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謇与汤寿潜之交谊，张謇晚年已有总结：“予获交汤君，垂三十年，粗能详其志事。方是时，朝野汹汹，争欲致力革新之业，予与君亦各树议立事，国人并称之曰‘张汤’。”所谓树议立事，包括创办实业，革新教育，修建铁路，推动立宪，而终于顺应潮流，转向共和，参与建立民国。张謇和汤寿潜是倾动一时的东南大老，在历次重大事变中携手前行，并且在辛亥前后一度对全国政局产生极大影响。因此，研究张汤交谊或许可以为进一步理解辛亥革命提供新的视角。

一、交谊基础 

《啬翁自订年谱》光绪十五年 (1889) 己丑记云：“九月病……始识山阴汤蛰潜与为友。”此为张汤结交之始，但在《柳西草堂日记》并无具体记事，只可知当时张謇科场再次蹉跌，贫病交加，子女 (娴儿、怀儿) 夭折，正处于困厄悲痛之时。

这一年，张謇36岁，寿潜33岁，都是风华正茂且多经历练的英才，他们的结交显然理性更多于感性。是什么因缘把这两个素昧平生的有志之士撮合在一起，相知日深，志同道合，荣辱与共，终生不渝？

他们有太多的相近之处：都是出身于比较贫穷家庭的农村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参加过农业劳动，并非不识稼穑的书呆子，而他们的家庭又或多或少与商业有某些联系。

早年都曾接受以应试为目的的制艺教育，但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相应的社会变迁，促使他们从应试转向应用，即经世致用，把读书与匡时救世结合起来。

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游幕生涯。张謇以协助庆军统帅吴长庆参与朝鲜“壬午之役”并起草《善后六策》而暴得大名。寿潜则以辅佐山东巡抚张曜而知名于世。

可能正是由于治学并非专注于应试，更不屑于揣摩时文风尚，所以他们都曾在科举道路上多遭蹉跌。张謇于光绪十一年 (1885) 应顺天乡试始中第二名举人 (俗称南元) ，寿潜则以戊子 (1888) 科乡试始中第六名举人。他们都非少年得志、平地青云，而是步履艰难、大器晚成。

不过既然已经中举而且是高中，他们在结交时便已具有士林推重的乡绅地位。张謇已经在税制改革与农业改良方面小试身手，寿潜则以《危言》的撰写、刊行而名噪一时，在思想界的影响较张謇有过之而无不及。到甲午战前，他们所共同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水利、盐务、赋税、吏治、邦交等局部改进，而是整个中国的革新，并且都认定实业与教育乃是重中之重。

他们还有许多共同的相知师友，如翁同龢、沈曾植、郑孝胥、何嗣焜、赵凤昌等。也许可以说他们都曾先后厕身于清流与帝党的行列，尽管这是一个成分复杂、意见分歧而且并不稳定的政治结集。

应该指出，在这些友人中，有些是经过张汤相互引见而彼此结交，并且成为亲密共事的伙伴。如出身于湖州巨商家庭的刘锦藻 (光绪甲午科进士) ，就是经由张謇介绍与汤寿潜结识，以后与汤共同领导全浙铁路自办，并任上海大达轮步股份有限公司总办。而列名浙江铁路公司董事的蒋汝藻 (光绪癸卯举人) ，其父蒋锡绅 (书箴) 则是张謇创办大生纱厂的早期功臣。共同的抱负，共同的事业，还有共同的经济利益，使张汤交谊及其密友圈具有更为深厚的基础。当然，这个密友圈由于存在政治见解的差异，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幻，也会产生疏离乃至分化。如在预备立宪公会期间和若干兴办实业活动中，郑孝胥堪称张汤最亲密的伙伴，然而由于对辛亥革命与共和政治态度的差异遂分道扬镳。

正是在19世纪最后10年，两颗明星在东南同时冉冉升起，他们相互趋近、联结，有如居于巨蟹与金牛之间的双子座星 (Gemini) ，尽管张汤并非如同霍鲁斯兄弟那样的双生人物。

二、东南人望 

人生如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舞台。东南就是张汤的共同舞台。

东南就狭义而言指苏、浙、闽三省，广义而言则包括皖、赣乃至两湖、两广。

南宋以后，东南经济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超过西北。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与沿江沿海通商口岸的开放，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后汉族地方实力派的崛起，中国经济、文化乃至政治的重心愈益向东南倾斜，而以上海为辐射中心的江浙诸省的地位乃益形重要。早在光绪九年 (1883) 因丝栈亏折而引发的倒账风潮中，浙江头号绅商胡光墉开设的阜康等银号、钱庄的倒闭，就直接造成上海、杭州、宁波、福州、汉口等地的金融恐慌。据同年十一月初七日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称：“闻恭邸 (奕) 、文协揆 (煜) 等皆折约百余万……今日闻内城钱铺曰四大恒者，京师货殖之总会也，以阜康故，亦被挤危甚。” 江浙一家钱庄连锁店的倒闭，竟使京师为之震动，连亲王和大学士都蒙受巨额损失，可见江浙富豪巨商气焰之盛。

从1895年到1913年，全国历年设立厂矿共549家，资本共120 288 000元。其中上海83家，杭州13家，无锡12家，三地合共108家，占全国设立工矿总数的1/5弱。如果从资本额考察，则上海为23 879 000元，杭州1 552 000元，无锡1 422 000元，三地合共26 853 000元，占全国设立厂矿资本总额的1/4强。而这还没有把南通、苏州等地新设工厂与资本额计算进去。如果从对外贸易来看江浙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优势，则情况更为明显。1901—1903年，仅上海一港即占全国对外贸易总值的53.1% 。这也没有包括浙闽等省主要港口的进出口数额。

所以当庚子年计议东南互保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审时度势首要的问题便是：“两宫 (慈禧与光绪) 将幸西北，西北与东南孰重?”而张謇的回答非常明确：“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所能独具的无非是名，是神圣皇权垄断的名分。但时至世纪交接的年代，西北的实已不足以支撑这个名分，只有东南的实才能支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能支撑，必能倾覆。这就是东南的实力，因而东南人心的趋向，将可决定中国的政局。

实力当然指的是社会综合实力，时至辛亥前后，它已不仅限于农、工、商、贸和一般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还应包括可以制造舆论的新闻媒体等社会动员能力。

