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其凡：从帕米尔高原到南海之滨——我的求学之路-史林春秋-杭州文史网

1949年8月13日，我出生在重庆市离著名的抗战纪功碑不远的七星岗医院。当时，家父母住在重庆市上清寺。家父张用发，是私人银行聚兴诚的职员。家母彭科碧，则在家操持家务。我是家中长子，家父母时年25岁。两个月后的10月25日，人民解放军即解放了重庆市，重庆的抗战纪功碑，也就此改成了解放碑。解放碑周围，今日已成为重庆市最为繁华的地带。长大成人后，我于1969年与二弟晋文首次回到重庆，嗣后，1974年，与小弟立新陪父母回过重庆。1998年，我们一家三口，又陪父母回过重庆。记得在初中时，还写过一篇作文《我的家乡：重庆》，内中想象成分较多，是参考了地理课本写的。实际上，我对重庆还是不熟悉，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重庆也未给我留下什么烙印。

1952年，上海组织了“华东金融工作队”，去新疆和青海工作，家父选择了新疆，于是，我家四口即从上海奔赴新疆。

1952年的新疆，百废待兴，尤其是金融、财务、税收等方面人才奇缺。“华东金融工作队”进疆后，从创办“银行学校”开始，培养了大批金融干部，组建起新疆的金融、财政机构，为新疆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1世纪初，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冰山下的来客》，由金鑫、何政军等人主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华东金融工作队”在新疆的工作情况，父亲生前时常提及此剧。进疆后，“华东金融工作队”中有一些人陆续不辞而别，先后离队回了内地，但大多数人则始终坚持留在新疆工作，献了青春献子女，把一生都献给了新疆的金融事业。家父于2012年3月3日在乌鲁木齐病逝，享年88岁。他在新疆工作、生活了60年，为新疆的金融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去世后也长眠在天山脚下了。

喀什，古称疏勒，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冲，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汉代，此地是西域三十六国中的疏勒国。公元10世纪宋朝时，成为喀喇汗国的首都，曾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元代以后，维吾尔族崛起，喀什逐渐成为维吾尔族聚居的中心城市，城内的艾提尕尔清真寺闻名世界，成为伊斯兰世界著名的大寺之一。喀什又是瓜果之乡、歌舞之乡，不仅有闻名遐迩的伽师瓜，而且杏子、桃子、梨子、桑葚、樱桃、无花果等水果也闻名于世，甜美无比。喀什还是维吾尔族的歌舞之乡，喀什地区文工团，一直是实力强劲的文艺团体。著名的“木卡姆”歌剧，也产生在喀什地区的麦盖提县。

1949年年底，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进驻新疆后，其所辖两个军，第二军进驻南疆，第六军进驻北疆。1950年1月22日，建立了喀什地区党委（1952年2月改称南疆区党委），下辖喀什、和田、莎车、阿克苏四个地委。作为行政机构，设立了南疆行政公署，是一个副省级行政单位，行署驻喀什市。当时第二军的政委王恩茂，成为南疆区党委第一任书记，直至调任新疆分局书记。第二军军部则改编为南疆军区，一直延续至今，仍然守卫着边疆。南疆区党委和南疆行署于1956年4月被撤销，改为喀什地委和喀什专署，莎车地区被并入喀什地区，不再设地委和专署。和田、阿克苏两地委则不再属喀什地委管辖。

我家五口到喀什后，因为组织上对“华东金融工作队”的关怀，二弟得以进入南疆行署幼儿园。我因年龄大（6岁），未能进入幼儿园，遂去报考南疆干部子弟小学（简称南小）。当时，入小学有简单的语文、算术考试，我通过了这两项考试，但最后登记时，把年龄报成“6—7岁”，结果被拒收。盖因当时规定，只招收7岁以上的孩子入学。事先家母曾一再叮咛，要报“7岁”，但我不大会说谎，遂报成了“6—7岁”，被招生老师识穿拒收。也因此一幕，招生老师记住了我，1956年再去报考南小时，招生老师未考试即直接登记录取了我。小弟年幼，留在家中，未去幼儿园。于是，1955年至1956年，我和小弟在家玩了一年。1956年，我上了小学，小弟进了行署幼儿园。

