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与人生，我的感悟是两点：一是学术的起点往往不是在进入专业学习时开始，而是在成长和人生选择的关键时期；二是过程远比结果重要。

野丫头与淑女

从小爱看书，很羡慕大家闺秀、小家碧玉，做一个亭亭玉立的淑女是我梦寐以求的自我形象设计。

爸爸是大学教授，妈妈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编辑记者，家里气氛自由而温馨，少年时期主要生活在学校大院里，正是淑女的养成之所。可惜事与愿违，梦想并没有照进现实。

由于爸爸妈妈工作太忙，我半岁时就被送到实验幼儿园，后来又转到北京师范学院新幼儿园，从基本不接回家改为两个礼拜回家一次。每天在幼儿园，在两个比较有实力、控制着其他小朋友的男孩的“争斗”中幸福地生活着——趴在纱窗上大声喊叫或哭泣，于是淑女应该有的温柔、细腻的嗓音消失了；在院里疯跑玩耍的快乐时光，淑女应该有的矜持、内敛也飞到九霄云外。

左起宁静、宁卿（小妹）、宁欣（和和）

在学校，我不服男生欺负女生，于是向全班男生挑战，敢于应战的就与我比试摔跤，完全是中国式自由摔法，结果是我获得第二名，奠定了我的“大姐大”地位。我还曾参加班级小足球队，踢右边锋，速度快，传球也不错，平时勤学苦练，可惜比赛时体育王老师不让上场，说女生不能参加比赛。但场上队员都认为我踢的比上场的队员强，我只好做啦啦队员了。

幼儿园的快乐时光

在外人眼中，我与两个妹妹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学习好、表现好，我上小学直接当上大队委，这可是人人仰慕的职位，开大队会时，做护旗手，每周固定的时间去各班检查佩戴红领巾的情况。从八里庄小学转学到花园村小学，跳过五年级，直接上了六年级，还被全票选为大队长，从护旗手升级为大会发言人了，但我仍然钟情于护旗手的潇洒。我仰慕的对象是有一次参加海淀区优秀少先队员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齐唱队歌时，后排座椅上站起一位大队长,她举起指挥棒指挥前面的乐队，从容而潇洒，至今不能忘怀。

六年级毕业照：人生的交叉路口

作为初中六九届毕业生，大部分同学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兵团还有人在传我在小学曾参加足球队的经历，那时我虽然没有成为淑女，但也是学识“渊博”的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才女了，沉稳而有良好的人缘，好像与野丫头渐行渐远了。但渴望和享受自由而宽松的心境始终没有变，不善修饰，具有遗传因素的不苛求自己、也不苛求他人的处事风格始终没有变，对趋炎附势或恶意伤人者的鄙视亦始终没有变。

儿童和少年时代的经历，虽然使得我能在自由而宽松的环境下成长，但也缺乏“培养”，再加上将近九年的“北大荒”经历，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青年时代，没有系统的读书和训练，学养基础薄弱，在我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后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和缺憾。东隅乎？桑榆乎？何谓得与失，人生和学术未必不如此。

不怕慢就怕站

在黑龙江兵团工作达十个年头（1969-1978），田间劳动中，老乡们经常说“不怕慢，就怕站”，对我此后走上的学术道路影响至深。或白雪皑皑，或野花盛开，装点着广袤的黑土地。而长长的的田垄伸展到山脚下，伸展到天际线，是我们工作的主要场所。由于是集体作业，铲地、割麦子、割豆子往往连队（后改为小队）几百人一字排开，闷头向前。新手基本是直不起腰的往前赶，快手则一路轻松有说有笑在前边，到地头回头接一小段，落后者感激不尽。几里乃至十里长的田垄，生手也好，起点落后也好，只要你坚持下去，中途不要懈怠，随着劳动技能的提高，终究会成为快手。

兵团回京探亲，人生还在迷茫中

学术之路亦是如此，我拿到初中毕业证书，就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去了。九年后回城考上心仪的北京大学历史系，比我小好几岁的年轻同学才华横溢、思维敏捷，我自己却深感基础薄弱，但我牢记了“不怕慢就怕站”这句田间劳动的经典语录，找到最适合我自己的节奏，不熬夜、不拼命，早起早睡，不吃安眠药，每天坚持锻炼身体，不轻易放弃我喜欢看的电影、话剧和非专业书，即便在期末备考期间，我也经常选在晚场九点半开演的电影场次，从图书馆直接到礼堂。大学期间，很多同学的学习时间保持在每天12个小时以上，但我只要求自己保证每天十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周六下午可以翻阅杂志放松一下，周日是和家人相聚的时间，轻易不占用。此后，研究生期间生孩子，入职北京师范大学后孩子尚幼，住房条件极差，研究进度和节奏自然放缓，再加上有考核和晋升的压力，一度心情也比较郁闷。但在郁闷的时候，仍然遵循“不怕慢，就怕站”这句经典语录，使我能够接受自己放慢节奏的现实，但始终在努力前行。

