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夏，我博士研究生毕业，离开了求学七年的母校厦门大学，离开了韩国磐、傅衣凌两位恩师。自此之后，每每打算写回忆恩师的文字，但动笔之时，恩师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不禁心潮澎湃，难以自已，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总想把恩师当年对我的谆谆教诲和倾心栽培，完好地呈现给世人，但是越是这样想，就越觉得手中的笔似有千钧之重。因此之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未能写完这篇回忆文字。到了今天，两位恩师已离开我们多年了，我也年过古稀，往事往往记一漏万。为了使记忆不至于随着时光日渐消减湮灭，我如今尽力把保存在内心深处的那些记忆梳理出来，写成文字。两位恩师对我恩重如山，我自然绝不能沿袭俗套来写回忆他们的文字。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就辜负了他们的教诲和期望，不配做他们的学生。因此必须秉承恩师的一贯信念，实事求是，不溢美，不夸大，把我所感受到的恩师的人品学问，如实呈现给世人。因为所欲言者甚多，因此这个追忆文字也分为两篇，分别追忆国磐恩师和衣凌恩师。
一
我在“文革”十年中失学，但自学一直没有中止。我下乡插队时，带了一部世界书局小字本的《资治通鉴》，每日农活干完后，晚上在油灯下细读。到了1974年，最高领袖发起了“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为了从史籍中寻找儒家的“滔天罪恶”和法家的“丰功伟绩”的“证据”，一些古籍也有限度地开放了。此时我已病退回到昆明，先靠打零工为生，后来被招聘为中学教师。工作之余，在家父指导下学习宋史。家父认为要学好宋史，必须先学好隋唐五代史，因此读了不少唐宋史籍。这些经历，我在《父亲把我培养成材———深切怀念先父李埏先生》一文中已详述，兹不赘。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得知此消息后，家父和我讨论报考研究生的事。他仍然认为我应当先学好隋唐五代史，为日后专攻宋史打好基础。同时，他也希望我到外地名校去求学，以扩大自己的眼界，得到更好的教育。具体到哪个学校，从哪位老师学习，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认为厦门大学地处东海之滨，环境优美安静，是一个潜心治学的好地方。更重要的是，韩国磐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学者，师从他，一定能够获得最好的指导。因此之故，我报考了韩国磐先生的研究生。报考之后，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是我国自1966年以来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在1966—1978年的12年中，被积压了的无数青年才俊，都热切地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在“文革”十年中，自修了中国史、古文和英文，觉得可以放手一搏。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依照当时的政策，像我这样已经参加了工作的人要报考大学或者研究生，都只给一次机会。何况我当时已经是28岁的“高龄”(尽管入学后才知道，我在厦大首批招收的45位研究生中年龄尚属偏低，而在历史系招收的6位研究生中，居然还是最“低龄”)，如果这次考试失利，那么多年来的求学之梦就将破灭。因此，这是我的背水之战。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中，我参加了这次决定命运的考试。1978年6月，我在昆明参加了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初试。一个月后接到厦门大学的通知，得知我通过了初试，需于8月份到学校参加复试。于是我当即向我任教的昆明第十三中学请了假，购买了火车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奔向朝思暮想的厦门。那时昆明到厦门没有直达火车，需要在江西鹰潭转车。从昆明到鹰潭的火车，一路上穿山越岭，足足走了两天，到鹰潭后，找个便宜旅馆住一夜，次日乘坐慢车，车行一天，方到达厦门。因为一路上都是乘坐硬座，车上又很拥挤，因此到厦大后已经筋疲力尽。幸亏当时年轻，到厦大招待所后休息了一天，疲劳基本上恢复，接着就参加复试。复试之后，依照规定，可以去礼节性地拜见导师，于是我和一同参加复试的杨际平等考生，一起去鼓浪屿拜谒韩先生。由于复试已结束，虽然还不知考试成绩，但是我自觉发挥尚佳，自觉考上的希望很大。在这样的心情支配下，看到的一切都倍感美好，而鼓浪屿确实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几人从厦大门口乘坐公共汽车到达轮渡码头，坐船过海，来到鼓浪屿，沿着蜿蜒的小径步行到韩府。鼓浪屿有海上仙山的美称，到处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韩府在当年日本领事馆院内，浓密的榕树掩映着几幢日式建筑，清幽洁净，令人有人间天堂之感。来到韩府扣门，国磐师和慈萍师母开门欢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恩师。当国磐师出现在面前时，我看到的是一位清癯消瘦的学者。由于刚做过食道癌的手术不久，身体颇为虚弱。据家父说，二十多年前与国磐师在北京相识时，国磐师正值盛年，风度翩翩。但是后来历经各种政治运动风雨，备尝人情冷暖，加上工作过劳，营养不良，自1958年以后，饱受胃肠、肝脏病患之苦，一直疾病缠身。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将军到厦门视察。工作之余，请厦大推荐几位历史学者来谈谈历史。王亚南校长推荐国磐师出席，彼此交谈之后，甚感投缘，遂由历史谈到文学，以至诗词酬唱，成为莫逆之交。郭将军是军中少有的才子，所著《孙子译注》甚具功力，为中外学者所重。他见韩先生体弱多病，于是安排他到南京军区在杭州的疗养院疗养了一年，使得国磐师的健康得以大致恢复。但是不久又到“文革”，国磐师被打成厦大“三家村”之一，被关进牛棚，家被抄了数次。国磐师才恢复不久的身体，在此时狂风暴雨的摧残之下垮了下来，全身浮肿，连年肝功能不正常。1975年春夏之际，又诊断出患了晚期食道癌，情况危急。郭将军闻知后，伸以援手，安排到福建省立医院，由名医李温仁大夫亲自主刀，打开胸腔，切除整个食道，将胃上提于肋骨外，上接喉头，由于胃就在薄薄的一层皮下，非常容易受凉，因此只好用一块保暖小棉片挂在从喉头到上腹部之外。这个手术非常成功，用国磐师自己的话来说，“经过这样的手术后，我又越过了鬼门关，走上了阳关大道”。但这个手术虽然挽救了国磐师的生命，但自此之后，国磐师就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进食，活动也颇受限制了。

