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从陈寅恪先生强调新材料的重要性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展开，学界对于什么是新材料，如何定位不同性质的新材料的研究价值，有了新材料如何提出新问题，如何处理新材料与旧材料的关系，诸如此类问题的相关认识得以不断提高。对于唐宋史研究来说，新材料不仅包括出土的文书、碑刻和其他各种考古资料，也包括不断被发现的湮没无闻、久不“传世”的文献，如明抄本《天圣令》。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材料，研究者对新发现的材料如何才能做到高度警觉、紧密跟踪，与此同时，又不被材料所牵绊，真正站到观察历史的制高点，从容驾驭材料，淡定“预流”，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本期笔谈特邀唐宋史领域的领军学者，结合自身研究体会，就唐宋史研究如何对待新材料的问题各抒己见，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关注和讨论。 在北京大学上课，时刻谈论史料与史学的问题，但真的要就这个题目写篇文章，似乎还颇费考量。材料有传世与新出，问题有旧义与新见，我主要从基本史料与新材料运用两个方面来谈，不够全面周到，所以只能说是一个漫谈。
与研究印度史、伊朗史的学者相比，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中国古代史料可谓汗牛充栋，有纪传体、编年体的史书，还有政书、地志、行记、谱牒、笔记等史料价值很高的撰述，也有文集、选集、总集等各类文本的合集，甚至类书、丛书等大部头的文献集成，加上出土的典籍和文书，留存的档案、书信、日记等，真是琳琅满目，多得难以驾驭。好在对治隋唐史者而言，史籍数量相对来说比较适中，据说一辈子可以读完遗留的隋唐史著述，而又不至于像前面的历史朝代那样史料明显不足。但是，没有材料无法研究历史，有材料也不见得就能研究好历史。面对这么多的史料，应当如何下手，从哪里开始，往往是困扰年轻学子的一个问题。传统的历史研究，首先重视的是制度史和政治史，这两史对于帝制时代的中国确实是最重要的历史内容，因此，阅读历史、研究历史，首先要重视制度史和政治史。教我隋唐史的老师们，首先让我们精读《唐六典》和《资治通鉴》，意思就是先要熟悉唐代基本的制度框架和政治史脉络，有了制度，可以举一反三，知道一个官名、一个称呼意味着什么；有了基本的政治史脉络，就可以把更多的细节，一步步添补上去。 
把握历史的基本问题，应当在史料阅读中把握最基本的史料。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个讲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的制度变迁，一个讲唐代政治史的基本脉络。他的写法看起来更是十分枯燥无味，就是抄史料加“寅恪案”。胡适对这种写法颇有异议，说他的文章写得不好看。但这两本著作奠定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隋唐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不论后人说好说坏，只要你讨论到隋唐史的基本问题，都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原因就是陈先生所用史料是基本史料，按语所论是基本问题，虽然他的写法是“以论带史”，而其论又是“论从史出”的，所以他用史料堆砌出来的观点，不容易被颠覆。比如有关“关陇集团”的讨论，后人总是想用统计数字来反驳他的观点，却总是无法驳倒，因为陈先生是用最基本的史料来谈关陇人物的，这些人物掌握着一个时代的国家命运和政府最重要的部门，控制着最重要的地域，你举一堆无关紧要的人物，数量虽多，是些“备位宰相”之流，那是驳不倒陈先生的理论的。隋唐是律令制实施比较透彻的时代，制度规定是我们应当特别关注的基础史料。虽然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有一定的变通，但基本情形是不会有大的变化的。所以把握了制度，就能为有些史料找到合理的位置，也能让没用的残篇断简变成有用的材料。比如我在开始研究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历史时，面对的是一批在敦煌发现的杂乱无章而又残缺不全的公私文书，有些有明确的年号纪年，有些是甲子纪年，有些没有任何纪年文字，但当时当地官民在指称归义军节度使时，一般都是用他的检校官或加官名称，或者是荣誉的称号，如“尚书”“仆射”“太保”“大王”等。