1956年上小学时，正逢推广简体字和新式汉语拼音。我们语文课的一个重要作业，即抄写《繁简字体对照表》，我记得至少抄了几十遍。这段训练，使我对繁体字较为熟悉，后来学习与研究历史时，得益不少。语文课上，起初学的是注音字母（现在台湾还在用），后来又学了拼音字母，因此注音字母与拼音字母均会运用，以后与台湾学者交往时，也颇有益处。我在南小一直上了六年，其后，二弟、小弟也都在这所小学完成了小学学业。这所小学，最初是“干部子弟小学”，所以入学是有资格限制的。1956年我能入学，还因父母是“华东金融工作队”的干部而被照顾的。这所小学，位于当时喀什市西郊的一个高坡上，堪称当时喀什最好的小学，从一年级起，学生即全部寄宿，教学、管理都很严格，给我打下了很好的学习基础。依稀记得，当时学校周围很荒凉，还有野兽出没，晚上上厕所的时候，还曾看见过野狼。当时南小的校长是柯品凡，一位庄重威严的中年人。副校长徐修珍，是一位女同志，经常穿一件军大衣，一副英姿飒爽的军人姿态。校医室女医生姓刘，待人亲切。三年级前，是翟生明当班主任。四年级，彭鹏当班主任。五年级，鲁业煌（女）任班主任。他们三位都是语文老师。六年级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王清先，她爱人是南疆军区的军官。数学老师是余炳华，一位才华横溢的青年老师。其余老师则记不太清了。小学同学，能记得的有谭斌、杨维忠、戴肃生、文志俊、崔玲玲、刘殿国、杨来新、王滋芳、李晓林、吕玉杰、于新生、姜瑞、李军、杨中旦、周菊叶、曲恒毅等人。

1962年，我小学毕业，要上初中了。这一年，正逢“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三年困难时期，在全国是1960—1962年。在新疆，尤其是喀什地区，则主要表现在1962年。记得在1961年9月前，我们在学校食堂吃饭还是不定量随便吃的。1961年9月，才开始定量分餐，按照年龄分为大口、中口、小口。我们五年级2班，只有包括我在内的4个人是中口，其余全是大口。也就是说，我是年龄最小的4个人之一。大口、中口每顿配给的馒头大小不同。1962年报考初中时，年龄卡得特别严，超过15岁的一律不许报考初中，结果我们班的年龄发生了较大变化，我成了年龄最大的一批人中的1个，这种人为的年龄变化，令我感叹不已。即便如此，仍有几个同学因为超过15岁，不允许报考初中，其中就包括我们班的女团员周菊叶。与我很要好的一位姓林的男同学，家在飞机场，也因超龄，只好回山东老家了。最终，我如愿考入了喀什第二中学，被分到初65级3班。

