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邓小南老师

其实上半年我就注意到第一期“教授茶座”活动，看到同学们与王恩哥校长的对话。首先，我觉得对话这种形式挺好的，对话能激活彼此之间的想法，我们很多先贤哲人的思想和资源都是通过对话记录下来的。大家熟悉的《论语》、《朱子语类》等都是对话形式的经典。对话这种形式比较活泼，现场感强，有一种直接的互动。我感觉自己面对的许多问题，都是通过对话发现的，也通过对话去回应。其次，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多年来和同学们在一起，一直徘徊在脑子里面的问题就是“从成长走向长成”；本来还想到一个副标题，就是“充满探索的过程”，后来觉得这样有些啰嗦，所以就把副标题去掉了。

我跟大家成长的年代很不一样，我是1950年出生的。我的—些同龄人说，我们是共和国培养得最成功的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初中就读于北大附中。1966年“文革”开始后，整个社会面临着动荡，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就遭受了天翻地覆式的心灵压迫，跌宕、起伏、波折，这种体验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些人的成长过程。

我18岁去黑龙江，在北大荒待了将近十年，一生中最好的青春时期。现在大家看知青回忆录，都知道当时是“文革”期间，国家民族都经历着严重的历史曲折。我去了著名的垦荒地燕窝岛，前面几年当农工，后来在边疆农村的小学校做民办教师，盖房子的土坯是自己脱的，苫屋顶的茅草是自己割的。在那里接触到很多孩子，也慢慢感受到自己的成熟和孩子们的成长。“文革”之后，我们陆续离开边疆的时候，当地的老职工说，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孩子现在都还不知道要走出去。这样的一些过程，会让我们感觉到，在自己受到波折和压抑的时候，只要你自己努力去做了在那种环境中自己能做的事情，其实对于那时的社会，特别是对于那些边远地区，对于那些没有见过铁路和火车的孩子，还是很有意义的。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一方面自己是“成长”过程直接的参与者和体验者，另一方面我也是孩子们成长经历的观察者和促进者。

我是1978年才考大学，那时候我已经28岁了。从北大荒回来到我考大学，中间空了一年，就是人们说的待业。我待业的那年，在172中也就是人大附中代课，接触过一些中学生。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又留在北大任教。作为老师，我的经历算比较完整，接触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孩子。就每一个人来说，在成长过程中有不同的体验，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资质不一样，兴趣不一样，目标不一样，所以这个体验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成长中的问题可能是共同的。

人生中有无尽的挣扎，挣扎实际上也是一种探索，这种挣扎与我们的成长相生相随。成长就是不断地丰富自己，有痛苦，也有成功的愉快；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往前摸索，不断积累。所谓“长成”，比成长更复杂，它没有一个终点。长成是一个个节点构成的，是过程性的，“止于至善”，没有终止点。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另外，长成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一个界限。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步你都会体悟到点滴式的长成。长成，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内心的自我体验，人格独立，心境通达；它会有外在的呈现方式，但是表现方式不可能千人一面。大家各有特点，比如周到、果决、开朗、沉稳，可能都是成熟的表现，也可以说都是逐渐“长成”的标志。我想强调，从成长到长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中肯定会伴随着一定的痛苦、磨砺。我们现在常说陶冶情操，“陶冶”是什么意思，“陶”是制陶，烧制塑造；“冶”是冶炼熔铸，哪个过程都不轻松。我们学业中切磋琢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哪个动作都不容易。但是这个过程中也都伴随着喜悦，和我们起步阶段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过程是节点式的、探索的、推进的过程。