读书时光

我的历史学启蒙并非源于家学，但与家庭氛围和父母引导有很大关系。 应该说“文革”和“北大荒”黑龙江兵团工作时期是我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

我们从小受到父母酷爱读书的熏陶，姐妹三人都成了有名的小书迷。1966年，学校停课，也使我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家里的书除了马、恩、列、斯全集外，《毛泽东选集》四卷，革命战争回忆录系列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若干本《人民文学》等文学刊物以及外国小说（包上报纸皮，放在书架的最下面）等，都是我们姐妹三人如饥似渴的读本。古典名著和世界名著则采取“听书”的形式，“说书”人则是还未老去的“老爸”。此前已经给我们姐妹讲过《水浒传》《西游记》《聊斋》《格林童话》等。后来他就凭记忆给我们讲梁羽生和金庸写的武侠小说，目前只记得有《萍踪侠影》，初次接触到云蕾、张丹枫这样具有古典美的名字和传奇故事。

所谓的“北大荒”，泛指我国东北地区尚未开发的辽阔的荒原，后特指黑龙江嫩江流域、黑龙江谷地与三江（黑龙江、嫩江和松花江）平原的广大荒芜地区。“北大荒”北部是连绵的小兴安岭，西部则是土质优良、水流丰沼泽密布的松嫩平原区。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大批的转业军人奔赴“北大荒”垦荒，组建了最早的一批军垦性质的农场。我们六九届几乎是北京最后一批“上山下乡”到外地的知识青年，绝大多数人都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继续开发“北大荒”。我在随身的行李中，带了一本范文澜先生写的《中国通史》，记得是繁体竖排版。历史跌宕起伏、波云诡谲的画卷，在火苗摇曳的油灯下徐徐展开。这本通史成为我最早的历史启蒙读物。虽然反复翻看，但印象深刻的只有几个画面，就是禅宗六世祖慧能的两段偈语“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正是凭借这两段偈语，登上禅宗六世祖的宝座。我则从中看到人生坎坷皆如明镜，只有深谙有我与无我的境界才能进行跳出自我和当下的思考。此后，这两段偈语时时伴随着我，让我反思已经过去的跌宕起伏的蹉跎岁月，坦然面对身处当下扑面涌来的浪潮，用超脱的心态俯瞰可知的现实和遥望未可知的未来。

东北的寒冬，刚去兵团时燃料不足，无法保持整夜的取暖，室内温度曾降到零下40摄氏度，我们睡觉时都全副武装得戴上帽子、围巾、手套，但只要有书看，我的“一颗红心”就在兴奋的跳动，周身的热血就在不断沸腾。为了借到一本书，我甚至宁愿顶着迷漫的风雪走几十里路。夏天往往是麦子抢收、抢晒、抢运的“三抢”季节，晚上六七点钟收工，吃完晚饭还要去麦场“跃进”，即突击将麦场晾晒干的麦子装袋、入囤或送往粮库，一干就是十点开外。回到宿舍困乏交加，躺在床上按老习惯拿起一本书，但往往一沾枕头就睡着了。早上起床时，书不是扣在脸上就是歪在枕边。

兵团生活给我的最深感受不是挥汗如雨和千里冰封，也不是疲惫的身躯和简陋的条件，而是无书可读的遗憾。一本从家里带来的书，包上封皮，在全团爱看书的战友之间流转。我从东北兵团探亲回京，父亲最大的乐趣就是到图书馆为我借书，我几乎用一天三本的速度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囫囵吞枣、一目十行，丝毫不敢懈怠，因为东北还有一屋子的知青战友等着我在工余时间给她们讲故事呢，至今还记得他们渴望的神情。恢复高考后，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有很多专业问题会向父亲请教，他的讲解很少，经常是给我开出一个书单，让我自己阅读。

最亲密的兵团战友

因此，家庭的熏染，使我养成了酷爱读书的好习惯，甚至废寝忘食。经历了不同的人生，使我更加珍惜能读书的美好时光。走上历史研究的学术道路，实际上具有偶然性，但我对读书的爱好和沉浸于读书后的愉悦与思考，最终会选择学术研究之路却是具有必然性。

父辈的身影

父亲一辈联系最多、关系最亲密的是父亲不称“老同学”而称之为“旧同学”的一群人，以重庆南开中学和北大“旧同学”为主，有的是两者重合，如汤一介、吴曾琪、赵立生、张岂之等先生；有的仅为南开或北大同学，如张昕若、田余庆、杨辛、杜光、曹健等先生，母亲刘淮和父亲既是重庆南开中学同学，又一起考取北大，因此他们的同学往往是同一群人。正如父亲在回忆录《流年碎忆》中的感慨，“旧同学”就像深秋树上叶子一样纷纷落下。如今，父亲和母亲也成了随风飘逝的落叶。

