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追星，因为早已过了追星的年龄，也很难找到值得追捧的星。但青少年时代的我，确实对一些先贤名师有过热烈崇拜，其中就包括谭其骧先生，这也许算是那个年代的“追星”吧。不过我认为，追星是要讲缘分的，缘分到了，突然之间你就能与偶像零距离接触，缘分不到，你可能永远都见不上面。

青少年时期的宝贵岁月，对于我们那一代来说，是幸与不幸相交织的，比如赶上知青下乡的末班车，又赶上恢复高考的头班车。我进入历史地理学门庭，还赶上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三大家在世，与他们或少或多有些接触，请益受教，亲聆謦咳，这于我实属幸运。我不是谭先生的入门弟子，与他见面不多，也许他对我没有多大印象，但我对谭先生却是印象深刻，永生难忘，这很难说清是有缘还是无缘。

说是有缘，因为我爱上历史地理学，最早是受谭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影响。我自小就喜欢看地图、画地图、背地名，与谭先生《长水集》自序中提到他中学时代的爱好十分相似。谭先生自述他中学时代对地理发生兴趣，特别喜欢看地图，在书报上看到一个不熟悉的地名，定要在地图上找到它的位置。不同的是，他可以常常在兄弟间考问哪一个县名在哪一省哪一部分，有时还要问这个县的四周是哪些县，而我的兄弟无此兴趣，我只好找同学、玩伴考问。谭先生在大学时代曾把历代正史地理志大致翻过一遍，而我在泸县二中上高中时就已把能借到的正史地理志都翻过了，甚至还抄录过几部地理志，尝试作过图表，天真地以为要是没人做过此工作，我可以慢慢地去做。下乡劳动间隙，我就这样打发时光。

1977年11月，为准备高考，我到泸州市图书馆查借资料，居然看到刚刚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二册。当时该版未署名，不知作者是谁，但里面政区、治所、边界的画法令我大开眼界，特别是古今对比的河湖变迁、海岸变迁，更是我没想到的。这让我感到自己之前的想法多么幼稚，多么不知天高地厚。虽然心情有些沮丧，但我对作者不由得产生了崇拜，更坚定了报考历史学专业的决心。当时我完全没有考虑所学专业对今后生活、事业有什么经济效益，还自以为得意。

1979年春，我在大学里听到特邀来开讲座的北京大学侯仁之先生介绍，才知道该图集是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领导的众多学者集体编绘的，全集8册已绘完，正在陆续出版中。图集是沿革地理研究的重要成果，而沿革地理研究其实只是历史地理学中的一部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历史地理学。

大学毕业之前，我陆续购齐了8册《中国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谭图”)，如获至宝。我发现看历史地图与之前看现代地图一样，实为一种可以为之废寝忘食的享受，使我乐在其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是谭图最早的、最忠实的粉丝之一。

谭图的奥妙在于，在平实雅正之中见真理。

谭图原本是作为杨守敬《历代舆地图》改绘本编制的，按谭先生的说法，这套图主要是疆域政区地图，水文等其他内容多半是为画政区服务的。看起来谭图的功能比较单一，但实际上疆域政区图是各类专题地图的基础，因为中国古代各类地理专题要素数据都是按政区统计的。事实上，现今公开出版的各类专题历史地图基本都选择以谭图作为底图。

谭图较之国内外同类历史地图有一个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它较为妥善地解决了历代国界和边疆民族地区的取舍标准问题。20世纪50年代，顾颉刚与章巽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刚出版，便因为“在处理国界和少数民族地区方面，有些地方不尽妥善”而被改为内部发行，显见新中国对历史地图编绘有严格要求，这与新时期国家概念和民族理论的运用有关。谭图以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版图为基本截面，在此前后无论哪个朝代、哪个政权、哪个部族，无论其境土是否跨界，只要其政治中心在此截面界线之内，便算作中国境内的政权、部族，皆入图着色，并创制“政权部族界”代替可能有争议的“国界”。在处理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关系及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画法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如匈奴、吐蕃、南诏、渤海、大理、黑汗、西夏、蒙古等，皆有专图表现，尽量画出其内部政区。唐宋以来的羁縻府州、土官土司、羁縻卫所，亦皆首次详细画出。它用无声的地图语言，诉说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演变的历史。