韩国磐先生（1919-2003）
虽然国磐师当时才59岁，按照今天的说法还是中年，但由于我们对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前辈学者敬佩有加，因此心里都认为他是一位“老先生”。及至见面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他是一位待人亲切的忠厚长者。他一口略带下江口音的普通话，清晰简洁，温润悦耳，正如一位厦大历史系早年的学生卢茂村在回忆国磐师上课的文章里所写的那样，“声调抑扬顿挫，语句清晰，速度不紧不慢，中间稍加停顿，让人回味。由于他语言清楚，诲人不倦，笑容常挂在脸上，因而同学们都很爱听他的课”。的确，他和我们谈话，非常和蔼可亲，使得我们因敬仰而产生的紧张情绪也放松了下来。因为这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因此双方都未谈考试的事，但他告诫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学术生涯来说，能够上研究生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出路。万一这次考不上，还有别的机会，因此不要认为这次考试就是决定一切的。听了他的这番话，大家对考不上的担忧，也稍感松了一些。
拜见过国磐师之后，我们也纷纷上路返乡。回到昆明后不久，收到厦大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我即告别家人，再次登上东去的火车，来到厦门，开始了在国磐师指导之下的研究生学习。

左起：谢元鲁、杨际平、李伯重、谢重光、理绥，摄于厦门大学谢元鲁先生提供

 左起：陈明光、李伯重、陈衍德、谢元鲁摄于云南大学（2018年5月）
二
国磐师是隋唐五代史名家，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称其“多有创见，自成体系，为隋唐史研究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我们入学后的头一年，他给我们开隋唐五代史专题的课，讲授隋唐五代史中的重要问题，诸如隋唐时期的历史环境、地缘政治结构、时代特点、国家权力机构及其运行机制、法律体系、经济基础、财政改革的评价等，并力求多角度地了解上述领域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和发展趋向。这些内容，正是他当时正在写作的《隋唐五代史论集》中的重要部分。他把自己最精要的研究无私地传授给学生，可见对学生的关爱之深。在当时，历史系研究生人数很少，而且因为国磐师身体欠佳，不能来学校，我们都去韩府上课。上课时，国磐师讲大约一节课的时间，然后是茶歇，稍事休息，接着是学生提问、导师答疑和大家讨论。上课结束后，再稍坐，放松闲谈，随即告辞回家。除了这门课程外，国磐师给我和际平师兄两个隋唐五代史的学生另开一门专业课。这门课很特别:对读《旧唐书》和《新唐书》。这两部书，对于我和际平兄都不是新书。我们在此之前都已阅读或者翻阅过这两部书的大部分篇章。际平兄是北大历史系1961年毕业的高材生，早在1977年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释“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论文，在同辈学者中是佼佼者。我虽然是自学，但在长期精读《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也读了这两部书的大多数篇章，并且使用其中史料写了《通鉴标点正误七十条》《唐代部曲奴婢等级的变化及其原因》《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与命名》《唐代部曲奴婢身份浅析》《唐代部曲奴婢异称考》等文稿(这些文稿，除了第一篇外，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修改先后发表)。因此，对读两《唐书》确有必要吗?我们对此心里都有疑问。但是国磐师认为治唐史，两《唐书》不仅是最基本的史料来源，而且是传统史学的重要著作，因此必须把这两部书吃透，作为自己研究的根基。我们听了都深以为然，于是开始了这门“两《唐书》对读”课的学习。

