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字面的意思是美丽的小洲。20世纪70年代，苏秉琦、严文明等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曾在此探究一个谜——
苏秉琦：“你说良渚这个遗址怎么样？”
严文明：“很大，但是一下子看不清楚。”
苏秉琦：“我是说，它很重要。你看重要在什么地方？它在历史上应该占一个什么位置？”
严文明：“我看很像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假如良渚文化是一个国家，良渚遗址就应当是它的首都。”
“你说得也对。”苏秉琦显然停顿了一下，“我本来是想说良渚是古杭州。你看这里地势比杭州高些，天目山余脉是它的天然屏障，苕溪是对外的重要通道。这里鱼肥稻香，是江南典型的鱼米之乡。杭州应该是从这里起步的，后来才逐渐向钱塘江口靠近，到西湖边就扎住了。把良渚比喻成首都，也有道理。杭州也做过首都，南宋的首都，那个时候叫临安，这是从政治上说。如果从经济、文化上说，杭州应该是丝绸之都，是古越文化的中心。考古学更重视经济、文化的研究，所以你说这里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或者首都，我说是古杭州，好像我们坐在这里大发奇想，其实都是有道理的。只是还要做许多工作。没有扎实的工作不行，没有一个想法去做工作，也难得到理想的效果。”
他们当时对于良渚遗址除了中心、首都和古杭州之外，还有什么想法？还想去做哪些扎实的工作？估计一时难以理清。但是，至少是在随后的90年代，更多的考古专家经过考察和研究后，形成了基本共识：良渚就是古杭州的发源地。
而此时我国考古学家达成的更为重要的一项共识是：中华文明的“曙光”从良渚升起。
还原这一重要共识的场景是，国家文物局在1994年组织一批顶尖专家再次在良渚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察研究，时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的严文明断言：“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张忠培感叹道：“良渚文化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太大、太重要了！它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源头。”
长期以来，文明的起源也即阶级社会是如何形成、国家是怎样产生的，一直为国内外社会、历史学家所不解。但他们一旦全面了解良渚文化后，便能从中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首先，在良渚文化中可以看到明显的阶级内涵。从反山、瑶山等良渚大墓来看，墓主人拥有大量的象征财富、神权和军权的玉璧、玉琮和玉钺，说明在当时已经出现了显贵阶层。特别是殉人现象的发现，使人们非常直观地看到了阶级的出现。
考古发掘两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祭坛，出土的大量玉器上都刻有相同或相似的富有神秘色彩的“神徽”和兽面纹，且已成为良渚文化圈内共同的崇拜偶像，这说明原始宗教和政权形式已然形成。
文字是文明时期的标志之一。良渚文化黑陶上出现的成组刻划符号，以及一些玉器上的符号，已具有文字的初级形态，表达了一定的语言内涵(只是目前还无法破译出它们的真实含义)。
1993年发掘的莫角山遗址，更是让人惊讶地看到了国家的雏型——城邦。这个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的巨大长方形建筑物基址，专家们赋于它许多名号：城堡、社稷、紫禁城、中心遗址等，但不外乎一个含义：它是整个良渚遗址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
施昕更主持了最初的良渚文化发掘，
这是最早发表的发掘报告封面
2007年，以莫角山土台遗址为中心的“良渚古城”被最终确认，并当选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是在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期中国最大的城址，其时代大致在距今4300-4200年之间。由此可知，城墙使用和废弃的年代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