个人经历与选择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而且经常被提出来。我2006年出过一本书，今年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了。这本书是写北宋的《祖宗之法》，我在书的后记里说：“作为父亲的女儿，我在学业上不曾使他满意，而且这样的感觉一直啮噬着我的心。”出版后我送给周围的老师，其中有一个上海师大的老师，她的先生是做实业的，他看了个头看了个尾，看完后，说“名人的女儿真不好当”。我很怕别人说我“家学渊源”，我怕这样连累了我父亲。其实我觉得我和父亲隔着一代人，因为我父亲44岁才有了我，我上大学又特别晚，那时他已经不教课，真正教我的是他的学生。解放以后，父亲的背景比较特别，他曾经是胡适校长不在编的秘书，也长期被批判为“白专”。我的同事刘浦江老师，写了我父亲的百年回顾。他说历史学者50岁到70岁学术创造能力最强，但是我父亲在那期间却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我想这种情况跟那个时代有直接的关系。我父亲从来没有刻意培养我对于历史学科的兴趣。他可能是觉得学人文的与当时社会的导向联系太紧密。在我小的时候，印象中父亲和母亲希望我做医生，可以帮人助己。我上中学的时候，自己是想做文学家，写小说，这大概跟当时语文老师的鼓励有关。下乡以后，我发现写小说需要有浪漫情感，而我并不擅长，于是就放弃了。

我对历史的选择不能说完全没有从小耳濡目染的因素，因为家里的藏书和周围的话题都和这一方向有关。但是这个愿望不是从小培养的。我们这一代人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命运似乎是被规定，而不是能选择的。我报考大学时，因为没学过高中数理化，只能选择文科。当时报了北大两个专业，中国史和中文系的语言专业，觉得这两个专业离时代、离政治比较远，后来抱着这样的想法又选择了古代史。1977级和78级学生来源比较特殊，班里有很多强者。后来上研究生的时候选研究方向，我选择了宋史，原因之一是当时关注宋代历史的人不多，不是热门，竞争者少。

硕士期间，我主要做制度史，做宋代文官的考核制度，写了硕士论文。90年代之后，受到“新史学”的推动，关注社会生活，所以又和台湾学者一起做过家族史的研究。大致与此同时，妇女史的话题渐渐兴起，于是又做了一些相关研究，包括开设课程、指导学生。历史问题不是隔绝的，表面看各是一个板块，或者说各成研究单元，其实是相互连通的，包括社会史、思想史对于官僚制度运作方式以及当时观念的影响，方方面面都是有内在关系的。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再回到制度史，转过头来观察，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走向“活”的制度史》，希望历史学研究能够突破一些界限，变得鲜活起来。

图为邓小南老师的父亲，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

我觉得历史学的长处在于反思，学科的目标不在于预判，但反思可以说是预判的一种基础。我觉得，在冷静思考的基础上，选择还是要尊重自己内心的情感，就是你喜欢什么，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自己比较有激情，觉得比较有挑战感。这其实是因人而异的，很多时候真的很难说，比如说有的人选择这条路对他而言是最合适的，但是对于看上去差不多背景的另外一个人，就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这里面有成长环境的关系，每个人都承载着不同的期待，也有来自家里的负担等等；另一方面，又有自己内心的兴趣。我觉得，在两者之间的选择往往是有挣扎的，会有选择的痛苦。人生是由一些“节点”联结起来的。节点上的选择也就是路径的选择，每一天我们都会面临选择；但关系一生的关键选择可能只有几处，你的这一选择可能关系到你将来的若干年。当然这些选择也不是不能回头的，有些选择你当时觉得激情满满，但是过了两年之后你发现其实并不适合，可以再走回来。我觉得这也不完全是一种失败，如果你能从这些经历中汲取到人生的阅历和经验，那么这种所谓的弯路也只是人生的一种螺旋上升而已，不必为这此而沮丧。

我们年轻的时候几乎没有选择的可能性。我在北大荒待了近十年，有很多的痛苦和不如意，当然坎坷与周折也让我增加了阅历。今天有机会选择，是历史的进步，选择要慎重，要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在理想条件下，首先要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但有的时候你也不得面对周围的环境，妥协中的坚持也是你完整人生中的一部分。

从成长走向长成，里面是有一份担当、一份责任感的。担当并不永远都是非常愉快的，有的时候甚至是很沉重的。但是只要你敢于担当这份责任，将来你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我经常感觉到一种挣扎，一种矛盾，一种纠结，但是我知道，正是这种矛盾和纠结，使我不断成长，让我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其实，北大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环境和条件，今天的学习经历也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你要知道，你的经历能够带给你什么样的优势，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想去选择。

