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1979年考入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到了二三年级时，敦煌学方兴未艾，我既从老师们口中听到过施萍婷老师，也在《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研究》试刊号上看过施老师的文章。 第一次与施老师见面，是1983年在兰州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研讨会上。我当年7月大学毕业后，留校到新成立的敦煌学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和西北师范学院（原甘肃师范大学）都是这次会议的承办单位，我被派在会上做服务接待工作。会议期间，我看到施老师对金宝祥和陈守忠先生都很尊重，一直称为老师，金先生和陈先生也将施老师作为学生对待，这样我与施老师就有了一点天然的亲近。 
刘进宝与施萍婷、贺世哲夫妇、敦煌研究院邰惠莉在兰州（20061222）
通过与施老师的接触，才知道了施老师的经历，她于1932年8月20日出生在浙江永康县，1949年5月永康解放时，17岁的施萍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春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54年5月回国，转业到浙江石油公司工作。1956年，施老师以“调干生”的身份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与贺世哲老师是同班同学，他们的同学还有徐世华（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陶君廉（曾任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饶以诚（西北民族大学教授）、王克孝（张掖师范专科学校教授）等。1958年在全国管理体制改革中，敦煌文物研究所从文化部管理下放到甘肃省管理，西北师范学院也从教育部管理下放到甘肃省管理，并改名为甘肃师范大学。1959年教育革命时，兰州大学的文科被撤销了，历史系师生合并到了甘肃师范大学，所以施老师也从兰大到了甘肃师大，这样就成了金先生、陈先生的学生。施老师是兰州大学历史系1956级学生、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1960届毕业生。当1959年兰州大学的历史系合并到甘肃师大时，中文系也撤销了，老师们一部分到了甘肃师大，一部分到新成立的兰州艺术学院，甘肃省委决定由常书鸿任新成立的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兼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到甘肃师范大学学习不久，施老师的父亲有病去世，家人需要照顾，因施老师是调干生，就肄业到兰州艺术学院工作。由于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也是兰州艺术学院院长，所以当1961年决定撤销兰州艺术学院时，施老师和贺老师都调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
施老师当过兵，有着军人的干练，给人感觉很威严，再加上施老师学问很好，我们的年龄相差又大，所以早期的交往中，我还是比较胆怯。当然我一个人去施老师家里比较少，大多是与其他学者一起去的，我也陪朱雷老师去过施老师渭源路的家里。当有其他的学者时，我基本上是倾听者，从施老师和学者们的交谈中，获得了知识，得到了信息。 通过与施老师的接触，知道她在敦煌研究院有着崇高的地位，青年学人都对她非常敬重，这种敬重绝对是发自内心的，没有一点点“应付”的感觉。也常听到研究院的青年人说，施老师曾给予他们学术上无私的帮助。 贺世哲先生去世后，施老师晚年就住在杭州，我也于2013年调到浙江大学。由于敦煌与杭州联系较多，当研究院的青年学者来杭州时，基本上都要去拜望施老师。外地或研究院的学者来杭州时，施老师也非常乐意见面、聊天，因为她虽然住在杭州，但心系敦煌，心里想的还是莫高窟，敦煌来人或敦煌学者到了杭州，她都尽可能见面。如武汉大学朱雷、中华书局柴剑虹、敦煌研究院赵声良、张先堂等先生来杭州时，我都曾请施老师来吃饭、聊天。这种场面今天想起来还是很温馨。 
施萍婷与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后排中）、中国美院何鸿在刘进宝家里（20141112） 2008年，我编辑《百年敦煌学》时，也曾约请施老师和贺老师撰稿，他们二位也是答应了的，但最终还是没有交稿，我感觉很遗憾。2015年，我在浙江大学参与主编《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时，就向浙江籍的施老师约稿，施老师痛快地答应了，并在王惠民君的协助下，编辑出版了《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一书。 施老师研究的重点是敦煌文献和历史，尤其对研究院院藏文书着力较多，从1972年开始就全面整理和研究所藏文献，不仅在《文物》1972年第12期发表了《从一件奴婢买卖文书看唐代阶级压迫》，这是“文革”期间发表的有限的几篇敦煌学论文之一，而且还编写了研究所藏敦煌文献目录，在“科学的春天”到来之前，就在1977年出版的《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上发表了《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同时撰写了《关于<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的说明》。 