节度使属于差遣官，本身没有品秩，所以都加检校官衔以表示官资的高低尊卑。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五八对此有过整理，岑仲勉《唐史余渖》也有进一步申说，即一般的进阶顺序是，从御史中丞或诸寺卿到御史大夫或散骑常侍，再到各部尚书或左右仆射，然后进至三公、三师。根据《唐六典》卷一、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下，唐朝自武德、贞观以来，三师三公的顺序从高到低依次为：太师、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至晚唐时，由于地方节度使尚武，起源于秦朝主兵之任的太尉这一武职日益受到尊重，逐渐升到太保、太傅之上；五代宋初，节度使都是由检校太傅迁太尉，由太尉迁太师。具体到某一位节度使，他初次加官的高低也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我曾引洪迈《容斋随笔》卷七“节度使称太尉”条的概括记载： 唐节度使带检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骑常侍，如李愬在唐、邓时所称者也。后乃转尚书及仆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盖少。僖、昭以降，藩镇盛强，武夫得志，才建节钺，其资级已高，于是复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唯有太师，故将帅皆称太尉。 由此再看敦煌文书有年份记录的材料，得知中原王朝给予归义军节度使的称号也是从较低的“尚书”开始，但归义军节度使往往在朝命下达之前就自封为某种较高的官衔了，特别是五代、宋初几位曹氏执政者，虽然政权组织仍是节度方镇一级，但却在检校太师兼中书令之上，号称大王。尽管某些节度使自封的称号很高，但仍是按官品等级由低向高升进的，只是往往比中原王朝给予的职称高一个级别。按照这样一个线索，就可以把大多数有甲子纪年或没有纪年的文书，结合其他内容，放置到相应的年代范围中去，使得原本杂乱无章的残文书，变成有系统的史料群，许多此前不明的归义军史，也得以揭示。归义军虽然是晚唐中央政府无法直接控制的藩镇，到五代宋初甚至被中原王朝看作外蕃而放到“四夷”或“外国”的序列当中，但因为其基本体制是节度使制度下的方镇，所以可以用唐朝的制度来考察归义军的文书，利用这些文书来补写中原没有记录的归义军历史。这个例子想强调的是，即使是研究像沙州归义军这样的问题，即使敦煌发现了大量归义军时期的文书，但我的出发点，仍然是从《唐六典》《春明退朝录》《容斋随笔》所记录的唐朝制度开始的。对于隋唐时期一些问题的讨论，比如士族问题、科举问题、民族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也是要抓住最核心的史料。什么是核心史料？我觉得陈寅恪先生在讨论唐代政治史问题时，比较强调唐朝人对于本朝相关问题的一般性看法。这就是正确认识一个问题的核心史料。关于唐朝人的社会观点，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册府元龟》卷三一〇《宰辅部·问望》记载：李揆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揆美风仪，善奏对，每有敷陈，甚得称辩。肃宗赏叹之，尝谓曰：“卿门第、人物、文章，皆当代所推。”故时人称为“三绝”。无独有偶，出土墓志中也有类似记载，见卢轺撰《唐故范阳卢氏（轺）荥阳郑夫人墓志铭》：肃宗朝，中书侍郎、集贤崇文大学士揆，即夫人外曾祖也。故杭州刺史幼公，即夫人外祖父也。肃宗常谓揆曰：“卿门地（第）、人物、文章，皆为当代之冠。朕宗族中乃遂有卿，足为朝廷羽仪也。”当时称揆为“三绝”。李揆是山东甲族，与荥阳郑氏、范阳卢氏，都是高门士族，相互有婚姻关系。这两条材料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出到了安史之乱后的肃宗时，唐朝社会上的门第观念仍然如此之重，在品评一个人物时，重视的是门第、人物、文章。明白了这样的唐朝价值观念，对于理解唐朝士族社会，以及如何看待唐朝士人的所作所为，就不困难了。如果脱离了门第、人物、文章三个方面，也就把握不了唐朝士族的本质。如果我们研究唐朝的士族问题，这两份材料就是属于基本的、核心的素材。唐朝的社会在发展变化，士族社会也在变化，社会观念也同样在变。我们举一个长安的例子，来看唐朝一种新的社会观念。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安仁坊》记载：东南隅，赠尚书左仆射刘延景宅。坊西南，汝州刺史王昕宅。