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陈东辉老师

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副主任、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古典文献学、清代（兼及民国）学术史、中国语言学史、中日（兼及中韩）文化交流史。已出版《阮元与小学》《汉语史史料学》《清代学术与文化新论》《东亚文献与语言交流丛考》等专著7种，整理校点字数达400多万的《卢文弨全集》等古籍3种，主编《历代文献学要籍研究论著目录》等工具书7种以及《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两浙艺文志辑刊》等大型古文献资料汇编9种，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60多篇。曾在多篇研究综述类文章中被列为阮元研究、四库学研究、清代藏书研究、古籍索引研究等领域的核心作者之一。

访谈者：闫方舟

浙江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

陈东辉老师访

闫方舟：

陈老师您好！您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有古文献学、清代学术史、中国语言学史、中日文化交流史四个方向，您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陈东辉：

好的。古文献学可以说是我的“本行”，是最主要的研究方向，也是本科教学工作的重点。从大学本科起，我就一直与文献打交道；如今担任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联系的五个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之一）副主任，为该专业的同学讲授“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等课程。

对于这一方向，我近年来致力于“古文献学学科理论建构研究”“二十世纪古文献学史”“古文献学研究的史料及方法”等方面的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拙著《古典文献学论考》和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的拙著《古汉语与古文献论丛》中，有不少内容涉及这一方向的研究成果。曾有多篇研究综述类文章将我列为“四库学”研究、古代藏书研究、古籍索引研究等领域的核心作者之一。

关于清代学术史方向，我一直认为清朝堪称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时期，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与古文献学的研究有很多契合点。对于清代学术史，不仅要从宏观视野研究某一类文献，如对“四库学”的研究、清代档案的研究以及地方志的研究等等，更要见微知著，在微观的层面上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如对阮元学术成就的深入和细致探讨。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阮元与小学》，后来正式出版时更名为《阮元与小学》。之所以将阮元作为题目，既有深远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深刻的个人取舍。早在上大学二年级时，我就阅读了张舜徽先生的力作《清代扬州学记》，对书中论述的清代大学者阮元产生了敬仰之情，并在洪湛侯老师的指导下撰写过《阮元的学术地位与成就》等论文；阮元曾历任浙江学政、浙江巡抚，与我的家乡杭州颇有渊源；通过博士阶段对汉语史领域相关课程的进一步研习，我更认为清代乃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成时期，而阮元无疑是这一时期学识博洽、著述宏富、成就卓越的佼佼者。对阮元的研究，从此成了我的重点方向之一。

广陵书社2014年出版了阮元第六代孙阮锡安先生主编的《阮元研究论文选》，该书收录历年来已经公开发表的较有代表性的论文120篇，其中我有6篇论文被收入该书，从而成为被收入论文数量最多的作者。这是对我多年来从事阮元研究的莫大鼓励。同时，阮先生还在该书的序中，将我列为5位“既热心又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并用900余字的篇幅对我在阮元研究方面的情况作了评介。“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阮先生过奖和偏爱了，不过“热心”则确实不虚。我住宅的雅称之所以名为“芸雅居”，就是由于我的主攻方向之一是阮元（号芸台）研究，其中深深地融入了对阮元的崇敬和对阮元研究的挚爱情结！

2016年11月、2017年8月，阮元故乡的扬州电视台为拍摄关于阮元的专题片，在阮先生的陪同下，先后两次专程来杭州，对我作了专题采访。我还与摄制组一同前往孤山附近拍摄与阮元相关的遗迹，并面对摄像机谈了我对诂经精舍的若干研究心得。

对于清代学术史的进一步研究，尤其是对阮元的研究，我希望能够纵横古今。阮元曾担任浙江学政，后来又两度出任浙江巡抚，与杭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希望自己在下一步的研究中，一方面能够对阮元进行更全面、深入、客观的学术评价，最终形成一部《阮元学术评传》。同时，我还想撰写一部《阮元研究学术史》，准备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晚清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阮元研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并实事求是地分析阮元研究中的不足之处，提出未来若干年阮元研究应该关注的重点和突破的难点，解决阮元研究中的瓶颈问题，从而进一步促进阮元研究的深入进行。该书并非简单罗列和介绍阮元研究成果，而是阮元研究史之研究，将在相关评述中融入自己多年来的学术积累和研究心得。另一方面，我还希望能够以“阮元与杭州”为主题，通过对阮元与杭州在文化层面上的关系，扩展对阮元的研究面，并为杭州的现代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此外，我还有一个设想，就是撰写一部《清学通论》。我觉得传统的研究大多将清朝的学术成就归为朴学或考据学，但这显然无法涵盖整个清朝的学术思想。因为在朴学之外，清代在理学领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进一步的积累与研究，逐渐完善“清学”这一崭新的学术概念，给清代学术史一个合理的、全面的、深刻的定位。2014年出版的著作《清代学术与文化新论》，就是这方面的部分成果。