据不完全统计，仅以全国各种期刊而言，从1900年到1918年就有七八百种之多，丁守和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收有210种。现截取其中1911年12月以前出版的157种加以考察，则海外出版者有53种，占总数的34%；上海出版者60种，占38%；国内其他城市 (主要是东南地区) 出版者44种，占28%。由此可见，到20世纪初，以报刊为主体的大众传媒已有长足发展，而上海则是这种传播媒介的中心。不仅是上海出版的报刊种类、数量最多，社会影响力最大，而所谓外地出版者，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和与上海声息相通的长江流域大中城市居多数。甚至绝大多数出版于日本的海外报刊，也要以上海作为向内地扩散的枢纽。此外，上海出版的一些主要报刊还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或代理站，而外地出版的若干报刊为扩大销路与影响，也争相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或代理点。这些机构的建立与运作，便在中国 (主要是南方) 不少城镇，形成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具有相当规模的信息传播网络。

对于这一点，革命党人雷铁看得很清楚，他认为：“上海者，中国最开通之第一埠也。全国之风气，由其转移；全国之思想，由其灌输。上海发一议，举国之人即随之风靡，曰上海得风气之先者也。吾侪僻居内地，疏陋寡闻，步趋其后，必不失于正轨。以故年来风潮率由上海开其端，是可见上海为举国之导师，关系全国之人心，即关系全国之存亡也。”他还进一步论证上海为什么能够发挥这么重要的作用：“夫上海之人亦岂尽跻于文明?其所以造成舆论者，亦不过握议论机关之报纸耳。故上海为全国之导师，而上海报纸又为上海全埠之导师。”革命党人正是利用“东京—上海”这个轴心，利用已经初步形成的大众传媒网络，向全国各地开通革命之风气，灌输革命之思想，造成革命之舆论。

但是，上海的主流媒体并未掌握在革命派手中，而是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东南上层绅商的喉舌。其原因不仅在于革命党的力量还比较幼弱与处在非法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上层绅商有钱有势，媒体主管不能不仰其鼻息，而以张汤为代表的立宪派对媒体的重视甚至更早于革命派。

早在维新变法之初始，他们就积极参与创立学会，兴办报刊，制造舆论，宣传鼓动。如光绪二十三年 (1897) 秋，张謇即曾致函《时务报》主要负责人汪康年：“议论渐弱，不逮初时之精采，宜设法振起而扩张之。”汤寿潜致函汪康年，也批评说：“近阅贵报者，均以展卷无议论之文为憾!”并且热心为《时务报》筹划改进组稿、销售。到1906年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上海几家影响较大的报刊，如《申报》、《时报》、《东方杂志》，都成为立宪运动的鼓吹者。其中以《时报》与张謇的因缘最深，其主笔狄葆贤实乃张氏在新闻界的主要助手。《时报》本来是康梁作为政闻社的国内舆论机关而加以支持的，不料竟如此迅速投入张謇一伙的怀抱。所以徐勤、汤觉顿气得大骂狄葆贤是“叛党 (保皇党) 之人”，并认为“《时报》最依附张謇、曾少卿 (铸) ，外人皆云苏省 (指江苏咨议局) 之机关，非吾粤之报，更非吾党之报。”此事不仅反映出君主立宪派内部存在着省籍情结与海外内地的纠葛，而且反映出张謇与预备立宪公会的号召力已经远远超过流亡在外的康梁与政闻社。

为张汤等宣传造势的还有《预备立宪公报》，以及各地商人及其从属团体创办的各种报刊、各地教育会与地方自治团体的机关刊物，所以已经具有较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而张汤由于这些报刊的热心炒作，也就成为知名度极高的公众人物。所以王毓祥为张謇所拟挽联即为：“讴思淮海三千里，关系东南第一人。”汤寿潜早已在知识界享有盛名，但真正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性的公众人物，则是通过策划东南互保、浙路收回自建及其后日趋激烈的维护路权斗争。正如支南珏一郎所云：“其一生之大事，人皆知其于浙江铁路事最尽心力，不知其尤有大于此者，而人不及闻也。厥事惟何?即拳匪事起，保障东南是已……当时汤寿潜见识，虽不独高于南中他人，而其任奔走、为说客，较他人为烈。”而按照张謇事后的追忆，汤寿潜实系东南互保的首先倡议者：“及庚子拳乱，召八国之师，国之不亡者，仅君往说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定东南互保之约，所全者甚大，其谋实发于君。” 东南互保使张汤都在东南大大提高了声望，而修建浙路的实绩以及卫路斗争的白热化，再加上寿潜本人个性的刚烈躁急，更使汤成为当时国内最耀眼的新闻人物之一。

20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上还没有新闻炒作一词，但张汤都已深知大众传媒的重要。相较之下，汤则似乎更善于赢得传媒的关注，当时已有浙江人士看出这一微妙之处。周作人曾回忆说：“有一个时候，蒋观云批评他最妙。他说：蛰先的手段很高，他高谈阔论一阵，人家请他出来，便竭力推辞，说我不干；乃至把他搁下了，他又来捞一下子；再请他来，仍说不干。但是下面仍是这样捞法，却把地位逐渐地提高了。”所谓“捞”，颇有现今“炒”的意思。而作为其对立面，汪大燮说得更为露骨：“蛰先本是捧名教二字作招牌者，凡用此招牌之店，大约总是半真半假，半通不通。但招牌捧得牢，便算是‘要好’，只得恭维他。”应该指出，重视新闻媒体与社会舆论的作用，实乃东南精英集团的一大进步。如果说汤寿潜标榜主权与绅民利益打的是“名教牌”，那也比盛宣怀、汪大燮强调“干涉国际”，藉列强以自重与自利，确实要高尚得多。

也正因为如此，随着浙路斗争的日趋激烈，汤寿潜的社会声望更为迅速提升，终于成为关系浙路存亡的象征。对于这一点，作为其对立面的盛汪阵营亦有所认知。据当时某报所载京函云：“盛侍郎自奉谴汤严旨，知东南舆论必将集矢于己，拟请调离部，以谢天下。嗣有湘中某京卿密告盛曰：东南民气，虽极嚣张，然不能持久，公若退避，彼益得志，不如静以待之；又谓东南人除开会集议电禀要求外，必无剧烈举动，公可勿惧。粤中某丞堂亦谓盛曰：公若退避，东南人必疑朝廷谴汤已有悔意，抗争益力；为公计，非但不可萌退志，且当运动升尚书，使东南人知公圣眷方隆，万难动摇，久之自然解散。盛深韪之。”但是，盛汪阵营对东南舆论与民气之强劲与持久却估计不足。