注：延景即宁王宪之外祖，昕即薛王业之舅，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一般来说，宋人《长安志》中这种能够指明开元十年（722）以前坊里位置的记录，都来自唐开元十年韦述所撰的《两京新记》，这里的记录应当就是韦述的原话。换句话说，开元时期的人对于京城长安中的甲第，是以一种赞叹的口气来称颂的，“京城美之”正是代表着当时流行的社会观念，因为甲第代表着住宅主人的身份地位，是京师一般人所追求的方向。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甲第的考察，来看唐朝长安社会的发展变化。甲第是壮丽而又具有相当规模的府第，是和宫阙、街道联系在一起的，使城市变得雄伟壮观。透视记载甲第的文献，可以推想长安城市的立体景观。可以说，我们研究长安城的时候，抓住了“甲第并列，京城美之”这句话，就抓住了长安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陈寅恪先生在谈到拉萨树立的《唐蕃会盟碑》时说道：“此逻逤片石，实为乌斯赤岭（此指拉萨之赤领而言）之大玉天球，非若寻常碑碣，仅供揽古之士赏玩者可比也。”就是说，《唐蕃会盟碑》是核心史料，如大玉天球，与一般仅供文人玩耍的普通碑刻完全不同。推而广之，史料非常丰富，但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有的是大玉天球，有的是普通文字，需要抓住基本的、核心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出发，才能够把握历史的正确脉搏，得出经得住考验的结论。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利用新材料来研究问题，此时代学术的新潮流，这是陈先生的著名论断，对于隋唐史学界影响非常之大。陈寅恪写文章时说的新材料，主要是指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书。现在，由于考古新发现和印刷技术的进步，我们拥有了更多的新材料，在敦煌文书之外，还有吐鲁番文书，以及许多新出土的碑志资料。这些新材料虽然也有魏晋南北朝和宋元时期的，但从有学术价值的材料的数量上来说，以隋唐时期的资料最多。敦煌、吐鲁番文书和石刻碑志，应当是研究隋唐史最主要的新史料了。这三大史料群各有其特性，使用时首先需要对它们的属性有所了解。敦煌、吐鲁番都有一些官私文书，是无意间遗留下来的，最为珍贵，内容涉及面也较广，但除个别抄在佛经长卷背面者外，多是残纸。碑志则相对完整，但属于有意撰述的文字，特别是墓志的文字过去备受诟病，以为是“谀墓之辞”。其实大多数墓志还是有其学术价值的，特别是对于职官迁转等方面的研究，要详于史籍记载。新史料，特别是那些不是有意撰写的文书，虽然一般不涉及宏大的历史叙述，但提供了历史的许多细节，提供了传统史家不曾关注的方面，而这些方面，如社会下层、妇女、儿童、西北史地、丝绸之路等，正是今天史学界所比较关注的方面，新史料在某些课题上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荣新江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0月出版如何利用这些新出史料？这就需要研究者有问题意识，因为只有知道传统史料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所在，才能在新出史料中寻找可以说明问题、解决问题的材料。过去学者们常常说敦煌、吐鲁番文书主要的贡献是“补史”“证史”，一些学者利用这些文书材料，对于北朝隋唐均田制、赋役制、军制、兵制等，都做了详细的补充和订正，成绩斐然。但由于敦煌、吐鲁番这些边疆地区出土的文书中，涉及中原王朝政治史的材料不多，像陈寅恪先生研究玄武门之变时利用的敦煌写本《常何墓碑》，是敦煌写本中比较少见的中原碑志抄本，因此，敦煌、吐鲁番文书在政治史上更为重要的价值，是在西域史、边疆史、西北民族史、丝绸之路史等方面，比如我利用敦煌文书撰写的《归义军史研究》，即属此类，其中例证很多，此不赘举。这里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研究归义军与周边民族关系史时，注意到敦煌写本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或称《说三归五戒文》）。过去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个从中原去西天取经的僧人在于阗讲经时所用的文本，我们经过对内容和时代背景的考察，认为这是公元930年前后一位取经折返的汉僧在西州回鹘汗国讲经时留下的文本。考虑到新旧《五代史》都没有西州回鹘传，这个《讲经文》的一些内容就显得非常重要了：A.（小僧）遂乃远持微德，来达此方，睹我圣天可汗大回鹘国，莫不地宽万里，境广千山，国大兵多，人强马壮。