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湖砖瓦业有着深厚的渊源。早在七八千年前，跨湖桥的先民们就在此处制作瓦罐、瓦钵等陶器，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992年，对越王城山的城垣遗址进行发掘时，曾发掘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板瓦、简瓦、杉树纹瓦，可见，早在湘湖形成前，这一地区就有人制造瓦片了。
弘治年间，湘湖孙全、吴瓒两家“填湖置窑”，开始烧制砖瓦。嘉靖时，濒湖从事砖瓦业的已有数百家之多。明末，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濒湖从事制作砖瓦业的已达数百家。
继续增加，至清初康熙时期，湘湖砖瓦业已闻名全省，成为浙江与嘉兴、湖州并列的三大砖瓦中心。那时，杭州经火灾频繁，其根源在于易燃建筑密集，治理的根本对策只能是改竹木建筑为砖瓦房。由于湘湖离杭州近，只一江之隔，运输成本便宜，所以成了杭州建房筑室所需砖瓦的主要供应地。“砖填瓦片多出之过江之湘湖”。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经批准湘湖四周从事砖瓦业就有308户。嘉庆乙丑进士汪继培在《湘湖竹子词》说：“茆屋濒湖三百家，抟泥弄瓦作生涯。窑中火候炉中诀，细看浓烟几缕斜。”清末，用湘湖土质制作的砖瓦已成为萧山的大宗名产。
初期，仍继续增加，民国十四年（1925），沿湘湖各村大都烧制砖瓦，大小土窑多达63座，砖瓦的品种达35种，品种包括尺八方、太堂、大延陵平瓦、简瓦、龙腰，等等。民国十六年，环湖已有58个村庄、1770户、8750人从事砖瓦业。民国十八年，从业人数为5200人，土窑60座，其中大窑51座、中窑1座，小窑8座，年产砖1250万块，瓦380万片，合计总值108000元。民国二十年，竹林寺陈家创办了“民立砖瓦厂”，购置了手摇砖瓦机3台，有砖瓦窑2座，开始了机械制造砖瓦。民国二十二年，土窑又比民国十八年减少3座，年产值105000元。民国二十年，土窑仅存40余座，年产值10万元左右。
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日军占领萧山后，湘湖砖瓦业处于半瘫痪状态。战后，湘湖砖瓦业重建，但终因经济萧条，砖瓦滞销，砖瓦业仍趋衰落，土窑开工不满40座，年产砖约220万块，瓦146万张，是1929年同期的4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合作化时期，于1952年所建的浙江砖瓦二厂（后易名为浙江建筑材料厂）的基础上，组织起5家集体性质的砖瓦社（组），“大跃进”期间，将这5家企业下放给长河区，合建成东湖砖瓦厂（后改名为杭州砖瓦厂，杭州市属）。60年代初，原湘湖、跨湖两砖瓦社析出，1969年，两社合并为湘湖砖瓦厂。70年代初，又相继兴建东方红（西兴）、长河砖瓦厂，至70年代中、后期又兴建7家社队砖瓦厂。
改革开放初期，建筑业迅猛发展，湘湖砖瓦业也随之发展，除原有砖瓦厂扩建外，闻堰、长河和义桥的一些村都办起了砖瓦厂，使湘湖畔的砖瓦企业达到历史最高，有15家之多。
除生产砖瓦的厂家增加外，生产的工艺技术也有了提高。20世纪60年代以前，湖砖瓦业基本处于手工操作阶段。70年代开始，设备普遍得到改善，制坯、运输等逐渐由纯手工改为半机械化。80年代，推土机、小火车、制砖机、制瓦机得到了普遍使用。
同时，不少厂家，如浙江砖瓦二厂、萧山砖瓦厂对砖瓦制作进行了技术革新。由于湘湖砖瓦业厂家的增加，生产工艺和技术的改进，同时砖瓦业经济效益比农业好，见效快，人们的积极性很高，砖瓦产量大有提高。
在湘湖砖瓦业大发展的同时，也随之带来了湘湖黏土的日趋减少。因泥源枯竭，一些厂家生产难以为继。同时90年代，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萧山工业出现了一种新兴的钢结构行业。至2000年年底，全区有此类企业44家，创产值15.6亿元。它美观、成本低，操作方便；空心砖等替代品大量出现，于是劳动强度大，劳动密集型的，藉湘湖之泥为原料的砖瓦业日趋凋弊。
尚存萧山砖瓦厂和一些镇村砖瓦厂继续生产”，湘湖砖瓦业进入收官阶段。
湘湖产砖0.23亿块，瓦仍保持在1000万张左右，翌年瓦也下降至119万张。
因湘湖砖瓦企业已没有一家列入规模企业，故区统计局已不作统计。
从此，只有几座土窑作为遗迹而存在下来，延续了约四个半世纪的湘湖砖瓦业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砖瓦的制作，先要在湘湖圈地，再把四周填高筑堤，然后把堤内的水排干，再挖泥取土；当湖水较高时，还要偷放湖水，甚至破坏湘湖的水利设施在取土时，往往将坑穴挖得很深，不利于湖水排放。所以，对湘湖水利的危害较大：
二是在砖瓦制作过程中，为了挖取湖泥的便利和运输的方便，常常偷放湖水，以致影响湘湖水利；
这是湘湖研究者们的共识，不论是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作者钱杭，还是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萧山湘湖史》的作者蔡堂根，在其著作中均有相同的表述。其实，早在清初，毛奇龄就在其《湘湖水利志》中就指出，砖瓦业的发展将会改变湘湖水的深浅，会导致湘湖间水的“倒注”。民国初期，“湘湖一带，一片汪洋中，鳞次栉比，皆方形圆形之硬堤，其状仿佛大水浸渍中之田亩，”原因就在于制砖瓦者“取泥者既毫无限制，又绝不规则被挖泥之处，往往变为深潭，约有十数丈之深，潭边隐然露硬堤”。所以，砖瓦业的兴起与发展也是促使湘湖湮废的因素之一。
