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崇宁间，蔡京秉政，贪鄙者在位，于寄禄官俸钱、职事官职钱之外，复增供给食料。既请仆射之俸，又请司空之俸，其余侍从钱米皆支本色，执政皆然。其视元丰制禄又增矣。[126]
绍兴用兵，高官以上，各减三分之一，而小官之俸反增，于曩时所以责廉也。[127]高官因用兵减三分之一，为权宜之计，后皆复。
虽然，其间不能不扣除物价上涨的因素，但从总体分析，两宋俸禄呈现出益俸以养廉的总趋势，则是无可置疑的。
赵翼，对廿二史研究甚深，对各朝禄制有比较，有真知，在历举了宋代禄制诸色名目与数量之后，引出“宋制禄之厚”，劝导官员养廉奉公，是收到成效的，真、仁、英诸朝，如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等，名臣辈出，吏治循良。至南宋抗金，岳飞、韩世忠、刘锜；宋亡国之际，文天祥、陆秀夫等，为国捐躯，这是不争的事实：
此宋一代禄制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 家为虑，各自勉 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毕命疆埸，历代以来捐躯捐国者，唯宋末独多。虽无久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有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国其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也！[128]
其三，宋代统治，强调阶级，下不能侵上，森严的等级制，是维护以皇帝为塔尖的金字塔式封建等层级统治秩序的需要。《编敇》：“禁军粮钱三百（按：每月料钱三百之禁军士卒）犯阶级者，斩刑”、“（厢军）本辖人员有犯阶级者，并于禁军斩罪上减等”[129]所谓犯阶级，即不按自下而上一阶伏事一阶的敇令，擅自反抗、或敢于陵轹上级者，军法处斩。军队等级森严如此。官僚队伍，等级同样分明，在利益分配上，则体现在俸禄高低差距悬殊。
首先是宰执官、贵官（带节度使等正任、遥郡官的宗室及武臣）与地方低层官员的等差悬殊。
以《嘉祐禄令》四十一等为例，最高等节度使，料钱400千，宰相300千，而最低等小县县主簿、县尉6千。[130]400千与６千之比，是66.6倍！而这仅仅是俸料钱一项。至于衣赐、禄粟、公使钱等其它各色名目尚不计在内。
其次是官与吏的差别更为悬殊。地方长吏除本俸、职钱、职田等收支之外，尚有公用钱。而吏人唯有料钱，“廪给不均”。且京师吏与州县吏不等，州吏与县吏不等。处于最低层的县吏，待遇更低。“县之有吏，非台郡（按：台指路监司、郡指州府军监）之吏有名额，有廪给……县吏则不然，其来也，无名额之限，其役（吏役）也，无廪给之资。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无编制之县吏无廪给，还得筹备过境官员迎来送往、食宿赏游之开支，备办县令、县官日用灯烛、薪柴之具，及生日送礼，备受痛楚。“彼财用何自来哉？非私下盗领官物，则背理欺取民财尔！”因此，宋代稍有资产之人，宁为百姓，不肯为吏。[131]。这也反映了宋代吏禄，只能涵盖京师至路、州一级胥吏，县吏禄仍不能得到保证。
其四，皇帝运用禄制作为笼络工具，优宠宗室，以此剥夺宗室参政的权利从而达到巩固帝座的政治目的。宋代君主对宗室干政严以防范，宗室不除官、不许参加科举考试（神宗朝以后开始放宽），不给予权力，然在俸禄制度上，却十分优宠，大大超过文武百官的俸禄数。如真宗大中祥符四年，皇侄以下要求出任地方官，真宗不许，宁可增俸，从初授阶官俸30千增至50千，再增至70千。相比之下，文臣初入仕为初等幕职官，料钱止7千，高下差10倍。宗室虽不掌事，然襁褓中或幼稚之年，即授予环卫官、遥郡、正任官之类，凡皇子出阁即封王。环卫、正任官之俸禄均已高，而皇子又另有特殊规定，如环卫上将军，料钱60贯，皇子充诸卫上将军即为200千（贯）。俸禄之外，宗室之公使钱，更是耗以巨资。如亲王岁给公使钱，高达5万贯，少亦给5千贯、6千贯。郡王初阶，公使钱2千贯。此外还有添支钱，多者3千贯。京师文官、武官、宗室皆支俸禄，以熙宁元年统计，京师百官月俸4万余贯、宗室7万余贯、诸军11万贯（以上均不含公使钱）。可见宗室俸禄之优宠，何止数倍于文武百官。[132]
