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新江教授讲座实录 | 西域与南海——向达先生的问学求索之路-史林春秋-杭州文史网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向达先生的问学求索之路”。本来讲座好像是配合我们这套“问学”丛书来做的，但是我想我不好自己吹自己，在这讲我自己问学，所以我说我们就讲向达吧。向达先生跟浙江大学有关系，特别是我们现在正在跟古籍出版社准备做一套向达先生的全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件事儿，所以在做全集的过程中，我们也就把向达先生的学问梳理了一遍，刚好把向先生探索西域南海的历史脉络，跟大家梳理一下，跟大家交流一下，就是漫谈式的。因为我们这是在书店这样一个环境下，前面周边都摆着很多书，我们聊一聊向先生跟书的关系。向先生他研究方面很广，但是总体的方向确实是西域南海，包括西域和南海，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

向先生（1900~1966），他是湖南人，也有湖南人的倔脾气，字觉明，笔名方回、佛陀耶舍，所以他跟佛教有很多关系，佛陀耶舍是鸠摩罗什的老师。解放后自称是土家族，湖南湘西的。

1919年先进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入数理化部。我们史学界有很多有名的人其实都不是学历史的，都是改行的，改行的人都比较厉害，比如陈垣、向达，以及我的老师张广达，这些都是改行的，原来都是学数理化的。其实我们北大历史系现在也是，经常有转系来的，大部分都是北大那些精英的最高分的专业转来的，他们在上学的时候听父母的，听高中老师的，只能考数理化，等上了几年大学了，就要按照自己的兴趣来了。我想向达先生就是这样，所以他后来就转到文史地部，然后进入到史学研究会，师从柳诒徵、竺可桢，这都是我们知道的非常大的人物。在这个氛围里，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东南大学，就转到了东南大学历史系四年级，从三年级转到历史系正式学历史了，到1924年他在东南大学毕业。这是他的简单的求学生涯。这个求学生涯其实跟他后来的学术选择和历史研究都非常有关系。旧学的功底，跟柳诒徵这些先生，这些旧学功底是非常好的，又跟竺可桢这些先生，后来做跟科学有关的题目有很大的关联。

1924年，他先进入商务印书馆做编译员，根据他在大学里语文的、英语的训练，做了很多翻译工作。其实早年的人是一边养家糊口一边做学问的，有时候看着是很辛苦的，所以有时候有的工作是他自己的兴趣所在，有的可能就是商务印书馆的需要所在。我们看他早年做的有些是中西交通史的，像《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传入欧洲考》这些翻译，但是像他翻译班兹的《史学》，亚里士多德的《亚理斯多德伦理学》，甚至翻译印度的、翻译苏联的通史，大概都是跟商务印书馆的要求有关系。

当然他自己的本行是发表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这是他特别重要的文章，还有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小说的历史学研究，特别是《论唐代的佛曲》，唐代佛曲实际上是罗振玉刊布的几个敦煌的卷子，其实是判定的有问题，所以他做一些辨析，一直做到《明清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所以面实际是非常宽的，从唐代的西域史一直到晚近的从南海来的耶稣会士的东西，也有《中外交通小史》这样的书，所以向达先生是非常勤快，底子非常好，训练已经非常好的。

他翻译的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后来商务印书馆也出了一个全本，向达翻译了很多单篇发表，但是没有全翻，当然商务印务馆后来出的全本是英文书的修订版，向达先生翻译的还是1925年的初版本。然后到1930年，经过自己的努力，从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个编译人员，进入到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编纂委员会，其实这个地位已经非常高了。而且当年的北京图书馆是人才汇聚的地方，像现在我们知道赫赫有名的一些学问家都是当年北京图书馆的编目人员，像徐森玉，还有韩琦先生的舅舅张秀民先生，聚集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向先生也是在这样的氛围里继续成长、继续问学、继续求索。他仍然是以中西交通史为主，但是他早年翻译的《甘地自传》《匈奴史》《鞑靼史》，然后《斯坦因西域考古记》，这是影响年轻一代的非常重要的书。中华书局印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我记得他当时是想把西域考古做成一系列，有《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有《勒柯克高昌考古记》，他有一个给中华书局的清单，要译哪些书，做成一个小丛书，但是真正出来的就是这本。另外一本《高昌考古记》也是稿本存世。其实他有很多东西，由于时局变迁，或者由于他转换到其他领域，没有及时出来。向先生有很多这样的稿子。那边是他写的《中外交通史》，是一部很小的书，但是作为通史其实当时是很少的。当年中国的学者大部分是写专题研究，不太写通史，因为向先生很早就到北大来讲授中西交通史的课，所以他就写了这样的通史性的著作。

