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陈立夫先生是两代人，就年龄而论，他长我37岁，比我父亲的年龄还大。从地位说，以1949年杭州解放为标志，我还是一个高小五年级的小学生，一个平民子弟，而他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高官，到台湾去了。以常情来看，我们根本无交集的可能。就是缘自我的赠书和他的信函，在海峡两岸隔离的情况下，竟然将我们联系起来了，造就了一段书缘。

大概是1993年的八九月间，我接到浙江省出版协会副主席谭克先生的一通电话。他说，老顾，有人要回台湾去，我想将你写的《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和《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两本书赠送给台湾的陈立夫先生，你可同意？我答，好哇，我们也为台湾回归祖国做点事吧。就这样我到了老谭的办公室，他拿出我的《浙江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让我签送给陈立夫先生。我大致就写了“立夫先生雅正，顾志兴1993年　月　日”两行字。日期忘记了，年份不会错的。

陈立夫先生的字我是认识的，盖因前段时间上海的《文汇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将他的手书上版，信的格式、字迹和此件如出一辙，简短而明白。

老谭对我说，原信作为我们的一项工作，我要保存下来，这份复印件你拿去保存。我说好的，好的。就这样这封信在我的抽屉内躺了20多年。近日，找东西无意中见到，觉得值得说两句。

谭克同志是南下的山东老干部，据他告诉我，南下前曾在山东的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担负一定的负责工作。南下到杭州后，先在《浙江日报》后调浙江人民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退下来后任浙江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主持日常工作。

我和老谭的认识，源于我为当时省出版局的内刊《出版研究》撰文，主编是我的朋友蒋德闲先生。蒋先生有次对我说，能不能为我编的刊物写点稿？我说你们是专家，岂敢班门弄斧。他说，局社系统有人研究，但都是当代的，没有搞古代的，你给我们写点。此时，忽然想起前阵子向恩师胡道静请教过如何入手研究浙江刻书史，胡先生回答：回去读王国维先生的《浙江古刊本考》。在老师的指引下，我就边读边写，大概在《出版研究》上发了一两年的连载文章。

一天在德闲兄的办公室闲聊，进来一位老者，蒋兄作了介绍，原来就是谭克先生。他说：“老顾，我正要找你商量件事，你发在《出版研究》上的文章我都细看了，觉得很有价值，总结整理了浙江历史上的辉煌的刻书历史，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缺口。我想将这些文章汇总起来出一本书，在你和我们来说都是一个研究成果，阁下以为如何？”我当然没有反对的理由。老谭说：“老顾，你负责修改，增订稿件，老蒋是这本书的未来责编。我来筹划公开出版事宜。老顾，有言在先，稿费一定给的，但经费困难，只能象征性地给一些，务请支持谅解。”我说：“无所谓。”就这样开始行动。后来出书时，他们请时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浙江版协主席马守良先生写了一序，我请胡道静先生作一篇专家序，谭克先生亦写一序，商定后就很快行动了起来。

我的书稿大约有70来万字，加上我搜集的历代书影图片，恐在80万字左右。责编蒋德闲兄建议删去背景材料和图片等约20万字，这样还有55万字，出一本太厚，决定改出两本。我将有关情况向胡道静先生做了汇报，他是行家，很赞成这个方案，还应我之请，特地请他的老友文献学家、书法家顾廷龙先生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书分别于1991年、1993年出版。

通过以上简述，可以看出这次向陈立夫先生赠书，纯是一种民间行为，是在“九二共识”发布以后做的一件小事，反映了大陆和台湾两岸学人文化交流的共同愿望。

因为我这两本书实际是浙江版协的一项工作成果，谭克先生作为礼物赠送给陈立夫先生，他完全有权出送，我估计他请我签名赠送可能含有对陈立夫先生和我的尊重之意。对此，他当年没说，我也没问。

最后，对陈立夫先生的复信略作解读。一是谭克、邹身城两位先生，应是他们联名给陈立夫先生写信，而我只是送书，写信未署名，所以陈立夫先生用了个“暨”（和、及、与）来表示，以示对对方的尊重。奚复一，不详，当是认识双方的人士。谭克已在上面作了交代，邹身城先生认识，不是很熟，仅知他早年在出版社工作过，后在大学教书。谭克先生托他将我的书携台，转送陈立夫先生，尔后才有陈立夫先生的复信。

陈立夫信中称“此类著作，使人易于查考，助益良多”，当是指我的小书而言。从信中看，我估计他翻过两书才有此言，题签者顾廷龙先生和作序者胡道静先生是陈立夫先生的同辈同代人，顾先生的学问陈先生当有所知，胡先生除擅长文献外，还是一位中国科技史专家，是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好友。他的《梦溪笔谈校证》一书获李约瑟博士的高度评价。据网络所载林颖曾在《我的公公陈立夫》一文称，1965年陈立夫先生应蒋介石先生电邀回到台湾后，“开始专心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还主持翻译了李约瑟的《中国之科技与文明》”，如此看他对胡道静先生应有所知。胡先生作序的书，我想他会翻一翻。我这本书以时代为经线，以地域为坐标，对浙江历史上各府州刻印的一些重要著作都一一例举，其中他的家乡湖州历史上刻书很有名，故而他认为“此类著作，使人易于查考，助益良多”，可能并不是单纯的客套话，而是有家乡感情在。人在老年，思乡情切，可以理解。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顾问、

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