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忠厚长者刘光华先生

我知道刘光华先生，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当时甘肃史学界的权威是甘肃师范大学的金宝祥先生和兰州大学的赵俪生先生。中坚力量则各有千秋，中国古代史方面兰州大学的力量最为整齐，按时代排列有刘光华、齐陈骏、李蔚和唐景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版非常困难的条件下，他们合作编辑出版了《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史话》《中国古代著名战役》等知识型图书。

由于我对敦煌学的喜爱，在1983年大学毕业前夕报考了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专业研究生，虽然总分是第一名，专业课和外语也是第一名，但由于中国古代史分数较低，只有47分，所以没有被录取（当年兰大敦煌学专业一个都没有录取）。

第一次见刘光华先生，是在1983年8月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上。当时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学院都是会议的承办单位，我大学毕业后留在了刚成立的西北师范学院敦煌学研究所，并被派到会上做服务接待工作。会议期间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房间聊天，就有刘光华先生和齐陈骏先生，我就说到了报考研究生之事，齐先生问我那门课没有考好，我就说是中国古代史，只考了47分，齐先生就指着刘先生说：这是你出题阅卷的。我就是这样与刘光华先生认识的。

1985年，我在职跟随金宝祥先生读研究生，金先生安排我参加《隋史新探》的撰写，同时我还参加了郭厚安和陈守忠先生主编的《甘肃古代史》的撰写工作。

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中，兰州大学曾撤销了文科的历史、中文等系，1959年春天，兰州大学历史系老师合并到了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老师一分为二，一部分到了甘肃师范大学，一部分到了新成立的兰州艺术学院。江隆基到兰州大学工作后，逐渐纠正“左倾”错误，“决定恢复历史系和经济系，并将并入其他院校的教师陆续调回兰州大学”，所以1961年秋原兰州大学历史系的老师又回到了兰大。正是因为有这一段机缘，刘光华先生与西北师范大学的许多老师曾经是同事，都比较熟悉。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们在撰写《隋史新探》和《甘肃古代史》时，刘光华先生兼任兰州大学出版社的总编，所以这两本书都交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由于最年轻，联系和取送稿件、审稿意见和校样等，都由我跑腿，从而与刘先生熟悉了。

1988年我研究生毕业时，刘先生是答辩委员，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教。后来我评职称时，西北师范大学将材料送兰州大学人事处，兰大也一般找专业相近的刘光华先生和齐陈骏先生评审。刘先生都会仗义执言、全力支持，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由于刘先生学识渊博，为人忠厚大度，既能坚持原则，又能为学生着想，还没有架子，比较好相处，所以当我开始指导研究生时，常常请刘先生担任答辩委员会主任。后来，我因工作离开兰州到南京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工作后，也一直与刘先生有比较密切的联系，基本每年回兰州都会去拜访刘先生，聆听其教诲。

根据多年来与刘先生的交往的感知，刘先生做事，或与人打交道，能够从对方的角度着想，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金先生带领侯丕勋、李清凌和我撰写《隋史新探》时，金先生撰写了长篇前言，然后分为三章，由李清凌、侯丕勋与我承担。金先生为了提携后进，决定由我们四个人按撰稿顺序集体署名，即金宝祥、李清凌、侯丕勋、刘进宝著。对此安排，作为编辑的刘先生当然不会提出意见，但总是感觉不是很好，即金先生是大度，提携年轻人，但毕竟金先生是长辈，承担此项目主要是为了年轻人，我们不应该这样署名，所以提出了折中的方案，即在封面上只出现金先生的大名：金宝祥等著，在版权页上又是我们四个人署名。这样既不违背金先生的意愿，又突出了金先生的地位，使大家在大面上能接受，心理上也能接受。

刘先生常常似乎是无意地给人以指导和帮助，有次我到刘先生家取《隋史新探》的修改稿时，刘先生将折叠起来的一页翻开说：你的稿子上有个错字。我看了两遍也没有看出来，刘先生就指着“晓卫将军”的“晓”说：应该是马字旁的“骁”。这才使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一直将“骁”误写为“晓”，如果刘先生不这样负责任地专门指出，只是在书稿中改正，我可能还会错下去。