其五，在禄制上，重武臣，特别是重军中战守统兵官。“右文抑武”是宋代国策，“抑武”旨在防范武臣擅权、尾大不掉，不过宋代皇帝深知军权出政权，因此他们通过豢养武臣，操控武臣，牢牢掌握军权，以为己用，这从禄制上已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宋代“右文”大氛围下，骨子里倒底还是重武的。正任官月俸钱，大大高出文臣：
节度使，四百千；承宣使，三百千；观察使、防御使，二百千；团练使，百五十千；刺史，一百千。[133]
而元丰新制，宰相才300千，副宰相200千，六部尚书60千，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五十千。[134]宰执官月俸超过200千，人数有限，最多十数人。正任官月俸钱最高，人数却不断增加，元祐时竟达到352员。[135]然而，这有增无已的势头不减，至徽宗朝，高薪的正任官竟然攀升至数千之多（按：其中一部分为宗室）！政和初，户部侍郎范坦上疏言：
户部岁入有限，用则无穷。今节度使八十员，留后至刺史数千员，自非军功得之。[136]
在待遇上如此重武轻文，当然引起朝臣不满。徽宗大观三年九月十一日，户部尚书、详定一司敕令所左肤等上奏：
臣等编修《禄格》，伏覩学士添支比正任料钱相辽邈。且如观文殿大学士，添支钱三十贯而已。节度使料钱乃四百千，傔从、粟帛等等称是。或谓大学士自有寄禄官料钱，故添支钱少。臣等以银青光禄大夫任观文殿大学士较之，则通寄禄官料钱（30贯）、添支钱（60贯）不及节度使之半，其厚薄之不均明矣！节度使或由行伍，或立战功，皆得除授，曾无流品之别，则朝廷顾遇大学士岂轻于节度使哉！而禄秩甚微，殊不相称。[137]
再看低级武臣——小使臣，其俸入也与文臣馆职官相当。宋代三班小使臣数量庞大，多差外任监当官之类。神宗元丰时，已达九千，徽宗政和时，竟至二万三千之多！而名为文学之士、储才之地的馆职官俸入，仅比小使臣。南宋馆职多时为十八员，而武臣小使臣则上万至于数万。不吝于小使臣之俸禄支出，却吝于馆职除授。这亦是宋代所谓“右文抑武”国策的奥妙之处，即在右文政策大环境下，又用金钱笼络住武臣：
政和六年正月五日，吏部侍郎韩粹彦奏：“契勘侍郎右选一员，元丰官制初行，小使臣止九千员，今年增至二万三千余员。人吏自元丰以来四次增添。今年欲乞添置郎中官一员。[138]
南宋绍兴五年八月，诏增置馆职十八员。这一纸诏书之下，乃因谏官上言：
唐太宗当兵戈抢攘之际，置文学馆学士十有八人，其后皆为名臣。祖宗辟三馆，以储养人才，盖本于此。今国步艰难，时方右武，故馆职犹多阙员。然临时每有乏才之叹，则储养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一馆职之俸入，仅比一小使臣。小使臣动以万数，何独于馆职较此微禄也！乞如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为额。[139]
因此，是年，新除秘书省著作郎、秘书郎各二人，校书郎、正字通除十二员，共除馆职十六人，因未除秘书少监与秘书丞，十八人尚阙二人。[140]除授文职清望却如此吝惜。
