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可先：中古时期的新出文献主要是考古发现材料，考古发现是考古学、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的重要载体。目前看来，新材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出土文献，20世纪以来，新发现的石刻和写本文献，不计其数，利用这些文献，既有助于文学原生面貌的探索，更能够促进文学研究和历史学、考古学的关联；二是域外文献，随着技术发展和出国交流的便捷，域外汉籍大量回传，成批影印也促进了文学史的多元化研究；三是实物材料，新出资料不仅是文献资料，还有实物材料，如新出土的各种文物、图画以及遗址等，很多与文学的发生环境和原生状态有所关联，利用实物材料以印证文学文本，阐述文学现象，能够使得文学史研究在文字文献以外得到很好的补充。

新世纪以来，中古时期的石刻文献和写本文献研究都在不断地拓展和深入。就文学研究而言，由于长期以来敦煌写本研究的积累和近年西方写本理论的影响，国内在写本研究方面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但这样的他山之石与我们原典意义上的写本研究也还存在着一定的错位。而石刻文献因为载体的特殊性，国外学者的研究受到了较大限制，国内的文学研究领域较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利用，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其研究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较中古史研究界似乎略显滞后。至于新出实物和考古遗址的研究，迄今仍然集中在考古学和历史学领域，利用这方面的实物和遗址而从事中古文学研究的成果还极为罕见。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如果在石刻文献、写本文献、出土实物和考古遗址综合利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应该是大有可为的学术路径。

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考古发现与中古文学研究》，旨在利用新出土的各类文献，对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进行较为综合的研究。除了在《文学遗产》《文史哲》《北京大学学报》《复旦大学学报》《浙江大学学报》《文献》等刊物发表的综合性、专题性论文之外，我与孟国栋、武晓红合作撰写《新出文献与中古文学研究》就是借助新出石刻、写本、图像、出土文物和丝路遗存展开中古文学、文本原生状态研究所进行的尝试。至于《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的撰写则是有感于历史学层面研究唐代望族已取得了较大进展，而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家族或从家族的角度研究文学则略显薄弱。从新出石刻材料出发，展开唐代文学家族和家族文学研究不仅具有广阔的空间，也有助于梳理唐代文学的家族谱系，建构以文学世家为基础的中国文学史体系，推进唐代文学整体研究深度。

《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

胡可先：先谈第一个有关研究议题的问题，这要确定个人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格局。我举几位前辈学人的论学经验说明一下。袁行霈先生在其自选集的自序中曾说：“我常向学生讲做学问的体会：一个人不要只有一个阵地。如果只想守住一个阵地，也应在这个阵地之外另开辟一些回旋的余地，供‘游击’之用。我的研究范围偏重于六朝诗、唐诗、宋词、文言小说，同时也在文学批评史特别是诗学史上下过一番功夫。把面铺开来，容易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找到新的学术生长点。……就诗词这个研究领域而言，我既尝试着开拓一个面，也努力深入一个点。”(《袁行霈自选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这是做学问的精到之言。现在有些学生经常为难以发现问题而苦恼，主要是因为面铺得不广，点也研究得不深。故而有关学术研究的体会，建议多读一些书籍与文章，如安徽教育出版社的《王运熙自选集》《傅璇琮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赵昌平自选集》《陈尚君自选集》，序言都写得相当好。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水照先生的《鳞爪文集》也是谈学术研究体会的很好的书。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袁行霈先生的《学问的气象》，谈了不少搞学问的经历、感想与培养研究生的体会和要求，是一本很值得读的书，尤其是该书前面的论学部分。

再谈第二个关于创新的问题。从事学术研究，要循序渐进，在创新之前我们要先说积累。创新的目的是突破现状，学术的创新也是在现有的学术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常说的“厚积薄发”实则上就是说的积累和创新的关系。对于二者的关系，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其实二者相互依存，并无轻重之别，目前过分强调创新而忽视积累是非常值得担忧之事。对于古代文史研究而言，首先要重视积累。积累包括知识材料的积累和思想方法的积累，仅注重知识材料的积累容易流于庞杂无绪，仅注重思想方法的积累容易流于空疏浮泛。在积累方面需要注重两点：一是多读书，并不是泛览无归，而是选择一定的范围进行阅读，逐渐寻找读书门径；二是研究著名学者的治学经历，这是积累过程中的重要财富，先较为广泛地摄取，逐渐选取重点对象数人作为自己效法的对象。再说创新，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要守正而创新，既不是圈地淘金，也不是偏锋出击。片面追求创新可能会导致一些不良现象，比如有些创新是搬用国外的新学说硬套古代文学；有些创新是靠过度思辨得出新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实则是以偏概全的；而有些创新就是所谓跨学科的创新，在对其他学科的了解还处于模糊的状态时，就提出新的学说，造成整个的研究都处于边缘化而进入不了核心领域，如用文化史、思想史研究文学，结果是文学研究不深刻，文化研究也不到位，思想研究更不上境界。台湾学者严耕望先生在他的《治史经验谈》一书中说过：“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不过我所谓‘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绝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沉钩，非必标新立异!至于旧说不当，必须另提新的看法，尤当谨慎从事，因为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异，离开事实愈遥远。这是一个严谨的史学家要特别警戒的!”这虽然是就治史而言的，但对于研究古代文学者，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特别是博士学位论文，要选择关键的问题，甚至难题，因为难题最能锻炼自己的学术训练过程，最能开拓学术视野，也最有学术生长点。在研究方法上，最好做到考据与义理融合无间。我常常鼓励博士生在研究范围和知识结构等方面表现出各自的特点，因为这样才能培养出学术研究的个性，但既然上了博士，基本的综合素质是要锻炼出来的，也就是在文献、理论、思想、学理方面都要达到一定的水准，在这个平台上形成自己的研究格局，养成学术个性，完成学位论文，而不能片面强调个性的发展。这样就不至于缺乏功底而在理论上有意标新立异，也不至于因过度思辨或过度阐释而使得观点与结论以偏概全，更不至于仅偏重于文献而难以达到较高的学术境界。