谭图还有一个特殊之处，是不画历代交通线。民国以来编绘的许多历史地图都画了交通线，顾颉刚、章巽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及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皆是如此。在一般的政区图中加画交通线已属寻常，何以谭图独其不然?我寻思良久，终于悟出一点，可能是因为工作量太大而工期较短，不得不放弃。但更可能是历代地理图志都没画出交通线，古代交通专志及方志附图中的交通线也只是示意性质，主要靠文字说明四至八到，谭图既然较为准确地画出了各州郡县治地，那么各州郡县之间的交通线即隐然可见，其间陟降曲折，读者自可体会，比之画线示意更为稳妥。谭图没有贪多务得，其谨慎科学的态度可见一斑。

谭图是彩图，但用色不多，不像当今许多地图那样华丽精致。它将传统的朱墨套印改为赭黄与蓝黑套印，古今内容的主次地位更加分明；区域着色使用柔和的浅色调，十分自然，丝毫不会影响地图符号、注记的明确显示；边界阴影的处理皆用紫色斜纹条，不用红色粗实线条，既突出了区块边界，又不致喧宾夺主；深红色极其罕见，仅见于第一册新石器文化遗址符号。这样的配色，凸显了谭图的朴实本色，而且不失雅致。

总之，看谭图可以提出历史地理学的十万个为什么，也可以解释十万个为什么。尽管每册图幅并不太多，说明文字也很少，但其内容之博大精深，足以使我这样的粉丝痴迷其中，不能自拔。无声胜有声，这便是地图语言的魅力所在。所以，我考研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历史地理学，这便使我的终身事业与谭先生有了缘分。

硕士学习阶段，我一直关注谭先生对门下弟子的培养情况，当得知周振鹤先生以“西汉政区地理”、葛剑雄先生以“西汉人口地理”为题通过论文答辩，获得新中国首批文科博士学位时，由衷为他们高兴，也激发了对政区地理研究的热情。因而在读博以后，我一度有过想以“唐代政区地理”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想法。

1987年8月，我在读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承办了“西安国际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77岁高龄的谭先生在葛先生陪同下也应邀到会。我们几个史念海先生门下师兄弟承担会务，费省和我分工负责会议记录、拍照等服务工作。会场会务及代表住地都放在被誉为“陕西钓鱼台”的西安西郊丈八沟省军区机关招待所(今陕西宾馆)，我们有幸与谭先生、葛先生等代表朝夕相见。当我见到心目中的偶像，多年的梦想终于成真，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在一个会议间隙，借工作之便，通过葛先生的请示，谭先生答应与我们陕师大师生合影留念，后来甚至还答应与我们每人轮流单独合影，并在我们每人珍藏的谭图扉页上题名，当时我们的兴奋度和举动丝毫不亚于今日的追星族。

会上，谭先生作了《应当重视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的研究》主题报告，指出：历代疆域政区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很重要甚而至于首要的必须要搞清楚的内容，决不是一些人所谓陈旧的、低级的、低层次的工作，而且目前没有搞清楚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在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并没有解决全部问题。这个报告再次打动我的心扉，对谭先生加强疆域政区研究的号召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会后，我们陪代表们去周至县楼观台、户县渼陂公园等处考察参观。因为积累了许多问题想要请教谭先生，加以谭先生腿脚不便，我便跟随他行走，方便一边谈话一边协助葛先生搀扶照顾。一路且行且歇，大约花了一小时，谭先生竟然也拄杖登上了楼观台。路上，我主要就谭图中没有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请教，谭先生讲这些问题主要存在于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政权的行政区划和中原王朝在边疆民族地区的设治情况都还不太清楚，因为资料欠缺，要搞清楚难度很大，所以图中关于羁縻府州、土司的分布，空缺很多；已画出的，还可能有误。另外，因为当时史先生承担了编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农业图组的任务，有意让我做历史农业地理的博士论文选题，所以也问了一些相关问题。我怕影响他的参观兴致，其他也没敢多问，但已获得重要信息，那就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研究空间还很大，虽然困难不小，但越是困难越有意思，越有成就感，我便暗下决心要往这方面努力。在道教圣地楼观台，谭先生一行与史先生一行会合，大家围坐在院中石几旁歇息聊天，谈论道教历史与楼观台的关系，我说：“几位先生在这里正好用‘坐以论道’来形容。”大家都笑了。