天王乃名传四海，得（德）布乾坤，卅余年国安人泰，早授（受）诸佛之记，赖蒙贤圣加持，权称帝主人王，实乃化身菩萨。诸天公主邓林等，莫不貌夺群仙，颜如桃李。诸天特勤，莫不赤心奉国，忠孝全身。扫戎虏于山川，但劳只箭；静妖纷（氛）于紫塞，不假絣纮。遂得葛禄、药摩、异貌达但，竞来归伏，争献珠金；独西乃纳驼马，土蕃送宝送金；拔悉密则元是家生，黠戛私则本来奴婢。诸蕃部落，如雀怕鹰，责（侧）近州城，如羊见虎。更有诸宰相、达干、都督、敕使、萨温、梅录、庄使、地略，应是天王左右，助佐金门，官僚将相等，莫〔不〕外匡国界，内奉忠勤。更有诸都统、毗尼法师、三藏法律、僧政、寺主、禅师、头陀、尼众、阿姨师等，不及一一称名，并乃戒珠朗耀，法水澄清。作人天师，为国中宝。B.门徒弟子言归依佛者，归依何佛？且不是磨尼佛，又不是波斯佛，亦不是火祆佛，乃是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且如西天有九十六种外道，此间则有波斯、摩尼、火祆、哭神之辈，皆言我已出家，永离生死，并是虚诳，欺谩人天，唯有释迦弟子，是其出家，堪受人天广大供养。C.即将已（以）此开赞《大乘阿弥陀经》所生功得（德），先用庄严可汗天王，伏愿寿同日月，命等乾坤，四方之戎虏来庭，八表之华夷启伏，奉为可汗天王念一切佛。诸天公主，伏愿云仙化（花）态，鹤质恒芳，长丞（承）圣主之恩，永沐皇王之宠。诸天特勤，奉愿命同松竹，不逢雕（凋）谢之灾，福等山河，永在圣天诸（之）后。诸僧统大师，伏愿琉璃殿内，高然（燃）般若诸（之）灯，阿耨池边，永赞无生之偈。诸宰相，伏愿福齐海岳，寿对松椿，永佐金门，长光圣代。诸都督、梅录、达干、敕使、庄使、萨温、地〔略〕，应是在衙诸官人等。总愿人人增禄位，各各保延年，官职渐高迁，居家长安泰。诸寺毗尼、法律、僧政、法师、律师、诸僧众、尼众、阿姨师等，总愿龙花三会，同登解脱之床，贤劫数中，早证无为之果。A、C两段，为我们提供了西州回鹘汗国内部两种最重要的职官序列，大致应当是按身份等级先后排列的：A.天王（回鹘文tängriqaghan）、天公主邓林（tängriqunchuitämgrim）、天特勤（tängritegin）、宰相、达干（Tarqan）、都督（tutuq）、敕使（chigshi＜刺史）、萨温（saghun＜将军）、梅录（buyruq）、庄使（changshi＜长史）、地略（tiräk）；C.可汗天王、天公主/邓林公主（tängriqunchui）、天特勤、宰相、都督、梅录、达干、敕使、庄使、萨温、地略。比较而言，似乎C段的排法更近情理。我们在史籍和出土文书中都见到过一些零散的回鹘官称，现在可以利用这两个有序的记录，来判定它们在回鹘汗国职官体系中的位置。在A、C两段中又保留了一系列的僧官名称，两者基本一致，以C为例：僧统大师、诸寺毗尼、法律、僧政、法师、律师。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西州回鹘汗国内佛教教团的僧官设置情形以及僧官之间的高低位置。此外，这篇《讲经文》还举出当地流行的宗教，除作者颂扬的佛教外，还有崇拜波斯神（景教神）、摩尼神、火祆神和哭神的各种宗教。最后，还提到这个回鹘汗国所控制的葛禄（Qarluq）、药摩（Yaghma）、异貌达但（Tatar）、独西（Türgish或Tukhasi）、土蕃、拔悉密（Basmil）、黠戛私（Qirghiz）等部族的情形。可以说，S.6551虽然是一篇讲经文类的文学作品，但只要考证出它所描述的回鹘汗国的实际地点和大致时代，并阐明其所记官称、部族等专有名词，我们就不难从中复原出五代时期西州回鹘王国职官、僧官体制，以及内部流行的宗教和分布的各部族等情况。换句话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复原了一篇《五代史》“西州回鹘传”的大部分内容。我们还可以举另外一个碑志的例子。1984年，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发现一座“杨良瑶神道碑”，后移存泾阳县博物馆。1998年，咸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张世民先生撰写《中国古代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杨良瑶》，抄录了其中有关杨良瑶出使大食的一段文字，并略加考释。此后，周伟洲先生在《唐朝与南海诸国通贡关系研究》一文中，依据张文，对杨良瑶事迹也有简要介绍。2005年，张世民先生又发表《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一文，录出全部碑文，并对其中丰富的内容一一做了考释。杨良瑶是不见于传世史料记载的一位宦官，他在唐贞元元年（785）出使大食一事，在中外关系史上是一件被遗忘千年的大事。我读了碑文的相关内容，觉得仍有可以深入探讨之处。