胡可先：读书治学，当入乎其内，亦当出乎其外。入乎其内，应该精选重要典籍，沉潜其中，对作者生平事迹、思想发展、艺术表现都要有所研讨。读一部书，首先要辨明体例。起初以钻研作品为主，相关的评论，涉及不多没关系，反而不易被时论左右。出乎其外，就是要开阔视野。一是要出乎所选典籍或所选课题之外，在文学层面通览全局。如读杜甫诗，就需要对各个朝代相关诗体，如古体、近体、乐府、杂体等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衡定杜甫地位。另外还需要研讨同时代相关人物，相互比较，相互参照，从而凸显艺术个性。追溯渊源与探讨影响，也十分重要。二是要出乎文学之外，就是要对所读之书相关的政治背景、思想潮流、文化环境等各方面都有观照，多读相关的史学、哲学典籍，这样才能不局促于一隅。三是配合理论批评来阅读作品。作品没有参透就读理论批评，容易动摇主见；但若仅沉潜于作品，排斥相关理论著作，也容易作茧自缚。入乎其内，方有见解；出乎其外，才有境界。

胡可先：在本科教学上，我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中国古代文学史”基础课、“唐宋诗歌研究”选修课，通识课程主要是“唐诗经典研读” “中国文学基础”，形成一个以中国古代文学为核心并具有丰富的层次和类别的课程体系。

我在上通识课程时，制定课程教学大纲伊始便将“守正”放在第一位，课程内容将主流文学中的诗歌、词作和散文放在重要地位，从而引导学生以主流为核心，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模式，不至于剑走偏锋。在教学过程中特别强调经典阅读。对于经典的态度决定了读书的品位与境界，我会鼓励学生扩大知识面，但不鼓励学生读杂书，读僻书以及一些为大众喜爱但实质或平庸或猎奇的书籍。再者，思维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方面采取主题发言和分组辩论的方式锻炼学生的理性思维，利用古体诗歌创作锻炼学生的感性思维；另一方面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改变中学课堂上重标准答案和求同思维的特点，提倡批判精神进而不断加深他们思维的深度。

我在上专业课程时比较注重专题和文学史的贯通，这种方式适合中文系学生提升境界、把握课程主流和加深学习。在教学过程中会引入一些自己的研究成果，与课程体系贯穿讲授。用新文献、新方法，让学生更多接触前沿的学术。文、史、哲是贯通的，各有特长。文，注重感悟；史，注重实证；哲，注重思辨。文容易走向肤浅，史容易走向片面，哲容易走向空洞。在教学和研究方面，这三个方面都需要相互结合。无论是通识课还是专业课，我都给予学生独立的探索机会和宽松自由的空间，通过在课程内容等各方面下功夫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我所开设的选修课，要求学生以兴趣作为选课的第一要素。我从1985年开始登上大学讲坛，迄今为止没有在课堂上点过一次名。除了讲授知识，对于中文系学生，我也注重引导他们建立起对专业高度的认识，找准自己的定位和目标，形成清晰的人生规划。无论毕业之后是否选择继续进行专业研究，现阶段学好专业知识对以后都将大有裨益。另一方面还会强调专业规范，进行严格的专业训练，既是为了提升境界，也为了毕业后能学有所用。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并不擅长写文章，这是学与用错位的表现，就比较麻烦了。在做好定位和规范的基础上，可以再打开视野，比如进行跨学科研究或其他的创新。

胡可先教授与学生讨论

胡可先：考虑到课程的影响和学校的社会责任，我们的课堂要向社会延伸，于是我在讲授的课程里选取了几门开设MOOC课程。MOOC课程以我们大学的资源为中心向社会开放，既有助于弘扬传统文化、提升国民素质，也可以得到社会的反馈，使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更好地对接。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对大众的影响最广泛的一部分，选取唐诗宋词经典名篇以及李白杜甫这样的名家作为MOOC课程的全民性教育内容，更容易提升不同背景的学习者的兴趣。虽然课程定位是以大学生中心的，但我们开设的MOOC课程，向下是有不少小学生根据兴趣选课的；向上也能够促进学术研究，我们注意到选课者中还有境内境外的大学教师，甚至有些专业研究者以我们课程为案例进行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