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浙江温州人。忠厚长者，向无机心，不通政治，穆穆然，温温然，一学人也。

夏公不通政治，此举三例。

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北京大学中文系五五级学生鼓干劲，争上游，又红又专，组班子集体编撰的《中国文学史》公开出版，广受关注。一时间，复旦、北师大学子均有跟进成果。此风很快刮到了浙师院，中文系学生奋起效仿，提出了“超北大”的响亮口号，一鼓作气也赶出了一部。系古典组教师谁人不知，“大跃进”乃党中央三面红旗的组成部分，是当时最大政治，切不可以纯学术观点对待这一新生事物。说到原作得失，或附和，或委婉，莫不适可而止。唯我夏公直言不讳，评价不高，竟脱口说出了“超北大变成了抄北大”，当即遭到了学生的回击，终于被拔了白旗。

一是同教研室蔡义江兄告我，也是“大跃进”时，公问曰：“义江，三面红旗我知其二，国旗、党旗是也，唯第三面是军旗还是团旗，实不能定。”答曰：“全错。”公愕然。

一是1963年学期结束前，政治形势由于广州会议的召开，一度宽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报告引用夏公诗作“敢想容易敢说难，说错原来非等闲。一顶帽子飞上头，拿它不动重如山”，意在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一时间，无论教研室政治学习会，还是私下交谈，都显轻松，同仁间又露笑脸。夏公这时早把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灭资兴无”的挨批、检讨的经历，丢在了脑后，未免又“放肆”起来。可好景不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角吹响，夏公对此，竟浑然不觉。

古典文学教研室老教授多，瞿禅公外，计有王驾吾焕镳、胡宛春士莹和平湖陆维钊诸公，济济一堂，向来是系甚至全校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开学后，第一次教研室的政治学习，本组教师外，还来了两位政治系（或马列室）的老师，校党委副书记兼中文系总支书记亲临主持，令人肃然，众皆默默。书记点名让我作好记录，要求原话一字不漏。我知不善，不禁惶惶，唯有领命而已。山雨欲来，风已满楼，久经运动，谁不谨言颂圣，唯我夏公仍唱暑期前之老调，毫不收敛。会后，书记嘱我带上记录到夏老家，让他认真审查一遍，不管他在会上原话如何，如想改，尽量改；不要马上带回，可以明天去取。书记的一番话，让我颇费斟酌，心思不定。这些话表面看来，是为批夏搞一份靠得住的材料作依据（经本人改定，难以推到记录之言非其本意身上），但我多年在他领导下工作，颇知他的办学理念和为人。凭这一句“想改尽量改”，似不难看出有些想放夏公一马的意思。怀着这样的心情，见了夏公。本想明确告知又一场批判风雨就在眼前，但实在不敢。问题是夏夫子实在太不懂政治了，他是政协常委，说不定在什么场合以表扬我的话说了出来，那我的下场比他老人家的被批，可就遭厄多多了。最后只能说一句“务必看看最近的报纸”，离开时又补了一句“别忘了啊”。本以为会有效果，谁料到修定之稿，凡改动处，都更直白、更明确、更露骨，让人啼笑皆非，徒唤奈何。后果自是可想而知了。

问题当然严重，可充其量也就是不容声辩的批判而已，对夏公而言，树大招风，这类经历已不止一次，多一次忧患，说不上伤筋动骨。坦然处之，熬一熬也就过去了。比起1957年反右期间，为保护自己早年博学多才的弟子任心叔铭善先生免受戴帽之罪，一度深夜失眠，多次劝任向党检查认错，并为其开脱而无果，弄得心力交瘁，公内心的压力与痛苦，恐不可同日而语。

