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1904），杭州人邵伯、陈叔通等在积善坊租房创办杭州女学堂，这是杭州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所女学。年过三十的惠兴得知女学堂招生，便改了个汉人名字前去报考，终因年纪太大，没有被录取。惠兴死后也有报道说，汉人办的女学堂是因为她是旗女而拒绝录取她。这在当时反满思潮颇为激烈的时代背景下，是有可能的。这个遭遇使惠兴大受刺激，对旗人女子受教育的困难有了切身的体会。为改变这个现状，惠兴便立即行动起来，筹备在旗营内办一个女校。惠兴决定办学的那一幕颇为壮烈。六月二十六日那天，惠兴请来了多位旗营内有声望的人，商量创办学校的事。众人到齐后，惠兴突然在众人面前露出一只手臂，一手用刀从臂上割下一片肉，向众人宣誓说：
“今天是杭州旗城女学成立之日，我以此血为纪念。如果将来此校办不下去，我必以身相殉。”
不成功便成仁，办学办到这个份上，足见惠兴这位旗女子办学的毅然决然。一年后果不其然，惠兴因此殉学。
以一己之身办学是艰难的，何况惠兴不是个多金的主。惠兴罄己所有，租校舍聘老师，贞文女校终于在当年的九月十六日开学了。因为得到了旗营大小官员、留东八旗同乡会会员等的捐款300余元，女校在开办之初经费尚可应付，但从长期看则难以为继。勉强维持了一年，第二年（1905）秋天，学校经费已趋困难，再加上在金钩弄废屋基上建筑的一座五开间两层 的校舍即将竣工，工匠急讨建筑费用，惠兴罄学校所有勉强支付，但学校日常开支则无着落，以至于学校教育时断时续。处此情境，惠兴忧心忡忡，深感学校之所以如此困难，都是因为没有常年经费。那么又如何能争取到长年经费？惠兴想出最绝的一招——以身相殉。
为求学校的生存，惠兴决心牺牲自己生命，这是在一年前就向众人宣誓过的，但大家未必会料到她真会这么做。而惠兴竟然说到做到，而且非常从容地实施起来。她先期在家中暗暗地写好了8封信，藏在桌子的抽屉里，再写了一篇呈文，文中附列了开办女校的账单，该写的写好后，就吞下事先用家里的一个铜脸盆典当后买来的鸦片，准备趁毒素发作之前，赶到将军衙门和副都统衙门去递呈文。没想到，毒素发作得比较快，家里人察觉到惠兴神色异常，继而发现茶碗里有鸦片的残迹，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好，一时间家里人大叫了起来，唤来亲戚朋友，肯定还有郎中，前来救治，但为时已晚，其实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即使及时也未必救得过来。惠兴在断气之前，还努力睁开眼睛用最后的那点气力对家里人说“将我写的那篇呈文送出，贞文女校就有长年经费了”，说完便撒手而去，年仅35岁，这一天是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1905年12月21日）。
惠兴之所以做出如此刚烈的行为，也与她对旗营一些阔太太的极大失望有关。在留给学生的遗书中，惠兴表达了她的失望。
原来，在惠兴决心办学之初，因自己财力太小，做了一些旗营太太们的工作，希望能得到她们的帮助。这些太太们压根儿想不到惠兴真的能够办起学校，所以乐得做个人情，卖个面子，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并随口说能够捐助多少银元。而惠兴竟然真的办起了学校。大概到了第二年七八月间，女校经费非常紧张，几乎难以为继，惠兴想尽办法筹款。根据先前得到的承诺，惠兴向那些太太们筹款，没想到，那几位不但没有兑现承诺，反而怪她多事，这使惠兴很受不了。
惠兴是一个粗知外面时势的女子，对当时朝廷推行新政变法，民间涌动排满革命的 形势有些了解，现在受了那些太太们的奚落，不免想得很多。她想到，如今正是变法改良的时候，汉人兴办学校，办得很兴旺，前景很好，而我们旗营，办个学校竟如此艰难，如此下去，我们满洲人还有什么前途可言？为了敲醒旗营同类，惠兴决心去死。她觉得自己这一死，绝不是寻短见，而是“尽牺牲”，即以一己之死求女校之成功，求旗人女子教育之成功。这就像人生了病，求神保佑，病好之后，必须烧香燃烛还愿，她相信，自己一死，就会有人起来支持女校，女校就能够办下去，所以她自己的这一死也并不是死，而是替女校还的一个愿。惠兴这个女子真是不简单，竟能如此理智地分析自己的死，即使放在当时全中国的女子中也是罕有其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