但是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学术界影响更大的是《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因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斯坦因在那些大部头著作之外，对他整个的前三次探险的总结性的著作，是在哈佛大学做的一个系列讲演。哈佛大学觉得华尔纳到敦煌去盗宝没有搞成，所以要请老谋深算的斯坦因帮助哈佛大学去敦煌弄东西。1930年代就请斯坦因到哈佛大学做了一系列讲演，形成了这本书，原名叫《行走在中亚的古道上》，《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向先生起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更好。我上大学之前比较受到影响的，这是其中一本书，对我后来很有影响。这书是斯坦因讲前3次探险，他还有第4次，就是哈佛大学雇他，这次被中国学术界抗议给轰出去了，吊销了护照，所以他没有出自己的正式的第4次探险的著作。

除了这个，向先生实际做很多研究工作，一边翻译一边研究，《汉唐间西域南海诸国古地理书叙录》，这篇文章其实就为他后来的《中西交通史籍丛刊》的整理铺下了伏笔，但是他更伟大的奠基他的学术地位的文章是1933年出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后来他出了一本书，这本书收了各种各样的文章，但是书名仍然叫《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是因为这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一篇长文，当时作为《燕京学报》的专号发表。你想想，他本人并不是燕京的，也不是北大的，也不是清华的，不是这些名校出身的，但是燕京大学能够给他发表，当时的杂志的committee，也就是编委会，实际上都是洪煨莲洪业这些人物，竟然这么早以专号形式给他发表这篇文章，就是说整个学术界其实是对他一个很高的评价，他有这篇东西就在中国的学术界站稳了脚跟。

所以为什么他后来成为一级教授，这篇文章是非常关键的，1933年。我们今天数了数，大概将近10万字的一篇长文。实际这篇文章它也不是无源之水，前面有日本的桑原骘藏写过《汉唐以来进入中国的胡人考》，也有一个中译本叫《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但是向先生这篇文章集中在长安，集中在长安来说西域文明，而且不仅是人物，就是进入西域的昭武九姓、西域的绿洲王国这些人物，而且他把音乐、舞蹈、宗教、美术各个方面几乎都论到，当时用了一些材料，也是当时新发现的一些墓志，所以这篇文章做得非常透彻。也就在这一年，1933年，北京大学就聘他为兼任讲师，讲“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其实这部讲义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史”他是有一本讲稿的，但是向先生后来生活非常坎坷，很多东西没有存下来，非常可惜，但是也可能在某个地方存着了，说不定将来会出来。

1935年，他仍然是北京图书馆的编纂委员会委员，所以1935年北平图书馆，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了，作为跟法国、英国的交换条件，把向达交换到大英图书馆，把王重民交换到法国国家图书馆，这两个相当有水平的，北京图书馆肯定是挑了又挑，然后挑出了学术最好的学问家，派到法国和英国，其实是拿他们的馆际交换权，主要的目的当然是冲着敦煌写本去的。但是向先生先到了牛津大学的包德里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先找《永乐大典》，然后明版书，然后调查太平天国史料、中西交通史料，写过《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实际上面非常宽，而且很多是明清以来的耶稣会士的东西。

第二年转到伦敦，去调查英国博物馆，其实英国博物馆就是英国博物馆里面的英国图书馆，那时候图书馆还没有从英国博物馆里分离出来，1973年才分出来，但是他受到了当时的保管员翟林奈的刁难，所以他和王重民两个人的遭遇完全不同，这与英国、法国跟中国学术界的交流也是完全吻合的。

斯坦因就是一个跟中国最敌对的人，一直到死是不跟中国人往来的，所以斯文赫定跟中国科学界共同签署了合作西北科学考察，建立了西北科学考察团。英国皇家协会马上把皇家学会给斯文赫定的所有的奖章全部吊销，就是你不属于我们大英帝国了。翟林奈也是不跟中国学术界发生关系的人，他只认中国一个人，就是胡适。他是外交官出身，他爹就叫老翟理斯，就是编中英词典的那个。

我们过去用威妥玛和Giles system，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拼音占领西方的学术杂志之前都用一个Wade–Giles system拼音系统，那就是他爹编的，他爹就是原来驻华的一个外交官，这种外交官家里出来的汉学家一般都是跟中国敌对的，翟理斯就是这样。但是他认胡适，为什么他认胡适呢？他的第一篇文章，他从一战前就开始整理敦煌文书，在1914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叫《敦煌录译注》，就是斯坦因拿去的一个敦煌的地理文书，他翻译的这个东西很多错。当时胡适在美国留学，其实是一个新青年，是一个讲白话文的新青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挑翟理斯的错，翟理斯倒是很认，这没办法，所以就马上跟着胡适的批评，又发了一篇叫re-translation，重新译了一遍《敦煌录》。

所以等到1924年胡适庚子赔款去到伦敦去找禅宗史料的时候，翟理斯肯定帮了他忙，否则的话他不可能在上万件的敦煌卷子里头那么快找到《神会语录》《六祖坛经》《历代法宝记》，这些书没有目录，他往哪去找，他不可能一篇一篇翻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胡适日记，实际上翟理斯还是认胡适。但是向达来了，一个中国的普通书生，他就刁难他，所以最后他只看了500多号的卷子，而且看的主要是俗文学作品，很多东西他看不到，跟王重民在巴黎的待遇完全不一样。

