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鲁迅还特意写了一篇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文中说他自己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又说：“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按照鲁迅的说法，他之所以对雷峰塔感到不舒服，就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听他祖母讲过白蛇传的故事，同情被镇压的白蛇娘娘：

从这段文字来看，鲁迅对白蛇娘娘的同情是毋庸置疑的，对雷峰塔的倒掉也是欢欣鼓舞的，但是，他把雷峰塔和保俶塔混淆起来，却表明他对杭州地方文史实在太不了解，甚至缺乏深入了解的意愿。

不过，因为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已成了名人也有一些好事之徒，打着他的名号，做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1928年2月，有个马女士写了一封信，托上海开明书店转寄给鲁迅，称“自一月十日在杭州孤山别后，多久没有见面了。前蒙允时常通讯及指导”。鲁迅心知有异，为了免得误会，便写了一封回信，说明自己不到杭州，已近十年，绝无可能在孤山和人作别。当时，孤山上的苏曼殊坟旁，还有人以鲁迅为名题了一首诗。其辞云：

鲁迅得知，就写信给当时在杭州工作的学生许钦文（1897-1984）和章廷谦（1901-1981），让他们去调查一下。两人经过打听，发现这位号称鲁迅的人居然也姓周，就在松木场小学教书，于是就找上门去，表示慕名拜访之意。那人不察，仍然自称鲁迅，说自己曾写过一本名为《彷徨》的小说，虽销售了八万多册，但他自己对这部小说并不满意，还要另外再写一本，又说对当时的世风不甚满意，怀才不遇，所以只得隐姓埋名到乡下来教小学生。据章廷谦的描述，那人脸型瘦长，唇留着短须，看去约莫有三十多岁，“在谈话时，眼睛四面乱看，目光发直，指手划脚的装一些也许他以为鲁迅先生应该是这样的神气，似乎神经有些不正常”。至于他为什么要冒鲁迅的名，章廷谦和许钦文实在也看不出来。不过，因为冒名者的行为的确有损于鲁迅的声誉，鲁迅还是在《语丝》杂志上登了一则《在上海的鲁迅启事》，说自己到上海以后，一直都没有去过杭州，只是躲在楼上译一点书。出现在杭州的那个“鲁迅”，和自己这个“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八万本的鲁迅”无干。

1928年暑假，章廷谦到上海看望鲁迅，看到鲁迅在许广平的照料下，日常生活和精神风貌都有了很大的改观，心里很高兴，就邀请鲁迅和许广平一同到杭州西湖去休憩几天。鲁迅起初很犹豫，经过几次的劝说，才答应可以去。于是，章廷谦就提前一天回杭，并按照鲁迅的嘱咐，订了一个有三张床的三人房二天，也就是7月12日，鲁迅和许广平在许钦文的陪同下，乘夜快车从上海来到杭州，住在西湖边清泰第二旅馆。当晚，为了表示避嫌，鲁迅还特意把许钦文留下，让他睡在中间那张床上，将他与他名义上的助手许广平隔开。据许钦文和章廷谦的回忆，鲁迅这次在杭州前后共待了四天，游览了西湖和虎跑，在孤山上的楼外楼吃过两次饭，在旁边的西泠印社里喝过一次茶，买了一些拓本，还在城站抱经堂书店买了一些旧书，又在旗下（原旗营，今湖滨一带）看了几家新书店。不过，因为天气太热，并没有如约在杭州玩足一周。章廷谦后来回忆（笔名川岛）说：

其实，鲁迅这次到杭州旅游，主要还是为了许广平。许广平是广东人，以前在天津和北京读书，从没有来过杭州。这回好不容易和鲁迅一起出来一趟，按说可以多玩几天，但结果没有如约在杭州待上一周。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之外，恐怕还是因为鲁迅和她一起，怕在杭州遇到熟人，招人议论，而许广平对鲁迅非要让许钦文和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举动，怕也感到多有不便吧？好在到了1929年秋，儿子周海婴出生，许广平也因此得到了在北京的鲁瑞的接纳，这个问题才算有了一个解决。

