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父亲（沈思岩）初到遵义浙大时，住在白农路，我三岁想不起当时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后来，搬到石家堡，印象就比较深了：那是个偏院里的二层小楼，总共两间房子；楼上一间是我们的卧室，楼下那间有一架钢琴，一张饭桌和许多凳子，因为陈设很简单所以显得房间很大，而开阔的空间与记不清的凳子却成了当年浙大歌咏队练唱活动的见证。

       平时，在这独门独户的偏院里，虽然没有小朋友陪我玩耍，但我并不孤独也不寂寞，因为浙大歌咏队的队员们有时三两个人来我家练唱练琴，有时来几十个人一起唱歌；休息时他们就陪我学拍手游戏，做体操练跑步，等等。

1937年郑州抗日救国歌曲演唱会沈思岩先生在指挥

       数十年后，歌咏队的队员们从国内国外各处来看望父亲母亲而相聚之时，常常回忆起在遵义的经历。谈起当时举办音乐会时，大家抢着讲排练时的情景，如何反复试唱直到父母亲最终满意为止，以及在租场子、联系票务、布置舞台、印节目单时的艰辛和勇气。特别是其中的一些音乐会是对社会公演的，谈起来就更加激动，如1943年的“筹赈豫灾音乐会”，特别是1944年在贵阳连续三天演出的“劳军音乐会”都是歌咏队员们铭记于心的。当时独山失守的消息传到遵义，社会上人心惶惶，歌咏队赶排抗日歌曲加入到抗战服务队的行列。在丁字口的播声电影院举办了“劳军音乐会”上，父亲指挥大家唱“歌八百壮士”等抗日歌曲。耳边响起了我年幼时熟悉的旋律及歌词“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我明白，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险时期，那些用歌声唤起民众的热血青年就在我身边，我从心底里敬佩他们。

1943年遵义浙大筹赈豫灾音乐会（左起：朱兆祥、庄裘 、沈思岩、王嘉福）

       1946年初，我们先行回到杭州浙大，第二年搬到罗苑，在我的记忆中罗苑的那段时间最为深刻：地处平湖秋月旁，西湖一年四季的美景都印在我脑中，特别是合唱团还经常组织郊游，杭州的多处景点都留下了他们的歌声和我们姐妹俩的身影。

       罗苑的家也是两间房子，一间是我们的卧室，另一间则用于练琴、练唱和吃饭，布局和遵义的差不多，而且不断地有合唱团的团员来唱歌练琴，接受父母的指导。不过活动中多了开舞会，有浙大住在罗苑的教师、对面美术学院的教师、城里大学部的教师的光临。另外，合唱团团友朱兆祥夫妇、沈玉梅夫妇的婚事也曾由我母亲亲自操办，并在我家举行，婚礼的程序有独唱、独奏、重唱、联奏、诗歌朗诵等等，最后由新郎新娘切蛋糕，大家分享。这样的婚礼很别致，对我的影响也很深，直到现在我总认为结婚就应该像他们那样庄重、朴实、欢快。

       我父母和歌咏队的队员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们的离世，并且由我和妹妹沈西蒙接班，几乎每次歌咏队在北京的聚会都会通知我参加，有时在中山公园，有时在朱兆祥、杨王漉、戚叔伟家，大家在一起真诚地交谈，谈音乐、谈过去的经历、谈我父母的为人，让我倍感亲切；在美国的合唱团团员刘长庚、邝瑞珍等和沈西蒙（我妹妹在美国）的交往也很密切，每年春节、中秋、感恩、圣诞都会在西蒙家聚会，气氛温馨。

沈思岩夫妇和两个女儿与浙大歌咏队一起游西湖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看了“浙大合唱团通讯”后才知道，从1946年到1949年解放，我父母不仅热衷于他们的教学工作，而且还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曾经有过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

      1946年9月到1947年1月，浙大学生连续举行反内战要求民主抗议美军暴行的游行，就在这一爱国民主的热潮中，合唱团内成立了“中国音乐小组”，每天下午教同学们唱歌，并和我父亲一起编写群众歌曲，推动新音乐运动。

       1947年，在“五四纪念晚会”上，父亲指挥合唱团首次演出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显示了合唱团的新面貌，更广泛深入地走向了人民群众，也反映了父亲对学生运动的热情投入。10月30日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逝世两周年，合唱团和当时的乌鸦、喜鹊歌咏队决定举办纪念音乐会，父亲从9月份就为大家排练“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满洲囚徒进行曲”。

1952年9月，沈思岩（中）及夫人杨增慧（左）和学生陈晓光（右）在杭州罗苑合影。

        1947年10月26日，浙大学生于子三等四人被捕，父亲晚上排练完骑车回家，有人在暗中假声假气地向他问好，并一直尾随他骑了一段路，父亲觉得非常蹊跷。10月29日，又有三个特务于晚上排练后等在浙大校门口说：“沈先生，今天晚了，我们送送你！”一直跟着父亲骑车到断桥，然后呼啸而去。就在这一天晚上，于子三在监狱被害。第二天，合唱团的学生为了保护我父亲，没有让他指挥合唱，而是由一位同学替他指挥，唱了“黄河大合唱”，又加了舒模的“你这个坏东西”和冼星海的“救国军歌”，以表示抗议。全场台上台下一起唱，群情激动。虽然父亲没有亲自指挥，但是五年来的精心培育和对新音乐的推动，确实有了结果。

      1948年1月4日，国民党为了阻止浙大学生为于子三同学出殡，派军警包围了学校，这时我父亲站在主席台上，面向阳明馆前悲愤的学生队伍开始教唱挽歌:

我们抬着你的遗体向前走，

走在祖国的土地上，

仇恨的人们听着记着，

         父亲亲眼看见国民党组织的暴徒捣毁了出殡的队伍，非常愤怒。在朱兆祥怀念父亲的文章中还提到“沈先生主动地为歌咏队创作了许多鼓舞士气的群众歌曲，培养了歌咏队的小指挥，甚至曾几次推着破自行车参与学生示威游行，这在当时的教授中是绝无仅有的。”

        1948年9月，父亲创作的合唱曲“八月的葵花”在合唱团排练，并在后来的音乐会上演出，在父亲的遗稿说：“这个作品早在1948年暑假中完成的，曾经为了名称问题延迟很久，原来我的名‘解放万岁’，后来同学们纷纷提议改用比较隐蔽的名字，避免无谓牺牲。朋友、学生一起取了20多个名字，结果釆用了杨增慧（沈思岩夫人）的‘八月的葵花’为名，取其永向光明，以及在8月中正是收获果实的意义，用来表示解放的成熟也。”可以看出父亲当时对光明对解放的向往和追求。

《八月的葵花》歌唱组曲（沈思岩词谱）

       1938年11月20日，由于共同的志向，我的父母走到了一起，在重庆举行了婚礼，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他们是在共同抗日斗争中结识的，所以在婚庆时父亲指挥宾客们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此后在他们俩的一生中一直相互协助，不论工作、生活都共同担当责任。

         竺可桢校长深信校园文化艺术活动，对于学生的思想品德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竺校长的治校思想下，浙大有着宽松、求是的学术氛围，而父亲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总之，在浙大工作的十年是父母难忘的十年，是他们付出汗水和心血的十年，也是他们获得诸多收获与喜悦的十年。就此，引用中国音乐家协会前主席孙慎先生的一句对父亲的评价语以结束这篇回忆：“以歌代枪的音乐家——沈思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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