因为伯希和1909年带着敦煌卷子到了北京，北京学人不仅不把他当作仇人，还把他当作恩人对待，所以伯希和高兴得不得了，回到巴黎还真是给罗振玉、端方、刘师培他们寄了很多照片，然后中国的敦煌学实际就是从这儿开始，拿着伯希和的照片这么做起来。而且伯希和当时是受到斯坦因的委托，整理斯坦因的敦煌卷子，所以把斯坦因的一些东西也寄给中国学者。比如《秦妇吟》，中国学者一直把它说成伯希和所获、巴黎收藏《秦妇吟》，其实那是斯坦因所获的。

伯希和这个人兴趣很广，他后来跟斯坦因说我没时间就给退回去，不给他整理，但是在巴黎，王重民来了之后，伯希和、戴密微这些人对王重民非常好，王重民可以直接进库房拿敦煌卷子。跟我在1991年在英国图书馆整理翟理斯剩下那些残片一样，可以直接进库的。翟理斯他就不让向先生看，实际向先生如果帮了他的忙的话，他就很容易做这个工作了，但是不帮他的忙，你看他从1913年、1914年开始干，一直干到1957年，他编了一本目录，编了一辈子，1958年他就去世了。

所以翟理斯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这个目录还是有很多学问，特别是佛典的比定，但是在四部书上他就差得很远。向先生敦煌做不成，他就去抄太平天国和耶稣会士的材料，所以向先生训练非常好，什么都可以做，你不让我做这个，我就可以做别的。

所以后来50年代出近代史史料的太平天国卷是向先生编的，因为他也抄太平天国史料，也抄耶稣会士，其实耶稣会士的东西他也抄了很多，但是他自己说他不懂拉丁文，所以他整理的很少，他借给了很多人看，你看现在出来的郑天挺的《西南联大日记》，西南联大的时候，郑天挺经常看完一本就去向达那换一本，就是说他做明清史很多都是从向达借的书来看，现在有一些向达当年指导的学生的论文也发表出来，也都是靠着向先生抄的这些书，所以向先生当年曾经在伦敦，给中华书局的两位老总写信，说我在英国图书馆看敦煌卷子受到Giles的冷淡，表示拒绝，说我曾经申请帮他干活，他也不同意。所以这种情况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际，但是既然到此，不能不想办法，庶不致如入宝山，空手而返。

实际大部分情况跟王重民相比的话，真是如入宝山，空手而归，就500多个卷子。你想伦敦是1万多号啊，当时编出来在翟理斯的目录是6980号，但是整个量是过了1万号的，所以翟理斯确实是没给他整个看。跟王重民相比的话，在敦煌文献上，向达的成就远远不能跟王重民比了。王重民后来编了《敦煌曲子词集》《补全唐诗》，然后《敦煌古籍叙录》，后来跟向达又编了《敦煌变文集》，各个方面都有贡献，但是在文献学方面当然贡献最大。

王重民是一个非常运气的人，他在北京图书馆看好了各种善本书，到巴黎又看了所有巴黎国立图书馆善本书，又到意大利看了意大利的书，到了德国看了德国人的书，都有人帮他忙。德国至少也是有七八千号的吐鲁番汉文文书，国家图书馆存的王重民拍回来的德国的吐鲁番文书里头的四部书，如果没有人帮忙的话，他不可能在一两个星期之内把这些四部书的最精品全部都拍出来，这都是当年有人帮忙。后来抗战的时候向达就回国了。王重民呢，胡适说你不要回国，现在打仗了，你回国也没有用，你干脆到美国来，国家图书馆的书运到美国之后，你就看着这批善本书，同时就把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的，然后他再回来当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后来兼国家图书馆的馆长。所以王重民是看中文善本书最多的，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过他了。他的《中国善本书提要》，没有人过眼这么多善本书，这是运气。那么向先生在伦敦受到冷落了，他就跑到柏林、巴黎，他拍回来的柏林的照片也有那么一二十种，但是跟王重民比就差一点，但是他关注的是印刷品，他更多的是拍印刷的资料，不是四部书，也可能他跟王重民有分工，因为他们在外面其实是无形之中，互相之间是有分工的。

比如到了梵蒂冈，王重民碰到阎宗临，阎宗临懂拉丁文，这个东西就交给他了，所以后来梵蒂冈的很多调查是由阎宗临来做的。阎宗临原来是解放前的中山大学的历史系主任，后来听号召去贡献给老家，到了山西大学，他学的那些拉丁文就没什么用了。

但是你看向达凡是所过之地基本还是有收获的，伦敦敦煌卷子反正看到的都写出来了，然后巴黎藏的这些东西也都有所发表，但是发表出来的东西远远没有他收集的东西多，以后到38年之后他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先到了后方，在内迁的浙江大学任了一段教，然后转到西南联合大学，因为他原来就是北大的讲师，他正式进入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所当导师。