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而下结论，认为砖瓦业是湘湖湮废的罪魁祸首，那就未免有点偏颇。
“湘湖在发展过程中，却没有和宁绍平原其他许多湖泊一地全部湮废，由于湘湖粘土适合于制作砖，使湘湖在围垦后因挖泥制瓦而再度出现一定的水域。……砖瓦的产值超过农田，下湘湖的粘土挖尽后，砖瓦业会转向上湘湖。这样，挖泥制瓦所造成的潭拓宽、加深湘湖，有力地遏制了湖泊的衰亡。”
以上就可以看出，砖瓦业的兴起与发展对湘湖的影响是两重的，一方面是影响水利湘湖解体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使湘湖不能完全湮废的原因。除此，还给我们带来以下益处。
首先，在封建社会里，砖瓦业是一种手工业，它的产生与发展，推动着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代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湘湖砖瓦业是萧山历史上最早的手工业之一（另一业为制盐业），它有力地推动了萧山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雇佣关系的产生与发展，也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促进萧山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这也可说是萧山当今经济强劲发展的历史根源。
其次，它为萧山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是湘湖周边乡村的重要经济来源。清末，湘湖砖瓦业的产值已达七八万银元；民国十八年，砖瓦合计产值105000元，为全省之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砖瓦产量不断创新高，1970年砖产量接近3000万块，为2928万块，仅过两年至1972年，砖产量为4513万块，至1976年达16804万块（张）。
萧山县属企业年产值突破百万元的企业共有14家，其中砖瓦业就占1家，为湘湖砖瓦厂，达162万元。
产砖达35697万块，瓦1031万张，砖产量比1970年增加11倍，加上省市级的两家砖瓦厂，突破40000块，共产砖为44291万块，达到历史新高。
1978年后瓦片则始终保持在1000万张左右。至于建在湘湖畔的省市两家砖瓦厂产量，早在1960年就突破亿块大关，达10998万块，1972年为最高，达12059万块。以后由于泥源问题，产量有所减少，但创造的价值仍不可忽视。1984年，浙江建筑材料厂产值达599万元，利润为83万元。
这些砖瓦主要销在萧山，萧山西南到楼塔、河上，东北至义盛、靖江，哪些房子的砖瓦不来自于湘湖畔？特别是北海塘以北的沙地，房子变迁历经五代，所有砖瓦几乎全来自湘湖，也销往浙江各地。
以上可见，湘湖砖瓦业所创造的财富是巨大的，为萧山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功不可殁。
其三，没有砖瓦业的大力发展，就不可能发现跨湖桥文化，也没有距今现存历史最久的独木舟的发现。跨湖桥遗址前后共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
出土器物一百余件，包括彩陶片、交叉人纹陶片等，还发现建筑遗迹、灰坑等；
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独木舟及相关遗迹。遗址深埋于古湘湖底部，之上有厚达4米的青色淤泥。不是制作砖瓦的大量取土，就根本不能发现遗物，也不可能对其进行发掘。当然，也不能否认，砖瓦取土也对遗物有着一定的破坏作用。
跨湖桥文化的发现与命名，是做大做强湘湖旅游的华丽名片，为湘湖开发和建设增添了深厚的文化色彩。也是萧山的一张华丽名片，显示出萧山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跨湖桥文化还把浙江的文明史整整向前推进了一千年，独木舟的发现还对研究人类早期水上交通工具史具有重要价值。要不是砖瓦制作的大量取土，这些都是子虚乌有。
其四，制作砖瓦所留下的坑坑洼注，为湘湖的重新开发创造了条件。因制作砖瓦，所挖之塘有的已深达30多米，如改作农田成本太大，不太可能。目前，国家对土地控制得很紧，不是因制作砖瓦挖得如此之深，是绝不可能得到国家的批准。湘湖何去何从？早在20个世纪80年代就有专家指出发展旅游业则是可以选择的最佳前途。
“首先，它拥有秀丽的山水资源和丰富的历史古迹资源，只要经人工修饰，就会变为引人向往的风景区；其次湘湖的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它北近杭州，东邻绍兴，便利的铁路、公路、水路，把它和这两个历史文化名城紧密联成一体；再次，湘湖和湖周的传统名产，亦是增加客源的条件之一”
同时，湘湖砖瓦业历史长达五百余年，也是湘湖开发不可忽视的人文资源。在今后的湘湖开发中，可以考虑建立相应的展馆，展示湘湖砖瓦业的兴辍，还可以附设砖瓦制作体验馆，让游客体验砖瓦制作的过程和乐趣。
综上所述，湘湖砖瓦业历经沧桑，它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应当持辩证的观点，不能看到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正确的态度，应持客观态度，在看到砖瓦业对湘湖水利功能的破坏作用的同时，也看到其对萧山经济、文化、社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