在新疆的南疆各县市，一般第一中学都是维吾尔中学，第二中学则是汉族中学。喀什二中建于1956年，是南疆创办最早的汉族中学，1960年成为完全中学，拥有初、高中六个年级的学生。学校位于喀什市西郊，离南小不远，是当时喀什乃至整个南疆最好的中学，学生全部寄宿。我们入学时，校长是冯登先，教导主任是魏忠，副主任是刘玉柏、朱淑君。教师中，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生为主，教师队伍水平甚高。教语文的刘玉柏、何淑民、林正龙，教代数的亢志勋、杨世明、许玉堂，教几何的陈英栋、教生物的高英杰、居述宝，教化学的徐端福，教俄语的段淑杰、徐安民，教地理的孟凡孔、教历史的伍正祥、张进军，教物理的薛秀兰，教体育的吴嗣潢、陈鹤云，教政治的苏宗核、王宏瑞，很多老师的音容笑貌，至今宛在眼前。陈鹤云老师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从学校的水塔跳下身亡，在同学们中间留下了悲痛的一页。陈老师不仅体育技术好，文采也不错。每当因下雨不能上体育课时，陈老师便在课堂中上课，讲述体育掌故，比如国家男篮“五虎”，杨伯镛、钱澄海等人的事迹，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分外流连。初65级共有4个班，3班是男生最多的一个班，全班45人中，29个男生，16个女生。现在可以回忆起的初中同学，有杨维忠、戴肃生、刘殿国、王诚、孙志培、安建民、漆酒泉、齐全生、伍建章、周丽、崔玲玲、李和平、史九如、张新民、唐新民、于新生、郝文聚、徐大华、吕玉华、王秀华、曾成英、薛正梅、陈淑秀、邹绍彬、唐爱华、吕会民等人。杨瑞、任树智则上到初二时辍学，分别去了驾训学校和火电厂。我从初二开始，即是全班成绩第一名，以学习成绩好闻名全校。犹记得，1965年时经全校统计，我的十几门功课，平均分96.4分，列全校第三名。记得第一名是初66级的余志民，平均分97.4分；第二名是高66级的于翔（女），平均分96.7分。但我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喜欢调皮捣蛋，班主任多不喜欢我。尤其是初二时的班主任，年轻的教语文的宿志锷老师。每学期开始，同学们选举班干部，由于我与同学的关系都不错，学习成绩又好，于是当选学习委员，过不了两个月，宿老师就会把我撤掉，换成女生。这样的闹剧上演了好几个学期。另外，宿老师特别偏袒女生，他有一句名言：“女生打了你的左脸，你应该把右脸伸过去。”结果，惹得全班男生大多对他不满，初三时终于调离我班。其实，宿老师还是不错的，后来还当上了喀什二中的副校长或校长。

1965年我初中毕业，正逢大讲阶级斗争的时候，非常重视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一般都不让报考高中，动员去报考中专。记得初中同班好友于新生虽然学习不错，但因为出身问题，不让报考高中，最后上了乌鲁木齐农机校。我则侥幸上了高中。那年考高中，我考得不理想，但很自负，认为考上高中无问题。家母带着二弟前去学校看榜，第一纵行从头到尾看了十几排，都未见我的名字，吓了一跳，结果在第二行头一名找到了我的名字。原来录取榜是横行排列，我考了第二名。我们这一级叫高68级，分为两个班，1班班主任起初定为毕槐林，很快改为程霞明，2班班主任沈正光。据说程、沈两位老师约定，按中考成绩排名，单数位的学生归2班，双数位的学生归1班，结果我分到了高68级1班。进了高681班一看，大多是原初中653班、654班的同学，而高682班则多是初651班、652班的同学，颇有趣味。记得当时是刘玉柏教1班语文，沈正光教2班语文，程霞明教俄语，王强邦教物理，毕槐林教化学，其余则记不清了。

从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我们算是完整上完了高中一年级的各项课程。之后便是“文化大革命”，完全停课了。这一学年，记得在班上是我和蔡毅治、吴汉杰的学习成绩名列前三。上高中时，从疏勒县八一中学考来了一批学生，都是军队子女，分到我们高681班有王小平、李桂新、周惠霞、任娜娜、王建邦、屈云彩、周林、吴建国等人。其余同学还有马文彬、冯智蓉、罗永平、杨建军、王秀珍、刘克礼、李宏、陈苹、宋云芳、余琼、谭渝琼、郝文聚、王爱姣、曾成英、郇建萍、伍建章、阎桂香、齐全生、党育、孙志敏、褚远志、孙志培、安建民、吴建东、徐建三、钟玉民、郭金海、陈淑秀等人。