时间真快，转眼这次会议就结束了，我还有许多问题没来得及问。不过我还是十分满足，毕竟10年前就已十分神往的学界泰斗，突然就来到你身边，与你朝夕言谈，合影签名，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现而今的追星族、忠实粉丝，最大心愿不过如此，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

故事还在继续。读博期间，我一方面遵照史先生意见做历史农业地理研究，一方面也遵照谭先生意见尝试做一些边疆民族史地研究。我发现谭图唐代幅在“剑南道北部”标注的“河曲十六州”是唯一一处没有州名只有数目的地名，这勾起了我破解谜题的欲望，于是写出了一篇讨论这十六州州名的论文初稿，受到史先生称赞，说是“读书有间”。

1989年冬，我的博士论文《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完稿，寄呈谭先生评审。谭先生亲笔书写两页意见，记得有句总评价是：“该文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当然，谭先生也提了不少缺点，如近代部分较薄弱，有头重脚轻之嫌；即便字数较多的古代部分也有缺环，比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他还举出了《周书·陆腾传》一则史料来说明。回到四川大学工作后，我按照谭先生等评审专家及答辩委员的意见进行长达三年的修改才将论文出版，特别补充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和近代部分。此书在1993年出版后不久，获得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这当然与史先生、谭先生等一众师尊的指导密不可分。

1990年11月，复旦大学史地所举办“国际中国历史地理讨论会”及“庆祝谭其骧先生八十寿辰暨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报告会”，这是我回到四川大学工作后第一次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历史地理年会。我抵达会场时，开幕式及大会代表合影刚刚结束，很遗憾失去一次与谭先生合影的机会。好在谭先生又出席了闭幕式，我终于再次见到他的尊容。谭先生当时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出席会议一般都很短暂，但这次他坚持中午休息时在会场旁边的一个房间面见有事相谈的代表，我们无不为之感动。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第一个前去叩响了房门，谭先生端坐在沙发上接见。我呈上拙稿《党项发祥地——唐初“河曲十六州”研究》，大致讲述了论文要点，请谭先生指正，也表达了投稿的愿望。谭先生翻阅一过，当即表示此文至少可成一家之言，愿意推荐到《历史地理》辑刊上发表。他还表示谭图在边疆民族地区的画法出于众手，可修订处很多，希望年轻人多往这方面努力。因怕影响后面的代表拜访，我也不敢多耽误先生的休息时间，简单交谈一会儿便匆匆告辞。拙稿再经修改，遂登在1993年出版的《历史地理》第11辑。后来发现，该文还存在不少问题，当时之所以能够发表，自然是出自谭先生对年轻人的鼓励。

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我能够坚持不懈地从事以唐宋羁縻府州为中心的边疆民族史地研究，很大程度上即是因为有谭先生的引导与鼓励，与谭图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可能在有生之年都无法改变了。

又过了几年，我在历史农业地理方面的代表作《四川历史农业地理》与边疆民族史地方面的代表作《唐弱水西山羁縻州及保宁都护府考》，分获第一、二届“谭其骧禹贡基金优秀青年历史地理论著奖”的“著作奖”与“论文奖”。这些奖项，是谭先生为奖掖后学捐资创设的，因此这也是我再次享受到谭先生的恩润。

