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其他宋代写本藏经

除了上述五种写本藏经外，据笔者所见，国内外图书馆、博物馆中还藏有一些其他宋代写本藏经。其中之一为《大和宁国藏经》。该藏经详情不明，国图存《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五，每纸三十行，行十七字，千字文帙号为“平”，有“乾隆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等印，原亦为清宫旧藏。《秘殿珠林续编》将其列入宋代写经。此处，《秘殿珠林续编》还记载了另外两卷《大和宁国藏经》，分别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千字文帙号“平”；《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三十七，千字文帙号“育”。[36]但这三卷大和宁国藏经均无名款，无从得知其具体写造时间，参与写造人员等信息。据梶浦晋先生的调查，日本的诸种收藏目录中还记载了多件《大和宁国藏经》，但存世情况还需继续调查。2019年，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上亦出现两卷《大和宁国藏经》，分别为《华严经》卷五十一与卷五十二，但与国图藏本不同，这批经卷的卷轴中无藏书印鉴，流传情况不甚清楚。

山西博物院藏有《杂阿毗昙心论》卷十一，该卷卷尾题记云：“大宋至和二年（1055）癸未岁正月日净人怀证写记；校勘讲经论僧皓旻；都勾当讲经论寺主沙门智能；续藏弟子钟文逸”[37]，卷面及卷背有“钟文逸续藏纸”圆印。《金粟笺说》记载《秀州精严寺藏经》写造时间与此相同，募缘者为赐紫僧了乘，是否与此卷藏经同属《精严寺藏经》待考。[38]此卷的写造早于《海惠院藏经》的治平元年（1064），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宋代写本藏经。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沈礼书《文殊经》一卷。此经卷见载于《秘殿珠林续编》，原亦为清宫旧藏。该卷卷首无题，卷尾有题记：“圣宋熙宁二年（1069）己酉岁三月日历阳沈礼书；募缘写造藏经僧梵璿；勾当写经同较勘僧修穆、崇俊；维那僧梵称；监寺僧晓幻；同校勘首座僧了熙；住持传法沙门慧观。”（见图四）虽卷首无题，但从卷尾题记来看，该写经有专门的募缘写造僧与勾当写经僧，写经组织完备，所写的经卷应为写本藏经之零卷。卷首或原本应有题，应是流传过程中被裁截。该经卷写于熙宁二年（1069），与现在所知的其他宋代写本藏经时间均不相同，题记中所载之僧人也未见于别处，目前尚无法判断该写本藏经的具体名称。

余 论

现存的宋代写本藏经数量虽然不多，但由于处于写本藏经和刊本藏经的过渡期，反应了该时期藏经的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目前研究宋代写本藏经的相关文献，引用的史料多未超出张燕昌《金粟笺说》的范围，未对各图书馆所藏的写卷进行系统分析，也没有结合方志、石刻文献中所载宋代经藏相关史料对宋代写本藏经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而目前佛教大藏经的研究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方广锠系统研究了敦煌出土的佛教写经，详细考证了唐代写本藏经目录与大藏经中千字文帙号的形成与流变，使得我们对写本藏经的发展与源流有更清楚的认识。[39]何梅详细考订了历代刊本藏经的雕造过程和藏经目录，我们对刊本藏经的认识也日趋深刻。[40]尤其是方广锠和竺沙雅章二人提出的刊本藏经的三系说为我们鉴别藏经的版本和厘定藏经的谱系提供指导作用。[41]以此为背景，若将《金粟山藏经》为代表的宋代写本藏经置于佛教大藏经从写本时代向刊本时代过渡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对宋代写本藏经的写造时间、规模、地域差异以及与唐代藏经的差异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分析，相信会对于宋代写本藏经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关于这些问题，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将另行撰文探讨。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从写本时代到刊本时代——江浙地区的宋代佛教藏经研究”（项目批准号：20JDZD0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有些学者持此种看法，例如谷响《古代写本藏经考略》，参《大藏经研究汇编（上）》，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第180页。

[②]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③]牧田谛亮《行瑫の内典隨凾音疏について》，见牧田谛亮《五代宗教史研究》，京都：平乐寺书店，1971年，第247-255页。高田时雄《可洪隨凾錄と行瑫隨凾音疏》，收入《中國語史の資料と方法》，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報告，1994年，第109-156页。本文依据的是中译文《可洪

[④]李际宁《佛经版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8-52页。

[⑤]沈津《珍稀之品——北宋写金粟山大藏经》，收入沈津著《书林物语》，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该文最早于2009年发表在沈氏的新浪博客“书虫老蠹鱼”中，收入书中时有所修改。

[⑥]此件写卷后又出现在2013年嘉德秋拍上。

[⑦]高田时雄《新出の行瑫 < 内典随函音疏に关すゐ小注 >》，《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六号，2012年，第1-12页。

[⑧]姜勇《金粟山藏经纸流失考》，《中国书法》2018年20期，第4-23页。

[⑨]梶浦晉《宋代の寫經の形式と字樣―大藏經を中心に―》，收入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國文學研究資料館編《シンポジウム：古典籍の形態・圖像と本文―日中書物史の比較研究》，東京：人間文化研究機構・国文学研究資料館，2011年，第103页-112页，中译文见第219-230页。笔者写作初稿时未发现此文，蒙日本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池丽梅教授赐示。大藏会编《新編 大蔵経：成立と変遷》，京都：法藏馆，2020年，第59-65页，此书第二编第一章写本时代，由梶浦晋执笔，对诸种宋代写本藏经有简要的介绍。除梶浦晋的研究外，池丽梅教授近期亦究心于宋代写本藏经之研究，对宋代写本藏经中的《续高僧传》有专门之探讨，赐示未刊书稿《东亚佛教研究的新资料与新方法——以

