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仓先生1994级的硕士研究生，1997年毕业后留系任教，在仓师身边聆听教诲，至今已有整整十八年了。仓师对我在学业上的指导，工作中的提携，生活里的关怀，历历在目。仓师不仅是我学业上的导师，更是人生道路上的导师，指引着我沿着教学科研这条道路一直走下去。回想往事，师恩如山，感念于心。 
我在1992年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读四年级时报考仓师的研究生，复习时在图书馆的书籍杂志上经常翻到仓师的文章，崇敬之心油然而生。考试结果公布后，专业课成绩优良，只是英语未上线，不能录取。仓师特地托人带信，鼓励我以后再考。毕业前，我路过杭州时前往拜访，才第一次见到仓师。仓师说外校学生专业课考得这么好很难得，答题思路清晰，以后要加紧复习英语。毕业后我分配在湖州师专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到1993年提出报考研究生，学校不同意。仓师听说后还特意给校长写信，请予以放行。此次考试，终于如愿以偿地录取了。 仓师1994年招收我与师妹郜晏君两名学生，给我们开的专业课有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史学名著研读、历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等。中国史学名著研读课上两年，读《廿二史札记》、《史记》、《史通》、《文史通义》，半年读一部。专业课我们到仓师家里去上，这样方便拿书。仓师的书斋取名“独乐斋”，想必与司马光的独乐园寓意相似，都是神交千古，自得其乐。仓师的书斋是名副其实的书房，除了四壁到天花板的书橱，地上也堆满了书籍杂志，十几平方米的地面，几无下足之处。我们提起某书，仓师往往会说：“这书我有，只是压在下面，一时难以取出。”后来，仓师仅向苏州方志馆、泗阳县图书馆捐书就近3000册，有不少是大部头的地方志书，是用卡车来拉走的，藏书之多，可见一斑。 第一次上课时，仓老师说：做学问要先学做人，我的学生首先人品要好，正直坦荡，不计较名利。做学问可能出名，但不会有多少利可图。想以做学问来谋求名利，是行不通的。我一向奉行实力政策，治学就得坐冷板凳，潜心钻研，不浮躁，扎扎实实地写出有分量的论著，自然会得到学界的尊重。搞歪门邪道，走捷径，都是不会长久的，学界自有公论。他还指出，做学问要有浓厚的兴趣，能从艰苦的研究过程中品尝到乐趣，这是科研的动力。发表第一篇文章，出版第一本书，发现一个新观点，都是非常快乐的。仅将科研看作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不得已而为之，感受不到快乐，甚至痛苦不堪，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不如早点改行。 仓师在上课时，一般要介绍基本内容、研究动态、存在问题等。如讲到某些学者认为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是“剪刀加浆糊”，对此提出批评。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可惜寄出后石沉大海。在学习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仓师学界交往之广泛。我们提到当代某学者，仓师往往就谈起该学者的师承、学术特点、交往情景。其中，比仓师年长的学界前辈，就有朱士嘉、邓广铭、谭其骧、赵光贤、、张舜徽、吴泽、王钟翰、陈连庆、杨翼骧、陈光崇、徐规、陈桥驿、卞孝萱、章开沅、朱绍侯、吴枫、茅家琦、蔡美彪、林甘泉、杜维运等先生。由于朋友遍天下，大陆、台港澳、美国、日本、韩国等都有，仓师一年的电话费是惊人的。一次，有人上门推销电话卡，仓师一下就买了2000元。学者以书会友，仓师出了书必定要送出一大批。如果仅从经济效益来讲，仓师出一本书，大抵是入不敷出的。有几次陪同仓师去邮局寄书，发现那里的工作人员对仓师非常熟悉。仓师经常收到索书、咨询之类的信件，不管认识与否，必定妥善回复。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五卷本，以一己之力，邀请到海内外八十多名学者参与，实在是空前的壮举，这也是仓师影响力与人格魅力的体现。 