向先生有一个问题，他不愿意教书。在我们大学里头有两类人，一类就是非常卖力的讲课的，讲课很有感觉，向先生是特别不想讲课，但是他又不太愿意脱离，他就是当文科研究所的导师。他们第一批招的文科研究所的学生，他指导的是杨志玖。杨志玖这批人，像李伯重的父亲李埏先生，云南大学的李埏先生，还有杨志玖先生、王永兴等这些人都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第一批学生。他主要指导的就是杨志玖，杨志玖后来在《永乐大典》抄的《经世大典·站赤》条里发现了三个人物的名字，这个名字跟马可波罗记载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确证了马可波罗来过中国，到今天又过了几十年，没有发现第二条材料。杨先生在他上学的时候就做到了，这步功夫是相当了不起的，因为《经世大典》最早是徐松从《永乐大典》里抄出来的，然后被俄国的斯卡奇科夫把徐松的抄本买到莫斯科，原来在圣彼得堡，现在莫斯科，羽田亨1915年就专门跑到圣彼得堡抄《永乐大典·站赤》条，但是他们都略过了这条马可波罗的重要材料，后来被杨志玖发现，这后边实际是有向达先生的功力在那儿支撑着的。向先生让他翻阅《元史》《经世大典》《元典章》这些东西，最后倒腾出来马可波罗材料。北大原来的文科研究所，因为在昆明是傅斯年代理所长，以后史语所迁到四川。刚开始的时候，1939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和史语所形同一家，傅斯年兼主任，郑天挺是副主任，向达是文科研究所导师，他们都住在昆明靛花巷的一个院里，当时邓广铭先生也在那，就住在陈寅恪的楼下，傅斯年就让他住在楼下，如果陈寅恪有什么事儿，就跺几下地板，邓先生就跑到楼上说您怎么的了，就是这样的，他们真是一家子一样，都在一个院子里生活。我这是有所铺垫的，慢慢地史语所就迁走了，文科研究所的主任就由汤用彤接任。汤用彤跟向达是非常好的关系，郑天挺、向达个人关系也非常好，无话不说，私人交往非常好。

这时候胡适当然跟北大的文科有很深的关系，原来就是文学院的院长，后来到美国当大使，这时候因为抗战时期很穷，所以汤用彤就写信给胡适，让他筹款。说到我们文科研究所做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敦煌附近文物之普查，而这个的担当者就是向达。

其实胡适跟向达关系不太好，胡适日记里头，他说向达的外文不过关，有很多埋怨，但是在北大的位置上，还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所以汤用彤托他去找钱。这是汤用彤当时给胡适的一封信，让胡适找钱，后来胡适把钱找来，通过汤用彤寄给了向达。到1941年，史语所觉得向先生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者，又不爱教书，就由傅斯年跟向达商量，就干脆聘他为第一组的专任研究员。但是北大不放人，所以最后就只能做通迅研究员，就是算史语所的兼职研究员，聘书我在史语所也调出来看过，所以他就没去成史语所。其实向先生自己是想去，但是可能也犹犹豫豫。虽然没有调成向达，但是史语所跟北京大学、中研院、中央博物馆三家要做西北史地考察团的时候，北大派的是向达，史语所也非常认向达，所以一蹴而就，而中央博物馆的筹办人正是向达当年在伦敦的好朋友，就是中国的女考古学家曾昭燏。

曾昭燏是曾（国藩）家的人，后来南京博物院的院长，非常了不起的中国的女考古学家。到1941年，北大跟中央研究院磋商去西北考察，傅斯年当时也给向达写信，说去敦煌，已经跟李济之，就是跟李济商量好了，明年前往，然后去的人他们准备派吴金鼎、劳榦、夏鼐，但是这些人不一定全去，可能还有徐旭生，徐旭生当年就是跟斯文赫定组织中瑞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就是北大的教务长，北大的教务长其实就是副校长，那时候就是校长加一个教务长，一个总务长，这三个人就是管北大的，就是北大校领导了，所以徐旭生先生地位非常高的。

这个时候因为敦煌是个大后方，所有的人物都盯住了敦煌，不仅是学术界，艺术界也奔敦煌，语言学的更多地往西南去调查。于是敦煌就聚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各种各样人物交织的关系，就是我们学术界的很大的学案。

其实张大千是很有眼力的，因为在这个时候，基本上唐以下的传世画他都能模仿，没得人能够拦住他了，不管是石涛的还是什么，他都能够惟妙惟肖地模仿出来，所以他要直追唐宋，往哪直追唐宋，就是去敦煌。所以他也是有目的的，对他的艺术的创作是有目的的，他是非常有眼光的。就在1941年5月，中央研究院、大学的教授正在那议论的时候，张大千已经到敦煌了。张大千的后台是国民政府行政院长于右任，于右任是书法家，所以他们关系非常好。于右任当年还真正去过一趟敦煌，一批高官都陪着他，所以张大千跟于右任是一伙的，跟学术界不是一伙的。张大千从5月一直画到他带的材料不够，所以他就回到西宁去筹备，他当时是卖了家产，筹备这个款项，然后去画敦煌的画。这就是张大千带着他的儿子，带着他的助手在敦煌作画。