1910年8月22日汤寿潜为劝阻盛宣怀复任邮传部右侍郎而发的致军机处电已经广泛传播，在许多人心目中他已经成为一个为国为民不惜以身殉路的民族英雄。清廷谕旨的严辞谴责与革职处分更是火上加油，把原本已经郁积怒火的浙路风潮推向激烈化。正如一位浙东地方自治会成员告全省父老书所云：“自闻汤总理严谴之命，鄙人惊骇无已。由甬而杭而嘉至沪，各处舆论皆谓汤去路亡，非坚留总理，力争商办不可。”宁波是“万众共愤，有数万人拥至道署，要求电禀抚宪，代奏留汤，保全商办……声言若不收回成命，必暴动云。”杭州是“人心异常愤激，茶寮酒肆，以及衢巷之间，所谈者无非路事。有三两成群窃窃私语者，有对众扬言大声疾呼者，甚且谓现在情形实算政府强迫我人民暴动，我人民亦不能再守秩序云。闻增中丞得此消息，忧形于色。”增中丞即浙江巡抚增韫，当时处在朝廷严旨与民情激愤夹缝中间，扮演颇为尴尬的角色。他身为封疆大吏，必然要对朝廷显示极端的忠诚；但他毕竟又是东南舆论与民气的直接感受者，不能不有所俯纳以避免矛盾激化导致社会动乱。早在8月25日，浙路公司以全体董事名义通电抗议，指出浙路系奉旨商办，且公司律规定总协理之选举、罢免，权在股东。如朝廷可以任意撤换，“恐中国商办公司将从此绝迹”。8月26日商办铁路公会也致电江苏等13家商办公司，指责“政府以强力侵夺商权”，要求“联我同盟”，据理力争。8月28日与9月5日，杭州商务总会两次召开大会，要求留汤办路。9月4日，浙路公司照会增韫，要求代为奏请销去“不准干预路事”字样。9月9日，全浙铁路维持会成立并声援汤寿潜。同日，范贤方率领旅沪浙江同乡3 000余人，乘专列抵杭，冒雨至抚署请愿，要求清廷收回成命。经过反复计议并权衡利害，增韫终于在9月14日代为上奏，陈明不准汤寿潜干预路事与商律不符，且直接影响甬绍工程，应请“责令汤寿潜在路自效”。这本来是为清廷寻找一条可能化解风潮的出路，但颟顸的皇室集团却一意孤行，严词斥责：“汤寿潜业经降旨革职，不准干预路事，该抚复妄为比例，率请在路自效，殊属不合，增韫着传旨申饬。该省人民如有聚众纷扰情事，应由该抚妥为开导，严行禁止。倘或滋生事端，定惟该抚是问!”但浙路风潮并未终结，东南民气依然高昂，汤寿潜实际上仍是浙路灵魂，而增韫只能是首鼠两端。

浙路修建与浙路风潮的成功都是有目共睹的，而如果仅从个人新闻曝光率与形象塑造着眼，则汤寿潜等是最大的受益者。由滇籍留日学生创办且有革命倾向的《云南杂志》，早在第12期即曾发表《苏杭甬铁路与滇川铁路之比较》一文，指出：“丁未 (1907) 之岁，秋冬之交，我国人民与政府立于反对之地，有最平和最激烈之竞争，数月之久犹未了结，他日史官秉笔，必大书特书于简端者，则苏杭甬铁路问题是也。原竞争之所以起，政府强人民以借外债，人民保国权以拒外款，是非曲直，昭昭然若黑白分……我国民之激昂慷慨，捐财捐躯，无暴动，无妄为，团结力之大且固，为数十年所未有。”此文把苏浙路权斗争奉为全国人民应当效仿的楷模，并且特别推重汤寿潜等人的正确领导：“自此问题之出已数月矣，最平和，最激烈，尽秩序之能事，有坚固之实力，无他法焉，有汤 (寿潜) 、刘 (锦藻) 、张 (謇) 君等为之代表也。讲重 (力) 学者，必定重心；熟驾驶者，必定方针。物理有然，人事之则也。” 

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支持浙路斗争，并且企图利用风潮推动革命斗争。但是，他们却未能看到，正是这些保护路矿权利风潮，迅速提升了许多立宪派头面人物的社会声望，以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成为他们难以应付的竞争对手。

三、风气·潮流

研究辛亥前后历史，有两个名词不可不加注意，一曰风气，一曰潮流。风气或可解释为社会?的风尚与习气。龚自珍诗云：“但开风气不为师”，即以开通风气为己任。潮流原意是海水受引潮力影响而产生的周期性流动，后被引申为时代或社会的发展趋势。所谓顺应潮流，就是顺应这种由旧趋新的趋势。张謇和汤寿潜都是甲午战后迅速崛起的顺应潮流的开风气者。汤寿潜1910年8月22日致军机王大臣电，即以经营浙路，“竭蹶四年，不能大开风气”为憾。张謇也是深憾于“通州风气未开”，而把“启民智”作为自己首要的职责。

张汤不同于龚自珍，他们不仅以文字与思想启迪民智，而且更主要的是用表率行动来开通风气；他们不仅是被动地顺应潮流，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主动地促进潮流。