196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边疆喀什地区也不例外。喀什只有一所大学——喀什师专，还有喀什师范汉专部招收大专生，下来就数到喀什二中了。因此，喀什二中的运动，也就格外激烈。当时，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喀什二中也成立了红卫兵，每个班是一个中队。起初，我很走红，担任了高681中队的中队长，还当选为高68级的级代表，风光一时。后来，地委派来了以路占斌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二中，矛头指向群众，开始抓反动学生。当时，我想不通，认为运动的方向不对，于是和班上几个同学组成了“刀尖小组”，写了一封告状信，认为工作组工作大方向不对，喀什地委也有问题，希望中央和自治区书记王恩茂干预。此信抄了两份，我自己跑到街上邮局，专门用双挂号寄出：一封寄给毛主席，另一封寄给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两封信全落到了喀什地委手中。于是，地委指派二中革委会筹委会主任薛秀兰老师来担任高681班红卫兵中队指导员，专门监督我。不久，就开始了对我的批判。经过全班揭发批判，最后给我定了几大罪状，开除出红卫兵，结论是：“三类有余，四类不足，运动结束后处理。”这是按照“5·16通知”定的性：三类是指有严重错误的，四类是反动分子。一时间，同学们都不敢与我接近，更不要说谈话了。我在路上遇到高68级2班的文志俊同学，讲了几句话，结果他马上被校革委会叫去批评警告了一顿。为不连累他人，于是我再也不找其他人讲话了。那正好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八九月间，一时间我成了喀什二中最为孤立的一个人，两三个月间，没有人正眼瞧我一下，没有人敢和我说话，任我自生自灭。那时，听说喀什师专有一个学生因受不了批斗而自杀了。但我心底里一直不服气，我发誓绝不自杀，我一定要活到平反那一天。

一时间我成了喀什二中最为冤屈的人物，获得了大家的同情。摆脱掉反动帽子后，毛主席已经接见了五六次红卫兵，我们也急切地想去北京。但喀什到乌鲁木齐只能坐汽车，等我们到地委要求派车，坐汽车到乌鲁木齐后，已是1966年11月了。10月份，形式一下子翻了过来，红卫兵响应号召学习红军长征，搞徒步串联。于是我与同班的罗敏（即罗永平），库车二中的一位王同学（名字记不得了）三人一道，12月8日从乌鲁木齐出发，向兰州徒步进发。我们沿铁路东进，一直走到1967年2月5日才到达兰州，住进甘肃统计局红卫兵接待站，在兰州过了春节。但是不巧，刚到兰州，中央即停止大串联，同时号召大中学校同学回校复课闹革命。我们三人不甘心，从兰州爬上火车，到了西安。从西安又爬上火车，于2月15日凌晨到达北京。那是生平第一次到北京，记得北京天气很冷，风刮得像小刀子似地割在脸上。由于2月15日零点开始，全国红卫兵接待站撤销，我们无法找到住宿处，只好在街上乱逛。先是去了朝思暮想的天安门广场，又在陶然亭体育场与一大群外地红卫兵一块儿蜷缩了一晚上，真是又冷又饿。我们只好于2月16日去前门火车站遣返处，一个人领了一张返回乌鲁木齐的火车票和一口袋干粮，于2月17日乘车离开了北京，先到西安，后又坐火车到兰州，再到乌鲁木齐，停留了一段时间，于1967年4月间乘汽车回到了喀什。

1967—1968年间，除在喀什二中住宿外，我们战斗队还曾一度去七里桥的六运司一队住过一段时间。我还带人去喀什日报社和地区外贸局各住过几个月。当时，学校都停了课，学生们除了上街游行、刷标语外，就是印传单，办油印报纸。我们“昆仑铁骑”的报纸名叫“铁骑兵”，在喀什还有一定影响呢！“昆仑铁骑”被同学们戏称为“铁驴”，也是喀什举足轻重的一个战斗队。就这样混了一年半，到1968年年底，家父已被打倒，隔离审查，家母看社会上乱哄哄的，就借了点钱，让我和二弟晋文一同回了趟重庆，看看老家。在重庆过完春节以后，又去了一趟南充市，在小姑张用和家住了约一个月。1969年2月，我俩回到了乌鲁木齐市，3月初，回到了喀什。