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中国语言学史也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我所指导的硕士研究生都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并且为该专业的研究生开设“汉语史史料学”课程。在进行汉语史的研究时，我更注重其与古文献学进行有机结合，拙著《古汉语与古文献论丛》中列有“关于类书与汉语词汇史研究”一章，就是一个例证。此外，我关于史料学的著作《汉语史史料学》也由中华书局于2013年出版。该书不仅是一部学术专著，而且还可作为研究生课程的教材，涉及汉语史史料的来源、分布和价值等，以及如何利用汉语史史料，并介绍现当代学者有关汉语史研究的大量论著，注意反映包括学位论文在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的第十章较为全面而又系统地论述了日本的汉语史研究及其相关问题，共有7万多字，这样的内容以前几乎没有人作过论述。

我在本科阶段就对中国典籍在海外（尤其是日本）的流布这一课题很感兴趣，并已搜集、阅读了一些相关资料。当时关于这方面的论著并不多，有的也难以找到，我就将手头有的吴枫先生所著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后面所附的《中国古典文献在日本的流传》一文反复阅读了数遍。

1991年之后，中日文化交流史成为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并与其他三个主要研究方向相辅相成、彼此契合。我发表了许多与中日文化交流有关的文章，并多次参加这一领域的学术会议。《中日典籍与文化交流史研究》和《东亚文献与语言交流丛考》两部著作就是这方面的成果。近30年来，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成果丰硕，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

闫方舟：

请问您这样的研究方向是如何确立的？

陈东辉：

这要从我大学时期的求学说起了。1985年，我被保送到杭州大学中文系（今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学习。上个世纪80年代，校园外与学业无关的诱惑较之今日少之又少，因此我能够热情高涨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专业课的学习当中。“中国文献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等基础课程的学习，奠定了我的专业基础；“《诗经》研究”“《楚辞》研究”“诸子研究”“《文选》研究”“唐诗研究”“唐宋词研究”等古代文学方面课程的选修，则大大扩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在这宝贵的四年中，我阅读了大量书籍。我记得当时开设“训诂学”课程的傅杰老师喜欢在课堂上推荐可供阅读的书，并且所列的书单并不局限于古汉语和古文献，同时还涉及历史、哲学、文艺学等诸多领域；傅杰老师每推荐一次，我就必去书店购买相关书籍，由于太贵而无法购买的就去图书馆或古典文献专业资料室借阅。

我在大学阶段的收获，不仅仅是扎实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当时老师们的言传身教对我做人、作文的积极影响。“中国文献学”和“诗经研究”的老师洪湛侯、“文字学”和“中国历代语言学名著选读”的老师祝鸿熹、“《说文》研究”和“《楚辞》研究”的老师郭在贻、“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化知识”的老师黄金贵、“工具书使用”和“辞典学”的老师曾华强、“音韵学”的老师张金泉、“唐宋词研究”的老师吴熊和、“古代汉语”和“俗语词研究”的老师兼我们85级古典文献班的班主任方一新、“校勘学”的老师张涌泉、“古代汉语”和“校勘学”的老师颜洽茂、“目录学”的老师任平、“现代语言学”的老师王维贤、“修辞学”的老师倪宝元、“方言学”的老师傅国通等等，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尚的人格魅力，都是我前进道路上的标杆与灯塔，终身受益。

在本科阶段，就能聆听这么多优秀教师所上的专业性很强的课程，在今天已经很难有这样的机会了。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大学老师虽然生活条件较为艰苦，但大多不像现在这么忙，很少出差，科研压力不大，研究生也带得不多，本科教学是他们的主要工作任务，所以往往有充裕的时间备课，有旺盛的精力讲课。如郭在贻老师在1988年上半年给我们上“《说文》研究”课程时，已经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并且是当时全国人文学科教授中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但他每次都提前到教室，从未调过一次课，并且常常带着很重的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我是这门课程的课代表，由我负责将作业收齐后交给郭老师，并把郭老师批改后的作业再分发给学生。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郭老师对每一份作业都进行了认真批改，有的作业的天头、地脚上还有郭老师用红笔写满的意见，真不容易！就学生来说，外语、就业等方面的压力不像现在这么大，公共课相对较少，外界吸引眼球的东西也不多，因此可以在专业学习上投入较多的精力，基础打得比较扎实。想到这些，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