张謇堪称近代私营企业的早期教父。到1911年，大生纱厂一厂已卓见成效，二厂业已建成并全部开工，两厂纯利累积共达370万两，资本总额增至将近200万两。张謇甚至在辛亥革命前夜，到汉口议租湖北纱、麻、布、丝四厂，意欲向华中地区拓展。同时，通海垦牧公司也历尽艰险终于完成围垦工程，并于1910年开始盈利。此外还创办了大达内河轮船公司、资生铁厂、同仁泰盐业公司、阜生蚕桑染织公司、广生油厂、复新面粉公司、颐生酿造公司、翰墨林印书局、大生皂厂、懋生房地产公司、颐生罐洁公司、大昌纸厂等企业。大生企业系统已粗具规模。而在张謇兴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汤寿潜亦曾热心参与或提供帮助。如荡棍肆意掠夺通海垦牧公司荡草，汤曾与张共同计议阻禁之策。汤还与张共同创办上海大达轮步公司，并合力推动苏浙两省铁路的自建。而在此期间，汤自己也在浙江倡导建立浙江兴业银行，其三弟涤仙亦曾在杭州江干创办光华火柴厂，都对发展近代民族工商业表露出浓厚兴趣。也正因为如此，张汤便成为东南趋新绅商公认的领袖人物，并且先后在抵制美货与铁路风潮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张汤又是民间发展新式教育的先驱。张謇于1902年创办通州师范学校，1904年设立通州五属学务处，作为统筹推广新式教育的办事机构，并且在各地兴办一批中学和小学。此外他还陆续创办了吴淞商船学校、铁路学校，并参与筹划兴建工科大学、南洋大学，并且协助创办了复旦学院。汤寿潜是张謇志同道合的事业伙伴。他曾与张謇共同商议通州自立师范事宜，并把上海龙门书院改造成为龙门师范学校，还协助建立杭州初级师范学堂，以及创办浙江高等工业学堂 (铁路学堂) 等。张汤不仅有新派教育理念，而且有实际办学经验，因此成为当时公认的教育先进。张謇曾应两江总督刘坤一之邀请拟订初等高等两级小学、中学课程以及“兴学次第”，以后又出任江苏教育会会长，1911年且曾在北京主持中央教育会会议。清廷亦曾先后命汤寿潜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未就) 、学部咨议官、江西提学使 (屡辞不就) 。1911年汤寿潜亦为学部接纳为中央教育会会员，并参加首届会议。他们显然已经站在教育革新潮流的前面。

张汤都是实业、教育救国的热诚信奉者。张曾对汤说：“天下将沦，惟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他们都一贯标榜不愿做官、只愿做事，但必要时教育、实业方面的官职还是可以接受的，如铁路公司总、协理，教育会会长之类。理由是：“舍实业官不为，设至陆沉之日，有相怨吾辈当日不一措手，则事已无及。”他们不愿做官，但并非不关心政治。他们不愿做官的主要原因就是愤于政治的黑暗与吏治的腐败。在官与民的对立中，他们常常自觉地站在民这一边；尽管难免要恳求政府的扶持，却不时泄露出对贪官污吏的强烈憎恶。他们渴望改变这个局面，当然改革只限于在传统体制以内，而以教育培养新式人才则是希望之所在。但经济与文化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政治改革便必然呈现呼之欲出的态势，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向。所以，张汤都曾支持过戊戌维新，至少是表现出较多的同情，尽管他们并不完全赞同变法推动者的某些激进举措。

翁同龢的罢黜使张汤失去进一步参与变法重大计议的机遇，但也正因为如此，再加上自身的稳健持重，他们在政变以后没有受到任何株连，并且继续拥有较大的活动空间。东南一带的督抚对他们更为器重，把他们视为可以信赖的智囊人物。庚子以后，他们参与过“东南互保”、策划新政、抵制美货、收回路权、地方自治等一系列重大事项的计议。他们实际上是无时无刻不过问政治，而且如同企业活动一样，扮演着“通官商之邮”之类中介角色。他们的业绩、声望和人格魅力，在民间与官府两方面都受到极大的尊敬。

20世纪初年，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空前严重，已经达到亡国的边缘。正如张謇当年说过的伤心话：“亟立宪非救亡，或者立宪国之亡，人民受祸，轻于专制国之亡耳!” 光靠实业、教育救不了国，因为腐败透顶的传统政治体制已经成为阻碍乃至破坏一切改革的桎梏。不打破这种桎梏，即便是温驯平和的实业救国论者和教育救国论者，也难以实现自己的抱负，说穿了，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在极端腐败而又陈旧的传统体制内寻求对于这种体制的根本改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张謇所说的“立宪非救亡”，意为即使以立宪代替革命，也难以救大清帝国之亡，至多是可能减少若干新旧更替的社会剧烈动荡，以及因此产生的巨大阵痛而已。由于张汤等恪守纲常名教，仍然未能逾越根深蒂固的忠君情结，所以他们倡导立宪与国会请愿运动，便或多或少带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凉。

还是人们常爱说的那句话：“形势比人强”。在先秦诸子中，法家早就重视势的判断以及应对之术，而其后虽儒生亦知审时度势的必要。到20世纪初年，新派人物开始称之为潮流，它是风气开通的结果，却比风气具有更为明确的发展趋向和更为强劲的驱动力。当年《国民日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最近之现象》的时评，讲述的就是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这种势或潮流：“经外界内界无穷之激刺，而吾国之政海亦累生种种变幻之风云。初坚持通商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制造。坚持制造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游学。坚持游学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变法。坚持变法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保皇。坚持保皇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立宪。坚持立宪而不可者，继乃议及于革命。夫至革命，以现象度之，则其抵死坚持不可者也。” 这是对于统治集团中的顽固派在新旧斗争中节节败退的绝妙速写。每当一种新主张出现，都会遭到他们的反对；可是当另一种更新的主张出现时，他们却又被迫接受已经被自己否定过的前一种新主张。在短短七八十年间，一种又一种新主张接踵而至，而且后一种往往又比前一种更为激进，顽固派则总是被动地接受一个又一个业已落后于时代的趋新主张，并且在这个循还往复的游戏中不断地否定着自己。这就是潜在的势或潮流的威力!

张謇等人曾经批评过维新派的急于求成，更加不满于革命派的鲁莽暴烈。可是，如果没有戊戌变法启动于前，就不可能有清末新政赓续于后，而张汤等正是在所谓新政中大显身手。同时，如果没有革命党与民众起义威慑于前，就不可能有预备立宪许诺于后，而张汤等正是在立宪运动中俨然成为国内“民意”的政治大老。这里存在着一个政治动作的“时间差”问题。由于张汤等持重求稳，他们的行动落后于戊戌变法者的节拍，但也正好因此避免了如同康梁那样惨遭“封杀”的结局。而由于东南的区位优势和他们自己的思想进化，张汤等又成为国内立宪运动的领先者。与康梁相比他们至少赢得了六七年的时间，从容展示自己推动政治革新的机敏与干练。最后虽然也遭到顽固派的“封杀”，但那不过是清王朝败局已定的先兆，而张汤等立宪派头面人物反而成为极大的赢家。

