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的杭州，政府机构不全、人员缺少、财政亏空，市政设施又绝大部分被毁损，而政府行政能力微弱，主要放在军事和税收上，剩下的大多委托给了善举联合体。杭州善举联合体也不负众望，在执行使命中有效履行了职责，自身也逐步发展壮大。丁丙曾在记录杭州清末慈善的《乐善录》书里回顾了杭州慈善史，说杭州至少在宋代就出现孤儿院（慈幼局）、养老院（安乐院、养济院、安济坊）、施药局（惠民局）、义仓（平粜仓、预备仓、盐义仓）等慈善机构。苏轼在杭州做太守时就创办了养老院。经过元明两代的发展，杭州在清嘉庆年间和各地一样创办了普济堂，但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停办。同治三年（1864）战争刚结束，左宗棠就委托丁丙与胡雪岩办理善后事宜。钱同寿 （1866—1945）在评论俞樾为丁丙写的家传文《书俞曲园撰丁先生家传后》里提及左宗棠当浙江巡抚时，物色浙江人士良久，看中两人，一个胡雪岩，一个就是丁丙，将善后诸事托付他们。丁丙由此成为杭州善后的主持人。左宗棠将杭州的重建大任主要委托给丁丙，是看中他的才干与人脉，更看重他的人品和责任心。

以丁丙为代表的热心于社会慈善救济事业的杭州士绅群体（主要包括退休官员和绅商）受命于危难之时，本着对桑梓的热爱、对同里百姓的怜惜，不遗余力地恢复并扩充了慈善组织，于同治四年（1865）建成了功能齐全的杭州善举联合体，此后在政府之外以民间身份长期参与维持了杭州重建和以后的发展进程。善举联合体是民间发起、政府资助并由善举总董统一领导的慈善组织。主体架构、核心部分是普济堂、同善堂、育婴堂，总称三善堂，共同经营管理了底下的约27个机构，功能基本涵盖政府社会管理的所有方面。丁丙是当之无愧的善举联合体灵魂人物，参与主持并见证了联合体的兴衰始末。

普济堂下设怡安堂（养老院）、清节堂、正蒙义塾、施药所、栖流所、恤灾所、给米所等机构。清节堂的功能是收养七十岁以上无依靠寡妇，是在怡安堂基础上扩充的机构。施药所免费给病人医疗、药物。栖流所收容旅途中患病的人。恤灾所设于光绪年间（1875—1908），安置火灾等灾害的灾民，因为杭州城市街道狭小，历来多火灾而且牵连严重。给米所是普济堂满额后无法收容更多人员时向堂外老人发放粮食的所在。

同善堂也同样为身处“生老病死”等窘境、绝境的百姓及家庭提供人道援助。同善堂设立比普济堂晚很多。左宗棠的《同善堂碑记》说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因原有善堂大部分已荒废，他自己捐款先租后又以4000银元购河坊街、清泰街附近的佑圣观巷张氏宅建同善堂，委托地方政府与丁丙等士绅共同经办。同善堂下设施材局、掩埋局、施医局、牛痘局、报验局、穗遗集、钱江救生局、正蒙义塾、借钱局、惜字会等机构。掩埋局原已存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浙江赈抚总局重设掩埋局，主要任务是掩埋战乱死亡者。后移交同善堂管理。施材局的功能是制作并施舍棺材。施医局即医药局，设于同治四年（1865），可每天为1000多人诊视。牛痘局负责接种牛痘，设于同治七年（1868），曾一年为1000多人种痘。报验局（所）是验尸机构。穗遗集对有公婆子女需要照顾而一时无法进入清节堂的寡妇进行援助，是清节堂的补充。为打捞钱塘江浮尸以及救生，雍正年间杭州绅商设立了同仁堂，太平天国战争后重建并更名为钱江救生局，附设于同善堂。借钱局也称借钱公所，向贫穷者提供无息贷款，助他们度过难关，借贷额度在数百文到2000文间，有人作保即可。惜字会由同治六年（1867）创办的佑文集和次年创办的述文堂合并而成，专门焚烧写过字的纸张。

以上两堂的设置无不体现了细致入微的人道精神和人情味。善举联合体中的育婴堂也是。育婴堂是三善堂中最早设立的，约在清初。最初为民办，后一度收为官办，因为官办人性化程度不足，到嘉庆五年又转为民办，后又归属善举联合体。据丁丙《乐善录》记载，光绪年间（1875—1908）育婴堂有乳房107间，抚育弃婴300名。极度贫穷之家无力抚养婴儿也可寄养，日后由其父母领回。此外，自同治十年（1871）开始，为解决房舍太少无法扩大收容量的局限，还以每年支付若干资金、粮食的方式将部分婴儿委托给有哺乳能力的民间妇女家中抚养，定期派人监督检查，条例非常细致。这些设置条款当然是集体的智慧，但身为善举联合体总董，丁丙的智慧与性情也可见一斑。

