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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天骥谈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下)
来源:上海书评微信公众号  作者:  日期:2021-03-02

文学鉴赏与晚近新著


您晚近的新著,除了《情解西厢》《意趣神色:〈牡丹亭〉创作论》外,还有《诗词创作发凡》《诗词曲十讲》,而且,您正在一些刊物上发表鉴赏唐诗的系列文章。我们的话题正好要转到“戏曲为主,兼学别样”的后半句上来了。其实,《周易辨原》也算“兼学别样”,只是我觉得,您的“别样”还是以诗词为主的,虽分主次,而“次”中也有“主”,话虽有点“绕”,但也符合实情。


黄天骥:我自大学毕业以来,结合工作的需要,给自己定下了“戏曲为主、兼学别样”的目标。本来,我在中学读书时,偶然在报章上发表过几篇散文、小说,便做着长大了当作家的梦。我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做音乐指挥,也是在中学时期,课外受过音乐指挥的专门训练,回到家里,还似模似样地“表演”指挥技巧,曾一度想报考音乐学院呢。可是,终于读了中文系,留校任教,就只好收拾梦想,做我的教师去了。小时候,祖父要我背诵唐诗宋词。上大学时,除了王起老师、董每戡老师的课之外,我还十分喜欢詹安泰老师的课。詹老师是词学专家,一生重视词学,他的《詹安泰词学论稿》一共有七章,是其大著《词学研究》的一部分,而本来还有若干章的稿子,不幸散失了。他的论文如《宋词风格流派略谈》《温词管窥》《李煜和他的词》《孙光宪词的艺术特色》《简论晏欧词的艺术风格》等,或从个别篇章入手,阐述词人的特色,或纵述不同词派的风格,为我们钻研词的艺术性问题做出榜样。


您有一组词学方面的论文,像《元明词平议》《朱彝尊、陈维崧词风的比较》《陈维崧的〈湖海楼词〉》《纳兰性德和他的词》等,选题的路径跟詹先生很相近,也是在“词史”的“棋盘”上“下子”,把“子”下到前人未及留意或来不及重视的“位置”之上,下工夫作重点研究。如果说,詹先生多着眼于宋词,那么,您却是在清词上用功。一篇《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可以深化、扩展为一部同题的书,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自您的论文和著作发表后,“纳兰研究”也渐成“显学”了。


黄天骥:你要知道,说到詹老师,他不仅对我的学业有影响,而且对我的写作包括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詹老师研究词学,他本人填词也是高手,有《无盦词》传世,被誉为“一代词宗”。我上大学时,做了古代文学史课的“科代表”,和詹老师接触较多,有时还到他府上请教,他还会一边请我喝潮州功夫茶,一边拿出新作给我讲解。耳濡目染,性情相近,我对词学和填词的爱好也就培养起来了。


词学和填词,毕竟跟音乐颇有关系,您的“音乐细胞”可能在这方面被激活了。


黄天骥:还真不能说没有关系。其实,还有学指挥,对我的文学研究也有帮助。一名指挥,要对曲谱了如指掌,却又要从大处着眼,对曲式结构默念于胸,对各个声部的动态配合心中有数,如此这般,掌握“全局”,一气呵成。音乐也好,诗词也好,关乎一个人的艺术感受力。没有艺术感受力,怎么可能研究得好文学呢?就文艺而言,如何解决审美主体、审美客体以及审美受体之间的联系,如何解决作品客观形象与读者主观参与的对立包容,是至为关键的。其间的种种关系,如果缕清了,理解了,这对于提高艺术感受力和艺术鉴赏力大有好处。


您近期的文章和论著似乎“聚焦”于文学鉴赏,揭示文学创作的奥秘。比如,《诗词曲十讲》的第八讲,讲的是“理趣,诗和哲理的结合”,您提到,诗人往往把人与天合而为一,他们眼中的自然,与他们的心境是可以沟通的。还举了张孝祥的一首【念奴娇】(洞庭青草)为例,说“美不在文采,而在于作者把宇宙与他自己融为一体”。我忽然想到,您为中山大学中文堂撰写的对联“领百粤风骚开一园桃李,揽九天星斗写千古文章”,也有些“融为一体”的意味。


黄天骥:说到文学鉴赏,我的看法是,像诗词鉴赏,属于诠释的学问。中国诠释学,从来与西方的诠释学有所区别。我国传统的诠释学,一直把经典视为具有开放性和发展性,是可以衍生而并非固定化的文本。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正是对我国诠释学本质最明确的概括。这一传统同样适用于对一些具有经典价值的诗文的赏析。何况,诗人在创作的时候,往往是依靠观察和想象构造作品的意境。意境由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而呈现。懂得缔造意境的诗人,更多会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运用“虚”的手法启发读者的想象力,“使读者自得之”(王国维语),让读者参与创造,从而领略作品的真谛。


让读者参与创造,也就涉及您刚才说到的审美主体、审美客体以及审美受体之间的联系,“虚”的手法可以留下一个很大的、很有弹性的阐释空间。我注意到,在阐释诗词时,您作为“审美受体”,表现出一种主动的“主体性”,您是戏剧专家,您会在读诗词时用“戏剧家之眼”去观察和感受,结果呢,您的阐释文字就体现出我们在上面曾经提及的以读“剧”的眼光来读“诗”。比如,您解释唐王昌龄的《出塞》“骝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城头铁鼓声犹振,匣里金刀血未干”,您说这是“武戏文唱的妙用”。


黄天骥:不错。王昌龄写的是一位将军,此诗的首句,将军以欣赏的目光,看待自己的战马,用意是很深的。按说,这匹马,是将军天天骑着的,用不着特别描写。但是,第二句里“战罢”两字一落,人们便可理解这是将军特定的心境。显然,他和战马一起,刚在战场上经历激烈的战斗,当坐下休息,看着这匹马,心态就特别不同了。这匹马和他出生入死,战胜的喜悦之情,对战马的感激之情,都交集在目光之中。重要的是,将军能够细细地欣赏自己的马,也等于说明,战斗停止了,他心头上紧绷的弦,也松弛下来了。在这里,诗人先写将军的松弛,和以下三句联系起来看,联系到时间、地点、背景等因素,一则是“城头铁鼓声犹振”,一则是“匣里金刀血未干”,可以感知,将军耳朵里犹然觉得战鼓在响,这使他在胜利的陶醉中又忽然有所惊觉,以为敌军又来了,顿时拔起鞘里带血的刀,准备战斗。《出塞》整首诗,就在将军拔刀的“定格”中结束,有点显得突兀,却是如同戏曲的“亮相”一般,将军拔刀、看刀,显露警惕的表情,诗人对之作了“定格”处理。


图片

黄天骥近照
显然,您的“情景思维”在读着这首诗时被调动起来了。将军,是“武戏”的主角,可王昌龄给他安排了一段好像是“文唱”的戏码,战斗的间歇,月夜的沙场,鼓声未绝,厮杀又起,就在这瞬间,将军把本已插入刀鞘的金刀重又拔出,英姿勃发。这样读诗,还原了诗中的“现场感”。我们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其实,说到举一反三,您的《诗词创作发凡》也是指示门径的专著。在这部书里,您将文学鉴赏与辩证思维结合起来了,像拗与救,情与景相反相成,读者的再创造等话题,充满着艺术辩证法。而整部书从“节奏”谈起,也显示出您的音乐素养在起着作用。

黄天骥:这部书,是在给大学本科生讲课的基础上写成的,尽量以大家较为熟悉的诗词为例,说是专著,兼有教材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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