刘先生对晚辈后学的帮助和提携是无私的，有时甚至是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如刘先生与学生楼劲合作的《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于1992年出版时，刘先生已经是教授了，但他并没有以老师和教授自居，在署名时将楼劲放在了前面，即楼劲、刘光华著，这在学术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本书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作者间是师生关系，因而本书的写作实际上也是一个教学过程。教学相长，在多少次共同的讨论和具体分工中，彼次都为本书作出了无法相互取代的贡献。而在最后署名时把做学生的名字放到老师前面，则出于为师的奖掖，并不能用时下常用的那种第一和第二作者的套套来衡量双方工作的多少。显然，署名或难免有顺序，但愉快和真正的合作，却根本无法用排名先后来表达，因而我们对这种顺序先后都看得很轻”。

刘先生出版的著作，包括《历代职官小辞典》《中国古代西北历史资料辑录》《汉代西北屯田研究》《中国古代文官制度》《西北通史》第一卷、《秦汉西北史地丛稿》《陇上学人文存·刘光华卷》都当面送我了。当他知道我还没有《西北通史》第三卷时，恰好要在南京师范大学举行“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就于2006年8月31日托来南京参会的郑炳林教授带给了我。《甘肃通史》出版后，刘先生也是第一时间将七大册的《甘肃通史》和《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修订本一起寄给了我，同时还添加了《中国古代文官制度》修订版序言中的一个漏字。2019年7月23日，我去刘先生府上拜访时，刘先生又拿出了他主持点校整理的《（乾隆）甘肃通志》，由于厚厚的两大册实在太重，刘先生坚决不让我带，而是给我寄到了杭州。

  刘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者，主要的研究方向是秦汉史。再加上长期在兰州读书和工作的关系，关注的重点是秦汉西北史。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不仅发表了好几篇秦汉时期西北历史的相关论文，而且还编辑了《中国古代西北历史资料辑录》第一辑（上下册），出版了个人学术专著《汉代西北屯田研究》《秦汉西北史地丛稿》等。

从《中国古代西北历史资料辑录》可知，刘先生对史料的掌握和熟悉程度是我辈无法企及的。本书共辑录正史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有关西北的历史资料，上自远古传说，下至东汉末，煌煌80万字。根据说明：“本辑录所辑同一事件之资料，诸史（或同一史书之不同篇章）所载相同或基本相同者仅录一条，其余只标明出处；而诸史（或同一史书之不同篇章）所载有较大差异者，则一一并列引录。历史事件相同而年代有差异者，以编者按形式或考订之，或仅作说明。”这样丰富翔实的资料汇释，在没有电子检索，完全靠读书做卡片或记笔记而摘录、分类、汇编、考释，是需要下苦功夫的。这种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在今天更需要提倡。据悉，兰州大学的《中国古代西北历史资料辑录》，原计划从远古到1840年，分为四辑。但由于编辑这类资料的难度很大，当初约定分时段承担的其他部分都未能继续，只出版了刘先生承担的第一辑。

在与刘先生的交往中，我感触最深的是刘先生对名利的淡薄。刘先生是陕西汉中人，出生于1935年。1953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95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大学毕业前夕，就在《史学月刊》1957年第2期发表了《对“西汉初期的土地问题”的两点意见》，参与到了风行全国史学界的土地制度讨论之中并崭露头角，提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发人深省的意见：“具体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来作具体分析，不能以马列主义的一般公式教条式地套在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上，否则历史事实便有被歪曲的可能, 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极有害的。”随后而来的各种运动，虽然打断了正常的教学科研，但刘先生还是尽可能多读书，从而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当“科学的春天”到来时，不仅与同事合作出版了《中国农民起义领袖史话》《中国古代著名战役》等通俗读物，而且从1980到1983年之间连续发表了《汉武帝对河西的开发及其意义》《西汉前期的封建“治世”》《建郡后的汉代河西》《也谈汉代的乌孙》《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秦襄公述论》《敦煌建郡于汉武帝后元元年辩》《段会宗在西域活动的年代背景及其评价》《论东汉敦煌在中原与西域关系中之重要地位》等有关汉代西北历史的学术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但由于各种原因，当与刘先生年龄、资历相仿的同事在80年代中期评上教授时，并没有听到刘先生有任何的怨言和不满。当然，甘肃史学界也绝对没有因为刘先生不是教授而轻看他。他也没有气馁，还是按原计划完成了《中国古代西北历史资料辑录》《汉代西北屯田研究》等学术专著，协助赵俪生先生主编了《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发表了《论徙民实边不是屯田》《关于汉代屯田的几个问题》《西汉边郡屯田的管理系统及其有关问题》《张骞与西汉中期的“断匈奴右臂”战略》等论文。

