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图书馆杂志》2021年第10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潘超老师授权发布。

作者按语：韦骧《钱塘集》的版本问题并不复杂，但前人于卷数、版本的著录多前后矛盾，笔者虽反覆参考，但其“真相”究竟是不是如本文所推断的，仍需后来者来验证。现举三例：（一）陆心源前后矛盾？陆氏《皕宋楼藏书志》中将此书著录为明刊本，但《群书校补》又改称“余所藏乾道刊本”，该书目录仍题作：“明覆宋本”，一书之内前后矛盾若此，似可证陆氏著述“多有蓝本”的传言。（二）傅增湘记忆有误？静嘉堂现存十四卷，但《皕宋楼藏书志》著录此书：“原阙一、二两卷”，共十六卷。傅增湘1929年访日时目验此本，在随后与张元济的信中记“今本仍十四卷”“四库所收亦只十四卷”，但后来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又著录为十六卷，前后矛盾。以昭和三年（1928）藏书为对象著录的《静嘉堂文库汉籍分类目录》（1930年出版）著录：“卷一、二、五、六阙”，所以笔者推测“十六卷”是傅增湘误记，又不知第五、六卷尚存于天壤间否。（三）四库本问题。《总目》及卷前提要均著录十四卷，但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仅有十二卷，缺卷十三、卷十四（即静嘉堂本、武林本之卷十五、十六），原因不明待考。

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本《钱塘集》考述*

潘 超

摘 要 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刻本《钱塘韦先生文集》十四卷，是北宋士人韦骧的文集《钱塘集》现存唯一的宋刻本，并且为通行本的祖本，其中保存有多篇不见于通行本的佚诗、佚文以及韦骧自注，对研究北宋政治生态、文人交游活动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一直以来，学界通行的《钱塘集》版本是光绪年间刻印的《武林往哲遗著》丛书本（以及依据该本整理的《全宋诗》、《全宋文》），而该本实际与宋本《钱塘集》原貌相去甚远，并漏收诗文和大量韦骧的自注。考察静嘉堂本《钱塘集》，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宋代文集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关键词 《钱塘集》 韦骧 全宋诗 全宋文 静嘉堂文库

1 韦骧与《钱塘集》

韦骧（1033—1105），字子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皇祐五年（1053）进士，历任兴国军司理参军、婺州武义令等职，元祐七年（1092）召为尚书主客郎中，后出为夔州路提点刑狱，建中靖国初知明州，后改提举洞霄宫致仕，崇宁四年（1105）卒。韦骧少有文名，年十七，以文章进谒王安石，王安石“见其《借箸赋》，大奇之，曰‘吾行江南入吴越，见文士唯子与董顾行耳’，由是籍甚。当时每一赋之成，学者争传诵之。”[1]其诗文在后世也颇受瞩目，《四库提要》称其文风：

观其气格，大抵不屑屑于规模唐人，而密咏恬吟，颇有自然之趣。杂文多安雅有法，而四六表启为尤工。其精丽流逸，已开南宋一派。虽未能接迹欧、梅，要亦一时才杰之士也[2]。

据陈师锡撰《韦公墓志铭》，韦骧生前“料理平生文稿”，有赋20卷，生前已“行于时”，今已不存；又编订文集《钱塘集》二十卷，生前一直未能付梓，直到南宋乾道四年（1168），其孙韦能定知汀州，将家藏文集刊于临汀郡庠，日本静嘉堂藏宋刻本书尾有韦能定所撰跋文，详述经过：