现在看来，鲁迅在与许广平的关系问题上，如此藏藏掖掖，其实是不太有必要的。因为，那个时候提倡自由恋爱，重新组织新家庭的新文化人为数不少，有的行事高调，如徐志摩（1897-1931）和陆小曼（1903-1965）、郁达夫（1896-1945）和王映霞（1908—2000）这两对的恋爱和婚礼，还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给人们在茶余饭后制造了许多话题。相比之下，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虽然也有些浪漫色彩，但鲁迅在人们心目中，一向是个比较拘谨的人，跟风流倜傥无缘，许广平也不是陆小曼和王映霞那样的大美女，两人的结合或许会引得小报的唧唧喳喳，但不可能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而且，从时间上来看，徐志摩和陆小曼结婚是在1926年8月14日，鲁迅和许广平一道离开北京是在1926年8月26日，虽说鲁迅对徐志摩一向不以为然，但在当时的氛围下，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情事或许多多少少也能给鲁迅和许广平以一点激励。至于郁达夫，则一向都是鲁迅的文坛好友。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乘船抵达上海，住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共和旅馆。10月5日，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1897-1971）邀请他和许广平到一家酒店吃饭，同座的就有郁达夫和王映霞夫妇。次日上午，郁达夫夫妇还专程到旅馆拜访。鲁迅和许广平在景云里寓所安顿下来后，郁达夫夫妇也拜访过。两家同在上海，日常多有往还。1928年6月，鲁迅和郁达夫还联袂主编了一份名叫《奔流》的文学月刊，由北新书局出版，到1929年12月停刊，前后共出了15期。1933年4月底，郁达夫与王映霞移居杭州，同年12月29日，郁王夫妇到鲁迅寓所拜访，王映霞向鲁迅索书作为纪念，鲁迅就在次日为她写了一首诗，并分为四个条幅书写，诗云：

这首诗后来流传了出去，被一个叫高疆的人加上“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标题，收入《今人诗话》中，发表在1934年7月20日出版的《人间世》半月刊第八期上，后又以此题收入杨霁云为鲁迅编的《集外集》中，于1935年出版。不过，要说这诗的主题是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似乎也不是很贴切，因为，郁达夫早在8个月前就已经移家杭州，鲁迅这个时候要阻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而且，这首诗是应王映霞的请求而写的一个条幅，从礼貌上也不能对对方的生活多有非议。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这首诗的内容就与上面引述的川岛文章中转述的鲁迅关于杭州的看法一样，只是希望郁达夫夫妇不要安于杭州秀丽的风光和平和的生活，而要心存旷远，高歌行吟而已。这与郁达夫自己对杭州的看法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如在1933年9月27日发表于《申报·自由谈》上的《杭州的八月》中，郁达夫写了杭州钱塘潮的来历，结尾却这样写道：

而在1934年3月初为《中学生》杂志所写的《杭州》一文中，郁达夫则直接对自己移家杭州的原因作了交代：

这段话，虽然不免有些旧文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调调，却也说明他的确不是流连杭州景物，乐而忘返，以至于需要像鲁迅这样的友人提醒。不仅如此，郁达夫还在文中对所谓“杭州人的特性”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

说到西湖的风景，郁达夫也不是特别认同。他认为“日本的山水，秀丽处远在西湖之上”，“西湖的山水，若当盆景来看，就是他比风景大一点的地方”。不过，说到杭州山水的佳处，他还是兴致勃勃，把西湖边的南山、北山、凤凰山和杭州外围的小和山、午潮山、五云山、秦庭山、法华山、半山、超山等山峰的特点一口气说了个透，显见他是个有行吟气质的文学家，这点倒比窝在上海且介亭写杂文的鲁迅强得多。

当然，鲁迅早年也有像《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样的散文，文中对自然场景和儿童心态的描写都很有诗情画意，但那场景都在鲁迅的故乡绍兴，对于其他地方的风物，鲁迅几乎可以说是不着一字。而周作人虽然以写地方风物著称，但除了他津津乐道的饮食之外，大多只是一些掌故的转述，外加一些议论，很少写到风景。

据我所知，绍兴文士写杭州风景，能曲尽其妙的，倒要数晩清时期的山阴名士李慈铭。据《越缦堂日记乙集》记载，咸丰五年（1855）八月，李慈铭赴杭应乡试，在杭州逗留了20来天。八月初二，李慈铭与友人一道游览西湖，对杭州和绍兴风景的不同特点尤有所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在八月初五的日记中，李慈铭又写道：

杭州与绍兴分别处于钱塘江北岸和南岸，绍兴历史文化悠久，是越文化的核心地带，春秋战国时期，更是越国的国都，而杭州在隋代以前，只是一个山中小县，直到陈代才由县升格为州。隋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下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开凿连通南北的大运河。在北方河道开通之后，隋炀帝又于“大业六年冬十二月，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资治通鉴·隋纪四》）江南运河开通之后，杭州成为大运河水运的一个起讫点，商贸日益发达，地位大为提高，开始具备了成为大都会的基础。到了唐代，杭州进入繁盛时期，成为“咽喉吴越，势雄江海”的“东南名郡”，长期以来一直居于越地中心的越州地位相应下降。此后，杭越易位，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五代十国时期，杭州成为吴越国首都，奠定了在浙江的中心地位，越州转而成为附属。到了南宋，杭州成了一国之都，其地位更非越州可及……两个城市地位的变化，既是政治变动的结果，也反映了整体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

李慈铭对杭州和越中两地山水风貌的描述和特点的把握，虽然采用了形象化的比喻手法，却也反映了他对两地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深刻体认。作为一个以傲娇著称的绍兴文士，倒是极为难得的。今天，杭州和绍兴都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发挥各自的特色，取长补短，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在这方面，相比于一元独尊的态度，尊重个性、多元共存的文化观显然更为可取。

作者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