早在1903年，即已有人评述过东南一带风气开通的迅速：“夫自甲午之创，庚子之变，大江以南，六七行省之士，翘然于旧政治、旧学术、旧思想之非，人人从事于新智识、新学术，迄今而自由民权之论飘沸宇内，莫能禁遏，固不得谓智育无进步矣。”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立宪主张 (包括君主立宪) 也属于“新智识、新学术”范畴，而且与民权意识的增长紧密关联。汤寿潜早在1890年出版的《危言》一书，即已主张仿行“泰西设议院，集国人之议以为议”。张謇则是1903年在日本做实地考察以后，才深切地认识到立宪与政党政治的优越性。回国后，当他从《中外日报》得知日俄战争爆发而日本已获两次小胜后，感叹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絷。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而无人能举以为圣主告也，可痛可恨!”他在北海道考察期间，即已把“有权位而昏惰者”视为中国难以富强的“病根”；而现在则更为明确地认识到只有实行立宪才能挖掉这个“病根”。因此，他在给友人沈曾植的信中即已“论世界宪法”。

1904年，“朝旨赏三品衔，为商部头等顾问官”，表现出对作为东南上层绅商代表人物张謇等人的倚重。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则与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加强联络，为他们反复起草与修改请求清廷实行立宪的奏稿。由于魏张二督已呈现暮气，张謇又与业已绝交20年的袁世凯恢复联络，极力争取这个清末最大实力派的支持。同时，张汤等组织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秘密送入宫中12本，希望能够对慈禧与光绪有所影响。随后，当奉旨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端方、戴鸿慈回到上海时，张謇等又专程赶来欢迎，与他们多所商谈并代为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

当时风气已开，立宪主张早已不再是孤独的呐喊。正如影响极大的《东方杂志》一篇社论所言：“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 《南方日报》说得更为惟妙惟肖：“昔者维新二字，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今者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正是在全国一片立宪声中，清朝政府不得不在1906年夏宣布预备立宪。东南地区的上层绅商立即跟进，于同年12月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随后又在福建、北京等地设立分会，俨然成为全国立宪运动的神经中枢。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郑孝胥是福建闽侯人，举人出身，曾任中国驻神户领事，以后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职，亦属与张汤相知甚深的挚友。他之所以出任会长，除具有以上辉煌官衔外，更为重要的是与热心支持公会的云贵总督岑春煊渊源较深。公会的主要成员大多是江浙工商业者和具有开明倾向的东南精英人士。据《预备立宪公会会报》光绪三十四年 (1908) 第20期所载当选董事名单，除郑、汤、张三位会长外，还有许鼎霖、李平书、李云书、周廷弼、周金箴、王一亭、王清穆等，都是江浙地区颇为活跃的上层绅商。此外则是一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名流文士，如张元济、高梦旦、孟昭常、孟森、杨廷栋等。还有其他一些江浙资本家以及与工商界关系较深的知识界头面人物，如叶惠钧、王同愈、刘垣、刘树声、沈同芳、狄葆贤等，也是会中的活跃分子。

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以后，致力最多而影响也最大的当然是三次国会请愿，但同时他们也扎扎实实做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相关工作。

首先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各省咨议局，如江苏咨议局即由张謇一手操办，筹建期间除主持筹办处外，还相继成立咨议局调查会与咨议局研究会，参与其事者多为预备立宪公会会员和地方开明士绅。所以1909年咨议局正式开会，张謇便顺理成章当选为议长。汤寿潜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浙江省咨议局的筹建与运作，但与该咨议局负责人陈黻宸、沈钧儒、陈时夏等都是志同道合的知交，议员中之活跃者如褚辅成等对汤亦推重备至。所以当清廷撤免汤寿潜浙路总理职务并且“不准干预路事”时，浙江省咨议局立即以“停议待旨”的强劲姿态，要求政府收回成命。1910年，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张謇和江苏咨议局便成为全国性的龙头。预备立宪公会虽然活动能量很大，但毕竟只能定位为民间社团，而咨议局则是奉旨正式成立的民意机关，两者结合起来自然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动员力量。

其次是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各地商会的创建，并且始终与商会保持密切的伙伴关系。如张汤与上海商务总会总理曾铸的交谊甚厚，遍及全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可以说是他们共同主导的。1907年，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曾倡导调查商业习惯与拟定商法草稿。他们主动邀请各地商会派代表来沪开会讨论，随后正式派代表与会的共有88个商务总会、商会、商务分会、商务分所，其中包括海外新加坡、三宝垅、长崎等地华商总会，此外还有黑龙江等30余处商会以通信形式参加讨论。会议讨论结果是：“以预备立宪公会主讨论编纂之任”，就是把拟订商法草案的全权委托给该会，可见其号召力之大与公信程度之高，商会虽然是奉旨建立，但由于适合社会发展需要，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它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乃至县、镇都建立了总会和各级分支机构。立宪派虽然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的近代政党，但却可以凭借庞大的商会网络把影响延伸到基层。而商会的势力实际上已经渗入各地市政机构 (如工程局、自治公所等) ，以及其他各种社会团体，如教育会、体育会、商学会乃至医学会、书画研究会等等，其影响已经辐射到社会生活的众多层面。

第三是他们已经控制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主流媒体。当时的邸报与各省官报发行量与读者面都有很大的局限，而且也并非一般市民所喜爱。上海影响较大的报刊如《申报》、《时报》、《东方杂志》都站在立宪派这一边。英商创办的《申报》，自1907年被席子佩买下后，议论即为张謇等人所左右，政治倾向几乎是亦步亦趋。《时报》主人狄葆贤、主要撰稿人雷奋都是预备立宪公会的骨干，且已当选为江苏咨议局议员，自然与张謇步调更为一致。《东方杂志》的实际主持者张元济亦为预备立宪公会领导人之一，且与张謇共同筹办教育会。该刊主编孟森则为张謇极为倚重的助手，同时亦为江苏省咨议局的重要骨干。上述这些主流媒体又影响了一大批规模较小的报刊，因此俨然成为社会舆论的导向。这当然更加增强了立宪派的实力与影响。

正是由于以上三点，所以国会请愿运动才能不断蓬勃发展，给清末政局变化以深刻的影响。

国会请愿是预备立宪公会、各省咨议局和部分开明地方官员共同发起的。1909年夏秋之交，张謇事先与江苏巡抚瑞以及许鼎霖、雷奋、杨廷栋、孟森等秘密计议，经过江苏省咨议局开会讨论决定，由瑞出面联络各省督抚，要求组织责任内阁；由张謇出面联络奉、黑、吉、直、鲁、浙、闽、粤、桂、湘、皖、赣、鄂等省咨议局，要求尽早召开国会。汤寿潜除不断亲自到外省活动，还把张謇邀到杭州，向浙抚增韫说明召开国会与组织责任内阁的必要性，增韫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江浙两省巡抚和咨议局在立宪问题上首先取得一致意见，因此很自然地在全国国会请愿运动中处于倡导与中心地位 。