当时，喀什市的学生要去喀什市附近的疏勒县与疏附县的农村当知青，是有限制的，非父母在本县的中学生是不能去的。因两县的农村就在喀什市周围，回家方便。“文化大革命”中与我同在“昆仑铁骑”的孙才林、胥文麟等人来找我，我们商量去疏附县农村插队。我先到了疏附县知青办，开了3个证明，说我们都是疏附县干部子女，地区知青办才为我们开介绍信，让我们到疏附县再教育，到县上报到后，被分到了离县城8公里的大畜场当农工。其后，大畜场又陆续去了一些汉族和维吾尔族知青，记得似乎总共有12个汉族知青，七八个维吾尔族知青。于是，我们开始了约三年的大畜场知青生涯，小弟立新，后来与同学去了麦盖提县，在红旗公社当插队知青。

1970年，上海的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三校到新疆招收学生，称为“工农兵学员”。这是1966年停止高考后大学第一次恢复招生，因为当时毛主席发出了“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那一年，听闻高68级2班的刘月明有幸从疏附县色满公社被招入复旦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令我深受震动，十分羡慕。此后，各工厂、单位开始陆续招工，大畜场的知青，也陆续被招工、招干，离开了农场。转眼间，大畜场的12个汉族知青，就剩我和柳贞、潘定新3人了。这时，喀什财校招生，县知青办点名让我去，我思考再三，拒绝了，未去报到。结果，柳贞去了财校，两年后从财校毕业，分到喀什地区建设银行工作。于是，大畜场只剩我和潘定新了。县商业局的干部肖明道的妻子小廖，此时从湖南转来疏附县，分到大畜场做知青。大畜场的汉族知青，仍有3人。维吾尔族知青，也差不多都招干、招工走了，一时十分凄凉。

1972年3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公开招收大学生。我到县上报了名，参加了由县上组织的语文、数学两门功课的考试。在几十名考生中，我位列第一。当时，在疏附县有4所高校招生，内有在咸阳的西北轻工学院，其余三所是自治区的院校，我自以为西北轻工学院是肯定会录取我的。结果，无一所院校录取我，我很奇怪。高中时高68级2班的班主任沈正光老师，当时在地区文教处工作，托人传话，让我去他那一趟。我去后，沈老师告诉我，因我父亲的问题没有结论，故既不算是出身好的考生，又不算“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是指出身不好者），所以各校都不好录取我。这一年，为解决中学师资缺乏问题，自治区在乌鲁木齐成立了“新疆教师培训部”，培训中学教师，学制9个月，不转户口、粮食关系等。“教师培训部”也参加了这次高校招生。沈老师说，他向招生组推荐，说我学习成绩极好，此校学制又只有9个月，应招水平高的学生，希望他们录取我。该校招生老师表示可以考虑。沈老师讲明情况后，让我自己考虑决定，是否去新疆教师培训部上学。我从沈老师那儿出来后，回到家中，越想越委屈，大哭了一场。然后，去找好友李效华商量。两人谈了很久，也做不出决定。于是一同去喀什市农具厂，找原喀什师专的胡立政商量，他年纪比我们大些，此时在市农具厂工作，想听听他的意见。胡立政的一句话，我至今铭记不忘：“树挪死，人挪活。”正是这句话，使我下决心接受现实，去新疆教师培训部学习，好歹是个读书的机会。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沈老师后，不久即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到设在乌鲁木齐的新疆教师培训部农基班学习。