在上中国古代史学史课程时，我们与本科生一起听课，得以领略仓师本科教学名师的风采。由于身体原因，仓师坐着讲课，声音洪亮，时而起来奋笔直书，板书苍劲有力。他讲课富有激情，旁征博引，联系学术动态，纵横捭阖，极为生动深刻。如讲到司马迁高超的语言艺术时，举了周昌口吃的例子：“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仓师将两个“期期”说得惟妙惟肖，引来一片笑声。仓师讲课还有个特点是紧密联系现实，揭露时弊，发表议论，颇具“愤青”风采，深受同学爱戴。一次上课前，仓师先讲起乘车到校的经历，说久等公交车不来，刚坐上出租车，后面就来了三辆公交车。以此为例，说明做事须有耐心。虽然仓师时已年过花甲，但他的心却是与同学相通的，同学们私下亲切地称呼他为“仓哥”。 1995年暑假，历史系接受温州有关部门《王十朋全集》点校整理任务，仓师让我们参与编撰人名注释。搞了一个暑假，虽然最后因为篇幅过大，没被收入文集，但我们也从中得到锻炼。 仓师鼓励我们平时练笔写文章，说只看书不写，就好比蚕只吃桑叶而不吐丝。他指定一些争议性的文章，如关于陈寿《三国志》曲笔回护问题、《资治通鉴》编修分工问题的文章，让我们仔细研读。他建议我们看别人文章时，先看题目，自己考虑应该怎么写，然后再看别人是怎么写的，以此来提高写论文构思能力。1996年，经仓师推荐，我在《浙江方志》与《浙江学刊》上各发表一篇论文，其中一篇论文被全文收入人大复印资料，得了学校董氏优秀成果奖。当我第一次校对清样，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摩挲再三，终于体会到仓师所说的研究乐趣。1996年写毕业论文，受仓师启发，选题为王世贞的史学。为此，我到上海买了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与《续稿》，并到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等地查找资料。论文完成后，仓师请华东师大的谢维扬与胡逢祥两位先生评阅，论文答辩请徐规先生担任主席，顺利获得硕士学位。 仓师为了将我留在历史文献教研室，多次与校系领导沟通，并与徐规先生分别写了推荐信，终于获得批准。历史文献教研室是仓师创立，还有魏德良、陈仰光、刘连开诸位先生，开设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国近代史学史、中国历史文选、古代汉语、方志学等课程。我承担中国历史文选、古代汉语等课程。另外，作为新来的青年教师，担任系科研秘书、研究生秘书、班主任、党支部书记等，全系教师七十多人，研究生60多人，事务繁忙。我买了一个BP机，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只得同办公室人员一样，天天坐班，处理事务。仓师告诫我做好这些工作，但在行政事务之余，科研上还得抓紧。他举例说，农村妇女摔倒了，爬起来时还要拔一把猪草，因此，坐班空隙看点书，要利用一切机会学习。第二年，我准备报考徐规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学校人事部门以工作年限未到不同意。仓师又出面与有关领导沟通，说明我以前有过任教经历，终于获得批准，并顺利考取。 1998年原杭州大学、浙江农大、浙江医大与浙江大学四校合并，次年仓师光荣退休。在系里开的欢送会上，系领导高度评价仓师的学术成就与贡献，一本本书给系里挣足了面子。仓师退休后更忙了，讲学、开会、写论文、写书，没有片刻空闲。有时他到系里来，有时我到他家里送资料，每次见面，总是谆谆教导。有时是电话交流，实际上是对我进行电话教学。只要有机会，总是带我出去开会，如方志评审会、学术会议、历史文献年会等等，开拓眼界。他为了支持我，与我一起报了三个省重点课题。如《章学诚传》，最后让我单独署名。博士论文出书，仓师又慷慨赐序，并联系陈鹏鸣师兄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仓师自己发文章，从不求人，也无需求人，但为了我能发表文章，多次向学界朋友推荐。 生活中的仓师，戴眼镜，穿中山装，为人随和，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形象。张舜徽先生在《〈方志学通论〉题辞》中说仓师“文质彬彬，蔼然可近”，“吁！何其多也，非兼人之力不及此！亦由君治学勤奋过人，故精进若是之速也。余以是益敬之重之。”