1909年年底，江浙等16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组成33人的请愿代表团，定名为“咨议局请愿联合会”。1910年元月，张謇在该团出发前曾设宴饯行，并作《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以壮行色，还连夜为他们改定《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此次赴京请愿未能取得任何结果，但立宪派毫不气馁，紧接着又发动第二次请愿运动。1910年6月，各省咨议局、商会、教育会等10个团体同时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入京请愿代表有150余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者则号称有30余万人。清廷再次拒绝提前召开国会，并严辞告诫请愿代表：“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宣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但立宪派仍未退缩，他们公开宣称：“请愿无效，决为三次准备，誓死不懈。”并预定在宣统三年 (1911) 年初举行第三次请愿，各省征集在请愿书上签名至少须百万以上，来京代表凡路近省份须百人以上，偏远省份至少须50人。他们决心以更大的声势，与包括“不承认新租税”在内的更为切实的斗争，迫使清廷立即召开国会。清朝政府对请愿运动日益扩大的趋势深感恐慌，谕令民政部与各省督抚立即把国会请愿代表解散并遣送回籍，随即又命令直隶总督将倡议全国学界罢课请愿的温世霖逮捕并发配边疆。

国会请愿运动表面上好像徒劳无功，但它显示出立宪派不仅代表一种无可阻遏的时代潮流，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与较大的政治实力。他们企图在反动与革命之间寻找一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道路，相当于后世人们所说的中间道路或第三条道路。这股政治势力原本指望清朝政府能够顺应世情民心，认真执行政体变革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民主与法治，从而谋求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可是顽固而且愚昧的皇室集团，却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冷酷排拒，把这个温和的派别逐步推到自己的对立方面。张謇早在《请速开国会建设责任内阁以图补救意见书》中即已警告：“侧闻都察院新章，士民上书之限制甚严，是欲塞天下之口也。设请愿之来，竟格于院例而不达，至于再，至于三；或达而不获请，亦至于再，至于三，恐内外将有不美之观念。一、二激烈之士，将以为国家负我，决然生掉头不顾之心；和平之士，将以为义务既尽，泊然入袖手旁观之派。”对于清廷来说，这段话真是不幸而言中。

当然，张謇和汤寿潜即令在“至于三”之后也没有马上成为袖手旁观派，皇室集团对他们颇有笼络之举措，他们也曾做最后的忠告，但余剩的一点幻想终于因为辛亥革命的迅速爆发而完全破灭。

四、合力·结局 

历史的结局往往形成于合力。恩格斯曾经说过，在一般历史进程中，“人们所预期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互相干扰，彼此冲突，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单个愿望和单个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这段话对于我们重新解读辛亥革命及其结局颇有帮助。

当时中国存在着三个营垒，或许也可以说是三种政治力量。一是以清朝皇室集团为核心的顽固守旧势力，他们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反对任何剧烈的政治变革及其可能导致的权利再分配。二是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新兴绅商阶层，他们虽已获得部分既得利益，但却期望通过温和的政治体制变革获取更多的权利，因为旧体制已经严重妨碍他们所从事的各项近代企业、事业的发展。三是以革命派为代表的社会中等以下阶层，或可称之为非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进一步区分，其中又包括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党人与广大自发反抗的劳苦群众两个部分。

正如孙中山所言，革命党人是社会变革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最早接受、服膺、传播民主共和思想，并且不断举行武装起义，以期最终摧毁君主专制制度与建立民主共和国。但他们人数很少，为了向强大的反动政府挑战，必须向社会寻找其他可以合作的力量。当时还没有可能进行科学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党人只能做比较模糊的社会阶层区分。杨毓麟把革命党人定位为：“实下等社会之所托命而上等社会之替人也”。而革命党人的职责有二：一是“提携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一是“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最终是取代现存上等社会的统治。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大体上就是这样进行的，先是着重联络会党，然后转向争取学生与新军，并且以各地群众自发反抗作为依托。

革命党人认为自己处于上等社会与下等社会之间，这是就社会地位与政治角色而言。但是他们似乎并未认识到，至少是没有明确认识到，在革命与反动两大营垒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颇具实力与影响的中间营垒。革命派对立宪派怀有本能的憎恶，因为立宪派从一开始就企图以温和的改良来化解革命，何况后者与反动营垒还存在着许多相互依存关系。但是，他们虽然与海外以康梁为代表的立宪派 (保皇党) 的敌对情绪与日俱增，而与国内以张汤为代表的立宪派尚无深仇大恨。因为梁启超等曾经利用过他们的旗帜来与其争夺海外阵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场生死斗争，必须如黑白之不可混淆、冰炭之不可相容，彻底划清界限。国内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虽然存在着原则性的政治分歧，但是却谈不上什么严格意义的激烈论战。这并非由于国内立宪派缺少能言善辩之文士 (如孟森、雷奋、杨廷栋的口才文笔均为一时之选) ，而是由于他们在国内享有比较广阔的活动空间，不必像海外立宪派那样与革命派争夺有限的群众基础与安身立命之所。因此，革命派不仅支持并参与立宪派主导的某些大规模群众斗争，甚至期望通过这些斗争推进革命形势并扩张自己的力量。