报到后，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师训部的学制要改为两年，要迁户口、粮食关系。原来，新疆师训部的负责人是高林。这是一位上过延安抗大的老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创办过新疆师范学院并任院长，办学很有经验。师训部负责人，是高林在“文化大革命”中复出后担任的第一个职务。高林认为，9个月时间，根本不可能培训出合格的中学教师，坚持要将学制改为两年，并且和当时的高校招生一样，迁移户口等，最终获得上面批准。这样，我就获得了在农业基础班学习两年的机会。此班后来改称生物班。除“农基知识”“气象知识”等课程外，基本按照大学生物系的要求开设课程，授课老师也多是由新疆大学请来的老师。如皮锡铭老师教我们植物分类学等，向礼陔老师教我们动物分类学等，周培之老师教我们生理学等。当时，师训部共有两个班，除生物班之外，还有数学班，各有40多人。1972年秋季，又招收了一个体育班，也有40多人。师训部的领导，除高林外，只记得阎学儒是教革组长，原新疆工学院副院长乔雷海任后勤组长，系主任是祝慎之。有这样一个学习机会，我和同学们十分珍惜，因此大家学习格外努力。其中，动植物的系统分类、形态解剖、生理学等课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有农场，师训部的生活，比乌鲁木齐其他高校都好，在杂粮比例较高的乌鲁木齐，我们则以白面、大米为主，还可以放开肚子吃饱。由于远离城市，同学们学习也比较专心，心无旁骛。

1972年6月，我们生物班全体去天池，进行实习，做动植物标本采集工作。每3人分为1个组，进行采集工作。我和柯子勤、盛庭珍在一个组内。我们班在天池住了半个月，天池周围的山冈，我们几乎都爬遍了，收集、制作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据说，我们这次收集、整理的动植物标本，超过了新疆大学历届生物系学生的实习成绩。因为住在天池对面的当地林木班那儿，出来必须划船横过天池，因此多次在天池荡舟，每次我都争着充当舵手。在天池，留下了我们多少欢乐的身影，天池也深深映入我的心田。“曾经沧海难为水”，此后，除非陪友人去玩，我再也没有了去天池的雅兴。

去天池前，我们已获通知，数学班将被送去北京师范学院，插入数学系、物理系，再学习2年；生物班则去安徽，再学习3年。生物班的人，可以在3个大学的9个专业中选择其一，我选择了芜湖的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其余同学，分别到合肥的安徽大学、宣城的安徽劳动大学与师范大学的9个专业学习，从一年级开始再学三年。1973年9月，我们生物班近50人，乘乌鲁木齐至上海的火车离开乌鲁木齐，远赴安徽，经过三日三夜的旅行后，分别在蚌埠与南京站下车。安徽大学的同学从蚌埠去了合肥，我们安徽师范大学的同学则从南京到了芜湖。安徽劳动大学的同学则又从芜湖奔赴宣城。于是，我们变成了1973级学生。后来，安徽大学生物系与安徽师范大学化学系的部分同学经过交涉，插入二年级学习，于1975年毕业。其余同学则仍学习了三年，于1976年毕业。这样，从1972年4月至1976年9月，我的大学生涯维持了四年半，先后在乌鲁木齐和芜湖两个城市，新疆教师培训部与安徽师范大学两个学校，生物与历史两个专业学习，比之1978年后的本科生还多了半年学习时间。小弟立新，也在1973年9月被录取到新疆大学物理系学习。

从1972年4月到1973年7月，在三坪新疆教师培训部学习了一年半生物，当时，生活条件不错，同学之间处得十分融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还参加了校篮球队，常去打球，看球，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师训部的同学，有方振华、温小军、黄生荣、魏惠玲、秦学世、柯子勤、西格尔、道不代、盛庭珍、赵文杰、孙芳婷、覃荔萍、高标、杨淑芳、倪素萍、李志斌、吕元根、高翠梅、杨秀梅、马玉梅、尔鸿斌、李大勇、孙广勇、杨秀珍、赵新雅、李清国、刘伟、刘兴华、朱松山、陈绍清、崔师文、郑树新等。迄今，我们生物班的同学，还经常在乌鲁木齐聚会，缅怀过去，畅叙友谊。