先大夫文稿二十卷，家藏日久，中以季父参议携往别塾，最后二卷遗失，不可复得。能定大惧岁月浸远，复有亡逸，以隳先志，谨命工锓木于临汀郡庠[3]。

从跋文可知，该本是《钱塘集》最早的刻本，在付梓之前，文集已非完帙，集中最后两卷已遗失，故仅刻十八卷。查历代官私书目，除此宋乾道本之外，宋、元、明间未再有刻本著录，导致后世传本稀少，今天最常见版本乃《四库全书》本和光绪二十二年丁氏刊《武林往哲遗著》丛书本两种，尤其是后者，一直以来被研究者认为是“完善而又易得”。清光绪年间，钱塘人丁丙与其兄丁申采辑乡邦文献编纂《武林往哲遗著》丛书，从杭州吴氏瓶花斋处获得“吴氏从乾道本影写”并“校正”的《钱塘集》抄本，于是召工刻梓。由于该本的底本——瓶花斋抄本声称“影宋”，而依据该抄本再刻的《武林往哲遗著》本又颇为常见，所以现今通行的《全宋诗》《全宋文》均使用《武林往哲遗著》本为底本整理，但据笔者的研究，该本并未真实反映宋刻本的文本原貌，存在极大的文本问题。《武林往哲遗著》本的祖本宋乾道本今天仍然保存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中，笔者在调查该本时，注意到了《全宋诗》《全宋文》中未著录的佚诗佚文7篇，以及130余则韦骧的自注。

静嘉堂所藏宋刻本《钱塘韦先生文集》，原刻18卷，现存14卷（阙卷一、卷二、卷五、卷六），半叶10行20字，注文小字双行，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版心上方镌本叶字数，下镌刻工名，如杜明、官太、叶从、刘昌、刘三、吴正等，多是南宋乾道淳熙间福建、江西地区的刻工。又宋讳中不避扩、匀、敦等字，避讳至慎字，正文中遇“构”字则空阙，题“太上皇帝御名”。该本又避家讳，书后附录的韦骧墓志铭中，韦骧之“骧”字，其祖父韦镐之“镐”字、父韦杲之“杲”字，以及文集刊刻者韦能定之父韦寿隆之“隆”字，均阙末笔；集中“襄”字亦阙末笔，可知此本即是韦能定于孝宗时刊印的乾道本之原刻①。1929年傅增湘访日，与长泽规矩也等人至静嘉堂文库访书，非常敏锐的发现此本正是四库馆臣所言的吴宽藏宋本，称之为“海内孤帙”，随后寄书与张元济，认为此次发现乃“此行最快意之事也”，并建议张元济摄影印行[4]。

此本在清末流入陆心源皕宋楼后，陆氏在《皕宋楼藏书志》中将此书错误地著录为明刊本，但在编著《群书校补》时又改称“余所藏乾道刊本”②；1907年皕宋楼藏书被出售与日本静嘉堂文库，此书也被捆载而东，傅增湘在静嘉堂文库检视后确定为宋本，并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著录：

《钱塘韦先生集》十八卷，宋韦骧撰，存卷三至十八，凡十六卷③。宋刊本，陆心源氏原题明刊……按：此本实为宋刊，且属初印精湛。卷中宋讳亦缺笔，未审陆氏何以疏率至此，题为明初刊。[5]