 二 

这是1963年间的事，离开我不担任夏师助手而专职执教于古典组，已有五六年之久了。回顾前尘，我是1956年开始担任助手的，时间不长，不过一年多，是老人家提名把我要来的。可是听夏师的课，早在1952年调到浙师，以及1958年初中止此职，直到难以正常授课前，除了下放劳动，从未间断过。尤其当助手期间，总是堂堂必到，悉心受教。先生深沉好古，早岁即浸淫经史，规循两浙学术，博极群书，精研奥义。执教以来，先后授课《诗经》、《楚辞》、《左传》、《庄子》、《诗选》与《词选》等多门。追源述流，胜义纷纶，时令学子叹为观止。每次登门请益，进室所见，先生不是手持书卷，就是伏案撰作，扬搉风雅，纚纚忘倦。献身学术，感人至深。毕生所嗜，则诗词一途。作为词学宗师，讲诗、说词，更是如数家珍。各派各家，知人论世，从无时尚的时代背景、主体思想、艺术特色以及阶级局限之类的说辞，均为诗话词话式的，点到即止，引人入胜。授课间，常脱离讲稿，即兴发挥。说着说着，突然停顿，唉的一声后，随即妙语如珠，脱口而出，山阴道上，又入胜境。讲说作品，无论《诗》、《骚》，乃至唐宋以降，堂堂篇篇，必吟诵玩味，肺腑真情，沁人心田。说到高兴处，不时告示诸生，这句画一个圈，那句两个圈，多则三圈，带给学子们无尽的艺术欣赏和想象的空间。

作为诗人，先生少年取法随园（袁枚）和两当轩（黄仲则），并从林半樱公学为词。上世纪20年代后期，公二十六七岁，与谢玉岑氏同执教于温州十中，结为莫逆之交。青年才俊，诗词唱和，均近于白石，业已声闻早著，为时传诵。谢氏早殁，公终生不忘。后，先生致力梦窗，晚年则出入苏辛。其尊高词体，自出机杼，从不为绮靡之作，《月轮楼词》之清丽温雅，匠心独运，广为学人所尊慕。当然，学人也往往是多样的，各有自己的性情与爱好。夏公从不冬烘，亦时尚。闲暇之时，偶与二三知己饮酒小酌，赋诗唱和，听听戏曲，看电影和汇演外，尤喜跳舞，且乐此不疲。上世纪50年代，社会上一度兴起交谊舞，一次夏公乘兴，在校礼堂跳到夜半仍不肯休，师母在家久等不归，亲身前往，满脸怒容，硬把先生找回了家中。知其事者，一时传为笑谈。

夏师对我，悉心培养，关怀有加。词学极盛于两宋，向重体格与神致。跟先生学词，亲授词诵词法，多承謦欬：强调研究诗词作家，以熟读、背诵各家作品，明音律、辨声调为先，重在基础，进而穷搜广求，细大不捐，综贯博考，勤于思辨，不拘于先贤之成说与时论，贵在个人之见解。先生重吟诵，曾为我详释吟诵节奏，一应本于原作情感，缓急、起伏之间，切忌雷同。诸如说辛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上篇写醉说梦，激扬奋发以身许国，紧接下片“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诸句，宜句句急下，一气呵成，不可停顿，以显示作者英雄豪壮之气，而末句五字“可怜白发生”则要拖长音节，一字一吟，方能力压全篇，与作者“老景沧浪，慨叹人生”，浑成一境，自成妙造。亲口咏诵，扣人心弦。其他如论稼轩词的“肝肠如火，色笑如花”种种，至今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谈到治学经验，先生不时强调，切戒浮夸，要下笨功夫，嘱我慎写文章，“说有容易说无难”。当时年轻少知，感受不深，可有一个鲜活的例证很快就发生了。事情是这样的：我与刘肇熏操南先生受教研室委派，于1956年赴金陵参加南京师院举办的文科科研讨论会，有篇探讨最早见于《玉台新咏》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文章，作者上台报告，通过对该篇几个语词的考辨，认定作品时代不能早于“六朝”。我坐在离南京大学胡光炜小石教授不远处，先生年老耳背，话没听清，经身边助手相告，立即缓缓站了起来，斩钉截铁两个字：“不对！”当场朗朗背诵了几篇西汉碑文片段，文章所考几个语词赫然在焉。啥话没说，就坐了回去。无须讨论，这篇论文就被否定了。从此，“易难”之说让我终生难忘。随着马齿日增，读书越多越觉少，同样的课程越开越不敢开。