前排左起：杨际平、李伯重；后排左起：理绥、谢元鲁谢元鲁先生提供
虽然两《唐书》对我和际平兄都并不陌生，但是以前读这两部书，主要是为了搜寻史料，并未认真通读。国磐师要我们逐卷细读，具体的做法是:(1)对于传，如果同一人的传记在两部书中都有，要仔细阅读后找出对相关史事的记录的异同，其不同之处，要查阅《资治通鉴》《全唐文》、新旧《五代史》等书中的记录，辨明对错，并做出解释;有些人的传记，只在一部书中有，要探寻为什么另一部书中没有的原因。这个工作的目的，不仅使我们熟悉唐代主要人物的情况，而且也更加清楚唐代历史演变的轮廓；(2)对于志，对读后发现不同之处，要查阅《大唐六典》《唐律疏议》《唐大诏令集》等书，辨明正误，补足缺失。通过这个工作，我们得以全面了解唐代的各种典章制度。除此之外，国磐师为我们二人专门讲唐代的修史制度、两《唐书》的修纂情况和各自的优缺点，以及介绍唐代其他重要史籍。国磐师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我们逐字逐句地对读两《唐书》，不懂的地方，要一一记下来，上课时提出来讨论。这两部书(特别是《旧唐书》)中的许多文字(特别是“史臣曰”和“赞”)是用四六骈文写的，典雅工整，用典丰富，但往往文字晦涩，佶屈聱牙，读起来十分困难。国磐师要求我们对这些文句和词语也不能放过，必须查阅工具书，弄明白其意思。国磐师精于古典文学，对唐人诗文中的词语典故十分熟悉，在我们上课时，针对我们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一予以解答。也有一些词语典故，他一时难以确定其出处，在我们下课回家后，他还查阅相关文献，到下次上课时再回答。这门课程，每周一次，为期一年。经过这样严格训练，我们不仅对唐史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而且古文阅读能力也大大改进了，以后读起不同体裁和文风的古代文献觉得更为顺畅。在读《陆宣公奏议》那样的骈文文字时，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其意，而且也能够欣赏其文笔之美了。 

