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达人教授从小生活在浙江富阳的山村，对农村、农民有着切身的观察和深厚的感情。在陕西任副省长期间，孙达人教授也常常要到农村去走走，三秦大地上无论是富裕村、小康村，还是穷乡僻壤，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但孙教授任职了两年之后，他觉得搞行政要比搞学术难多了，他认为从政需要资历，也需要经验。这两者都像搞学术研究一样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而孙达人教授认为自己离这些还有一定的距离，自己的长处在科研和教学。孙教授自己并不喜欢行政工作，觉得“志不在此”，忙碌的岗位工作也使他被迫放弃手中的学术研究工作。1985到1990年间，他向组织请辞了三次。1991年，组织终于同意孙达人教授辞去陕西省副省长职务。当时组织上要求孙达人教授退下来后再兼任一些职务，但孙教授没有同意。他执意要做自己的老本行，继续研究中国农民史。这年的岁末，他离开工作了30 余年的黄土地，回到了阔别了30余年的故土，在杭州大学拿起了久违的教案。

当问及“在行政岗位建言推进文化发展和在教师岗位传道研究，在心态和感受上有何不同”，孙达人教授笑着说：“行政时候同时搞研究是很困难的，我‘志不在此’。喜欢这样搞学术的生活。我回来以后感觉好了很多。”

中国农民和乡村史研究一度是一个冷僻的课题，但孙达人教授却孜孜不倦研究了几十年。在对孙达人教授一个半小时的采访中，他最愿意说的就是对中国农民史的研究。对于孙教授而言，他的研究是从自己对农民、农村的关切出发的。

孙达人教授专攻中国农民史。早在1965年11月，30岁的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怎样估计让步政策》一文，对农民战争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农民战争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了直接的作用，这并非“迫使统治者让步所致”。当时，他的观点尚未得到中国史学界认可，而毛泽东主席看了他的文章后，表示赞同。到了20 世纪80年代，中国农民史几乎无人问津，此种现象引起了孙达人教授的忧思，他认为，如果没有对中国历史主体——农民的正确认识，那么对中国历史的科学认识就无从谈起。他说：“农民是落后的，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中国历史从没有农民到出现农民，这就是一个进步。中华民族的历史离不开农民，离开农民来谈富强、发展，无疑是一句空话。”

改革开放甫始的1980年，孙达人教授出版了他的专著《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此后，有感于中国农民史研究的被冷落，孙达人教授于1983年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强农民史研究》一文，他第一次提出了研究中国农民史应该成为研究中国史的重要课题，此文后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在社会上对孙达人不当省长当教授议论纷纷时，他回到了阔别了30余年的故土，回归课堂教学与中国农民、乡村史的研究，孙教授一直想弥补九年从政的时间，他看书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关注农民的历史，关注农民的现状，那才是他真正的志趣所在。1996年11 月，其力作《中国农民变迁论》出版，从农民变迁的角度回顾了中国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国历史从秦汉开始到晚清结束，绵绵两千余年，农民起义不断，王朝更迭频繁。孙教授对农民历史发展周期的揭示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党国英说：孙达人教授的《中国农民变迁论》解释了“中国传统社会为何周期性振荡，中国如何通过改革更快地实现现代化”，而孙老自谦地说：“我想解释中国农民命运和中国历史循环，但我也没有解释好。”

在访谈的最后，老教授赠送给我们一本自己的研究著作——《农民中国论集》，还开玩笑说自己一辈子就做了“农民史”这么一项研究。这当然是老教授的自谦之语。但从老教授低调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于农民史研究的热情，穷其一生，研究这样一个领域。

老教授也在交谈的过程中表达出了对我们人文学子的期许，他认为文史哲不分家，不管是中文系学子还是历史系学子，都要学会融会贯通不同专业的知识，每个专业都很重要。但每个专业无论研究什么问题，都要牢记中国历史上总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他自己做的还是太有限了，真心希望能有更多人加入到这个研究领域。

整场访谈下来，我们不仅能体会到孙达人教授对历史研究深深的热爱和坚持，也能感受到老教授对于人生的乐观积极的态度，他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年龄，十分满意现在的生活状态，也看淡了生死，认为这就是人生规律，顺其自然就好，因此老教授总是笑呵呵的，对待我们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小朋友”也很和蔼、随性，十分平易近人。

孙达人教授以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对农民生活的关切，对历史研究的热爱，对学术创作的严谨，推动着中国农民史的研究，为历史研究界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领域。同时，他又以和蔼真诚的品格，细心认真的教学，帮助了一个又一个来浙大求学的历史系学子，为历史研究界培养了许多学者人才，是真正的“桃李满天下”，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优秀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