当助手期间，夏师曾应出版社之约，签订合同，出版倚声赏析之作。为此，每周由先生口述两三首，我记录，据之整理成文，最后经先生改定。日积月累，书稿即将写就，由于形势起了变化，没有印成。日后，这些单篇先后发表在各类报刊上。撰作这类普及性读物的事，心叔先生并不认同，数次进言劝止，云从先生也不以为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可夏公自有主张，以普及词学为己任，一直不为所动。

在系多年，绛帐春风，受益难以尽述。自惭荒谫愚慵，缺乏形象思维，质木无文，无所建树，空费先生心血。60年代起，为应教学需要，改攻先唐，尤以先秦为主，精力所及多在经子、古史、古文献之间，唐宋诗词之学日渐荒落，早已无从置喙，愧对先生教诲，难再弥补。

 三 

回顾夏师往事，内心一片祥和，总想避开“文革”，不愿涉及，却老是挥之不去。既然记忆清晰，仅就个人所历所见，也说上几句吧。

“文革”对夏公而言，可谓苦难多多，几遭灭顶。万幸，总算挺了过来。运动来势汹汹，高深莫测，小将外，谁不惶惶。可开始批斗时，在杭大中文系，还是有人敢笑的。记得1966年的秋季，“文革”号角已经吹响，萧山有场文艺汇演。主其事者，邀请中文系教师莅临，夏公亦与焉，坐大客车前往。事被批判，所有教师，无论老青、党团员或群众，全部台上站定，一位学生开口就是：“锣鼓声声，跳下一车牛鬼蛇神！”不分青红，一律成鬼，禁不住受批者一片笑声。又一位批得更绝：“什么教授、权威，一堆狗屎堆！”他把“屎”误读为“米”，又一次哄堂。从此，“狗屎（米）堆”三字成了牛棚中同仁的自嘲语。

“文革”初始，是省委领导的，对杭大很快就定下了打倒原学校副校长林淡秋（时已调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中文系夏承焘教授的“林夏战役”，树了两个活靶子。二人立即陷入了全校师生共讨之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几次批斗大会后，林困禁在杭大宿舍家中，小规模批斗、游斗、示众外，难得外出。直到造反派夺权后，才回到宣传部，与几位部领导关在了一起。夏公则几经周折，终被关进系之牛棚，大会小会，批斗连连。夏、姜（亮夫）二公，年近古稀，衰病缠身，劳动改造仍难获免，被命在校内挑担施肥浇地。一位血压不时高得吓人，一位双目视力低下几近失明，都无从迈步，蒙兵管小将施恩，改为两人一前一后合抬半桶，一步三摇，粪尿溅身，状不忍睹。在牛棚，学毛选，念语录，熟读甚至背诵老三篇，写汇报，作检查，挨批斗，自是常课。一次红卫兵进棚，指定夏公背诵“毛主席四个伟大”，老人家哪里背得出。呆了半天，终于憋出了一句“伟大的毛主席”，想不到一个耳光，打了个既清脆又响亮。可他始终也想不明白，自己为啥挨了这一巴掌。有个阶段，集中学习《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目的是让棚中人交代反党言行，认罪伏诛。唯我夏公最为当真，反复思考，终于“深深体会到”自己实实在在就是共产党的俘虏。话说得越真诚，听的人越其妙莫名，一位终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寰宇的教授，手无寸铁，从未与党和解放军为敌，怎么竟成了解放者的俘虏？这算哪门子的“体会”，而且还是“深深”的呢！

