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取代牡丹成为众卉之王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政教精神的塑造应该是诸多因素中至为关键的要素之一。

南宋政坛沿袭了北宋新旧党争与学术之争的态势。二程之学作为旧党的主流学术在南宋时期蓬勃发展，道学党与新党官僚的对立构成了南渡以后政治生活的基本格局。当时，变革的大门已经关闭，当政的新党人物早已失去了革新政治的雄心。面临当时的局面，文化中心主义和道德保守主义空前高涨，成为民意的共识，意识形态的主调，而这些内容，是二程理学的核心思想。因此，二程之学从南渡伊始就占据了思想界的高地，虽然相当长的时间政教精神致力于突出“和戎”国是，但是文化中心主义和道德保守主义始终是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因为接续道统和政统是南宋朝廷合法性的基石。理学经过朱熹等的发展和在南宋社会基层自下而上的滋生旺长，终于在南宋后期取得独尊的地位，即使庆元党禁那样的极端事件也无法遏制它的发展与对社会和文化的改造。可以说，理学在南宋时期始终是政教的重要内容，是政教精神的具体体现。因此，梅花象喻的生成与政教精神的关联，主要是与理学思想的关联，梅花地位的最终确立与理学的塑造，关系至为密切。

在南宋初期的咏梅文学中，林和靖笔下的那种风姿绰约的形象逐渐融入了一种自足自适、自我欣赏的韵致，文人们通过梅花展示自己“慎独”的精神追求，这是当时处危局而坚守道统、恪守文化自信与传统自信的社会文化精神的一种呈现方式，这是理学与上层意识形态“共振”所塑造的一种社会人格理想。