特别是南宋时期，因对外用兵，依仗前线统兵战守官抵御，因此即使中央财政收入困窘，也要保证其高收入。高宗绍兴初：孝宗隆兴、更长道间，宰执官、宗室的料钱、米、麦均减三分之一或一半，但唯“统兵官依旧全支”。如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淮南西路安抚使郭振，“诸般请给可特支全俸。（户部）勘当，统兵战守之官，合支诸般全部请给下项：料钱四百贯，禄粟一百五十石……小麦四十五石。元随五十人，各每月粮二石，计一百石，每石折钱三百文。”诏：“依已降指挥全支。”[141]总计郭振月收入料钱４００贯，禄粟与元随月粮总计２５０石，年收入俸钱4800贯、米麦3000石。对比一下，（北宋仁宗朝）淮西路蕲州县全县县官（县令、县主簿、县尉）年总收入料钱不过1538贯，米、麦共309石。虽然，北宋与南宋相比不是很恰当，但作为一个参数，还是多少能看出战守统兵官高额收入，非文臣地方官所能望其项背。[142]
日本学者衣川强评论道：“把在京官的料钱压得很低，以致与上述将士的费用相差得非学悬殊。虽不能仅举出在京官的例如子以概括所有文官，却可以说其俸给的总数较武官为少，且与实际指挥军队的武官或士兵的费用比起来，文官的费用实在少得可怜。”[143]
其五，俸禄与地望挂钩。州县户口升降，地望随之升降，而俸禄则与地望升降挂钩。
宋代州县有等级，州有州格，县有县等。宋代诸州，按州格分为六级：
凡州之别有六：曰都督、曰节度、曰观察、曰防御、曰团练、曰军事。凡诸使赴本任或知他州，皆不签书钱谷事。[144]
不同州格正任官，官品有高下，以南宋绍兴后《官品令》为例：
节度使，从二品；承宣使，正四品；观察使，正五品；防御使、团练使、诸州刺史，从五品。
与之相连，系不同州格正任官俸禄有差等，以元丰新制《官品令》为例：
节度使，四百千；承宣使，三百千；观察使、防御使，二百千；团练使，百五十千；刺史，一百千。[145]
凡宗室或文、武官系某州正任官，皆依州格请领正任阶俸禄。州格就成了武官阶高下所系州名，凡遥郡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剌史，必冠以州名。如桂州观察使；莱州防御使，莱州之格应为防御州；岳州团练使，岳州之格应为团练州；宜州刺史，宜州应为军事州。节度观察留后（后改承宣使）不入州格，但作为武阶除授，节度观察留后冠以节度军号。节度使冠名，较特殊，即不用节度州之州名，而挂节度州之军额名。每个节度州，均有军额名（少数无军额名），若节度州苏州，其军额为平江军；节度州润州，其军额为镇江军；节度州鄂州，其军额为武昌军[146]，等等。例如“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飞”[147]，“清远军”为节度州融州之军额。凡以上挂州格之诸使，均不赴州任事，表示一种阶位，获得相应待遇，包括俸禄。以宗室赵孝参（英宗孙、神宗侄）升迁为例：
元丰二年（1079）四月赐名、授右武卫将军；八年六月，迁和州刺史（军事州）；元佑元年五月，迁通州团练使（团练州）；三年十月，迁睦州防御使（防御州）；绍圣二年十月，迁庐州观察使；元符三年二月，迁保信军节度观察留后（冠以节度军号）；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迁奉国军（明州）节度使，封信都郡王。[148]
其赵孝参之俸禄即随正任官所系州格之升，而递增，但他本人并不赴州上任，这是官阶，没有实际职务，止决定其俸禄。
宋代县之地望，按户口分赤、次赤、畿、次畿外，其余为望、紧、上、中、中下。建隆元年（960）十一月诏：“天下县，除赤、次赤、畿、次畿外，重升、降地望，取四千户以上为望，三千户以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一千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五百户以下为下。自今仍欲三年，别取诸道见管户口升降。”[149]《宋史·地理志》记载有诸路州府军监与诸县的地望。[150]县官俸禄与县地望挂钩。真宗咸平四年二月，诏：
格式司 自今如有不切子细勘会升降户口，参定料钱，干系人吏重行决罚。[151]