说到挂牌游斗，校园内已无印象，记忆清晰的是一次头戴高帽、胸挂黑牌招摇于三街六市。监管者为照顾老人和体弱者，批准彼等集中乘公交车，余众由大右派陈公企霞领头，敲着锣，不时高呼几声“我是牛鬼”，途经保俶路，沿湖畔，直奔市中心解放路十字路口南侧。一座高台业已搭就，上面方桌叠方桌，直到高顶单桌一张，上再加凳子一个。“牛鬼”一个个先后爬上，东西南北各鞠一躬，低头认罪，配以高音喇叭，揭发罪行。年轻人尚可勉强，对老衰者而言，真是危哉险矣。印象中夏、姜、王驾公诸老，蒙准未上高层，人身安全尚称无虑。可轮到老病号副系主任孔成九却难获免。不敢仰视，只能默默祷告。万一他唱了“伐子都”，这位1938年参加工作的曲阜孔老夫子后裔，就真的是有来无回了。上帝保佑，大家都平安回到了学校。

终于熬到副统帅折戟沉沙的“文革”后期，牛棚散伙，所有“牛鬼”大都回家不再劳动。想不到在中文系甚至全校几乎只剩下夏公和陈公企霞两位，或者还有我不知道的个别人，处境没有任何改变。陈的事，省里也做不了主，要等北京，那时江青还在风头上，谁都懂得。可夏公呢，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每天要跑一站路，到系的公共场所扫地，搞清洁卫生，风雨无阻，让人实在难以理解。禁不住跑去问系里负责人——“你问我，我问谁？你也不想想，这样的名教授，是系里能做主的吗？！”自知他说得不错，可仍难解谜团，不死心。过后又当面问了校领导，回答同样无解：“学校无权，这是上面的意思。”话说到这个份上，谁敢再问“上面”，对普通群众而言也就到头了。以窃之见，校领导或者另有什么人其实知道而不想明说，那就不可强求，只能闷在肚子里。话虽如此，难免与二三友好私下议论，均以为问题应在于原省委决定的“林夏战役”，需要等待省里新的批示文件。

过后不久，1975年间，夏公申请离杭去京定居并获准成行。居京两年后，粉碎“四人帮”，大地回春，举国欢乐，1978年底终于告别妾身未分明的处境，等到了杭大党委为先生发文正式平反昭雪。晚年又逢盛世，旧交新知，社会贤达，宾客盈门。吟咏唱和，促膝谈心，广受尊崇。1986年5月2日以心肌梗塞住院，11日病危，期间，林乎加、贺敬之、吕志先、叶至善、王顾明等多位同志到病房探视问候。抢救无效，遽归道山，在京八宝山殡仪馆礼堂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四百多位各界人士参加告别，习仲勋、乔石、胡乔木、邓力群、张劲夫、张爱萍、赵朴初、叶圣陶等敬献花圈。先生的词学贡献得到了高度评价，享尽哀荣。

夏承焘先生

1974年 在杭州西湖断桥

先生晚年居京十多载，心系故土，素有回杭意愿，平反后，学校不止一次派专人商谈均无果。1983年后窃因公赴京，校领导亲口嘱咐我以学校代表身份，再行探望争取，并谓原住房等诸多问题，尽量提出，全可妥善解决。见到先生，悲喜交加，恍如隔世。那时先生思路已不甚清晰，然其怀恋故土之情仍不能已，问长问短，话不外此。可有心无力，难以成行，也就只能徒唤奈何了。

先生生前虽未能再回杭垣，幸者遗愿实现，骨灰归葬于浙江淳安千岛湖青山丛林之间。享年八十有七，名扬中外的“一代词宗”，永远安息在湖光山色之中。笔者有缘，曾会同浙师院三位中文系首届研究生班老毕业生樊维刚、姜海峰、何均地，于1995年10月间赴千岛湖扫墓祭奠，距恩师仙逝已近十年矣。

（本文选自中华书局出版《掌故·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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