刘先生是1990年评上教授的，这时候，兰州大学历史系已经有了民族学的博士点，随后又开始申报历史文献学（敦煌学）的博士点，刘先生的论著既可以靠在民族史，也可以靠在敦煌学，他的好几篇论文就发表在《敦煌学辑刊》上。但刘先生并没有为此而努力申请民族学的博导，也没有要求加入敦煌学的团队，从而也就没有当上博士生导师，而是在1996年60岁时就“按时”退休了。

刘先生在体制上退休了，但在学术上不仅没有“退休”，反而是老当益壮，焕发了学术青春，成了甘肃史学界的灵魂人物，不仅协助谷苞先生主编了五卷本的《西北通史》，还亲自主编了《甘肃通史》，主持点校整理了《（乾隆）甘肃通志》。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会说名利是身外之物，将其看淡一点。但当自己遇到后，能看淡或看开的又有几人？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教导别人，却无法超越自己，或者说，人最不能战胜的就是自己，因为大多数人努力或所争的实际上就是名和利。刘先生是我遇见的能够看开名利、心情豁达、为人大度、表里如一的一位忠厚长者。

二、热心的学术组织者刘光华先生

如果说金宝祥先生和赵俪生先生是早期甘肃历史学的旗帜或代表的话，刘光华先生则是新世纪前后甘肃史学界优秀的学术组织者。作为学者的刘光华，发表出版了一批有质量的学术论著。但刘先生不仅仅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还是一位热心于学术，能够积极联络甘肃史学界、策划重大文化项目的优秀组织者。他在兼任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时，就策划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好书，显示出了一位学术组织者的良好素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刘先生就组织兰州大学中国古代史的青年老师编著了《历代职官小辞典》，不仅在本书后记中将每个人的工作交待得清清楚楚，而且版权页的署名也是非常独特的，即“刘光华主编，楼劲、谢玉杰、牟范、袁林、张金龙执笔”。要知道这些作者都是刘先生的学生和晚辈，刘先生能够这样尊重学生的劳动，以独特的署名方式来体现作者的成果，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刘先生作为学术组织者的大度和坦诚。

八十年代后期，协助赵俪生主编《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时，更显现了刘先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和与人为善、兼顾各方利益、不计个人得失的高贵品德。

《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共38万字，是1984年开始着手的工作，原计划由兰州大学中国古代史的老师集体写作、赵俪生先生主编。后由于部分人员的调离等原因，直到1993年才将书稿汇齐，因为是十年之间由不同的学者分头撰写，详略不一。如刘光华先生承担的汉代部分就写了15万字，王希隆承担的清代部分更是多达24万字。而按照《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的篇幅和体例，汉代部分共5万多字，清代部分也只有7万多字。这样的话，他们只好单独出版了《汉代西北屯田研究》和《清代西北屯田研究》。但作为一本独立的《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各部分应该大体相当。当时“由于赵俪生先生年事已高，统稿改由刘光华负责……在统稿中，由于初稿写法上存在差异，刘光华又对其中一些章节进行了改写。”由此可知，《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的许多具体工作，尤其是统稿、修改、删减、润色等，都是刘先生承担并完成的，但刘先生并没有与赵先生一起挂主编，也没有听说过刘先生为此自我表彰。我是因当时经常去刘先生家取送《隋史新探》《甘肃古代史》等书稿时，才略知一二的。