同时其实还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就是王子云。王子云是教育部派去的，而且非常有学问的，学问很好。他考察非常大，从西安以西，整个的扫地式的做工作，包括敦煌，他的太太何正璜现在出了一本回忆敦煌的小书，非常好看。他们很早就做过《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发表在1943年的《说文月刊》第3卷第10期的敦煌专号上，他们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其实当年王子云就认为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他肯定是第一任所长，但是后来搞了一个学西洋画的常书鸿，所以他很不满意。

1942年开始正式组织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因为学术的运作是要做非常充分的准备，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炽做团长，中国地理研究所的所长李承三任总干事，北大的向达做历史组的主任，李承三是地理组主任，同济大学的吴静禅任植物组主任。劳榦只是组员兼秘书。石璋如是历史组的组员兼会计，他们俩是向达的下手。问题就出来了，到5月4号全团到了兰州集合，只有向达没到，当时印了一个集体名片，有向达的名字，但是人没来，人没来就出了问题。与此同时，咱们看这个时间，1942年的5月，浩荡的学术队伍刚到兰州，张大千在3月份就带着儿子和5个喇嘛，就是在青海湟县请了5个喇嘛来帮忙，5个喇嘛和所有的绘画用品到了敦煌，开始大规模临摹，前面是试手，后边是大规模临摹，还不够人手，就招了知交谢稚柳，然后把门人肖建初，后来的刘力上都来了。

谢稚柳在50年代出版了《敦煌艺术叙录》，到80年代，张大千的《莫高窟记》才在台北故宫印出来，此书前言说谢稚柳抄袭张大千。其实他们是朋友，都是同时看一个洞窟，两个人同时记录，没有谁抄谁的关系，是吧？后来两岸隔阂了，就指这个不对，其实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问题，是特别好的朋友，都是同一天同时看一幅画面，当然记录的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可能稿子互相之间也交换看了。

现在九层楼前面的上寺和中寺，现在是敦煌研究院的院史陈列馆，当年张大千住此，住的是最好的地方，后来常书鸿来就在他的旁边的院子住下来，王道士原来就是住在最北边的下寺，离着莫高窟的中心点是差得很远，所以张大千是非常有势力的。向达住在一个破屋子里，又冷又冻的，饥寒交迫。这就是张大千请的那些喇嘛。大概的底子是这些喇嘛给勾的，最后张大千上色点睛。现在在四川省博物馆有张大千的一大批半成品，我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看过一个展览，都是张大千的最精品，现在台北故宫他也捐了一批，他去世之前捐的，那都是好的，最好的。

同时在1942年的4月，劳榦和石璋如到敦煌。其实石璋如是一个技工，原来挖殷墟的时候他是技工，但是他活了103岁，所以他是非常长的学术生命力。劳榦后来变成了居延汉简的专家。他们俩不等向达，4号从李庄出发，从重庆转到兰州，快马加鞭到了敦煌，就开始考察。向达还没有到，还没有指挥他们怎么做，两个人就把工作做完了，向达影还没见了。9月22号他们就离开敦煌了，转到了额济纳那边去考察。向达到9月20号才从重庆出发，因为他要把家属先送到湖南的老家安置好，然后回来要借款借书，把学校请假的手续弄完了，飞机又老停班，最后飞到了兰州，10月1号从那儿搭车，因为没有专车了，搭车走，一路颠簸，5号到酒泉的时候，3天之前劳榦和石璋如在这路过，跟他只错过了三天，但是劳榦和石璋如拿着西北历史考察团的所有经费，就没有给向达留任何一分钱，所以向达就很不满意，因为向达是组长，你们这样对待我这组长，当然我不满意了。他只在兰州借了一个羊皮大衣，什么东西都没带，自己赶紧奔也没有赶上，其实他到敦煌的时候，那俩人把测绘等事全部都弄完了，而且可以说弄得非常地道。

现在台北中研院出了三大本《莫高窟影》，基本不提向达，这就是劳榦和石璋如做的工作，每个窟都测了图，每个窟都有照片，但是没有现在做的精细，但是在此之前，比谢稚柳、张大千的工作要科学得多了。因为石璋如是专门干这个的，劳榦也是训练非常好的，所以两个人把活都干了，基本没给向达留什么。向达什么东西都没带啊，他本指望着这俩人，他根本没有测量仪器，他到敦煌，只是用笔记录，因为他没有测绘这些手段。所以恩怨就在这儿慢慢地越积越深。