“良渚古城”三面环山，天目山脉的支脉横亘在古城南面和北面，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流经古城的南北两侧，城墙西南角和东北角利用天然的凤山和雉山阻隔。古城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向，东西宽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面积290多万平方米。城墙的修筑方式是，先在底部铺一层厚20厘米左右的青膏泥，再铺垫石块做基础，其上再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而成，墙基的宽度大多为40-60米，城墙保存较好的地段残高约4米。城墙外侧有许多类似后世城墙“马面”的较大范围的凹凸，且城墙内外均有城河水系分布，已探明有6个水城门。
坐落在“良渚古城”北侧的是“塘山土垣”，与天目山余脉及东苕溪走向完全一致，南起瓶窑栲栳山与南山，往北到彭公的毛元岭转弯向东，全长约10余公里，宽度40-70米不等，现存高度3-5米左右。它一经发现，即被考古界、学术界认定为“中国水利第一坝”。它的底部均用砾石作铺底，并用附近山上的黄泥进行堆筑夯实，逐层加高。在堆筑过程中，中间还夹着一层30-50厘米厚的砾石层，起加固堤坝的作用，以防止洪水冲击带来破坏作用。
这一良渚文化大型水利工程完全可与“良渚古城”相媲美，正是有了这两座大坝的存在，使得以古城为核心的良渚文化遗址群一直保持平安与繁荣。在没有特大洪水的情况下，它对于良渚先民在这一地区的延续，并在中期前后发展成为良渚文化中心至关重要。事实上，以“塘山土垣”遗址为界，北侧至今没有发现任何的良渚文化遗存，而南侧则遗址密布，呈现一片兴旺气象。
不过，考古学家们同时指出，作为良渚先民比较早的水利设施，“塘山土垣”这条大坝防洪原理是以中间简单的堵水为主，大坝两头间有疏的作用，堵疏结合，但仅此而已，还没有作为引水设施利用。也就是说，良渚先民治水还停留在拦堵阶段。
2009年，在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彭公村在彭公岗公岭土山上，又发现了大型水利工程——“彭公水坝”。现场调查发现，多达6处人工堆筑物平面呈条形，剖面呈梯形，顶宽现存约10-18米，底宽现存约50-80米，高约10-20米，均是利用自然山体之间凹地的最突出部位堆筑，使这些分散的山头连成一体，形成一道长达数公里的屏障，应为良渚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水坝。推测它们应该与“良渚古城”外围的防洪治水系统有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010年又发现水坝堆筑营建方式为：下部用草裹青淤泥堆筑，上部用黄土堆筑。这种营建方式是莫角山等遗址普遍采用的方法，因此对认识和复原良渚人大型工程的营建过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测定，“彭公水坝”年代距今4800年左右，从而也确认了这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水利工程，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良渚古城”。
良渚文化处处闪烁着的文明“曙光”让专家、学者大开眼界，并钦佩这个在当时(距今四五千年前)领先于世的灿烂文化。
恐怕没人敢说杭州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但中国文明的“曙光”恰恰就是从杭州最古老的“城市”良渚开始升起的。
然而，已经在良渚闪现的这抹令人期待、令人瞩目的“曙光”，为何没有光大而成为绚丽的晨曦，甚至跳跃而出成为灿烂的太阳？
良渚文化在它行将成为中华文明的圭臬时，突然被强行“打断”了历史的进程！
杭州，这个美丽的城市，也因此遗憾地与中华文明发祥地这一历史的最高荣耀失之交臂……
那么，是谁让良渚文化的历史车轮戛然而止？又是谁有这么巨大的力量，能阻止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进程？
按照历史地理学者陈桥驿先生的说法，在卷转虫(海洋中的一种古生物)海进时期，今良渚地区当然是一片海水，但显然有两组群岛分列于今余杭瓶窑南北两翼，北翼是大遮山群岛，南翼是大雄山群岛，此外还有许多孤岛。良渚先民大概就聚居在上述两列群岛上。卷转虫海进在距今7000年时进入全盛期，此后就开始海退，在大约距今5000年时，海平面大体上到达现代海面的高程。良渚地区在卷转虫海退以后，具有一种丘陵、孤丘、河湖相间的沼泽平原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的自然环境。在沼泽平原最初出现之时，不过是一片潮汐出没，土地斥卤的沮洳泥泞之地，没有利用价值。但是随着海岸的不断外淤，河流(主要是今南苕溪和东苕溪)的经年冲积，既提高了地面高程，又发挥了洗咸作用，于是，沼泽平原上的植物和淡水生物开始增加，自然环境渐趋好转。良渚人对这片平原利用改造的条件也就随之有所改善。开始，他们仍然聚居在南北两侧的丘陵中，无数孤丘成为他们开拓沼泽平原的跳板。通过这些孤丘，他们逐渐下达到平原，从平原上比较干燥的地段渐次向外围发展。当然，垦殖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在初期，主要的威胁是咸潮和洪水，但是由于他们有孤丘作为后盾，在环境恶劣的时候可以向孤丘退却，所以他们对沼泽平原的利用和改造有恃无恐。他们凭借孤丘的地势，居高临下，选择有利的地形围堤筑塘，拒咸蓄淡，种植水稻，并且逐渐排干沼泽，把聚居地从丘陵、孤丘移入平原，在平原上建立聚落，终于在这个地区创造和发展了良渚文化。