当然，要说与谭先生无缘，可能也有那么几次。一次是1981年考研时，我曾想过报考复旦大学，但经打听，当时复旦历史系本科有史地专业应届毕业班，想到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肯定有不少人报考谭先生，有先天优势，加以看到招生简章上注明外语只考英语，而我是学日语的，不合要求，因而打了退堂鼓。另一次是1986年考博时，又想到报考谭先生的博士。但史先生因承担编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农业图组之故，想多招学生搭建梯队，希望我考回去。我不敢违忤恩师之命，遂再次放弃求学沪上的梦想。再一次是1992年谭先生仙去时，我得知这个消息如闻晴天霹雳，当时曾有意前往上海参加追悼会，但因患病在身，实在不便成行。于是给史地所发了一份唁电，寄了一篇悼念文章，聊表哀思。

不过，不管是有缘还是无缘，都不影响我对谭先生的崇拜。虽然我作的研究，很多时候是想用来为修订谭图服务的。我指导研究生时也经常告诉他们，从事政治地理研究要以谭图为标杆来衡量研究成果是否有价值，即要看能否用来修订谭图。谭先生生前多次讲过，谭图一定要进行充实、修订，希望我们一代一代接棒而行。他并没有表达过谭图是终极权威，百世不移，这是他唯物辩证发展史观的光芒所在，也是他人格魅力所在。所谓“人道恶盈而好谦”。我们所做的工作，只要有利于修订谭图，就是对谭先生最好的纪念，相信他的在天之灵一定是乐见其成的。

权威不是自封的，而是大家公认的。我们公认谭先生和谭图的权威地位，是因为谭先生在他们那个时代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巨大成就。我们站在巨人搭成的阶梯上，只有继续抬头往上攀爬，不能只往下看往后看，否则就会自我满足，停滞不前。

我还以为，作为真正的追星族，与偶像是否有缘，不仅在于音容相接，也在于同气相求。偶像本人不可能与你终生为伴，而他的思想、他的品格能够影响你终生，这才算是功成圆满。那么谭先生作为一代宗师，哪些学术思想、哪些学术品格能让我们终生受益呢?我对谭先生治学理路感受最深的是他的学术风格——平实雅正。

所谓平实，指谭先生文风朴实，学风严谨、求真。谭先生文如其人，平和谦逊，不假辞色，读起来很有亲和感，即便是考据文章也容易看懂，自然也容易接受。其文从未见佶屈聱牙之句，深得唐宋古文意趣。文思汩汩而出，犹如淙淙泉水，沁人心脾，然要害之处亦必有出处，不作无稽之谈。所作选题多为实证性质，不尚空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唯陈言之务去”，概以解决问题为要旨，往往言简而意赅。作为学术权威，从不以气凌人，有不同意见，也是以理服人。

所谓雅正，指谭先生以历史地理学为崇高事业，遵从历史地理学基本理路，一以贯之，不为名利所动，境界高雅，一生充满正能量。谭先生史学功底极其深厚，从他早年所写两篇关于曹操、蔡文姬的论文看，常发人之所未发，眼光独到，水平是很高的。但他专注于《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之后，基本上就不写纯史学论文了。并不是他不能写，不喜欢写，而是他把整个心思和精力都贡献给了他最热爱的历史地理学，不为趋时应景之作，不走旁门左道，不打历史地理擦边球，剑走偏锋。他认为地理与历史并重，常说：“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他之所以成为历史地理学的宗师、泰斗，是有所取舍，做出了许多牺牲的。

作为谭先生的忠实粉丝，对他的“平实雅正”我自是非常受用，也常常用来塑造我和我学生的学风。当然，史先生的学风也与我们同在，相辅相存。只可惜我资质愚钝，永远达不到他们的境界，难以望其项背，这是实话。

总归，我与谭先生看似无缘，却因谭图之故，又似有缘。无论是与否，谭先生永远是指引我从事边疆民族历史地理研究的北斗之星。即便他早已离我们而去，仍值得我终身追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