向先生到敦煌后，跟张大千会面，跟艺术考察团成员会面。所以当时实际上有三拨人，就是张大千一拨人，王子云一拨人和西北历史考察团，就是中研院、北京大学和中央博物馆这算一拨人都在。

向达先生就只能自己在那考察，也跟地理组的人考察南湖、寿昌城、阳关，那时候去都很不容易，大部分搭当地的军车去考察。而且傅斯年一个劲儿写信说你不能回来，所以向达先生就靠着那一个羊皮大衣过了一冬，越冻心情越不好，他又是湖南人，脾气就越来越大。

而同时张大千在那儿又是另一番的动作，因为张大千有着很强大的经济实力。张大千是要直追唐宋的，而很多唐代的壁画都被后来的西夏的壁画，那些千篇一律千佛给盖在底下。80年代出版的张大千的书中，他说：“甬道两壁画，几不可辨，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就把上面那个壁给打破了，看底下唐代的精美壁画，这是违反现在的文物法，但张大千就这么干的。向先生这种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的，他觉得哪能这么干的！所以两个人恩怨就开始了。这个就是经过揭掉上层，露出来的现在非常有名的130窟的乐庭瓌的供养人。向先生就开始埋怨了，就写信给傅斯年、李济，说张大千“盘据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或年号、题识，唯日孜孜，若恐不及”。这一段话他在书信里头的还不要紧，后来向达不断地给傅斯年、李济写信打报告，同时他几乎每一个星期都给他的好朋友曾昭燏写信，所以现在保存了完整的致曾昭燏29封信。向先生字都是一笔不苟的写的，虽然在非常寒冷的地方，哈着笔写的，都是一丝不苟。向达给曾昭燏的信我编的《向达先生敦煌遗墨》都收了。

后来向达就忍不住了，写了一篇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应该收归国有及其他连带几个问题，其实就是告张大千的状。他写给李济、傅斯年，然后李济、傅斯年就开始运作，要把莫高窟收归国有，后来派了常书鸿来，就是这么样一个原因。当时呼吁收回国有的，不止向达一个人，也有其他的人在同时呼吁，但是向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来傅斯年就用他的笔名方回发在了《大公报》上，这里头有一段就被傅斯年给截下去了，就是讲有一个老汉长着一个大胡子，每天拿着板斧，咔咔咔几板斧，又劈出了一个唐朝的画，说哈哈哈一阵大笑，提着板斧就出了洞窟。就这么一段，傅斯年觉得太看不过去，就把它给删了。

但是当时向先生这篇文章，傅斯年印了很多油印本，征求学界的意见，现在在南京第二档案馆里有油印本存着，原稿本没见过，我们系欧阳哲生整理傅斯年全集的时候找到这个油印本，我一看这一段，太精彩了，后来我整理的向达的《遗墨》的时候，加了这段。

当时王子云他们说我们是忠实的临摹的，破的地方就是临摹成破的东西。但是张大千不是这样，他把破的地方都填充了颜色。你看这就是张大千画的，原来褐色的是红的，氧化变色了，张大千是懂得这套逻辑的，但是不一定还原得非常准，他是还原式绘画。这不是现在我们考古学的做法，向先生这种科学考古的，必须修旧如旧。你看这上面是原画，底下两排是张大千画，跟上面的差得就非常远，这是搞考古的人跟搞艺术的人不同的选取，所以各自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傅斯年这么一报道，就成为一个事儿，所以中央政府就给甘肃省，甘肃省就通知张大千赶紧走。这时候传说张大千这帮人要打向达，所以向先生当时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很可能被揍一顿的那种感觉，所以越弄越恼火。向达给曾昭燏的信里提到调查了张大千在哪一窟割过壁画，全部都有一个登记表，但是这个登记表到现在没有找到，谁要能找到这个表，是非常重要的敦煌学史料。向达当时做了一个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详细记录，这个记录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最详细的，现在只留下三天的榆林窟的。这三天的榆林窟，连三天以前张大千在榆林窟壁画上写的题记都有抄录。所以他当年的记录应该是最全的，但是现在这个稿子不知道在哪，太可惜了，不知道是毁了还是在某个地方藏着。

这是向先生第一次到敦煌，到43年，过了一个冬天，非常辛苦，所以到了转年7月份回到了重庆。

第二次考察就比较和睦了，这是因为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和北大文科研究所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做组长，他的好朋友夏鼐做他的同事，还有他的弟子阎文儒，三个人去。这一次他们主要做敦煌考古的工作，敦煌莫高窟、榆林窟的洞窟考察的工作做得不够多，其实就是因为前一年多向达已经做得非常透彻了，所以这一次他们主要是挖墓葬。就在今天佛爷庙，挖的那个墓其实是非常大的墓，现在在史语所有高大的俑，所以是相当好，那些东西都给史语所运走了。向先生这回非常合作，一个是他伦敦的好朋友，一个是他弟子，三个人非常愉快，然后后来向达先回去了，夏鼐先生就一路挖，挖到武威的吐谷浑的墓葬。然后一路发掘甘肃史前的东西。夏先生从伦敦回来，原来是做埃及考古的，真正在中国试手，实际是这一趟。