以上三堂之外，杭州善举联合体还管理三仓（永济仓、义仓、富义仓三大粮仓）、宗文义塾、钱江义渡局、保甲局、迁善所、粥厂、丐厂、浚湖局、救火义集等机构。

为运输便利，永济仓（旧址位于今宝善桥西）、义仓（旧址位于武林门内）、富义仓（旧址位于今湖墅霞湾）都在运河两岸。丁丙参照江苏省有关章程拟定大仓（永济仓）、义仓仓规。为遏制奸商中介从中把持、囤积谋取差价暴利，丁丙、丁申兄弟又设永济锤坊。永济仓原有仓厫（粮仓）240间，战后大概缺1/5，于是光绪六年（1880）丁丙在永济仓东向建仓厫28间，西向建23间，时任浙江巡抚谭钟麟命名为“知稼堂”。增建后，永济仓积谷容量大大増加，可容纳米谷2000余万石。光绪五年（1879）谭钟麟令绅士购谷10万石分储大、义两仓，两仓不能容，于是丁丙奉命购得衙湾（今湖墅霞湾）民地10亩建富义仓。次年建成仓厫80间，可容纳米谷四五万石。富义仓的修建，扩大了积谷容量，还通过它转输，使运粮方式更灵活，费用减少。光绪十五年（1889）歉收，丁丙约集同人在杭州办理散赈和平粜。他们先派人做好详细査访工作，然后发给赈票实施救济。次年，因为贫户过多而资金有限，于是按上年灾户名单将发放冬赈改为办理平粜（荒年缺粮时，将仓库存粮平价出售），让灾户用赈票换取粜票，从免费赈灾改成平价买米，处理危机平稳得当。光绪二十四年（1898）粮食紧缺，丁丙也进行了有效平粜，安定了社会。

此外，钱江义渡局鼎盛时一年义务运载渡客达4000多万人次。保甲局负责城市治安如联防巡逻和启闭栅门。当时市内和近郊分为20个段，各段置分局，归保甲局统管。光绪五年（1879）一些绅商要求设立迁善所，收容教育轻微犯罪犯错者如无业游民、讹诈无赖、碰瓷的不良之人还有小偷小摸者。迁善所还通过手工技术培训，提升罪犯日后自新谋生的能力。光绪十五年（1889）又在迁善所附设洗心所，收容年轻犯错者，以免受其他罪犯不良影响。都可谓用心良苦，处处见家长般的仁心慈爱。粥厂由太平天国战争后所设难民局演变而来，专在冬季严寒或饥荒时向贫穷者施粥。当时杭州设有东、南、西、北、中、江干、湖墅7个粥厂。丁丙对粥厂的管理运作也做了详细规定，明确规范了煮粥时间、地点、分粥数量、领粥方法等，对煮粥设施如器皿、木柴和水米的定量等也作了规定，尽力杜绝施粥时出现分配不公或因拥挤出现意外事故等情况，可操作性很强。丐厂是相对固定的乞丐栖息所。浚湖局负责定期疏浚西湖淤塞情况。救火义集是民间义务消防组织，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杭州共有10个救火义集，虽然经费独立，但由善举联合体调度。以上种种设置措施都可窥见善举联合体主政者丁丙的拳拳仁心、通达世情和强大管理能力及责任心。此外他的人格魅力也感化着社会大众包括各任地方官，使联合体具有特别强的社会感召力。

杭州善举联合体的规模之大和组织形式之新在当时是了不起的存在。鼎盛时的工作人员曾达1000人左右，其中规模最大的保甲局雇用的更夫、栅夫就有370余人。领导这个机构的是被称为善举董事的群体，由善举总董—各堂（局、集、仓等）董事—司事3个层面构成。

俞樾在《丁君松生家传》的最后结语里给予丁丙高度评价：

当然，虽然丁丙的贡献特别突出，但重建杭州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他还影响动员了他的整个家族以及当时杭州的大批士绅、绅商（不少都是丁丙的姻亲友人，丁丙的人脉也是当时左宗棠看中他的重要原因之一）来共同完成重建杭州的目标。丁丙在《乐善录》里记录了善举联合体的21位总董、170多位堂（局、业）董、160多位司事以及130多位粥厂和保甲局绅董的姓名籍贯。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杭州士绅多亡故的历史关头，这些人构成地方精英的新中坚主体。这些精英投入杭州重建，是杭州得以重建成功的重要原因，而组织凝聚他们的主要人物就是丁丙。

作者系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