那些年，历史专业颇为吃香，工厂、机关、部队、学校都来人请历史系派人去讲“儒法斗争史”。我们一进校，便赶上了这个热潮。那时，没有统一的讲义、课本，只能自己编写讲稿。于是，赶鸭子上架，不得不抓紧阅读历史书籍，从中摘抄编写讲稿。全班一下子诞生了几十份讲稿，同学的水平高低，立见分晓。基础差的同学，有迫切感，学习抓得特紧。客观结果是，大家的历史知识水平都有了迅速的提高。因此，之后的学习，大家都抓得较紧，认真听课，努力读书，尽量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大学期间，有幸得识几位恩师：张海鹏、杨国宜、万绳楠等先生，并获其青睐和培养，一同参加了学术调查活动，收益良多，初步打下了史学研究的底子。历史系总支书记谷国华，班主任董光琨，也很关心我。三年的时间，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但因缘际会，也打下了较好的历史知识基础。

1976年7月，我们毕业了。因为是“代培生”，所以由新疆教育局分配，基本原则是“哪儿来哪儿去”。我于是被分回了喀什地区。我们是在参加完1976年9月18日全国一同举行的“毛主席追悼会”后离校返疆的，路上辗转，探亲访友，多有逗留。10月6日在郑州时，听到了“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游历直到1976年11月，才返抵喀什。小弟立新，也于1976年7月毕业，被分回喀什，当时已经到地区地震办公室工作了。我因回来得迟，被分回疏附县，再分到疏附县第二中学任教师，这令我颇感沮丧，一直拖到1977年3月才去报到上班。上班后，即让我担任高二的班主任，教高二的语文课，全校（初、高中）的历史课，一度还教地理课。第一学期，每周六天，要上20节课，任务十分繁重。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学校对教学抓得比较紧。我任班主任的高二班，只有17人，据校长介绍，这个年级在初中有两个班，近百人，但初二下学期和初三一学年全在学校农场劳动，没有上课，故基础比较差。当时，高中是两年学制，高二即是高中毕业班了。我接手后才发现，这个班的学生，基础确实较差，竟然不会汉语拼音、不会查字典，于是下决心要给他们补上。我抽出正规的语文课时间，请小学语文老师来教汉语拼音（当时二中二小是一个学校），并进行考试，成绩计入语文科。又抽出一周时间，反复教他们查字典。这样，才避免了高中毕业生不会拼音、不会查字典的尴尬局面。至今，那个班的同学对此仍感念犹深。我和这个班的同学，年龄相差不过十岁左右，我用一个兄长的身份去关怀他们，教导他们，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但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高中毕业时，在我坚持下，学校给这个班的17个人全部颁发了“毕业证”，令我稍感欣慰。

1977年5月，中央宣布恢复高考，并于当年10月举行了高考。这次高考，由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自己出题。12月，我参加了喀什地区的高考评卷，负责评阅历史考卷。高考评卷结束后，又看到通知，全国开始招考研究生。这是1949年以后第一次全国大规模地招收研究生。我从中看到了希望，赶紧到喀什报了名。由于边疆消息闭塞，全国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也看不到几张。与母校安徽师范大学联系，他们当时不招研究生，恩师张海鹏先生建议我去报考开封师范学院的宋史研究生。我又联系到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时偶然认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白钢先生，他给我寄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招生目录，并鼓励我报考历史所的研究生。于是，我选择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的宋史专业为第一志愿，导师是陈乐素教授；开封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宋史专业为第二志愿，导师为张秉仁教授。报名后，即投入了积极的复习备考中。当时，疏附二中除我以外，还有3位老师报考研究生：教数学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吴雄华，教生物的安徽农学院毕业生吴克明，教外语的新疆大学毕业生杨平安。他们三人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毕业生。我们四人一同去找校长，要求给我们时间复习功课。结果校长答应，每天上午上课后，下午的活动（包括政治学习）我们可以不参加，去复习备考。这下子，我们争取到了不少时间。1978年的春节，我也仅仅休息了3天，其余时间全在看书复习。

1978年5月15日及16日两天，喀什地区与克孜勒苏自治州的60多名考生，集中在喀什大十字附近的夜大二楼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分为两个考场。我共考了4门：政治、外语、基础课、专业课。我的外语选了俄语，基础课是中国古代史，专业课是宋史。结果我政治科考了52分，俄语科考了63分，中国古代史科考了73分，宋史科考了72分，总分260分。因为那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政治题是哲学所出的，答案要求较高，故政治科50分即算及格，所以我四门功课全部及格，在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宋史专业的19人中，名列第一，而且是唯一过分数线的考生。6月27日，我接到了复试通知书，要我到北京参加复试。