国磐师的《隋唐五代史纲》，1961年出了第一版，1977年出了修订版。1979年，出版社要出新版。国磐师对前两版做了重大改动，我和际平兄自告奋勇，为国磐师誊写修订稿。这次誊写，给我们上了一门生动的课，我们从中深切体会到国磐师对学术著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到了读研的第二年，进入研究选题和论文准备阶段。这时国磐师和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比前一年更加集中了。我和际平兄依然每周一次去韩府，经多次讨论交流，逐渐确定了我们论文的大致方向。我因为在“文革”中练笔，写过一本《北宋方腊起义》的小册子，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对宋代江南有一些了解。同时，我对以往我国史学界以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为中心的做法感到厌倦，有心去做生产力及其变化的研究，因此我想选择唐代江南农业为对象进行研究，写作硕士论文。际平兄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敦煌资料》第1辑，被其深深地吸引，认为这是研究北朝隋唐经济史、研究北朝隋唐均田制实施状况的绝好资料，从此一头扎进去，把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汉唐经济史作为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我们作这样的选择，都从国磐师《隋唐五代史论集》和《南朝经济试探》《北朝经济试探》等著作中受惠良多。他对我们的选择十分认可，于是我的硕士论文便定为《唐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民个体生产的发展》，际平兄的论文题目则定为《略论均田制的几个问题》。题目定下来之后，我们便集中精力作论文，先前掌握的史料功底，此时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提出要到北京、西安、河西走廊和敦煌收集资料和实地考察，国磐师也予以大力支持。第三年，硕士论文完成后，由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授予学位，学校非常重视。为此，国磐师邀请了史学名家王仲荦先生、史念海先生、吴枫先生三位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来主持答辩(史先生临时有事未能成行，派遣助手黄永年先生代表他出席)，阵容之盛，今天难以想象。答辩之日，答辩场所挤满了旁听者。国磐师从鼓浪屿专程来学校主持答辩，众多学子也得以一瞻风采。答辩进行顺利，我和际平兄也成为国磐师指导下最早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李伯重先生在韩国磐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宁可先生收藏）
国磐师对学生的精心培养是有口皆碑的。1981年，值厦门大学六十周年校庆，国磐师赋诗道:“饱历沧桑六十年，学宫高耸鹭江边。才栽桃李风云合，拟整乾坤教化先。毓就英才光禹域，招徕俊秀继前贤。欣逢大庆人争乐，碧海苍山日更妍”。这首诗，表明了他尽力培养学生、为国育才的心迹。正是因为他以培养学生为己任的这种精神，使他在育才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从而在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三
在从国磐师学习的三年中，我赴韩府不下百余次。有一两次去韩府后忽来风雨，过海轮渡停止服务，国磐师就留我在韩府过夜。随着师生之间的相互了解日益深入，国磐师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也不只是一位学问精深的史家，一位循循善诱的良师，而且也是一位文采斐然的诗人，一位富有生活情趣的长者。国磐师自幼就有文学天赋，虽然出身贫农之家，但家中却不乏读书风气，因此他从小受到古典文学的熏陶。他晚年回忆说:“儿时夜读背书的情景，如在目前。当时母亲、姐姐，白天忙于农活、家务，夜里就点起一盏油灯，小碟子大的灯盘中装点菜油，放根灯草点着，大家围绕着这一灯如豆的照明工具，刀尺声和读书声交织着。当自己背诵到韩愈《雉带箭》的诗句‘原头火烧静兀兀’时，顿觉灯光照亮满屋，真是虽苦犹乐”；“我是从小学时抄录优美的文章开始，在中学时，就抄过整本书。由于所在中学没有朱淑贞的《断肠集》，在友人家见到后，就借来把全集抄下。在大学一年级时，曾抄过六朝人鲍照、江淹、庾信、徐陵等人的许多诗篇，可惜这些以后都丢失了”；“当我读中学时，虽然会写点古文、骈文和歌诗，但还不会填词。因此，利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足不出户，专心在室内学习填词一个月，居然在一个月内粗略地懂得了填词门径，能够按谱填词了”；进了大学后，“读历史系时，还未忘怀文学，时常搞点诗词古文，写过些关于抗战的诗。一九四三年的《新福建》杂志，就曾第一次发表了我的旧体诗。这时，有人劝我转到中文系。我一时把握不定，请教于一位老先生，这位老先生指点我说，不要囿于文学的范围，应该向史学多开拓些境界。这是个关键性的指点，就这样，我读完了历史系全部课程”。
  从这些回忆，可以看到国磐师的才气和文学修养。他的部分诗文后来结集为《韩国磐诗文钞》，于1995年出版。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略窥国磐师的功力和灵气。只可惜我生性愚钝，虽然家父母都工于词章，但我对诗词之道始终未能领悟，因此对国磐师的诗词，只能徒自羡慕而已。忝为国磐师的学生，未能学到他精深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的皮毛，实在有愧。倒是中文系有一位研究生林继中兄，琴棋书画俱精，后来成为唐代文学史专家，他也常来韩府旁听国磐师的课，请教唐史问题，并和国磐师谈诗论词，深得其中之乐。

韩先生作品（图片来源：南通书画网）

由于身体的原因，国磐师通常很少进城和来学校，可以说基本上是蛰居鼓浪屿，潜心治史，但也绝非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上课之余，我们也会聊聊外界发生的事情。更加熟悉之后，我发现国磐师的兴趣很广。有一次在韩府，收音机里播放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开始曲，我随口说:这是一首我的家乡云南的民乐，国磐师随即说:这首乐曲是《小荷包》，很好听的。我听后顿时感到国磐师是一位热爱生活、能够深切领悟生活之美的人。这一点，我们是无法企及的。