[⑩]《海盐县图经》卷三《方域篇·寺观》：“《吴地记》曰：‘通玄寺，吴大帝孙权吴夫人舍宅置。唐载初元年则天皇后改为重云寺，旧通玄寺移盐官县东四十里鲍郎市’”。【明】胡震亨纂《海盐县图经》，收入《中国方志丛书》第589种，《海盐县图经》第1册，影印明天启四年刊本，第273页。

[11]《海盐县图经》卷三《方域篇·寺观》：“《永乐志》云：‘寺在县西南三十里，旧名通玄寺。宋祥符元年赐額“法喜寺”。绍兴九年改禅寺，内有准高僧塔……’。【明】胡震亨纂《海盐县图经》，收入《中国方志丛书》第589种，《海盐县图经》第1册，影印明天启四年刊本，第273页。

[12]【明】胡震亨纂《海盐县图经》，收入《中国方志丛书》第589种，《海盐县图经》第1册，影印明天启四年刊本，第276页。

[13]【清】钱载《萚石斋诗集》卷四十八，清乾隆刻本。

[14]【元】《至元嘉禾志》卷十：“海慧院在府西六十里白牛镇。考证：宋建隆初里人姚廷睿以宅为寺。初名‘兴国福寿院’，治平元年改今额，姚即为伽蓝神。”收入《宋元方志丛刊》第五册，影印道光十九年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480页。

[15]【清】张燕昌《金粟笺说》，收入吴定中整理《金粟山大藏经及藏经纸》，《金粟寺史料》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5-95页。

[16]【宋】陈舜俞《都官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09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第492页。

[17]奉英，以下写本题记皆作“守英”，而“法属沙门”有守荣、守宁，故知当作“守英”为是。

[18]上图藏《法苑珠林》卷六十五千字文帙号为“陪”，为第507帙，《海惠院藏经》应增补了《开元录》以后续入的经典，实际卷数超过5048卷。

[19]图版见京都国立博物館, 京都佛教各宗学校联合会编《仏法東漸 : 仏教の典籍と美術 : 特別展観第一〇〇回大蔵会記念》，2015年，第23页。此书电子版承陈志远先生惠赐，谨此致谢。

[20]图版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书法》，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452-457页。

[21]《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三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260-261页。

[22]池丽梅《东亚佛教研究的新资料与新方法——以

[23]【明】盛时泰《仓润轩碑跋纪》：“《宋马云夫行书崇明寺转轮藏记》，右绍兴九年立，张休纯篆。云夫此书规模褚令，盖当时院体所遗。今石嵌于院壁，僧都不知之……”《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十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第13147-13148页。

[24]【清】严观编《江宁金石记》，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三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0122页。

[25]【清】严观编《江宁金石记》，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十三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第10122页。

[26]【明】盛时泰《仓润轩碑跋纪》，收入《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十八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第13153页。

[27]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按，张燕昌《金粟笺说》中亦引用姜绍书《韵石斋笔谈》，但仅提及《大云经》与《法轮经》两卷，不知何故，其文云：“余舞象之年闻其说而异之，留意采访，后先凡得二卷，皆朱丝界行，纸莹如玉，书体类眉山。其一为《大云经》，宋元祐五年庚午七月钱塘张晖书，其一为《法轮经》，元祐五年庚午七月昆山潘泽书。”吴定中整理《金粟山大藏经及藏经纸》，《金粟寺史料》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5-95页。

[28]张燕昌《金粟笺说》，收入吴定中整理《金粟山大藏经及藏经纸》，《金粟寺史料》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5-95页。

[29]张燕昌《金粟笺说》，收入吴定中整理《金粟山大藏经及藏经纸》，《金粟寺史料》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5-95页。

[30]《吴郡志》卷三十五《郭外寺》：“景德寺，在昆山县西南，即东晋所置宝马寺。”【宋】范成大撰《吴郡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15页。

[31]【宋】范成大撰《吴郡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15页。

[32]《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三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262页。

[33]据《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此写卷的信息为：“卷轴装，高31.3厘米，长696厘米，一纸长58厘米。存十二纸，每纸二十八行，行十七字。朱丝栏。千字文帙号为‘河’。有‘乾隆预览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嘉庆御览之宝’、‘秘殿珠林’、‘宣统御览之宝’、‘三希堂精鉴玺’、‘周暹’等印。顾阿瑛跋，天津博物馆藏。存一卷。”参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34]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一百六十九，清道光二十三年邓氏南邨草堂刻本。

[35]《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三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362页。

[36]《秘殿珠林石渠宝笈汇编》第三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261-262页。

[37]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二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210页。

[38] “孙松亭（师锡）偕朱叔岩过侣鹤轩出示《大般若经》数幅，末署‘大宋至和二年岁次乙未三月十五日起首；募缘写造当寺校勘沙门赐紫了乘。’正背俱有钤印文曰‘秀州精严寺净土院大藏经’，纸较金粟、法喜略短，色泽光莹相同也。”参张燕昌《金粟笺说》，收入吴定中整理《金粟山大藏经及藏经纸》，《金粟寺史料》之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5-95页。

[39]方广锠《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页。

[40]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

[41]方广锠《佛教大藏经史——八—十世纪》，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246页。竺沙雅章先生在1990年东方学会上，进行了“宋元版藏经的系谱”为主题的演讲，首次提出了刊本大藏经系统的分类法，详细的研究成果参《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第二部分《宋元版大藏經の系譜》(竺沙雅章著《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 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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