从避讳、刻工、刊行跋文及版面风格来看此书确是宋刻无疑，经傅增湘、傅熹年等多位学者鉴定，已成今天学界的共识 [6-8]。静嘉堂本不仅是现存唯一的宋刻本，还是现存如《四库全书》本、《武林往哲遗著》本、国图藏清抄本（甲、乙两部）等传本的祖本。据《四库总目》记载，四库本的底本“编修汪如藻家藏本”是一部抄本，此本缺卷一、卷二、卷十七、卷十八，仅14卷④，馆臣从该抄本的避讳判定该本是“由孝宗时刊本传抄”，且该抄本有收藏家题识“宋板《韦骧集》，系明吴宽家藏本，原阙第一、第二卷，实止十四卷”，傅增湘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就静嘉堂本和“明吴宽家藏本”的关系作了论证：“昔传明吴匏庵宽藏宋刊本，缺第一、二卷，此本所缺正同，必为吴氏藏本无疑也”，认为静嘉堂本即是明吴宽所藏的宋刻本，则四库本的底本源于静嘉堂本。其实不仅四库本，现存版本中如《武林往哲遗著》本、国家图书馆藏两部清抄本的底本，也均源于静嘉堂本。首先，各本序跋描述的底本特征与静嘉堂本完全一致，丁丙在刻书序中云：“此本为吾杭瓶花斋吴氏从乾道本影写，敦复上舍复加校正。‘构’字注‘太上皇帝御名’，‘昚’字注‘今上御名’，每页二十行⑤，行二十字”；《四库提要》描述底本则云：“检勘书中，凡‘构’字皆空阙，而注其下云‘太上皇帝御名’，当由孝宗时刊本抄传。特所阙两卷，诸本皆同”；国图藏有两部清抄本，其中甲本有康熙五十八年（1719）吴允嘉的跋语，称该本抄自“瓠庵（即吴宽）先生椠本”，是“椠本之苗裔也”，都与静嘉堂本特征与来源一致。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论，笔者又比较了诸本的文本，发现静嘉堂本中因为纸张破损而导致文字缺损之处，文渊阁四库本、《武林往哲遗著》本、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的相应文字也都付之阙如（《全宋文》《全宋诗》均阙文），如静嘉堂本卷十五有多处纸张破损，其中无法辨明的字句，各本均空白，或注明“原阙”，如卷十五中的《答陆君仪书》，静嘉堂本残损严重：
其所论□□若不相似，然□□所谓悼者，嗟其死之悖理耳。今虎有深山□□不□□守而反宣恶城市，以取毙踣，是亦死之悖理也□□可悼之然也。

将之与《武林往哲遗著》本、国图藏清抄本一一比对，可以发现这一段文字，诸本也都有阙文，且与静嘉堂本的残损处一致。由此可以证实以上诸本的底本是静嘉堂本在传抄流传中的“苗裔”。

2  静嘉堂本《钱塘集》所存佚文佚注

由于静嘉堂本藏于海外，所以一直以来研究者都未能对《钱塘集》的原貌展开深入研究⑥；加之一直以来最易见的《钱塘集》版本是《武林往哲遗著》本（“今宋本不易睹，以此本完善而又易得”[6]392），所以今日通行的《全宋诗》与《全宋文》均以该本为底本整理，但该版本实际上存在很大的文本问题。虽然丁丙在序文中言“此本为吾杭瓶花斋吴氏从乾道本影写”“犹存宋椠之旧”[9]，然而将《武林往哲遗著》本与静嘉堂本比勘，尽管在行款和阙叶上，确如丁丙所言，瓶花斋吴氏抄本部分保留了宋乾道本的面貌，但是从文本内容上来看，问题颇多，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漏收部分诗文；第二，漏收大量韦骧的自注，部分小注张冠李戴，造成了文本的混乱。经过比勘，四库本、国图藏清抄本（两部）也均存在相同问题，可知静嘉堂本虽为诸本之祖本，但诸本并非直接抄自静嘉堂本，而是共同源于某部抄写不精的静嘉堂本的传本。以下依据静嘉堂本具体考察通行本《钱塘集》中存在的文本问题。

2.1  佚诗文

静嘉堂本《钱塘集》存有《全宋诗》未收诗6篇，《全宋文》未收文1篇，经笔者查验，《武林往哲遗著》本、四库本、国图藏清抄本中亦无此7篇。这6首诗有1首在文集卷四，5首在卷八中，题目与具体内容如下：