四

在恩师门下受业三年，从他身上所学到的，并不只是知识，而且也是一个优秀学者的为人之道。二位恩师早年人生经历迥异，但他们都自幼就志于学。国磐师出身贫寒，依靠族人的资助才得以读完小学和中学。抗战时期，设在福建的苏皖学院对录取的学生不仅免去全部学杂费，而且还包食宿，因此家境贫寒的国磐师报考了该校。考上之后，他踏上了南下的颠沛流离之路，历尽艰难，到了福建，开始了求学生涯。之后，他转学到内迁长汀的厦门大学，因成绩优异，申请到膳食贷金，并获得嘉庚奖学金，同时还在长汀中学兼教文史课，拿到些微兼职薪水，方得读完大学。生活的艰辛，并未阻止恩师求学的热诚。他回忆道:“我是从穷学生苦读中走过来的。穷，是书生本色;病，也和我结下不解之缘。在读小学时，我就曾因病休学一两年。抗日战争时期到福建时，更是贫病交迫。有一段时间，连寄一封信的邮票也买不起，更不论其它了。一双鞋子穿了三年，在‘粗砂大石相磨治’下，鞋面虽然未破，鞋底却早磨穿，脚掌和地面结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虽然如此，‘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又一村’就是读书之乐。确实，当你尝到了读书的味中味时，什么困难和痛苦都会抛掉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恩师结束了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生活，得以积极投入了学术工作。但是和同辈人一样，他也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就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中经受了无妄之灾。1955年掀起了“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厦大召开全校批判大会，点名郑朝宗、陈碧笙、黄典诚、徐元度、傅衣凌、韩国磐等为厦大“胡风分子”，随即将这些人羁押于校内，勒令交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尽管二位恩师与胡风素不相识，也从无往来，但仍然难逃厄运。国磐师被批斗，慈萍师母也因此受株连，失去了工作。在此之后的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史学革命”运动、1959年“拔白旗”运动等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恩师都在所难免。到了“文革”，他和王亚南校长一起，被打成厦大“三家村”，再次被羁押起来，反复批判。但是，在这样的逆境中，恩师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学术工作。1975年，人民出版社要重新出版恩师的《隋唐五代史纲》，请他进行修订。修订工作一开始，他就废寝忘食地工作，但不久发现胃癌。手术后，身上还插着管子，他就在病榻上，一字一句地开始了《隋唐五代史纲》修订。为了督促自己及早完成修订工作，他拟就了一张新的工作日程表，要求自己每天按日程表完成相应的工作量，完全忘记了病魔。1977年，《隋唐五代史纲》修订本出版，比1961年初版增加了十万字，几乎是对整本书的重新改写。“文革”结束后，恩师迎来了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他在1976年赋诗言志:“南山射虎心犹壮，东海斩鲸志未磨。却喜而今形势好，同心四化整山河”!“朱颜皓首人争奋，揽月攻关志益坚。纵使衰残驽钝者，也随骐骥共争先”。“文革”以后的岁月，他的新学术成果不断推出，达到了学术生涯的顶峰。以学术为志业，全部精力都献给学术，这是恩师一生的追求，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五
硕士毕业后，我转向攻读明清史，无力再继续做唐史，因此也没有像过去那样每周去韩府上课了。但是过一些日子，总会去看看恩师和师母。我毕业离开厦大后，每逢过年过节，都会写信或者打电话给恩师和师母拜贺年节。我的硕士论文经修改后，以《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为题，由农业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出版之前，我向国磐师求序。国磐师欣然同意，惠赐了如下序文:
凡人之学问，或来自工作实践，或来自实验，或来自读书。自实践而来者真且确，但以一人之身，何能事事皆从实践中来，故由此得之者盖有限。自实验来者亦自可贵，但事有不可实验者，如过去之历史，重演尚不可能，何况乎见诸实验！唯有图书，总结诸事诸物之经验成果，凡有志向学者，均可从中汲取知识，历观古今中外兴亡成败之迹，驾驭山川水陆声光电热之方，胥可取之于斯。故每个人之学问，直接来自实践实验者，费力费时而难且少，间接得之于图书者，则较简易而居多。如学习历史科学者，固可由考古文物、实地调查，掌握若干真事实物，然大半以上则得之于传世文献。抑且苟无文献所载年代知识，纵得商彝周鼎，秦砖汉瓦，亦不知其为何时物，是得宝而不识宝，亦奚能为！然则书不可不读，乃一定不易之理，亦举世之公论也。
唯读书亦有方。处于今之世，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喻书之多。一人竭尽毕生之力，于书山学海之中，所能习而得之者，真沧海之一粟。因此，既须勤于读，更须善于读。不善读者，如古之时，有白首而老于场屋，犹为童生。善读者，未至弱冠，已为状元，而历位卿相。然善读者，又非一途，不同之学科则有不同之方法。概而言之，钩玄提要，含英咀华，推陈出新，取精用宏，似庶几其可矣。博士李君伯重，十年前就学于厦门大学，从余攻读硕士研究生时，探讨唐代长江中下游个体农民生产之发展，遍读唐代古史诗文以及有关著作，既能总其纲要，又能深入解剖，条分缕析，时出新意，固已崭露头角，迥出流辈，为师友所称道。其后转而攻读明清经济史，取得博士学位。后又曾至美国讲学。接触中外学者益多，阅历益增，学识日益精进。于是，就昔日研究唐代长江中下游个体农民经济之基础上，参阅中外有关著作，撰成《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其中论述益精，创见益多，李君真勤于读书，善于读书，为当今青年史学家中之佼佼者，此书即其成绩卓著之效也。或曰：读书著书，不过见之于空言，其于世也何补？曰：读书所得，固为间接经验，而间接经验本亦来自实践，吾人可以检验其是否合乎时地之宜，合则再行之，不合则修改而使之合，否则摒弃之，庶几有所选择而不至于茫然无所适从。至于史书，总结前代经验，以为龟鉴，尤为可贵而不能舍弃者。曹操下屯田之令曰：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是以秦汉为借鉴，而收屯田之效者。如今实行农业现代化，固然古今时移事易，然在水利、农具、劳力、耕牛、栽培技术等诸多方面，不犹有类似者在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则李君关于唐代江南农业生产之著作，其亦有可以为今日之借鉴者乎！然则书籍所载本非空言，李君此书亦非空言，皆有助于实践者。实践非藉图书无以传世，图书正所以传播实践经验于时空间者。余既欣然于李君新著之问世，亦因以志余之枨触云尔。
这篇序文，是我们师生情分的一份珍贵纪念。