国内立宪派也把自己确定为中间的地位，不过他们所说的“通官商之邮”，或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协调者，并未把商和人民看做是真正的社会下层。同时，他们虽然害怕和反对革命，但并未把当时力量与影响都比较有限的革命党当做对手。他们渲染革命暴烈的恐怖，当然也泄露若干内心的隐忧，但主要还是借此威胁与逼迫清廷分出若干权力。他们抗争的主要对手是清政府中的顽固派，而不是羽翼尚未丰满的革命党。张謇等人起初对革命派了解甚少，以为无非是幼稚少年过分惑于自由平等之说，或是由于种族成见太深因而趋向愤激。但他们更多地是以贤良长者姿态出现，侧重于对倾向革命的学生进行开导和劝说。甚至当同盟会成立后，大批留日学生为反对日本政府取缔规则而纷纷归国之际，张謇虽然认为学生“浮嚣”，但却与赵凤昌积极筹划接待与安置。当时由于两任驻日公使蔡钧、杨枢夸大事态，盛传回国留学生多为革命党，名为爱国实则革命，形势颇为紧张。张謇却不以为然，经过向留日学生调查，在日记上表明自己的看法：“知杨使所传革命事不尽确，盖一二浮动少年激于鄂督之奏疏、政府之意向，持论过激而孙党乘而煽之，亦数十人而已。而杨使畏葸，乃故张而大之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况，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革命派强烈排拒梁启超等回国，但却很快向以张汤为代表的国内立宪派寻求合作。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存在着两大进步思潮，一为民主革命思潮，一为君主立宪思潮。后者之所以堪称进步，不仅是与君主专制相较而言，而且是由于其政治主张也包含民主与法制的内容，尽管并非十分明确与完整。这两种思潮都是经由上海而辐射到东南，乃至全国多数省区，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动员力量。平心而论，革命派对于上海这个新兴城市的重视并不下于立宪派，特别是具有革命倾向的报刊之多，与宣传鼓动议论之强劲，业已为时人所认知。但是从革命党的总体战略部署而言，其对上海与东南的重视却又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因而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实力与影响便不如立宪派。客观上，革命派当然不像立宪派那样具有合法地位，同时也缺乏立宪派那样充分的可以动用的各种资源。但不容忽视的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核心，长期以来都是习惯于以海外为基地，侧重于在华南沿海策动武装起义。这些旋起旋灭的小型起义，尽管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英勇精神，并且不断扩大革命影响，但对人力物力有限资源的无谓消耗也是很多的。直到1911年7月，一部分两湖、江浙籍的同盟会员才主动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明确提出“革命地点应居中”，决定集中力量首先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但由于革命形势急速发展，还来不及作从容部署，武昌起义即已突然爆发，而革命的主要领袖尚滞留在遥远的海外。

革命的胜利理应看做是革命派的胜利。清王朝的覆灭与民国的肇建，“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但是，由于革命党本身的力量不足和领导落后于形势，他们就很难有效地控制时局的发展。为了对抗北洋军队的猛烈进攻，他们不得不与立宪派以及某些旧官僚携手合作，并在夺取局部政权后借重后者的行政经验与某些专业素养。这样当然壮大了革命声势，也加快了革命前进的步伐；但同时也必然难以避免这些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伙伴们的负面影响乃至权利争夺。这样，起初似乎符合革命预期目的的结果便逐渐异化，直至最后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当有些真诚的革命派从狂热幻想转变为冷静思考时，才发觉自己竟然已经在政治角逐中提前“下课”。

革命与废除君主也不是立宪派的预期结果。企图保持君主而又推行宪政的立宪派，没有想到自己的宣传与实践不仅未能消融革命，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与革命的步伐。再接再厉的大规模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不仅使立宪派对于清王朝的幻想陷于破灭，而且也进一步表明体制内的改革此路不通。形势总是比人强，立宪派最害怕的是革命，可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偏偏已成燎原之势，而自己却成为革命盛情邀约的嘉宾。包括张汤在内的许多立宪派头面人物参加革命后的新政府，与其说是投机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种并非心甘情愿的暂时合作。革命派需要借重他们的声望与经验，而他们也未尝没有施加影响以制约乃至消弭革命的企图。废除君主还是保持君主？已经不再是争论的焦点；革命还是改良?事实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现在的问题是由谁人和用何种方式来收拾清王朝覆灭后的残局，并且营建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

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并未使立宪派完全陷于被动。他们毕竟已有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包括刚刚获取的议会斗争经验。他们眼见清廷武力扑灭革命无望，便转而顺应革命潮流，赞同民主共和，并且在被动中逐步争取主动。1911年11月初的上海独立，革命派 (特别是同盟会中部总会) 当然是主要驱动力，但上海立宪派李平书等也积极参与，并且在实际上控制了新建的军政府的全部民政事务。紧接着是杭州的新军起义与苏州的“和平光复”。张謇最亲密的伙伴汤寿潜被推举为浙江军政府第一任都督，而相知甚深的原江苏巡抚程德全也成为军政府首任都督。此后，张謇本人的政治转向也更趋明确而积极，他和其他立宪派人士全力支持江浙联军攻克南京 。

南京的光复使全国政治态势发生微妙变化。原本以革命中枢之地自居的武昌，由于汉口、汉阳相继失守而渐失首义优势，而南京则成为可能取而代之的民国首都。这不仅是立宪派和东南绅商的愿望，而且也是湖北集团以外的大多数革命党人的一致主张。这时，袁世凯已经实际上控制了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并且成为革命派在战场上和谈判中的主要对手。革命派当然希望通过北伐建立一个完整的民主共和国，袁世凯也未尝不想以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消灭革命武装及其影响，但当时的具体情势却是谁也吃不了谁。南北对峙已成定势，而这就为处于中间地位且一向主张调和的立宪派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也正因为如此，赵凤昌的私宅惜阴堂便成为北方和谈代表唐绍仪经常与张謇、汤寿潜、程德全、黄兴、汪精卫等密商的最佳处所。

及至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革命势力表面上虽已“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实际上惜阴堂内南北妥协的方案也初步拟定。说穿了，就是只要袁世凯敦促宣统皇帝退位，南方就一定让袁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当然，民国的建立毕竟是革命多年浴血奋战的结果，而且也只有如同孙中山这样的崇高声望才有可能把各自为政的南北独立各省暂时联结 (很难说是统一) 起来，所以1912年元旦孙中山便经各省代表一致推举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政府业已被定位是临时政府，即很快便会过渡到一个正式政府。至于这个正式政府的首脑位置到底归属于谁，则有待于南北双方力量与智谋的较量。南方可以出的牌只有两张，一为定都南京，一为尊重临时约法；而根本弱点则是苦于兵力不足与经费短缺。因为真正可以制服 (至少是威慑) 袁世凯的杀手锏惟有北伐，没有北伐的胜利就不会有袁世凯的真正就范。孙中山的让权当然并非本意，也很难说是什么决策的错误，主要是由于真正可以依靠的革命武装极其有限，何况临时政府财政困难，也实在难以为继。

