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鸿生教授

我是岭南土著，原籍澄海，1933年生于汕头市。从小经历社会动荡，缺乏健全的文化基因。1953年考上中山大学，从此才受到历史学的专业教育。1957年毕业，留校任教。1985年晋升教授，并兼任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至2006年退休。

经历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读书、教书，也写书，书生气倒沾了一些，专家型则尚未成型，只能算是一名跨世纪的历史学人而已。主要研究领域：俄罗斯馆与中俄关系、唐代蕃胡的历史文化、市舶时代的南海文明、清代广州与西洋文明。

此外，还探讨过僧史和尼史。可以说，我所涉足的学术领域，不今不古，非洋非土，其客观的规定性就是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考察不同时期双边互动的历史情景，尤其是两种异质文化从接触到交融的情景。略人所详和详人所略，是我一贯坚持的著述原则。

学问是一个望不到边际的认识领域，有起点而无终点。

即使是大师巨子，也不敢宣称自己什么时候到顶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一类话，作为古代学者的悟道之言，在信息时代依然保持着它的棒喝作用。予生也晚，但与学问结缘却也颇久了。可惜悟性不高，一直未能深入学境的腹地，至今仍然是一个碌碌的“边民”，无任何“前沿”意识可言。像南宋诗人陆放翁那样的敏感：“树杪忽明知月上，竹梢微动觉风生”，我是自愧不如的。倒是清代画家郑板桥的对子：“多读古书开眼界，少管闲事养精神”，反而正中下怀。

因此，长期安于在“自留地”上笔耕，不计较丰收还是歉收。按个人治学的习性，惯于进窄门，走小路，找陌生人交朋友。因此，凡所考述，只有拾遗补缺之微意，完全不存在成大器的奢望。

古语云：“不贤识小。”

对我来说，要紧的是识小，至于贤不贤何妨待人评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沈从文先生这段夫子自道，正合我心，但愿读者知之，谅之，教之。

早在八十多年前，陈寅恪先生就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语重心长地写道：“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

治学之路通向世界，是精神生产克服“小农意识”的必然趋势。安于一隅，不屑知彼或懒于知彼，往往会沦为“乡曲之学”，纵然没有自我陶醉，实则已经掉队了。我在唐代蕃胡研究中，尽管对国际突厥学和粟特学的成果不敢玩忽，但毕竟语言工具贫乏，能弄到手的书刊也寥寥无几，往往徒叹奈何。

1996年秋季，应邀访问瑞典隆德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得以利用两校丰富的馆藏，补读了一些过去未读的书，在“知彼”方面略有寸进。但从总体上说，我对有关学术领域的了解，依然挂一漏万。明知不可“闭户造车”，却仍处于“贫血状态”，这是无可辩解的。

季羡林教授生前为拙著《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作序时，使我又一次感受到来自前辈的督责：“居今日而谈学问，必须中西兼通，古今融会，始能有所创获，有所前进。坐井观天，固步自封，是绝对不行的。任何学问，现在几乎都是世界性的。必须随时掌握最新动态，才真正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稍一疏忽，即将落伍。”

金玉之言，落地有声。

时代的步伐已迈入21世纪，我虽然是一个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人，仍然是希望“有所前进”的。

附：

　　一、主要著作

       《罗马晚期奴隶起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8月。

　　《俄罗斯馆纪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

　　《尼姑谭》，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

　　《清初岭南佛门事略》，广东高教出版社，1997年7月。

　　《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12月。

　　《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

　　二、主编书刊

　　1．《历史大观园》，1985年7月第1期至1994年12月第114期。

　　2．《广州与海洋文明》，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

　　3．《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广东高教出版社，1998年10月。

　　三、论文、序文和札记

　　1.《十九世纪后期东南亚的“猪仔”华工》，《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页117—134；收入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编《东南亚历史论丛》第二集，出版社，1979年，页305—333。

　　2.《斯坎德培与十五世纪阿尔巴尼亚人民反土耳其的斗争》，《历史教学》1962年第6期，页27—34。

　　3.《四至五世纪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历史教学》1963年第1期，页27—31。

　　4.《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学术研究》1963年第5期，页42—51，收入林干主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7年，页257—276。

　　5.《西罗马帝国的巴高达运动》，《历史教学》1963年第8期，页20—25。

　　6.《唯心主义的历史虚构——驳周谷城对世界历史统一性的歪曲》，《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2期，页85—91。

　　7.《七至九世纪拜占廷的保罗派运动》，《历史教学》1965年第4期，页39—43。

　　8.《突厥法初探》，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5期，页81—98，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二十世纪中国法制史研究论文选辑》，北京法律出版社，?年，

　　9.《从耶稣会到新沙皇——一条尊孔侵华的黑线》，《中山大学学报》1974年第1期，页75—81。

　　10.《老沙皇尊孔侵华的吹鼓手——评瓦西里耶夫学派的政治倾向》，《中山大学学报》1974年第4期，页49—53。

　　11.《沙俄的侵华工具——俄国东正教布道团》，《历史研究》1975年第3期，页120—129。

　　《太平天国时期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侵华活动》，《中山大学学报》1976年第4期，页83—91。

　　13.《邵友濂使俄文稿中的“王西里”和“孔琪庭”》，《文物》1977年第8期，页42—45。

　　14.《沙俄国家教会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6期，页59—65。

　　15.《〈朔方备乘〉俄罗斯馆纪事补正》，《文史》第7辑，中华书局，1979年，页119—128。

　　16.《评俄国“汉学”》，收入《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9月，

　　17.《“拂云祠”辨》，《文史》第11辑，中华书局，1981年，页249—251。

　　18.《俄罗斯馆“秦缓”考》，《中俄关系问题》1982年第4期，页13—14。

　　19.《“商队茶”考释》，《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页117—133。

　　20.《十九世纪后期清朝使臣与俄国“汉学”家的接触》，《学术研究》1983年第3期，页71—77。

　　21.《论突厥事火》，《中亚学刊》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页145—149。

　　22.《求学随想》，《汕头日报》1984年1月20日第4版。

　　23.《唐宋都市的流氓》，《历史大观园》1986年第5期，页32—33。

　　24.《清代广州的毛皮贸易》，《学术研究》1986年第4期，页85—91。

　　25.《清代北京的俄罗斯馆》，《百科知识》1986年第6期，页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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