然而，让考古学家不解的是，正走向繁盛、辉煌的良渚文化却突然出现了“断层”。因为，在良渚文化层之上叠压的是一种叫做“马桥类型文化”的青铜时代早期印纹陶文化。马桥类型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是清楚的，但是年代并不能衔接。良渚文化最晚的碳14测定年代为4200±145年，最晚的热释光年代为4100(±11%)年，而马桥类型文化最早的碳14测定年代为3730±150年，两者之间有四五百年的缺环。也就是说，无论从类型学、年代学还是地层学的角度来分析，马桥类型文化都不是由良渚文化发展而来的。
叶文宪先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蠡测”：良渚文化跑到中原地区去了。他认为，良渚文化是在距今4200年以后从太湖地区消失的，但大致在相近或稍晚的时候，在中原地区的陶寺类型和河南龙山文化中，突然出现了良渚文化的因素，有些文化因素到商周时代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样的文化因素至少有12个，如玉琮(良渚文化典型器物)、玉璧、玉殓葬、玉琀、六瑞玉、兽面纹、石钺、有内石钺(良渚文化特有器物)、石犁、凿井、养蚕治丝、髹漆等。
中原地区和太湖地区不相毗邻，而陶寺类型和河南龙山文化中所出现的良渚文化因素却泛及器物、技术、习俗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这是无法用文化影响或商品交换等理由来解释的。因此，叶文宪认为，只有用部族迁徙才能解释中原地区出现良渚文化因素这一事实。以下就是他的一个重要推测：
在那个时候，太湖地区发生了什么变故呢？当时不可能有文字记载。但是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一地区的良渚文化层之上普遍存在着一层淤泥或泥炭，例如吴兴钱山漾和杭州水田畈遗址的良渚文化层和马桥文化层之间隔着一层0.3米厚的淤泥或泥炭。另外还有许多遗址的良渚文化层上都直接叠压着淤泥或泥炭，其厚度一般为几十厘米，最厚可达1米以上。这样厚的淤泥或泥炭，绝不是一次洪水所能造成的，而是长期被水淹浸的结果。良渚先民虽然能够磨制细腻的石器，也能雕琢精美的玉器，但是却没有力量抵御大自然的肆虐，为了寻求更加适宜的生存环境，良渚先民们不得不踏上充满危机的迁徙之路。
而在良渚文化“城邦”中心所在地的余杭当地考古发现，似乎也印证了叶文宪的说法：在余杭各个良渚文化地层中，都覆盖着被当地群众称作“香灰土”的东西，而下面即有良渚文化器物。1986年余杭南湖发现的大量黑陶，许多鼎腹部尚留有厚厚的烟炱，也可以证明当时因淫雨袭击，洪水肆虐，人葬鱼腹，村成泽国的现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写的《良渚遗址群》一书也有类似的考证：
距今4000-3000年的全新世晚期，气候变得与现在相仿，海面略有回升，大量亚砂土、粉砂、细粉砂在海陆两相水流的作用下迅速沉积，古代先民的生存空间因为遭受海侵而不得不向山麓后退。覆盖良渚遗址的大量水平成层的黄色细粉土，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这在长期水淹、淫雨袭击的判断之外，又增添了遭遇海侵一说。
叶文宪对当时的历史原貌曾作了“也许是这样的”还原：
在距今4200年前后，由于气候和地貌的剧烈变迁，低洼的太湖平原遭遇了大范围的水淹，这里成为一片下湿沮洳之地。当时的水灾是如此地严重，以致以后几百年里人们都难以在此地生活，良渚先民当然只能被迫举族迁徙了。他们中的一支南下到达粤北，融入了石峡文化；而其主体则渡江北上，辗转到达中原，融入了华夏文化。他们带去的各种先进技术和文化成果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良渚文化是因为严重的水灾，从而导致了它在发源地的“断层”，这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认同。但水灾这个判断还是稍嫌“笼统”，“指向”不明，因为在良渚文化的核心地区即今天杭州余杭一带，那个时候当地由于濒临大海、平原低洼、江河交汇、水网密布这一特殊地理环境，水灾的出现极为平常，而这个水灾究竟是海侵？是江河泛滥？是洪水侵袭？一切皆有可能。但如果是海侵，必涉潮进，只是很少有人提及至今迅猛甲天下的钱江潮对良渚先民生存环境所造成的颠覆性影响。