（1）静嘉堂本卷四⑦《咏唐史》组诗中第二十四首《钱塘集》中有一组重要的七言咏史诗《咏唐史》，共三十首，每首咏一、两位唐代人物，句下有韦骧自注，注明出处。今《全宋诗》中仅存二十九首，且题为《崔荛》（第二十四首）所咏诗句“执政如何事佛淫”“身附奸邪不知祸”与崔荛生平事迹不符，今据静嘉堂本可知，在原文集中，第二十四首为《崔荛》、第二十五首为《王缙》，而《全宋诗》中题为《崔荛》的诗原是第二十五首《王缙》的内容，不知何故误刻入崔荛名下，而《崔荛》原诗却被刊落。此外，静嘉堂本中还保留了韦骧的自注，今将第二十四首、第二十五首诗作以及韦骧自注一并录出，以存其真：《咏唐史》组诗第二十四《崔荛》：
只观庭树笞言旱，土木当须起怨憎。须发莫嗟遭剪削，当时不死是难能。韦骧自注：荛为陕州观察，民诉旱，荛指庭树曰：‘此而有叶，何旱之有？’乃笞之。后为军人所俘，剪其须发，拜而获免。
第二十五《王缙》：
大臣许国当由道，执政如何事佛淫。身附奸邪不知祸，却谈报应感君心。（《全宋诗》中该篇被误置于《崔荛》题下）“身附奸邪不知祸”句尾有韦骧自注：谓附元载役，遭黜。
（2）静嘉堂本卷八《烂溪道中》

寂寞缘溪道里赊，林坳时见两三家。丹枫竞带衔山日，白鹭双翘出水沙。满袖风霜情惨淡，随轩牒诉语呕哑。但嗟未有归休地，矍铄精神莫谩夸。

按：在静嘉堂本中，此诗后一首为《度烂溪》，疑两诗诗题相近，故抄写时失收。烂溪又名澜溪塘，位于吴江市境内。据明代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三记载：“烂溪在永新泾东北二十里，南滨桐乡县者为东烂溪，又东行二十里，出秀水县界，北入吴江县莺脰湖。”[10]

（3）卷八《又和公仪岁暮书怀用前韵》

囊封奏了抖尘衣，恳乞琳宫欲傲时。高躅未能离省闼，清谈犹可共书帷。交情孰拟同年厚，诗债毋嫌隔岁迟。窃觊朝廷留旧德，孤怀真若解棼丝。

按：在静嘉堂本中，此诗前一首为《和刘公仪索和诗次韵》（通行本均脱“刘”字），疑诗题相近故失收。刘公仪，合州（今重庆合川）人，皇祐五年进士，与韦骧为同年，韦骧集中屡见与其唱和之作。（4）卷八《胡右丞挽词二首》（其二）

讣闻簪绂共伤神，尽叹熙朝失正人。谁谓钧陶天下手，便为寂寞冢间身。高文辉映诸儒旧，清德流传万古新。归葬东吴秋已暮，素旌哀挽惨江濒。

按：静嘉堂本卷八《胡右丞挽词》收诗两首，而《全宋诗》仅存一首。所挽当是胡宗愈。胡宗愈(1029-1094)，字完夫，名臣胡宿之侄。胡宗愈亡于绍圣元年（1094），诗中有“归葬东吴秋已暮”之句，可知此诗当作于是年。本集卷九有《贺谢中书胡舍人》。