如果说牡丹能够体现出北宋从容娴雅的气度风范的话，梅花则体现着南宋孤独坚守的气质面貌。陆游的那首有名的《卜算子·咏梅》在体现这种气质面貌方面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作品中的“寂寞开无主”之“无主”,化用佛教典故，暗示孤独自持之意。《梵网经菩萨戒本疏》贤首注云：“善见云，盗空中鸟，左翅至右翅，尾至头，上下亦尔，俱得重罪。准此戒，纵无主，鸟身自为主，盗皆重也。”66在无主的状态下鸟自为主，故而，梅花无主，也就是自为主，这就体现出自我孤独坚守的含义，下文的“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等的描写都是围绕着无主而自为主展开，折射出在危难中坚守节操、传续道统的情怀。这样的描写在当时是咏梅的主调，这方面学界论说较多，本文不再赘述。梅花这种在当时为广大士大夫文人乃至全社会所欣赏的花卉要在意识形态的塑造下成为民族精神的一种呈现，就必须深入传统，尤其是与那些能够体现当下社会精神风貌的传统文化形象相结合，南宋政教精神总体来看强调传承道统，强调其政权在传承华夏文化方面的合法性，因此那些承载着华夏传统的历史文化人物就备受关注，梅花因此也被塑造为这些文化标志人物的象征。北宋的文同就说过：“梅独以静艳寒香，占深林，出幽境。当万木未竞华侈之时，寥然孤芳，闲澹简洁，重为恬爽清旷之士所矜赏。”67道出梅花在比附清旷之士方面的意义，这样的议论在南宋时期找到了知音，南宋初期郑刚中的《梅花三绝》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他指出：“昔日多以梅花比妇人，唯近世诗人或以比男子，如“何郎试汤饼，荀令炷炉香’之句是也。而未有以之比贤人正士者，近得三绝焉。梅花常花于穷冬寥落之时，偃傲与疏烟寒雨之间，而姿色秀润，正如有道之士居贫贱而容貎不枯，常有优?自得之意，故余以之比颜子。……至若树老花疏，根孤枝劲，皤然犯雪，精神不衰，则又如耆老硕徳之人，坐视晩軰凋零，而此独撄危难而不挠，故又以之比颜真卿。……又一种不能寄林群处，而生于溪岸江皋之侧，日暮天寒，寂寥凄怆，则又如一介放逐之臣，虽流落憔悴，内懐感慨，而终有自信不疑之色，故又以之比屈平。”68郑刚中在梅花绰约的形象之外发掘出其在环境、习性等方面的精神内蕴，将之与洁身自好的君子联系起来，梅生长于寒林孤寂之境，呈现着温润玉质，如穷居陋巷的颜回：“温温玉质傲天真，俯视凡花出后尘。静对寒林守孤寂，有颜氏子独甘贫”;梅于早春绽放，如不畏强贼的颜真卿：“树老根危雪满巅，令人颇忆鲁公贤。同时柔脆皆僵仆，正色清芬独凛然”;梅花寂寞盛开，不与杂卉为伍，如同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三闾大夫屈原：“水边寂寞一枝梅，君谓高标好似谁。洁白不甘芜秽没，屈原孤立佩兰时。”69这样的塑造梅花的思路在当时得到士人的普遍认同，周紫芝就指出：“草木之妖丽变怪所以娱人之耳目者，必其颜色芬芳之美。而梅之为物则以闲淡自得之姿，凌厉绝人之韵，婆娑于幽岩断壑之间，信开落于风雨，而不计人之观否。此其德有似于高人逸士隐处山谷而不求知于人者。方春阳之用事，虽凡草恶木猥陋下质，皆伐丽以争妍，务能而献笑，而梅独当隆冬沍寒风饕雪虐之后，发于枯林，秀于槁枝。挺然于岁寒之松让畔而争席，此其操有似于高人逸士，身在岩穴而名满天下者。”70认为有别于众卉之以色香取胜，梅之美，在于其闲淡自得之姿、凌厉绝人之韵，处幽岩断壑之间，开落于风雨之中，梅花的这些特性象喻着理学的人生追求，而这种人生追求体现于那些抱道自守的高人逸士，这正是南宋当时举国崇尚的一种在艰难中负重致远的精神，也是南宋政教精神的重要内容。又如姜特立在《跋陈宰〈梅花赋〉》中说：“夫梅花者，根回造化，气欲冰霜，禀天地之劲质，厌红紫而孤芳。方之于人，伯夷首阳之下，屈子湘水之旁，斯为称矣。自说者谓宋广平铁石心肠，乃为梅花作赋。呜呼梅乎!斯将置汝于桃李之间乎?余谓唯铁心石肠，乃能赋梅花。今靖侯不比之佳人女子，乃取类于奇男伟士，可谓知梅花者矣。”71作者探讨梅花精神，特意点出伯夷叔齐和屈原，这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尤其具有意义。作者还指出只有铁心石肠的贞刚之士才是“知梅花者也”,梅花的旨归在于精神境界，而不单单是色香和姿态之美，故而奇男伟士可比况，而以佳人女子拟之则落入第二义了。当时的咏梅文学基本上是在展示梅花的姿态韵致之外着力于挖掘其在昭示理学人生境界方面的价值，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比如李纲的《梅花赋》把之比作梅仙(汉之梅福)、梅妃、姑射神人、瑶台玉姬、温伯雪子72、东郭顺子73,由人间高人、美女进而为仙女、神女和得道的高士，已经透露出梅花向着隐喻人生境界方向发展的倾向，其他如张嵲的《梅花赋》、王铚的《梅花赋》、苏籀的《戏作梅花赋》等以及大量的咏梅诗歌，多借梅花暗示贤人君子的品格，描绘梅花于严寒中独自绽放的孤独自守的精神力量，展示自在自适的人格理想，这些均是社会人格理想的具象化呈现，反映着时代精神对社会人格的塑造。