张先生对仓师的印象，正是学术界朋友对仓师的普遍印象。 仓师精研章学诚之学术，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发表《研究、纪念章学诚应当发扬他的三大精神》一文，大力表彰章氏的独创精神、敬业精神与批判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仓师同样具有这三大精神。古往今来，歌功颂德易，直言批评难，仓师尤其具有批判精神，不怕得罪人。譬如遇到挡路石，有些人绕过去就算了，仓师却是尽力将它们一一搬走，以方便后来者。面对学界不正之风和错误观点，本着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敢怒而且敢言，“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具有侠义风范。一次在华东师大开会，90多岁的北京大学张芝联老先生一出电梯，见到仓师，当即拱手道：“仓公啊，我们的仓公！”关爱之情，溢于言表。 在传统文化领域的大师、大家越来越稀缺的年代，我非常荣幸，能成为仓先生与徐先生两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的弟子。世易时移，如今我竟成了两位先生在系里唯一在岗的弟子了。两位恩师言传身教，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善良的人，与人为善，我永远铭记于心。 师门问学记（郜晏君） 1994年秋，我开始跟随仓修良老师学习中国古代史学史。回想起来，拜在仓老师门下学习也是一种机缘巧合。 记得在1993年即将升入大学四年级时，对自己的未来感到非常迷茫，无法接受毕业后按部就班去中学做教师，几经考虑决定报考研究生。最初并不确定自己想要攻读、努力的方向，偶然间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老师所著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仔细翻阅后即决定报考。当时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对于考试的书籍、范围等等一无所知也无从得知，而复习时间却捉襟见肘。焦急、无奈之下，试着写了封信寄到杭州大学历史系。寄出后其实内心并不抱希望，两周后却欣喜地收到了老师的回信。信上，老师不仅对我的报考给予了真诚的鼓励，还热心地罗列了杭州大学历史系学生使用的书籍名称、出版社等，对我的复习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经过三个月天昏地暗的复习，最后我侥幸地考上了老师的研究生，开始三年的研究生生涯。老师为人极为和善，但治学相当严谨。老师上课时常引经据典、字字句句演绎论证。亦要求我们写文作题时，每一观点每一论断必须皆有出处皆有来源。在固定的授课之余，老师每周还指定一定的书籍要求认真研读，在授课时细细询问后，针对疑问，或旁征博引、答疑解惑或结合相关学术问题进行详细讲解。在老师身上常常可以感受到老师一直坚持的精神：治学如做人，半分马虎不得。 研三时，经老师同意，毕业论文选定为述论清代学者杭世骏学术成就。但当时有关杭世骏生平及思想、著述的史料记载非常少，跑遍北京、杭城等地图书馆，收获极少。写文途中遭遇困难重重，几次想要放弃。此时，老师给予了非常多的鼓励，从材料收集、观点提炼到文章架构、行文方式等等都给予了细心的指导，在老师的帮助下，《杭世骏学术成就述论》终得以成文。 老师对于史学、方志学均造诣颇深，在中国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但因自己的疏懒，几年的学习并没能掌握老师学术学识的万一。毕业后，阴差阳错下更是从事了与专业毫不相关的企业工作。但在日复一日平凡的生活与工作的忙碌中，却一日不敢或忘自己是老师的学生，亦常记起老师当年在专门赠予我的《章学诚评传》扉页上所题的词：“希望晏君同学学习传主‘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的治学精神”，以此自勉，不断鞭策着自己的做人与做事。老师给我的巨大精神财富，将使我获益一生。 钱茂伟、叶建华主编《执着的史学追求：仓修良教授八十华诞庆寿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