（5）卷八《邓左丞开府挽词三首》（其二）

礼闱被召耸诸生，政府摅才道始行。岂谓桑榆逢急景，不容膏泽饫群情。致尧终保初心固，夺绾俄嗟旧事轻。赖有后来书信史，悠悠千载享荣名。

（6）同上（其三）

真贤顺化只逡巡，英气飘然岂易沦。不逐张良从隐逸，应随传说上星辰。高文与世为矜式，淳德何人继后尘。追慕门阑多感激，寓词哀挽泪沾巾。

按：静嘉堂本卷八《邓左丞开府挽词三首》收诗三首，而《全宋诗》仅存一首。诗中所挽当是邓润甫。邓润甫字温伯，建昌军南城县人，皇祐元年（1049）登进士第，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拜尚书左丞；卒于是年，优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安惠。据此知该诗当作于绍圣元年。今集中有《胶州道中逢九日呈温伯舍人》、《和温伯道见寄》等作品。（7）卷十二《谢中京留守请赴筵》
道出名疆，方忻良遘，书贻厚意，特枉宠招。其在悃衷，曷胜愧荷。
按：该文为卷十二《代鸿胪陈卿使北表》中的一表，查傅乐焕《宋辽聘使表稿》，神宗元丰七年（1084）八月，鸿胪卿陈睦为辽主生辰使出使辽国[11]，该文当作于是年。2.2  佚注考静嘉堂本中保存有大量不见于通行本的韦骧自注，从内容上看这些自注可分为三类：（1）交代典故出处或用前人成句《钱塘集》中的咏史组诗《咏唐史》共三十首，每首句下有韦骧自注（共六十一则）。在通行本中这三十首诗只有第一首《李卫公》和第二首《李英公》部分保留了小注，其余小注均已不存。这些自注对于理解作者的作诗用意十分重要，如：
尹思正 注：赠黄门监执笔威逾知一杖，忤权活得月将身。韦注：同侯知一为司府少卿，吏人诗曰：不畏侯卿杖，唯畏尹卿笔。韦注：韦月将告武三思变，中宗欲斩之，思正执笔，奏配流，三思令所由非法害之，思正又固争，得免。位终八座非为幸，埋戟相符岂不神。韦注：为少卿时，宅中掘得古戟十二，俄而门加棨戟。李朝隐 注：赠吏部尚书拽宦鞭奴蔑贵权，当时风角⑧愯衣冠。注：睿宗朝为长安令，有宦官关兴贵诣县请托，朝隐命拽出之。开元中为河南尹，太子舅赵常奴恃势侵平人，乃执而杖之。及为御史声名减，岂是官高便欲安。韦注：为御史大夫。
此外，如卷四《和公余言怀》中“敢希成大器，唯恐近污渠”句下有小注“韩退之诗有‘清沟映污渠’句”，则注明用韩愈《符读书城南》诗意。卷七《和山行回坐临清桥啜茶》中“桥上茗杯烹白雪，枯肠搜遍俗缘消”句下注“卢仝谓‘两碗搜枯肠’”⑨，注明用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意。卷八《和子方赠祖夷仲提刑》中“行见刑清八州境，里言应不咏桓东”⑩句下注“尹赏为长安令，辟地为虎穴，捕恶少数百人，以次内穴中死，与瘗寺门桓东，揭书姓名。道路歌曰‘安所求吾子，桓东少年场’”，则用西汉酷吏尹赏事。（2） 自记作诗时间、地点、人物等信息卷三《杨内翰读书堂》题下注明诗中所咏读书堂“在锦竹无为山”。卷七《吴六合道原席上》题下注“时乡人金推官在坐”；同卷《偃盖松》题下注“本在琅邪山，见于王元之八咏”。卷八《自剑还道中寄同事苏进之》记作诗时间为“十一月八日”；同卷《宿上亭驿》题下注“是夕大风小雨，翌日晴和，谒潼江英现王庙”；《师子峰》题下注“建宁县双溪驿之西，俗谓三郎石”；《题尤溪县林平铺壁》题下注“是日过黄山岭至此”。这一部分自注多为题下注，阐发作诗要旨，注明创作诗歌的时间和具体情境，为后人理解和分析诗歌提供了注脚。（3）自注本事，或解释当时情事，或解释作诗作文之由通行本对诗题删略颇多，如卷八《和曹子方》，在静嘉堂本中则作《和曹子方见庆嗣子推官自太原教授移彭泽令还侍于建安次韵》，原题中注明了唱和诗的缘由、人物等信息，而通行本中皆不存。该诗尾联“凤毛池上他年贵，谦晦终难掩道耕”后有自注云：“令子秀整而强学，而来诗过形谦抑，有只堪饷耕之句，故以是答。”某些诗如果无作者自注，则让人颇费思量。如卷八《谢岩起惠支颐二首（其二）》“儿女环观齐指笑，朱颜犹未怯双莲”，儿女因何发笑？“双莲”为何意？静嘉堂本诗后有自注云：“所惠支颐，承以卷荷而辅以双莲。”《过桐庐郡》诗后小注谓“范文正有潇洒桐庐郡十咏”，以释诗中“潇洒旧闻名”之句。卷七《蔡仲远内翰出虢州刘龙图所寄诗因次其韵》有小注：“来诗有烦问禅伯之句，故以是云”，以释“内阁旧交诗远寄，心期犹未许裴休”句。卷七《想庐山三首》之一“二林咫尺还淹兴，空读羌庐易览书”句下注“近儒有庐山易览图行于此”⑪。卷四《摄户纠二曹诗因自戏》“却笑近贤衔署贵，时人虚号一条冰”，静嘉堂本自注云：“近世陈彭年在翰林所兼十余职，皆清要，时人谓其署衔为一条冰。”同卷《谢董都官见寄》诗后自注云：“来诗有‘平反好积于公德，行见高门驷马还’之句，因以此答”，用以解释尾联“听狱平反愿承教，异时安敢议高门”。卷八《和盛中叔侍郎斋宿唱酬》“共庆球琳已华国，独惭樗散谩先春”句末有小注“非材窃第，愧先半纪”，不如此解释两人的关系，便不清楚此句的用意。