6月29日，我从喀什乘飞机经停库车到了乌鲁木齐，换乘飞机，于7月1日凌晨到达北京。7月3日，参加了历史所的研究生复试。1978年9月，我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书。我们疏附二中参加考试的四人中，吴雄华被录取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其余二人则未考上。9月底，我乘汽车离开喀什，到乌鲁木齐换乘火车，经过十几天时间的奔波，赶到了北京。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刚成立，寄寓在北京师范大学。我去报到后，交出了户口、粮食关系，并到阶梯教室上了一次课，记得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郑杭生讲《反杜林论》。这一年，历史研究所共招收了30名研究生，其中有7人分别去了成都、武汉、上海、厦门、杭州，因为导师在这几个城市的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与杭州大学。我的导师陈乐素教授在杭州大学工作，我遂南下杭州，于10月到达杭州大学，开始了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在杭大期间，上的课有：倪士毅的《中国目录学史》，黎子耀的《左传研究》，徐规的《宋史研究》等专业课程，以及外语（日语）和政治。到广州后，陈乐素先生开设了《史源学实习》一课，杭大4位同学与山东大学张熙惟、华南师范大学王棣一同听课。

当时，杭州大学也招收了4名宋史研究生：何忠礼、翁福清、孙云清、周生春。那一年，整个杭州大学招收了79名研究生，包括上述4人，但我不在内。1979年12月，陈先生调到广州的暨南大学工作，我也于1980年3月南下广州，到暨南大学继续跟陈先生学习。1981年7月，在暨南大学完成了研究生学业，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毕业答辩，获授历史学硕士学位。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华南师范大学关履权教授任主任，成员包括陈乐素先生、朱家源先生、鲍彦邦先生、中山大学的曾琼碧女士共5人。当时，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院长和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都是周扬，我们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都是他签名的。毕业后，于1981年9月分配到广州的暨南大学工作。我的学习生涯到此结束。暨大学习期间，与血液病专业的汪明春，眼科专业的孙洪臣共住一套宿舍，他们俩也是跟导师一同来暨大的。毕业后，汪留校，孙则去了大连医学院。

回顾我的求学生涯，在边城喀什完成了中小学阶段学习。二十多年的喀什生活，深深地给我打上了“新疆人”的烙印。此后四十多年的岁月，不仅没有磨灭这些烙印，反而更深刻了。大学阶段，先是到乌鲁木齐，再到安徽芜湖。研究生阶段，又落户北京，负笈杭州，再落脚于广州。求学的足迹，从帕米尔高原脚下的喀什起步，向东到达长江中下游的长三角地区，最终南下，来到南海之滨，落户广州，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蹉跎，但终于完成了大学及研究生学业，走上了高校教师的岗位，达成了家父的心愿和自己的志向。有意思的是，每个阶段的学习，都要转换两三个地方，留下几群同学，因而使同学的圈子更为广泛。也许，这是一种幸运的眷顾吧。

在大学任教三十余年间，先后出版了《赵普评传》《五代禁军初探》《宋初政治探研》《宋太宗》《张乖崖集》（整理）、《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宋代史》（上、下册）、《宋代典籍研究》《南宋名臣崔与之》《宋丞相崔清献公全集》（整理）、《中国历史·五代史》《宋代政治军事论稿》《宋代人物论稿》《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整理）等十余部著作，先后在《历史研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文献》《文史哲》《史学月刊》《史学集刊》《中州学刊》《学术研究》《浙江大学学报》《军事学术》《暨南学报》等数十种刊物上发表论文200多篇，已刊论著逾400万字，算是有些成绩吧。十余年间，共培养博士20多名，硕士20多名，自认是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2014年6月，正式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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