与此相联系，这些历史文化人物身上的共性品格被视作华夏的精神之源，这种民族精神也体现在梅花形象之上。皮日休对宋广平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的议论引起当时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所探讨的梅花之“格”,也就是其所蕴含的华夏民族的人格理想和精神境界，这也是政教努力培植的国家精神。皮日休在他的《桃花赋》序言说：“余尝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节，刚态毅状。疑其铁肠与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74他将为政态度与文风混为一谈，说宋璟为政“贞姿劲节，刚态毅状”“铁肠与石心”,其《梅花赋》何其“清便富艳”。晁补之指出：“而余亦尝论广平严毅，所谓没向千载，凛凛犹有生气者。至于人之所同为，不害其异，而鹿门子庸何怪乎?张良、崔浩，皆昔之所谓豪杰。良宜魁梧奇伟，而貌状乃如妇人女子；浩若不胜衣者，而胸中所怀，踰于兵甲。夫形容趣好之相反，何足以识君子之大体也!……以广平之铁心石肠，而当其平居，自喜不废，为清便艳发之语；则如敬之之疏通知方，虽平居富为清便艳发之语，至于临事感愤，余知其亦不害为铁心石肠也。”75将人的器识与审美心境加以区别。南宋韩元吉在《绝尘轩记》中说：“贵溪尉舍，旧有黄梅出于垣间。元符己卯岁，廖明略举宋广平之事，题曰‘能赋堂’,以况尉君曾敬之也。明略既为之记，而晁无咎题其后，谓其于敬之远矣，……曾君以相家子，文采风流，号有典型，一时酬酢往来，歆艳后辈。其子广平之赋，殆有感而发也。若夫绝尘之喻，则颜子之望于夫子者。虽诗人比兴无所不用其意，然予亦岂独为梅花而发哉?”76呼应晁补之之论，而为梅花由风姿绰约的形象转向“奇伟男子”、象喻人格理想扫清道路。当时的人们还从皮日休这段议论中体会出梅之“格”,并不断加以发挥。李纲在《梅花赋》序中说：“皮日休称宋广平之为人，疑其铁心石肠，及观所著《梅花赋》,清腴富艳，得南朝徐庾体。然广平之赋今阙不传。予谓梅花非特占百卉之先，其标格清高，殆非余花所及，辞语形容，尤难为工。因极思以为之赋，补广平之阙云。”77指出梅花“标格清高”,与宋广平的“铁心石肠”具有一致性。王铚说：“皮石休曰：‘宋广平铁心石肠，乃作梅赋，有徐庾风格。’予谓梅花高绝，非广平一等人物不足以赋咏。”78认为人格与梅格是相通的。葛立方说：“近见叶少蕴效楚人《橘颂》体作《梅颂》一篇，以谓梅于穷冬严凝之中，犯霜雪而不慑，毅然与松柏并配，非桃李所可比肩，不有铁肠石心，安能穷其至?此意甚佳。审尔，则惟铁肠石心人可以赋梅花，与日休之言异矣。”79认为梅格清高，与松柏并配，唯有铁肠石心的高洁人格方可写梅花之韵，传梅花之神。的确，在南宋中期以来梅与松竹并称，共同呼应着政教精神对社会人格的期许，演绎着“岁寒”而坚守节操的人格精神。梅花在象喻人格精神方面的价值宋人认识得相当深刻，《梅花喜神谱》是南宋后期成书的一部题诗梅花画谱，其编者的这段话颇可注意：“余于花放之时，满肝清霜，满肩寒月，不厌细，徘徊于竹篱茆屋边，嗅蘂吹英，挼香嚼粉，谛玩梅花之低昂俯仰，分合卷舒。其态度冷冷然清奇俊古，红尘事无一点相著，何异孤竹二子、商山四皓、竹溪六逸、饮中八仙、洛阳九老、瀛洲十八学士，放浪形骸之外，如不食烟火食人，可与《桃花赋》、《牡丹赋》所述形似，天壤不侔。……虽然，岂无同心君子于梅未花时闲一披阅，则孤山横斜，扬州寂寞，可彷佛于胸襟，庶无一日不见梅花，亦终身不忘梅花之意。”80牡丹、桃花等只能述其形似，作者认为它们本身没有值得表述的精神韵味可言；而梅花富于韵致， 能传人之精神与境界，故而时人爱梅如狂，目见鼻观之不足，写其神于翰墨，以便随时披览。在当时，梅花不仅关联着日常生活，而且勾连起古之仁人志士，联系着传统，寄托着社会人格理想和国家精神面貌。