刘先生后来协助谷苞先生主编《西北通史》，更是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说是协助，实际上就是主持或主编。“谷苞先生当时已年近九十，很多编务、协调和统稿、修改的工作，都由刘先生协助完成。”《西北通史》共五卷，每卷约50万字，其内容包括陕西、甘肃、新疆、宁夏、青海五省区，作者也遍及西北五省区，甚至还有远在广州的作者。

《西北通史》的编写动议是刘先生提出的，主编是曾任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新疆民族研究所所长、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谷苞研究员。据第二卷主编齐陈骏先生说：“撰写《西北通史》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任兰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的刘光华教授提出的，由谷苞先生任主编。”刘先生不仅自己撰稿并主编了第一卷，而且后面各卷的组稿、审稿，甚至催稿和修改，刘先生都是像完成自己的专著一样投入了巨大的精力。

 刘先生作为第一卷的主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原计划的第一卷主编是西北大学的王宗维教授，后由于王宗维先生有病而改由刘先生负责。作为第一卷的主编，刘先生不仅实际撰写了许多章节，而且与其他作者对大纲、体例进行“反复酝酿讨论”，是真正的主编。就是其他各卷的主编，也都是在刘先生的谋划下定夺的。

当《西北通史》写作的前期，我还在兰州的西北师范大学，并与第三卷主编郭厚安先生和第五卷主编宋仲福先生有较多的往来与联系，并常去两位老师府上请教问学，所以对《西北通史》的筹划情况略有所闻，同时还应第五卷主编宋仲福先生的要求，提供了部分资料。如第三卷的主编之一李清凌先生说：原来本卷的主编是郭厚安先生一个人，他只是一名撰稿人。“本卷的初期设计、章节安排、作者组织和初稿审核都是由郭厚安先生和刘光华先生主持完成的”。后由于“郭先生因病不能更多地参与工作，而书稿的修改、补充、往来联系的事情却很多，经郭先生向刘光华先生推荐，刘先生在甘肃省史学会平凉会议期间与我商量，要我帮助郭先生做一些主编工作。郭先生是长者，他对我走上史学研究的道路曾有过很大的提携和奖掖；刘先生又是我非常尊敬的学人，对于他们的要求，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浅薄而拒绝。”作为本卷的主编之一，我要感谢“刘光华先生的大力帮助”。其他各卷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另据第四卷主编尹伟先说：在本卷编写中，西北师范大学的吴廷桢、郭厚安教授，兰州大学的刘光华教授等“一直关心的指导着本书的写作，审阅书稿”。

我们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没有刘先生的亲力亲为，《西北通史》能否完成和顺利出版？真的无法给予明确的答复。我们看看《西北通史》各卷的主编和撰稿人，第一卷主编是刘光华，第二卷主编是齐陈骏，第三卷主编是郭厚安、李清凌，第四卷主编是尹伟先，第五卷主编是宋仲福。其中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各主编两卷，西北民族大学主编一卷。除了第四卷主编尹伟先外，其余的主编都是与刘先生资历相当，甚至比刘先生的资历、年龄、身份还要高的学者。在我们这个非常讲究资历和身份的社会，刘先生要完成这项工作的难度和遇到的问题就可想而知了。刘先生依靠的就是不计名利得失的忘我精神，正是这种高尚的人格魅力，才成就了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

 作为甘肃史学界优秀的学术组织者，刘先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主持了《甘肃通史》的编写。如果说《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和《西北通史》是刘先生协助老先生、自己甘做无名英雄的壮举的话，主编《甘肃通史》则是刘先生退出科研教学第一线后，又走向前台，为学术界，尤其是甘肃史学界做出的重大贡献。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刘先生就开始策划《甘肃通史》的编写工作，并与甘肃文化出版社达成了初步的出版意向。当时我还在西北师范大学工作，受刘先生之邀，参加了在出版社召开的编写会议。刘先生分配我撰写隋唐五代卷，我也草拟了撰写提纲，后我调离兰州，由于工作重心的变动，还有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及所需资料的限制等各方面因素，我就退出了《甘肃通史》的写作。