3  佚注中所见作者生平

韦骧集中诗文多无明确纪年，而自注中所记年月、地点、事件则展现了诗人生活的丰富细节，为研究韦骧生平提供了线索。如卷七《又和锁宿即事》诗后有小注注明 “乙丑正月丁未入院，十八日癸丑和此”；卷八又有诗《同文馆试上舍和同事孔彦常学士即事》句尾也有自注云“次日奏号”，知韦骧曾在同文馆试太学上舍生，此次唱和活动应在北宋元丰八年（1085）正月，与张耒、晁补之等人的同文馆唱和相差一年。此时韦骧在京城任主客郎中，主客郎中在元丰改制后领礼部主客司事，掌接待外国朝贡等事[12]。卷七《又和九日有怀见寄》“酒阑忽忆胶东路，跋马随轩望上都”有小注“癸丑从辟，以九日过胶水”，此诗是韦骧写给友人邓润甫的，邓润甫为王安石变法的中坚人物，于熙宁六年被命以京东路察访一职赴山东察访 [13]，可知韦骧亦曾参与此役⑫。卷八《邃明生日》题下注“四月六日”，邃明即“乌台诗案”主谋之一的张璪。韦骧与张璪交好，并为其撰写行状。张璪的生年不详，《全宋诗》《全宋文》皆阙如，此一小注是张璪生平的重要史料。此外，如卷八《寄陈安道同年》“折桂交游三纪外，系匏踪迹两溪滨”句后有小注“君居信溪而予居建溪之滨”，知此诗作于福建转运判官任上。《和子方赠祖夷仲提刑》有“梁汉曾嗟失高躅，瓯闽幸迟扩前功”之句，两句后分别有小注“予领漕利路而公已罢使归阙”和“公旧宰福之宁德”。《九日示寿隆》有“明年汝对陶公菊”句，下有小注“时寿隆待彭泽令阙”，韦寿隆为韦骧长子，据此诗可知其此时正待江西彭泽令阙。静嘉堂本保存的一百三十余则小注，全面展示了作者的生平交游，由于系作者的自注，其史料价值相当高，是研究北宋中期政治史和文学史的珍贵的一手史料。

4  结语

静嘉堂所藏宋刻本是现今《钱塘集》通行本之祖本，其中有数篇佚诗、佚文未见于《全宋诗》《全宋文》，并保存了大量韦骧的诗文自注。此集为韦骧生前亲自编订，从这些自注的口吻来看，应是韦骧晚年编纂文集时所作。韦骧晚年通过注释旧诗文，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和总结，因此这些自注是研究宋代文人自编诗文集意识的一个极佳的实例,也可藉此了解韦骧的生平与交游。此外，通过考察静嘉堂所藏宋刻本的文本，可知《全宋诗》《全宋文》所据之底本《武林往哲遗著》本并未真实地反映宋刻本的文本原貌，该本存在不少的文本问题；而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宋刻本《钱塘集》的存在，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这部宋代文集的文学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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