这里从如何对史料进行分析运用的角度，来加以申说。碑文云：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厥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发祭波，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杖忠信之明効也。四年六月，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第一个问题是，贞元元年（785）前，唐朝与黑衣大食之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为何派出杨良瑶使团，不远万里去黑衣大食呢？这要从建中四年（783）十月长安发生泾原兵变说起。朱泚在长安称帝，德宗逃至奉天。兴元元年（784）正月，唐朝派秘书监崔汉衡出使吐蕃，搬取救兵，条件是讨平朱泚，唐朝以安西、北庭土地相赠。七月，兵变事平，德宗返回长安。吐蕃遣使来索安西、北庭之地。德宗听信谋臣李泌建议，拒绝所请。于是吐蕃大举进攻，长安戒严。唐朝正是在此时派遣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其目的恐怕不是像“杨良瑶神道碑”中所说的仅仅是“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而是要联合黑衣大食，共同对付吐蕃。 
包伟民 刘后滨 主编，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第二个问题是为何选择海路呢？碑文说：“奉命遂行，不畏厥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南海”即广州。贞元元年四月杨良瑶出使时，从长安往西最便捷的河西走廊通道已经落入吐蕃人之手，所以要走海路去大食，先到广州。广州是唐朝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的起点之一，方便准备远洋船舶。进一步追寻，我们知道杨良瑶一行到广州的时候，正是杜佑担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杜佑的侄子杜环751年在怛逻斯（Talas）之战中被俘，因此得以从中亚游历阿拉伯世界，流寓黑衣大食都城苦法（al-Kūfah，今Meshed-Ali）等地约十年；762年附商舶经海路回到广州，写有旅行记录《经行记》。杨良瑶可以从杜佑那里见到杜环的《经行记》，这是他出使大食最好的指南手册。第三个问题是杨良瑶一行具体的经行路线是怎样的呢？碑文对此用墨极少：“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灏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白昼乃仙兽前驱。星霜再周，经过万国。”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可以从《新唐书·地理志》保存的贾耽《皇华四达记》中，看到详细的从广州到缚达（巴格达）的路线。贾耽贞元九年（793）入朝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担任宰相。他曾经和杨良瑶同时在长安，那么贞元初年杨良瑶的海航日记，应当是贾耽撰著《皇华四达记》所可以依据的最新鲜而又真实的材料了。贾耽贞元十七年（801）完稿的这部著作中南海航程一段，很可能来自杨良瑶使团的报告。至此，我们通过“杨良瑶神道碑”，可以勾勒出贞元初年唐朝与黑衣大食之间一段久已湮没的史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经海上丝绸之路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史。通过对新出碑志史料的深入发掘，特别是与传世史料的相互印证，可以把杨良瑶出使大食一事的相关材料串联起来，使碑文简洁的记录得以丰满，也让断断续续的传世史料记录得以连续。陈寅恪先生说：“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新史料的价值是传统史料所烘托出来的，只有熟悉了传统史料的优点和不足，根据所研究问题的内涵，才能发现新史料的价值。以上仅就史料与史学研究相关的两个问题略做陈说，不当之处，敬希指正。 _____
本文出自《唐宋历史评论》（第2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作者荣新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