考古由夏鼐主持，向先生就把工作放在抄录敦煌当地的敦煌卷子，他编了一本《敦煌余录》，抄了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有一些杂文书，像我们现在用的《寿昌县地境》、《天宝十道录》，还有一些疑伪经，藏外的经典，另外就是禅宗史料，他抄的这本《六祖坛经》是敦煌卷子里最好的一个《坛经》写本，因为在此之前，伦敦有一本，被称作恶本。向先生抄的这个本子借给了吕澂，禅宗史料都借给吕澂，吕澂后来发表了几件，但是大部分东西没发表。他这个稿本，向先生大儿子向燕生交给周绍良先生，周绍良先生没空就交给了我，我就开始整理，因为现在这些写本照片都出版了，但向先生录的，有些有校勘记，在天头地脚，有的没有，我就做了一个影印本出版，向先生做的工作没发表，但是还是很重要的。

向达抄的有《逆次占》、《毛诗郑笺》、《文选》、《寿昌县地境》、《唐代地志》、《占云气书》这些，特别是禅宗的《坛语》、《坛经》，《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都在这里，向先生有才气，也会画也会抄，《占云气书》他都是画的，后来这个本子就借给了陈槃，陈槃有个过录本，就在台湾的史语所集刊给发表了。后来李约瑟科学史所的所长何丙郁把它发表了，根据的是70年代敦煌市博物馆刊布的影本。当时向先生摹本，原来是什么色的，就用什么笔摹的，是非常不错的一本。他每一个写本都写了跋，我给他整理成了一个书。

另外，他当时把敦煌的所有的碑全部拓了一遍，而且拓了好多份送给人，而把敦煌县政府保存的一些有关敦煌学史的档案全部抄了一遍。这是他拓的婆罗谜文的和汉文的双语的经幢。他拓的这些跟少数民族有关的碑文，特别把其中8种给了一份给季羡林。

48年北大办了一个敦煌考古50周年展览，从向达处借了敦煌的档案大概有几十种，但是现在这个档案就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

向先生这两次西行的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包括《两关杂考》，包括《莫高窟榆林二窟杂考》。其中《莫高窟榆林二窟杂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其实是敦煌莫高窟的考古学研究的开创性工作。后来宿白先生做的工作，其实都是延续这一篇，只是更多的强调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这一篇里还有一节是印度的中亚的影响，后来受到一些政治形势影响，大家不太往这边看，现在我们平常心看待这篇文章，确实有相当广的前瞻性。另外他抄的《敦煌余录》，只发了《晋天福十年写本<寿昌县地境>》，他抄的是本子不够好。后来在敦煌档案馆里发现40年代编的《敦煌地志》里夹着一个敦煌地方的文人抄的《寿昌县地境》，这个抄本才是最原始的。

那个时候做工作真是非常辛苦的，尤其在当时的环境下，白天就是洞窟里，调查榆林窟、莫高窟，调查长城的话，那都是搭当兵的车，自己没有正式的考察的车，所以是相当辛苦的。向先生对莫高窟的非常大的贡献就是这篇《莫高榆林二窟杂考》，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正规的考古学，其实向先生也没有专门做过考古的培训，但是他翻译很多西洋的书，他对西方的考古学是有非常深入的认识，所以他后来带宿白、阎文儒，这都是他带出来的，就是中国的佛教美术，佛教石窟寺考古，实际祖师爷是向达。这里面特别是《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之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中讲到画壁制度、粉本比例、天竺传来的凹凸画法、绘画中的空间观念、曹氏归义军的画院，这些题目都是极其超前的，可以说在中国的学术界都是超几十年前的学术的理念、学术的看法，后来几十年没有跟上。

北大的50周年校庆的48年12月的时候办了一个展览，特别办了一个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所以当年的北大对敦煌是非常重视的，办的展览册子没写是谁执笔的，大概是向达和王重民两个人执笔的，而主要的人物是向达，因为里头大量都是向达手拓的碑，还比如敦煌的档案，里面放的伯希和斯坦因拿着敦煌卷子、敦煌绢画，而且胡语的汉语的全都有，还有各种临摹的画品，所以这本小册子是相当有学术水准的。这个应该是向达和王重民当年挑的，而大概以向达为主的一个工作。

向先生实际上是两条腿走路，他开拓了敦煌学的两个方向。原来王重民和向达都是派到伦敦去做文献的，所以王重民先生就一直做文献，而且比较偏重四部书。向先生本来也是做文献，但向先生因为在翟理斯那没有得到成功，他回到国内，反倒走出了一条敦煌学的更广阔的路，他不仅做文献，同时也走出了考古艺术这条路。