由于施老师全面整理和编目过研究所所藏敦煌文献，具有编写敦煌文献目录的经验，当80年代以后，有了赴日本调研敦煌文献的机会时，就对日本所藏敦煌文献做了调查和编目，完成了三井文库、藤井有邻馆、唐招提寺、法隆寺、国会图书馆、大东急（“东京急行电车公司”的简称）纪念文库、东洋文化研究所等公私收藏的敦煌文献目录。90年代中俄关系正常后，又赴圣彼得堡调研俄藏敦煌文献，撰写了《俄藏敦煌文献经眼录》。 通过长期的文献编目积累，施老师在邰惠莉的协助下，完成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于2000年藏经洞发现100年时由中华书局出版。本书在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的基础上，利用三十多年来国内外敦煌文献整理、编目的新成就，进行了增目、定名和增加首题、尾题等工作，出版后成了敦煌学研究者的案头必备书。 由于施老师对敦煌文献尤其是研究院院藏文书的熟悉，有整理和编目敦煌文献的基础，又长期生活在莫高窟，熟悉石窟，敦煌学方面的知识比较全面。当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前夕，甘肃省委宣传部组织编纂《甘肃藏敦煌文献》时，施老师是最合适的人选，她协助段文杰先生主编了六卷本《甘肃藏敦煌文献》，于1999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所藏敦煌文献最早和最好的图录本之一。 施老师扎根敦煌，长期生活在莫高窟，面壁石窟，释读文献，不仅能够将石窟与文献有机地结合，而且在敦煌学的许多方面都有高质量的文章，如历史方面的《敦煌与莫高窟》《建平公与莫高窟》、科技方面的《敦煌历日研究》《本所藏〈酒帐〉研究》、文献考释方面的《延祐三年奴婢买卖文书跋》《俄藏敦煌文献Дх1376、1438、2170研究》、考古方面的《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庙遗书源自藏经洞》、石窟研究方面的《金光明经变研究》《敦煌经变画略论》《关于莫高窟第428窟的思考》《读〈翟家碑〉札记》、文学方面的《法照与敦煌文学》等，还有一些以札记名义发表的“小”文章，如多篇《敦煌随笔》《敦煌遗书编目杂记一则——从“的无容免”谈起》等，提出或解决了一些大家似乎知道而又不清楚的问题，值得学界重视。 按今天的评价标准来说，施老师的论著并不多，也很少发表在所谓的“权威”刊物上，但不得不承认，经过了历史的沉淀，施老师的论著仍然是无法绕开的，也是能够留给后世的。这可能是施老师他们这一代“敦煌人”，做学问时没有考核的压力，也没有项目、评奖的要求，甚至也不是为了发表，即没有任何功利性，仅仅是作为一项事业来对待。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反而有真知灼见，经过大浪淘沙后，还能够留存下来。 施老师曾写过一篇“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描写了一代“莫高人”的情怀和坚守，他们虽然由于各种政治运动，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打为右派、开除公职。如段文杰先生当了“社员”，史苇湘先生成了“羊倌”，贺世哲先生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送回老家，孙儒僩、李其琼夫妇被“戴上帽子”，遣送回四川老家。当“文革”后“给他们落实政策，还是没有一个人要求离开敦煌，都回到了莫高窟。千真万确是‘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敦煌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钢铁般的莫高窟人”。可见他们对敦煌情真意切，当有机会离开西北偏远的敦煌时，并没有人离开，还是选择留在了敦煌。要知道，当年敦煌的生活条件比今天差远了，甚至孩子的上学都成问题，他们那一代“敦煌人”，将一切都献给了敦煌，真的是既献了青春，又献了子女。 “敦煌人作为一个群体，国际国内知名，作为个人，却多半默默无闻”。“他们多半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也不善于在名利场上追逐”。但“他们与敦煌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对敦煌如痴如醉，忠贞不贰。要问为什么，那就是因为敦煌是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地方。”这是施老师对“敦煌人”的理解和描写，也未尝不是施老师自己内心的写照！ 
1993年7月5日在兰州众敦煌学家，施萍婷（前排右一）、敦煌研究院李永宁（前排右二）、日本学者池田温（前排右三）、甘肃省博物馆馆长初世宾（前排右四）、兰州大学齐陈骏（前排右五）、甘肃省社科院颜廷亮（前排左一），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后排右一）、敦煌研究院张先堂（后排右二）、兰州大学郑炳林（后排左 三）、刘进宝（后排左四）
（原文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10月20日第16版，发表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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