前面陈桥驿说到，在大约距今5000年时，海平面大体上到达现代海面的高程。良渚文化所在的沼泽平原最初出现之时，不过是一片潮汐出没、土地斥卤的沮洳泥泞之地，没有利用价值。在初期，主要的威胁是咸潮和洪水，但是良渚先民们凭借孤丘的地势，居高临下，选择有利的地形围堤筑塘，拒咸蓄淡，种植水稻，并且逐渐排干沼泽，把聚居地从丘陵、孤丘移入平原，在平原上建立聚落。
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那时候生产力的原始落后，一脚还未跨出“洪荒”时代的良渚人其实是很难有效抵御潮涌的袭击的。而且，更要命的是，造成汹涌异常的钱江潮的根本地理条件钱塘江“喇叭口”，正是在那个时候日趋成形的，海潮的威力随着“喇叭口”的越来越“成熟”而越发凶猛，最终在付出了无数生命代价后，良渚人不得不退避他去。
《钱塘江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有一段对于钱塘江“喇叭口”形成过程的描述：
在距今六七千年前，海面已接近或略高于现在的海平面。那时，长江下游是一个沉溺谷，入海口在扬州、镇江一带。海水直拍钱塘江以北的杭州、德清一带山麓和以南的萧山、绍兴、余姚、奉化一带山麓，钱塘江口门在富阳附近。沿太湖平原西部有洼地与杭州湾相通，并存在若干东向的指状海湾。嗣后，长江南岸的沙嘴发展很快，从江阴、福山、太仓向东南伸展，到达杭州湾后，受强潮流和东南季风等影响，折向西南推进到王盘山附近，最终与从杭州东伸的钱塘江北岸沙嘴相接，构成钱塘江河口北岸当时岸线；同时，从杭州湾南侧山岭下来的泥沙和海潮带来的泥沙，沉积形成杭州湾南岸当时岸线，从而构成喇叭形河口的雏形，其时大约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当时的南北岸线分别在萧山、龛山、瓜沥、百官、临山、浒山、龙山一线和转塘、赭山、澉浦、王盘山、大小金山、漕泾一线。此后，随涨、落潮水流往返搬运的泥沙沉积在山水、潮流交汇的河口段，纵剖面上形成高于上下游河床的沙坎。沙坎不断扩大升高，从而构成了钱塘江河口的特殊地貌。
距今五六千年以来，海面变化不大，河口两岸平原地貌和岸线的变化，主要是江流、潮浪对泥沙冲蚀淤积的结果。河口平原形成之初，北岸有古东苕溪、东江，南岸有古姚江分散的溪流分别汇入河口段和杭州湾。后因江潮横溢，泥沙淤积两岸等环境变化，古东苕溪北折改道入太湖，东江淤塞，姚江溪流改向东南汇聚经甬江入海。
良渚文化距今四五千年，钱塘江“喇叭口”正好伴生于良渚文化的萌芽和成长期，并最后终结了良渚文化。由于钱塘江“喇叭口”生成后所带来的巨大的海潮侵袭，给钱塘江南北两岸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北有古东苕溪的北折改道和东江的淤塞，南有姚江溪流的东南改向，而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块正是在北岸古东苕溪流域。河流尚且难耐潮汐而被迫改道，良渚虽然美丽，但毕竟只是一个“小洲”，又怎么可能幸免于横扫一切的滔天巨浪？潮汐摧毁了人类的居住空间，带来的咸水使土地盐碱化，也给农业耕种以致命打击。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良渚先民即使再吃苦耐劳、勇猛顽强，面对威力日益巨大的浪潮日复一日、无休无止、前赴后继的猛扑，又怎么可能力挽狂澜？
今人实在没有理由去苛求远古的良渚先民面对强敌不屈不挠，因为即使在近两千年来，人类文明虽然已经进入了一个很高的阶段，但面对屡屡发生的钱江潮破堤溃坝、兵临城下、横冲原野的“出格”事儿，也往往是束手无策。
淫雨有时尽，洪灾有时消，惟有钱江大潮长年累月、生生不息、绵绵无绝、永不罢休。淫雨、洪灾和钱江潮一旦复合叠加，那将会是何等巨大的灾害？但这其中，只有钱江大潮才是造成良渚文化在成长期中突然“断裂”的具有颠覆性和决定性的因素！
在人类文明起源之时，钱江潮能够凭借自身巨大无比的先天优势，对尚处在“懵懂”“蹒跚”的婴幼时期的良渚人施以暴虐，也即所谓冮潮横溢、仗势凌人，并野蛮地打断了一个“古杭州”伟大文明的历史进程。
良渚文化的突然“失踪”是史前时期一个未解的悬案，而无论今人如何去探寻、査证和推理犯下这个案子的最大嫌疑对象，钱江潮都不应被忽略，从古至今一直以来的“禀性”及其所作所为，证实了它脱不了干系！
当然，人类可以有一时的失败，可以一败再败，但也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屡败屡战。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