格式司职责，需随时掌握诸路州、县地望升或降的信息，并据以重新调整相关升降州、县官员的俸禄。大中祥符六年，从权吏部铨慎重从吉奏请，格式司按《十道图》所规定州县地望定官吏俸给。[152]
元丰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中书奉诏：
选人禄以户口定数，令吏房立法。欲令逐路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司同约州县繁简，分三等至五等以闻。乃随等等定俸。[153]
其六，宋代俸禄与中央财政 宋代官吏俸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不是最大，最大的是军费开支，其次是宗室，百官月俸居第三位。神宗煕宁时有一个不完全统计，《能改斋漫录》
熈宁月俸 唐子方谓：“熈宁元年，京师百官月俸四万余缗，诸军十一万缗，而宗室七万余缗，其生日、折洗、昏嫁丧葬、四季衣不在焉。”[154]
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
今天下财用费于养兵者十之八九，一百万贯养一万人。今日民困，正缘沿江屯兵费重。[155]
这个情况，与北宋时大致一样。陈襄《论冗兵劄子》称：
臣观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财用大数，都约緍钱六千余万緍，养殖兵之数约五千万，乃是六分之一。[156]
五应麟引《庆元会计录》关于户部岁入与支出情况记载：军费占调用部财总收入的十分之七，官吏俸禄占十分之三，俸禄占比略有提高：
熙丰间，月支三十六万，宣和末用二百二十万，渡江之后，连年用兵，月支百二十万，大略官俸居十之一，吏禄十之二，兵廩十之七。[157]
可见，宋代冗费根源在军费庞大支出，而不在官吏俸禄。南宋后期，吏禄超出官员俸禄，说明宋代政府机构中，吏员人数大量增加。
结 语
以寄禄官为核心的宋代俸禄制度，其源可追溯到周代爵禄制。春秋战国时爵与禄开始分离，催生了秦汉秩石禄制，与爵禄制并存。魏晋南北朝，爵禄制消退，官品禄制登上历史舞台，与秩石制形成双轨制，进而向官品定禄一元制演变。隋唐官品禄制定型，但又因使职的大量出现，对品禄制造成冲击，导致职事阶、官品复合禄制的出现。到了宋代，官品已不能决定官员俸禄，宋初以职事官本官阶定禄秩，其后，神宗元丰改制，一种崭新的俸禄制度诞生，这就是寄禄官为核心的俸禄制度。不过官品与俸禄关系并没有完全切断，它以“行、守、试”分等形式，成为寄禄官官品与职事官官品高下调节“行、守、试”三等俸禄的载体。宋代俸禄制，源远流长，经过历史上近四个阶段的演变才最后确立，即使寄禄官离周代爵制已相隔辽远，近二千年之久，周代爵制尾巴犹以封爵带食邑、食实封遗传下来。宋代俸禄制，载入《官品令》中的“禄令”。《宋史·职官志》保存了北宋《嘉祐禄令》和《元丰禄制》，《宋会要辑稿·职官》保存了《熙宁禄令》。[158]由此得以窥见宋代俸禄制度的大体概貎。本文从纵向与横向对两宋禄制进行研究，对宋代禄制的分期、分类、支付方式、发放机构及流程作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并从宋代实行“益俸”政策的角度讨论了俸禄的厚薄及其养廉的成效。宋代俸禄制度，显示了宋代祖宗家法的二手：一是“益俸以养廉”政策，二是隐性策略：在权力上抑武重文、待遇上重武抑文，相互牵制，从而保证了赵宋王朝内部统治的稳定。
宋代俸禄制，在后世有所扬弃。以货币支付为主，辅以实物支付，养廉政策，宗室特殊优渥，封爵食邑之遗存等等，为明清禄制所继承或加强，如明清出现了养廉银、世爵世禄之制等。然宋代寄禄官决定文武官俸禄月俸的创新改革，明清没有沿用，却恢复了以官品定禄的旧制。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