经过多年修改补充，终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凡此种种都让我感受到缪先生虚怀若谷的学术胸怀和奖掖后进的大师风范，对我影响至大。

缪钺：虞美人词

胡可先：我从大学二年级(1980年)开始，就对唐代文学尤其是文献产生极大的兴趣，迄今正好四十年，总体研究领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有不少年青学者与我交流学术研究的问题，我都会说“以不变应万变”。

我对出土文献的涉及，是在1985年以后。当时傅璇琮先生组织全国二十余位学者编写《唐才子传校笺》，业师吴汝煜先生也忝列其中。吴先生要求我撰写一部分笺证初稿，最后由他把关定稿，并得到傅先生应允，撰写完成后，竟有十余万字。在这些笺证稿中，就运用了《金石萃编》《八琼室金石补正》《千唐志斋藏志》等石刻文献。因而我与出土文献的接触，与傅璇琮、吴汝煜两位前辈的提携分不开。

进入浙江大学跟随吴熊和先生攻博期间，研究的重点放在唐代文学与重大政治事件关系方面，同时也注意利用出土文献证实历史事实。1999年，进入南京师范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重点从两方面展开：一是继续延伸唐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二是进行唐代职官事迹的考证。我与郁贤皓先生合作撰写《唐九卿考》一书，便涉及了大量的出土文献。这为我后来从事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2年到浙江大学工作以后，一直不断地从事这一项研究。2005年在《文学遗产》上发表了《出土文献与唐代文学史新视野》，成为较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同年以《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并获批。自此以后，对出土文献中有关唐诗的材料进行全面的清理和整合，逐渐形成规模，到了2008年结项通过，并承蒙各位评审专家的奖掖，获得了优秀等级，以此为基础形成的著作《出土文献与唐代诗学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并获得了浙江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未完待续）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