2003年，《甘肃通史》的编写重新启动，由甘肃省新闻出版局和甘肃人民出版社（读者出版集团的前身）共同策划立项，聘请刘光华先生负责其事。刘先生和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李树军学兄还是想让我承担隋唐五代卷的撰稿，由于我当时正在从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归义军经济史的研究，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就谢绝了他们的美意。

在刘先生的主持下，经过各位作者五年的认真撰写，到2009年出版了七卷本的《甘肃通史》。

虽然刘先生没有像《古代西北屯田开发史》和《西北通史》那样参加《甘肃通史》具体的写作，但《甘肃通史》能够顺利出版，刘先生的谋划、协调和组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正如《甘肃通史》总策划周德祥先生所说：“《甘肃通史》的主编刘光华先生，以耄耋之年，不惮其劳，总纂大纲，审读稿件，耐心细致地听取各方改进意见，撰稿过程中字斟句酌，呕心沥血，其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令人铭念至深。”

周德祥先生的这一评价也从各卷作者处得到了印证，如先秦卷作者祝中熹说：刘光华先生“从内容到体例给予了全面指导，帮助我克服了不少难点。有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曾反复交换意见，诚挚坦率地进行探讨，直到达成认识上的基本一致。刘先生为提高此书质量耗费了大量心血，令人感佩至深。”宋夏金元卷作者刘建丽说：“作为一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通史》总主编刘光华先生付出了心血与汗水。从编写人员构成，到各卷体例、框架设计与内容构想等，事必躬亲，进行具体的指导。”魏晋南北朝卷作者赵向群说：“编写工作展开之后，刘先生不辞劳苦，与有关部门协调，力争给各卷作者提供经费和资料方面的帮助，还不时与作者交换意见，进行具体指导。这对整个工程的完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隋唐五代卷作者尹伟先说：“刘光华教授自始至终关心本书稿的写作，并参加了部分章节的修改，倾注了大量心血，其认真负责的态度令人难以忘怀。”当代卷作者在“后记”中写道：“为了编成该书，刘老以古稀之躯往返于金城东西两端的兰大和党校，多次召集相关人士举行会议，协调工作、解决问题，并亲自审阅和修改书稿，让我们再次领略了老学者的风范。”

由此可知，如果没有刘光华先生这样热心、负责的主编，《甘肃通史》的顺利出版是不可能的。

《甘肃通史》是甘肃省第一部贯通古今，从远古到现当代，截止1984年的长时段通史著作，被誉为甘肃文化建设和出版的一座丰碑，既得到了甘肃省委和省政府的高度赞誉，又得到了学术界尤其是甘肃史学界的充分肯定。这样重大的里程碑式的学术工程，由刘光华先生出任主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在甘肃史学界的崇高地位。

《甘肃通史》出版后，刘光华先生并没有停歇，又主持点校整理了260万字的乾隆版《甘肃通志》。这是甘肃省第一部通志，其对于研究甘肃历史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五十卷《甘肃通志》是清初陕甘分治后第一部全面反映甘肃历史的通志，具有重要的资料和学术价值。它纂修于雍正末年，因刊行于乾隆元年（1736年），学界一般称之为（乾隆）《甘肃通志》。

由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组织策划的《甘肃通志》点校整理本，聘请年过八旬的刘光华先生主持其事，正是看中了刘先生在主编《甘肃通史》等集体项目上不图名、不图利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卓越的组织协调能力。

现在，刘先生虽然已经是85岁的高龄了，我7月23日到府上拜访时，仍然精神焕发、思维清晰。我们聊掌故、谈学问，真的是其乐无穷。盼望刘先生健康长寿！

作者与刘光华先生在敦煌雅丹，右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礽骧先生（2003）

2019年8月8日初稿

2019年8月15日修订

(本文载沈祯云、陈志刚主编《刘光华先生、李蔚先生八五华寿纪念文集》，兰州大学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第39—49页。注释从略，引用时请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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