如前所述，南宋时期的政教精神，与理学的联系至为密切，这主要是因为理学所构建的弥纶天地的体系吸纳和整合了传统思想的各种资源，而且理学在南宋时期的发展与华夏文化的所面临的危机密切相关，其动力就来自于如何坚守和传续华夏文化，这与南宋政权的诉求是高度一致的。理学由修身齐家而致太平的政治理念深刻塑造着南宋政治的品格，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就是守住自己内心的良知，接绪古圣先贤，慎独修身，孤独坚守，因此，当时对梅花形象的塑造，就是要由个人而扩展到国家，使之能够体现社会人格理想和国家精神。可以说，梅花象喻所蕴含的道德人格理想，承载着华夏道统，体现着政教精神的诉求。

南宋政权一直面临着强敌环伺的局面，蒙古于大漠的崛起更加重了这种危机，在这种情势之下，传统思想当中对异质文化的受容机制受到遏制，高涨的文化中心主义拒斥一切外来文化，夷狄由“天子之子民”变而为非人类、犬羊。因此，当时的政教精神特别强调对道统的坚守与传承，孤独坚守的人格理想中蕴含着捍卫华夏文化的意义，因而理学特别强调节操观念。节操，它不仅是作为一种个人的心灵修炼，而更视之为一种国家精神、民族精神。由于政教精神的塑造，梅花象喻节操的含蕴日渐突出，其绽放也由早春移到穷冬，凌寒傲雪的特征被凸显出来，比如陈元晋《跋李梅亭浮香亭说》:“万物争春，而梅花盛于风饕雪虐之际；众芳炫昼，而梅香发于参横月落之时。盖幽人之贞，逸民之清也。”81指出梅花开于穷冬之际，不与万卉争妍于春日；梅香发于黄昏之后，不与众芳炫于昼时，如幽人逸民，坚守节操。相似的描写在南宋中后期较为常见，但是其对“风饕雪虐”的强调则颇值得注意。薛季宣对梅花这方面的含义开掘较早，他说：“夫梅之为物，非其果之尚也。穷冬凛寒，怒风号雪，凋零百物，竹柏犹瘁，此木之常也，而梅花于是，则其操为可称也。芳香婀娜，斗彩凌霞，以艳相高，以荂相轧，此花之态也，而梅幽香洁白之为素，则其德为可贵也。木无不实，无实于果，甘酸异味，适口一时，此果之材也，而梅有鼎羹之和，则其用为可重也。”82从梅之傲霜斗雪、花之幽香洁白、果之和羹之用等来揭示梅之品格，以之象喻君子操守，指出梅雪书写之向上一路。

南宋末期的诗僧行海在他的诗中写道：“此外无花耐岁寒，花魁今古品题难。清香合让梅为最，阳艳丛中许牡丹。”83虽然他说梅与牡丹难分高下，但是他指出梅具有“耐岁寒”和“清香”的特点，牡丹则以“阳艳”即明媚鲜艳见长。这样的议论是相当浅层次的，其实这两种花卉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这些内涵与不同时期之政教精神的塑造密切相关。牡丹欣赏发端于皇家，富贵荣华是其主要意象，它勾连着尊贵煊赫和太平享乐，体现着娴雅裕如的气度风范。也正是这样的原因，牡丹形象与歌颂王权、歌颂富贵结合在一起，是歌颂文学的重要意象。梅花则起于民间，更具士绅阶层的文化品格，其所蕴含的文化中心主义与道德保守主义倾向具有凝聚民族精神的特点，但是也具有一定的保守性。中华民族生活在广阔的地域，有着丰富复杂的气候植被形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辉煌的多样性的文化，因此，无论哪一种花卉，都不足以客观全面地标识我们民族和文化的全部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