立宪派和东南上层绅商从来缺乏自立门户的勇气，他们总是把革新的愿望寄托于某种既存的强势集团。因此，在清王朝覆灭以后，他们便很自然地期望袁世凯能够统一中国，并且实现他们在稳定中求得革新与发展的梦想。他们在孙袁之间弃孙而就袁，除了政治理念的悬隔以外还有人际关系的考虑，因为孙为新交而袁毕竟是多年旧友，何况他们与袁都是出身于同一旧的营垒。当时革命派的领导人虽然还没有什么统战政策，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对张謇确实相当尊重，不仅经常虚心求教并且愿意真诚合作。而张謇当时虽已转向共和，但对革命派却始终缺乏信心。与他以后在袁世凯政府担任农商总长期间的殚精竭虑相比较，张謇在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任内只能说是消极应付。他所真正关心的，乃是如何尽快把中央政权和平转移到袁世凯手中。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正式大总统，这种结果起初似乎与立宪派“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 (他们) 预期的结果”。因为袁世凯只是表面上承诺拥护共和，而实际上却是醉心于以武力统一实现个人的高度集权与独裁，甚至还想确保自己家族的世世代代尊荣。这与张謇的在稳定中求革新与发展当然是风马牛不相及。总长任内的殚精竭虑可谓徒劳无功，而当他发觉袁有称帝野心时便只有弃之而去。从袁世凯本人来说，登上皇帝宝座似乎已经达到“预期的目的”，而很快却又因此在全国声讨、众叛亲离中凄然死去。在得到袁世凯病死消息的那天晚上，张謇感慨万分地在日记中写道：“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袁的错误决策导致败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仅仅归咎“败于群小之手”，而归根到底还是由于逆潮流而动，所以这个号称“最强的人”才落得个如此悲惨的结局。

对于袁世凯，张謇与汤寿潜的态度并非完全一致。起初，两人都对袁世凯怀有戒心，认为他是反复无常、背信弃义的小人，张謇甚至与他公开绝交达20年之久。1904年为推动立宪，汤寿潜虽然也劝张謇与时任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恢复联络，但仍对袁世凯憎恶如故，且曾一再建议清廷罢黜袁世凯，袁罢黜后又请“清廷勿再用袁世凯”。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并授予军政全权以镇压革命。汤寿潜在浙江都督任内和卸任以后，都极力主张并支持北伐，鲜明地表现出坚决的反袁立场。即使在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以后，汤亦拒绝袁敦促其出任公职的延揽，这与张謇欣然出任北京政府工商总长恰好成为鲜明的对比。此外，在铁路国有问题上，他仍然保持一贯主张，虽经张謇、熊希龄劝解而不再公开反对，但内心并未改变初衷。但是，到袁世凯称帝阴谋暴露后，张謇与汤寿潜对袁的态度又复归于一致，都明确与袁划清界限并坚决表示反对。在大的政治原则上保持一致，而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互相包容歧见，给张汤交谊增添了和而不同的特色，这种包容也未尝不可以看做具有若干民主作风。同时，他们在转向共和以后，对于以往交好多年的帝党旧友也是有原则的，如对坚持帝制复辟的郑孝胥、沈曾植等，或绝交，或疏远，而“汤大、张四”也就成为这些复辟派诗文中嘲讽的对象。

清末国内立宪派是一个很大的新兴群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救国图强者有之，锐意革新者有之，而投机取巧追名逐利者亦有之。但张汤等人的人生态度与政治追求则始终都是真诚的，他们可能瞻前顾后、步履蹒跚，并非经常都能跟得上社会转型的急速节奏。但他们每接受一种新的政治理念都经过深思熟虑，因而每一步前进都是扎扎实实的。他们推动立宪与转向共和，虽然没有实现自己原来预期的结果，但并不等于他们的劳绩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印痕。我在近著中曾对张謇有所评论：“甲午战前，也就是他40岁以前，基本上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士大夫，完全属于旧营垒。甲午战争以后，也就是他在40岁以后，外来侵略的强烈刺激与西方文化的浸润潜移，促使其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问增添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新内容。他经由官绅队伍跨过企业家群体的门槛，也就是从旧营垒游离出来并且趋向于归属新营垒。由于已经具有‘大魁天下’的显赫声名，又经由翁同而接近新旧党派斗争的核心，所以真正是‘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使他的转化产生一般人难与比拟的社会效应，其辐射作用决非仅限于‘倾倒东南’，而实际上是波及全国。不过这又是一种藕断丝连式的转化，也可以说是新旧相互包容式的转化，在转化过程中缺乏具有足够力度的冲突与决裂。没有刀光剑影的惊险，没有叱咤风云的雄武，然而却是脚踏实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根基，其影响甚至在百年以后也可以看见。” 这一评论大体上也适用于汤寿潜，尽管他在晚年比老友更趋于消极。

革命派在胜利后失去政权，这当然也不是他们原来预期的结果；而由于历史的结局总是经由合力形成的，所以革命原来预期的结果从来都不是一蹴可就，都需要经过不屈不挠再接再厉、迂迥曲折的顽强斗争。辛亥革命是一次早熟速成式的革命，同盟会成立不过6年，武昌起义的爆发便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许多省区的相继独立终于导致清王朝土崩瓦解。胜利来得太快，革命党还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何况同盟会原本是一个松懈的而且已经有所分裂的政团联盟。他们多年以来都是忙于策动小型分散的武装起义，连大规模的阵地战或运动战都未能一试身手，还谈得上什么议会政治与安邦治国的实际经验。历史学家应该学会设身处地，力求“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陈寅恪语) ，脱离前人时空环境的无根苛求，从来都是不可取的。革命派并没有完全失败，他们领导民众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难道不就是英雄盖世的大手笔。尽管政权易手，共和变质；但民主富强之途毕竟已开通，后人无非是仍然走他们没走完的路而已，而这就称得上是伟大的先驱。张謇当年有一段话说得很?好：“若孙中山者，我总认为在历史上确有可以纪念之价值。其个人不贪财聚蓄，不自讳短处，亦确可以矜式人民。今中山死矣，其功其过，我国人以地方感受观念之别，大抵绝不能同。然能举非常大事人，苟非圣贤而贤哲为之左右，必有功过互见之处。鄙人愿我国人以公平之心理、远大之眼光对孙中山，勿爱其长而因护其短，勿恨其过而并没其功，为天才惜人才，为万世存正论!”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管有多少风云变幻，不管有多少迂迥曲折，历史的发展总是有内在规律的，而前进的方向总是无可逆转的!这就是辛亥革命留下来的最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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