所以应该平心而论，我觉得对敦煌学贡献更大的应该是向达。因为他两个路子都走出来了，他既做文书、文献，也做考古、美术，同时他原来做的这一套，西域南海、耶稣会士，其实他仍然在做。这段时间上智学会给他印的一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迹》，写利马窦的书。其实他这边的积累也是非常多的，但是他没有形成特别多的书。

解放以后向先生就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北大图书馆的馆长，还是中科院的学部委员，历史所的二所副所长。。王重民是北大图书馆系的教授，兼北京图书馆的馆长。

向先生当时是很红的教授，很反对国民党，50年代去慰问抗美援朝，回来又去新疆，其实他到新疆是宣传抗美援朝的革命事迹的，顺带的也调查了新疆的一些石窟，写了新疆考古概要，但他不是专门去做考古。到57年他是比较早的出了文集，但是当时能够出一本文集是很困难的，不像我们今天，基本上写的文字都可以装进去，所以他就精选了自己4个方面的文章，形成了这本《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这个书名就是我们说的他的33年的一篇长文，把这篇长文作为他的书名，说明他非常看重，但是实际上里面分了4个方面，有西域的，有南海，书籍史的，有各个方面美术史都放在这里，所以这是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但是出这本书的时候，他也被划成了第一大右派，几年后摘帽之后，叫摘帽右派，他非常卖力气的工作，他就跟中华书局设计了一套中外交通史籍丛刊，要系统地整理中外交通史籍，当时他设计了一共40种或者42种书，有这么个清单，其实他都有积累。《西洋番国志》《海道针经》《郑和航海图》，都是比较短的，但是马上就上手，马上就一个系列，他写了一个《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整理缘起》，是60年10月，然后就开始出。当时向达先生虽然整理后给中华书局出版，但这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个工作来做，所以当时的《历史研究》专门有一条消息，叫《北大历史系整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陆续出版》。其实这条消息应该就是向先生自己写的，因为文字都在他《整理中外关系史籍缘起》的那里头，有差不多的话。然后文化大革命就来了，实际上他整理《大唐西域记》等都没有实现，就到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他一到文化大革命就去世了，因为各方面的条件不好，实际他在这之前整理的《西游录》，整理的《大唐西域记》。在80年的时候，中华书局的谢芳先生就委托陈得芝和张广达把他的《西游录》给他整理了一下就印了，《大唐西域记》他当时搜集的资料是把赵城金藏的以及敦煌本的《大唐西域记》的本子影印出版了一本，但是在北大图书馆有一个他整理的稿本，后来季先生他们看了一下，觉得单独出版意义不大，就融入到他们整理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中了。现在中华出的《大唐西域记》本里，有些是向达曰，就是他的稿本上的东西。但是如果要作为存真的话，这个本子还是应该拿出来把它做一下。这就是文革以后给他出的书，但是他整体的计划是40种，现在满打满算才出了26种，向先生整个的理念完全没有实现，他的学术理想没有实现，就在66年11月26日，66岁他就逝世。他计划进行的40种，最后现在出了26种，其实这26种有些是谢芳先生后来找人做的，也不一定是在他的系统里，但是实际这个系统的书有很多向先生已经做了目录，但是没有出，包括郑和的那三家记录都没有出全，所以现在实际上应该拿这个目录继续做。

我讲的大概就是这些，匆匆忙忙的，就是希望把向先生作为一个关注西域南海的这样的一位大家介绍一下，给我们编《向达全集》做一个铺垫。向先生他重要的贡献，他自己也是定位在西域南海，他两个方面都推进，因为他虽然也关心图书馆学，因为他兼了北大图书馆的馆长，对于版本目录这些东西他也是比较关注，但是他不像王重民先生那样更纯正的版本专家，他不是求善本的那种人，他更多的还是找史料的人，而且向先生是一个非常能够吃苦的人，所以他不仅走出了书本里的学术，而且他是中国比较早的走出去做考古的。

因为实际上中国除了那些科班考古的，在安阳、周口店训练的人，真正做西北考古的人，向先生实际上是一个，特别是做历史时期的考古，而且他带出了像阎文儒、宿白这样的考古学家，所以是对中国的学术界贡献非常大。浙江古籍出版社现在打主意要做一套《向达全集》，这是非常有眼力的。因为过去有好多家出版社想做这项工作，但是因为向先生这一生的坎坷，他的好多东西他很不容易收全。像《敦煌余录》，也是他的大儿子交给周绍良先生，周绍良先生交给我，所以就经过好多代的人才把他的这个抄本整理出版，如果1940年代就出版了的话，《神会语录》那些东西的最伟大的成就都是他的，其实他在天头地脚都做了很重要的注释，但是他没出版，学术有一条定律，没出版就等于不存在，将来学术史里头可以写你，但是你作为对整体的学术贡献，没出版就不算数，应该以出版那天作数，所以向先生确实有很多非常值得大家同情的。向达先生是我们历史系的前辈，他虽然不是我的嫡系的师祖，但是我非常愿意为他做一些工作。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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