1963年颐和园 宁可先生与南开、北大旧同学合影

汤一介、吴曾琪和我们家，三家大人都是南开北大旧同学，又是关系亲密的朋友，于是三家轮流作东，号称“三家村”。改革开放后大家各忙各的，反倒见面的机会少了。21世纪以后，老同学和老朋友们都进入风烛残年时光，小聚开始频繁起来。经常参加的有汤一介乐黛云夫妇、孙长江孙伟夫妇、庞朴、沈昌文、余敦康等先生，他们的孩子们都已各奔东西，只有我依然陪侍左右，也近距离领略了父亲的旧同学、老朋友的晚年风采。他们指点江山、评议时政、忧国忧民、褒贬人物。当然，他们联系如此紧密的原因，一是人品，二是学问。如孙长江先生，不是他们的旧同学，但在关键时刻，他的“义举”得到老朋友们的赞扬和欣赏。他们的话题很广泛，关乎社会和时势，也关乎学术和友情，叙旧谈新，场面温馨，意蕴悠长，足以想见当年的青春风采与满腔热血。虽然时光流逝，仍是一群有着浓郁家国情怀的“少年郎”。

“学术圈”并非单纯地以学术论学术，父辈们的聚会，有学问、有情怀、有担当，正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核心因素。做人、做学问无不如此。吾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相伴而行：万卷书与万里路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中蕴含的意义不言而喻。

在读书和以文献为主要依据的研究过程中，我追求的境界是“见人之所见，发人之所未发”，即便自己的选题与别人有所重叠，也可以在互相借鉴中使得研究更为厚重。所谓“文人相轻”，我理解为往往是在同一学术领域的“相轻”，但我从没有类似心态，我尊重同一领域学者的学术贡献，欣赏他们的才华，对他们的研究给予我的启示心存感激。研究结论可以各抒己见、仁智互见，可以商榷纠谬，而学人的合力正是推动历史研究不断深入和发展的动力。

和母亲一样，我热爱旅游，喜欢饱览自然和人文景观。最初的旅游是纯粹的游玩，进入学术研究的领域后，行万里路的感觉就完全不同。在旅游或考察途中，我对历史人文景观的兴趣逐渐加大，但始终徘徊在“走马观花”和“蜻蜓点水”的低层次，主要原因是不具备文物、考古乃至历史地理的基本常识。但不断的行走，开阔了视野，丰富了历史学知识的厚度，走南闯北的见闻，渗透到教学中的效果尤为显著。似乎历史在我身边走过、在我的脚下流淌，触手可及的感觉，不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很难感同身受。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四川的安岳大卧佛、吉林通化的高句丽墓葬群、甘肃敦煌的莫高窟、陕西西安的大明宫遗址等，都令人震撼。世界文化遗产，全国及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我近年参访的重点。

有“读万卷书”的底蕴，才能真正领悟“行万里路”的真谛；有“行万里路”的阅历，才能真正体会到“读万卷书”的乐趣。两者相伴而行，使我优游在历史研究领域而沉浸其中。读书与走路都是过程，享受这种过程，才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助推力。结论应该作为起点，而不是终点。在过程中，体会到历史的深邃而广袤，享受着探索和发现的惊喜与海阔天空。

穿越历史

研究历史要沉浸于历史，但绝非沉溺于历史，超脱历史乃至穿越历史才是我希望达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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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同在：贺兰山岩画太阳神

尚未纳入世界遗产序列的函谷关原貌

我们经历和见证的历史，如20世纪的60到70年代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持续了十几年时间。我作为北京知识青年其中的一员，奔赴遥远的“北大荒”，从1969年8月到1978年年初，历经近十个年头，一直从事田间劳动。回城后的知识青年对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反思。有一种观点认为“青春无悔”代表了经历上山下乡的百万知识青年在磨难中成长的心声；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提法是对那段蹉跎岁月、苦难人生的背叛。两种意见各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相持不下。若干年后，这种争论大概就会纳入“历史评价”的范畴了。我虽然身为其中的一员，在进入历史研究领域后，深感穿越历史才能审视历史。不同时代的人，会经历不同的考验和磨难，上山下乡运动正是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所必须承担的命运，与“无悔”或“有悔”无关。我们并不比其他时代的人承受了更多的苦难，如果我们生在战争年代，那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呢？作为历史工作者，是否能超脱个人的经历和情感，穿越历史，审视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成因呢？简单地用“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来解释，都是简单和肤浅的。正如历史上发生的事和出现的人，唐朝诗人皮日休的《汴河怀古》：“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饱含历史辩证法的精神，但隋亡的真正原因是由于开凿运河吗？“水殿龙舟事”是否能够避免呢？历史无终点，对历史的探索也永无止境。

 宁欣老师与先生杨仁毅老师

本文初以“东隅桑榆：人生感悟点滴”为题，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11月19日第7版。

作者简介：宁欣，女，1953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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