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岁那年，我“下海”了。

       这片海水，叫《辞海》，汪洋闳肆，辽阔渊深。

       从此没有“上岸”过，一生与《辞海》结下不解之缘。

       祝鸿熹生于1933年，浙江衢州人。1955年浙江师范学院（原杭州大学前身）中文系本科毕业。1957年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古汉语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退休教授。曾任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学术委员、《辞海》编委暨分科主编、《大辞海》分科主编等，长期担任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参加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辞海》修订工作，主编及参编辞书10余种。2010年10月，我们来到祝鸿熹先生家中，拜访了这位与《辞海》结缘的老先生，他与我们分享了半个多世纪修订《辞海》、情系《辞海》的故事。

       祝先生说自己年轻时也曾怀揣着文学梦想，发表过诗歌散文。但是他意识到自己在文学创作上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同时他热衷于语言文字的搜集、积累工作。他曾发动学生搜集浙江各地报纸的病句，制成卡片，作为教学档案。他认识到只有像《说文解字》这样的工具书才真正经得住时间的检验。身为青年助教的祝先生暗下决心要编撰辞书：“我最向往的，是有机会参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功在社会、利在后代的辞书编纂工作。”

20世纪50年代末留校担任助教时的祝鸿熹

       1957年，毛泽东亲自提出修订《辞海》的设想，一大批从事各科领域的专家学者踏上漫长的修订之路。1961年春，杭州大学接到《辞海》编辑部的商调函，分管文科的林淡秋副校长指示中文系派出几位专家前往上海，中文系领导要求搭配一名青年助教前往，以便得到培养锻炼。上海方面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当时在杭州大学担任助教的祝鸿熹，借此机缘正式成为《辞海》修订大军中的一员。祝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们集中在上海的浦江饭店，那些专家，大都是我仰慕、尊敬的偶像。仅我参与的语词组里面，就有陈望道、傅东华、徐震锷、蒋礼鸿这样的语言学大家。”在这次修订《辞海》期间，年轻的祝鸿熹先生有机会接触到了许多专家学者，与他们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学到了不少为人、为学的宝贵品质。1989年，江泽民祝贺《辞海》（1989年版）出版，在题词中概括出了“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祝鸿熹先生说，《辞海》人这种严谨的治学风格，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

1961年春，《辞海》修订专家在上海西郊公园合影（中间站立戴眼镜者祝鸿熹先生，左2、左4分别为原杭州大学任铭善先生、胡士莹先生）

       辞书编纂，特别是大型辞书的编纂，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劳永逸。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提高辞书的质量，匡谬补缺、修改增删等修订工作，都是不可避免的。1974年，祝先生又一次奉调到上海参加《辞海》修订工作。当时文革正在进行中，编辑部在上海打浦桥（瑞金二路）组织起“三结合”的编纂班子，每个修订小组都由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组成，但这次修订的成果未能出版。文革结束以后，为了向建国30周年献礼，编辑部突击修订出版了《辞海》 1979年版。这是新中国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新《辞海》，曲折而漫长的修订工作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该版出书前，祝先生和蒋礼鸿先生等又赴上海参加定稿工作和增补工作。

祝鸿熹先生的读书卡片

       1979年版《辞海》出版后，成为“文革”后中国人狂热追捧的精神食粮，一时供不应求，有读者甚至以几倍的黑市价抢购，上海干脆出台新婚夫妇凭结婚证购买的政策。热烈的社会反响，令《辞海》编者们感到喜悦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沉重的压力。1979年版《辞海》由于编纂时间仓促，学科体系不够完善，条目深度亦有失之过简的情况，所以若干年后再次订《辞海》就成为大家的共识。1981年，由夏征农主持的《辞海》主编扩大会议正式确定，《辞海》“十年一修”。自此以后，每十年修订一次的《辞海》自然成为新中国逢十华诞的生日礼物。而祝先生，全程参与了《辞海》 1961年试行本、1965年未定稿本、1979版、1989版、1999版、2009版的历次大修。这样的《辞海》老人健在的已经不多，而在本校乃至本省，祝先生是唯一的一位。在1979年版《辞海》修订期间，祝先生被聘为编委兼分科主编。从此，祝先生在承担修订任务的同时，又承担了大量的审稿任务。身为一名“老辞海”，他幽默地说：“有一位辞书编纂者说，‘编辞书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下一个十年，即到了2019年，我和我的一些老伙计们恐怕做不成圣人了。”

祝鸿熹编纂《辞海》（1989年版）手稿

       祝先生说：“编《辞海》，是坐冷板凳，是需要一点殉道者的精神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评职称、评科研工作量和成果奖，都不重视辞书工作。修订《辞海》不列入学校的业绩点，稿费也一直比较低。2009年版的《辞海》，他拿到的稿费是最高的一次，一共11000元，扣税后能拿到9000多。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辞海》的稿费更是十分低微，“修补”一个条目的报酬，仅为每千字人民币3元；新起一个条目，也就是每千字5.5元。浩荡的《辞海》修订工程，对一些人来说，是天堂；对一些人来说，也是一场“炼狱”。西方有一位词典学家曾说过：“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种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和痛苦。”许多人因此半途而退，人不堪其忧，而祝先生不改其乐，无怨无悔地坚持修订工作，终身快乐地倘佯在浩渺的语词世界中。

祝鸿熹的部分证书和聘书

       短短的访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沉浸在祝先生娓娓讲述的他与《辞海》的故事当中，我们无不敬佩老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更为老先生淡泊名利的高尚品质所感动。与许多浙大老一辈的教授学者相似，祝先生谦恭敦厚，为人处世虚怀若谷，喜汲引后进，是仰之弥高的谆谆长者，也是即之也温的谦谦君子。祝先生大半生在浙大求学任教，一家两代人全在浙大学习工作。他情系母校的发展建设，得知我馆正在推进文化遗产抢救挖掘的工作后，多次将个人珍藏多年的浙江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证书、下放干部参加农业生产证明书以及50年代初中文系的老照片等珍贵史料无偿捐献给校档案馆。为更好的挖掘老照片的价值，祝先生还不厌其烦为每一张老照片进行了注释，并道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祝鸿熹先生表示，将这些史料捐赠给档案馆，希望能为母校的校史建设尽一己之责。

       这正是一个《辞海》老人不懈的情怀，只要有一分光，他就会默默地发亮发热，给大地带来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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