当时“工具书使用”课程采用的教材是蒋礼鸿先生的《目录学与工具书》。蒋先生是我们专业已故前辈著名学者，他的研究重点虽然在训诂学领域，但在古文献学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目录学与工具书》虽然只有大约4万字，无论是篇幅还是书名都不起眼，但言简意赅，善于结合著者本人的治学经验和甘苦，融入了诸多个人研究心得，通过生动的实例，传授有关知识，介绍了各种常用工具书。该书实用性和可读性很强，特色鲜明，极具价值，尤其是对于汉语史、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等专业的学生和老师十分有用。这本书我一直放在书架上的显著位置，已经被翻得很破旧。我对书十分爱惜，这样因反复翻阅而导致破旧的情况很少。也许是命运的造化，我在本校中文系任教后，给本科生所开的“目录学”和“文献检索”两门课程，正是对蒋先生“目录学与工具书”课程的继承与延续。我每年都将《目录学与工具书》列为学生的指定阅读书之一。我之所以这么考虑，一是因为该书本身的重要价值，二是因为古汉语与古文献研究及人才培养相结合，以及在古汉语研究中注重文献考证，也是浙大（原杭大）中文系、汉语言研究所暨汉语史研究中心、古籍研究所的重要学术传统及特色之一，我很想为较好地继承并弘扬这一传统尽绵薄之力。出于对蒋先生的敬仰，我还专门写了一篇《蒋礼鸿先生〈目录学与工具书〉之特色和价值》，并跟当时还是我们古典文献学专业本科生的李泽栋同学（毕业后保送北大读研）一起编纂了一份十分详细的《蒋礼鸿先生研究文献目录》，都发表在我校汉语史研究中心主办的《汉语史学报》第18辑，也就是纪念蒋先生百年诞辰的专辑上，此外还曾指导我的研究生李燕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蒋礼鸿先生在语言学领域的成就》。不过我多次跟同学提及，一想到蒋先生，有些不敢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课，因为深感自己在这方面的基本功与蒋先生相差过大，作为类似课程任课教师的后来者，总觉得十分不好意思。

由于种种原因，1989年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杭州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馆员。在此后四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图书馆的工作繁忙而琐碎，我很少有专门的大块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其间，我的主要工作有二：一是古籍部的工作，二是为中文系、新闻系的本科生开设“文献检索”课程。我利用这个机会接触了大量珍贵的线装古籍，深化了自己所学过的古文献学知识；通过对“文献检索”课程的讲授，我从中找出了与文献学的契合点，并藉此加深了对相关书籍的熟悉程度。不谦虚地说，与古文献学有关的书，1000本中我能说出其中的999本；与古汉语有关的书，1000本中我大体知道其中的950本。

我对这段四年多时间的图书馆工作经历还是很有感情的，至今仍然与图书馆古籍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参加图书馆主办的学术会议，有的论文发表在图书馆主办的刊物上。当然，这也跟我的研究领域以及所上的“古典文献学”“目录学”等课程，与图书馆关联较多有关。例如，我每年都将浙江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作为“古典文献学”课程的实践教学基地。

闫方舟：

您对古文献学理论研究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能否谈一下具体的情况？

陈东辉：

古文献学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应该说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近40年来，古文献学的学科理论建设取得了不少成绩。然而到目前为止，古文献学尚未具备一个较为完整的，同时又得到大家普遍认同的学科体系。就总体而言，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对于古文献学理论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古文献学经过多年的发展，硕、博士学位点不断增加，无论从科研成果还是人才培养而言，均已具备相当规模。再则，由于新材料的发现和新方法的运用，近年来的古文献学研究又呈现出不少新特点，但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很有从理论上加以总结的必要。

纵观古今中外的学科发展史，每当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对其学科理论研究提出要求，否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学科的深入发展。与同属人文学科的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学科相比，古文献学的理论研究可以说非常滞后，甚至连学科内涵及其研究内容这样重要的问题还缺乏明确的认识，使得古文献学在不少人心目中界线模糊，给古文献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很大影响。

因此，我很想早日完成《古文献学学科理论建构研究》一书。这部著作不但涉及古文献学的概念、内涵及研究内容，古文献学的理论总结与学科建设等重要问题，而且还包括古文献学与相关学科之关系，国外及台港地区的中国古文献学研究等内容。我十分希望通过大家的不懈努力，使古文献学理论研究得以系统化和规范化，从而为古文献学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闫方舟：

我注意到您近年来出版了好几部古籍整理方面的大书，是出于什么考虑？

陈东辉：

当初国家建立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培养古籍整理人才。作为专业教师，在这方面也应该身体力行。我在古籍整理领域花费精力最多的就是主持校点了《卢文弨全集》。卢文弨著述面广量大，校点难度很大，并且佚文辑录极其不易。我带领项目组成员，克服重重困难，前后历时十一年，对现存卢文弨著述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应该说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卢文弨全集》是作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要组成部分的《浙江文献集成》之一种，列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并成功入选“2015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共有16册，400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首次整理校点。尤其是《广雅（释天以下）注》目前所知仅有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以前很少有人论及，此次将该清抄本（包括其天头的钱大昕、钱大昭、丁杰等与卢文弨交游甚密的同时代学者之案语）加以整理校点，这对于进一步促进训诂学、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另有通过多方努力，搜集整理而成的近十万字的《抱经堂集外佚诗文》。

我主编并且已经出版的大书还有《文澜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陆心源全集》《抱经堂丛书（外七种）》《晚清会稽徐氏辑刻丛书三种》《杭州诂经精舍课艺合集》《杭州学海堂课艺合集》《两浙艺文志辑刊》等，即将出版的有《两浙藏书志辑刊》等。这几种的大部分内容是影印，影印要做好也很不容易。在不少人看来，影印似乎比较简单，我自己以前也这么认为，但通过编纂这几部大书，越来越体会到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编纂过程中所遇到的大量问题可以写成一篇专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