换个角度说，很多时候理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有调整，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化。就算在一个时期里面，你的理想和愿望不能实现，那么你也可以将它们记在心里，寻求机会争取实现。比如说你在法学院读书，假如你想学经济，你可以往经济法方面走，你可以去做法官、律师、研究者，可以寻求“板块”的交汇处。有时候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现实发现自己的优势。你上过法学院，就跟你没上法学院以前不一样了，现在学习的内容会构成实在的积累和优势，这些优势会成为日后选择的出发点，有助于提升将来选择的高度。

即便像王安石这样意志力强韧的人，他的理想也没能实现。但他朝向一个目标持续努力，不能说无所推进。他希望能“变风俗，立法度”，这是高远的目标；还有一些具体做法，比如说解决农民的疾苦，怎么让农民乐于务农，等等实际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法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成功。退休之后，他会读书，抄录佛经，会和苏轼这样的人谈天说地，讨论诗词。王安石是一个眼界高远的人，而高远是有层次的。一方面是有一个终极的理念，另一方面有一些阶段性的目标。他的一些阶段性的目标部分实现了，这也是他的追求和精神的寄托。所以，我想我们要从更积极的一方面去看，现在打下的基础让你变得成熟。下面就是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往前走，今天会为将来提供一个阶梯式的平台。

图为北宋政治家王安石

史学研究与人文推广

首先，历史研究肯定是没有穷尽的。我觉得历史的研究有不同的关怀、不同的层次，一方面是有一些具体的人物、具体的事件，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有一些问题确实是研究者众多，可是仍然会有一些重要的内容没有得到充分关注。另外一些研究不是仅限制在具体人物、具体事件，可能是对于历史脉络、历史观的研究；我们怎样看待特定的问题，应该以什么样的范式去研究。即便对某一具体事件，研究路径也会不同。以甲午海战为例，这一事件其实没有持续多少天，但是对这个事件的研究已经持续了若干年，到现在也还没有画上最终的句号，还是会继续研究下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具体的问题，也还是会有不同的研究角度，会有不同的、新的研究出来。      

另外一点，我觉得历史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反思。历史学是一个特殊的学科——当然所有的学科都是特别的，都有它自己的特质。历史学的特质我觉得就在于它长于反思。反思什么呢？它反思某些事件、某些人物乃至一个民族、—个国家的发展路径，让我们从中有所体悟。如果历史学走不到这—步，仅仅停留在个別人、个别事件身上，那么历史学就失去了重要的意义。人物与事件的考订、叙述和评价不是没有意义，但是“意义”不能止步于此。国家、民族的发展路径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需要眼光，需要智慧。回应现实，展望未来，我们要认识时代的纵深，不能满足于扁平表浅。我们不能什么都靠回头去看；可是观察走过的路，相对来说让我们变得更聪明一点。过去的弯路不要总是重复，过去有许多悲剧不要一次次重演，至少我们要学得聪明起来。而怎样才能做到“聪明”起来，是要靠严肃反思的。

过去我们常讲比较宏大的规律，比如说百川归海，河流总是要流向大海的。但是归向大海的路径明显是不尽相同的。在人类历史上，这个路径往往是可选择的。比如说，王安石熙宁变法之前二十五年，有范仲淹主持的变法，庆历新政。这两个人物我们都知道，他们所处的时代差不多，观察到的问题也差不多，但是 他们的改革方针和切入路径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也是，要问我们社会上存在什么问题，大家看到的基本差不多；但是要怎么解决，想法会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历史学所能提供的智慧不是那种一对一的锦囊妙计，不是直截了当的答案；它提供的是一种冷静分析的能力、一种洞察的睿智，一种少走弯路至少是不重复过去弯路的能力。历史的反思让我们个人，让我们的国家、民族变得更为成熟。从这个意义来说，我觉得历史学的追求是没有穷尽的。

我们要把历史的视野放开。刚才你说到用来研究的历史材料都用得差不多了，其实现在新的材料也还不断出来；至于大家熟知的那些“老”材料，在有了新观点之后也可能又成了新材料。好多材料我们都是读过好多遍的，但是我们过去没那个探寻意识，相关材料就没被“激活”。现在脑子里有了一个问题的刺激，有了这样一种意识，回过头去看，这个材料才活了，才凸显出它本来的内在的含义。现在考古、古文字学、民族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都为历史学提供了很多新的材料。你们这一代人的语言能力比我们那一代强，驾驭各种民族语言、把握域外材料、解读各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