六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很少有机会回到厦门看看。直到1997年，才得借开会之机，重返鹭岛。会议期间，我抽空出来，去到鼓浪屿韩府，看望恩师和师母。他们见到我非常高兴，畅谈之后，留我在家里便饭，一切都似乎又回到近二十年前了。但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恩师和师母了。2003年的一日，忽然接到陈明光兄的电邮，告知国磐师已仙逝。骤然听到此噩耗，非常震惊，也非常悲痛。当即给明光兄去了一个唁电，全文如下: 厦门大学韩国磐先生治丧委员会:昨日从黄纯艳博士处，骇悉国磐恩师已驾归道山，曷胜悲悼!我是国磐师在“文革”后招收的首批研究生之一，在学期间，蒙国磐师精心培养，言传身教，令我终身受惠无穷。自1985年夏毕业离开母校后，虽然函电未断，但仅在1997年得有机会重返厦门拜见。彼时目睹国磐师风采依旧，精神矍铄更甚于前，深感欣慰。不意忽尔驾鹤西归，令我无任悲恸!国磐师一生治学，道德文章俱足垂世为楷模。今一旦仙逝，作为国磐师的弟子，我感到万分悲痛。因远在千里之外，无法到厦门与国磐师遗体告别，不胜怅恨!请在追悼会举行之日，代我在国磐师灵前献上一个花圈，表达我的哀思。待日后有机会到厦门时，再躬赴国磐师墓前上香致哀。此外，请转达我对国磐师哲嗣的亲切慰问，盼他们节哀顺便，善自珍重。李伯重2003年8月7日

左起：谢元鲁、李伯重、韩昇谢元鲁先生提供

2019年，在国磐师诞辰百年之际，厦大举办了隆重的厦门大学纪念韩国磐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韩国磐史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我本来已做好了准备来参加，但因会期改动，与我在北京参加主持的一项国际活动时间冲突，而后者日期是早已确定的。因此之故，未能如愿前往，深感遗憾。不过，得知此次纪念活动办得很成功，我深感高兴，也非常感谢众师兄弟为此付出的努力。相信国磐师天上有知，对此也会感到欣慰的。

自1978年初识恩师，不觉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年学子，如今也成了古稀老翁。但是我每次去到厦门，总会走到恩师故居前，静静地伫立良久，觉得又回到了过去，依然是当年的那个青年学生，怀着敬仰的心情，走进恩师的书房，坐在他的对面，注视他清癯的面容，聆听他的谆谆教诲，那份温馨，那份情义，就像一股暖流，回荡在心头，感到无比温暖，无比幸福。2019年岁梢于北京寓所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20年第3期，引用请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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