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正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期刊创刊三十周年。三十年薪火相传，三十载春华秋实； 三十年栉风沐雨，三十年征途漫漫。《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成长壮大，凝结着作者、读者的闪光智慧，浸透着历史地理学界的涔涔汗水。

       本号秉着“立足历史地理学，传播历史地理学的宗旨”在此为大家推荐辛德勇先生的这篇文章，以此来缅怀历史地理学的先人前辈们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的不懈努力，祝愿本刊越办越好，同时也希望历史地理学能够越走越远！

      先师史念海先生不仅通过自己一系列典范性研究，为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还做了许多重要的组织建设工作，创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就是其中之一。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学术史上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期，犹如回光返照，虽然短暂，却很靓丽。1981年夏秋时节，在西安和上海，相继有两种专门刊载历史地理学研究论文的不定期连续出版物问世，这就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印行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的《历史地理》。

      能够出版这样专门的学术辑刊，当然是基于“文革”结束后所谓“拨乱反正”的社会背景。1979年夏，由中国地理学会主持，在西安召开了 “有史以来历史地理工作者的一次空前盛会”（史念海先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序》语），在这次会议上，历史地理学同仁商定编辑出版《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由史念海、侯仁之、谭其骧、陈桥驿诸位先生轮流出任主编。这样，就在1981年夏天（7月）,出版了由史念海先生主编的第一辑。

      后来不知经历了怎样的变故，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又决定由谭其骧先生担任固定的主编（侯仁之和史念海先生同时担任固定的副主编），编辑出版《历史地理》。于是，这一年的秋天（11月），在上海出版了《历史地理》的创刊号。史念海先生和我交谈说，当时虽然有地位很重要学者，对于由谭其骧出任《历史地理》的主编以及把编辑部设在复旦大学，持有不同看法，但他对谭其骧先生主持《历史地理》的编纂还是给予了明确和积极的支持。不过，与此同时，先生仍然希望能够按照1979年提出的设想，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继续办下去。这样，就在1985年9月和1988年5月，相继出版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第二辑和第三辑，其中第二辑仍由先生自己主编，第三辑则题署“陈桥驿主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初规划的做法。

     1982年初，我考上硕士研究生，来到先生身边。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二辑出版的时候，我已经跟从先生读博士学位将近半年了。从1981年的第一辑，到印出这本第二辑，中间相隔整整四年。虽然说是不定期集刊，两期之间的间隔也是太久了。造成这一局面，是由于稿件编定之后，陕西人民出版社嫌出版补助少，从而有意拖延，迟迟未能付印。在第二辑印出之前，先生又把聘请陈桥驿先生担任主编的第三辑的稿子，交给了陕西人民出版社。为鼓励我积极研究问题，先生还安排收录了一篇我在读硕士学位期间尝试撰写的习作（《〈水经·渭水注〉若干问题疏证》）。或许就是因为收有我的稿子，我已经接触到相关事宜，史念海先生就吩咐我来跑腿儿，和出版社联系，从而瞭解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事务性问题。

      最麻烦的是，出版社方面又一次抬高了补助的金额，这让史念海先生非常为难，也非常不快。先生更为烦恼的是，陕西人民出版社承应《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出版的部门负责人表示，即使增加出版补助，出版社也无法保证像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及时出版。看到老师无可奈何的神态，我暗自思忖能不能另想一个办法，摆脱出版社的控制。经过侧面咨询当时出版印刷业的行情，我瞭解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开出的价码，大体上已经接近一本季刊的印刷费用。既然如此，似乎可以尝试抛开出版社，自己来办一份刊期固定的季刊。

      大概是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二辑出版之后不久，我便向先生提出了这一想法。先生听到后，很感兴趣，也很兴奋，只是疑惑像这样不通过出版社而自行独立出刊，那么由谁来做文字的编辑处理以及刊物的印刷等各项事宜。我根据自己瞭解到的情况，向先生报告，我们完全可以自己组建编辑部，来编辑、印制、发行刊物，最主要的困难和障碍并不在这里，而是刊号。先生当即表示，刊号应该能够解决。于是马上着手办刊。

      当时，我读博士学位还不到一年，在同届同学中，年龄也最小，从校门到校门，没有任何社会经验。所以，最初并没有介入具体的办刊筹备工作。大约是在1986年的春夏之际，史念海先生特地把我叫到家里，安排此事。我刚刚坐到客厅的沙发上，先生就点燃了一支烟，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很焦躁地告诉我，由于没有合适的人做事，办刊事宜，一直没有具体落实。但此事已不容延宕，指示由我暂时来做一些先期的工作。

       很多年后，一次无意中与黄永年先生谈起这段往事。黄永年先生告诉我，“老先生”（这是黄先生私下里提到史念海先生时惯用的称谓）自从中年戒烟以后，只有在遇到特别焦急的事情时，才会抽烟；要是一边抽烟、一边转圈踱步，情况就更为严重了。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什么都不能说，只能按照老先生的吩咐去做。当时我虽然不知道这些情况，但透过言谈神情，也清楚感受到先生对这份刊物深切的期望和对办刊之事的焦虑。

      办刊的第一步工作，是找寻承印的工厂。这主要是因为经费有限，需要明确到底花多少钱才能把刊物印出来。领受任务后，我急忙跑到图书馆，找了几本有关印刷出版的书籍，瞭解一点儿诸如印张、纸型之类的基本术语，以便做出内行的样子，与厂家讨价还价。师兄郭声波，帮我一起做这件事，前后十几天内总共跑了十多家印刷厂，最后选定在中共西安市委党校的印刷厂印制这份刊物。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处理稿件。史念海先生组织来一批稿子，但数量不是很多，其中有些稿子，需要做较大程度的加工，才能刊用。我又到图书馆借来一些编辑手册性的书籍。五花八门的编辑符号和文稿处理流程等，现学现用，熟悉和掌握，也没有多大困难。麻烦的是加工那些文字质量较差的稿子。在作为期刊发行的第一期上，有一篇文章，几乎每一个句子，都存在很严重的语病，标点符号更是毫无章法地乱点一气，非逐一调整修正不可。这篇文章的作者，资历和年龄都比我要老很多，当时我只是刚刚读博士课程，而且自己的文字本身就很差（直到现在也写不好文章），因而不敢做太多改动。我把编辑加工过的稿子送呈史念海先生审查，一个星期后，先生又把这篇稿子发下。我看先生在上面重改了一页，然后写有批示，大意云此稿文字太差，此前我做的加工，还明显不足；而先生自己在逐字批改一页之后，感到太过劳累，于是令我按照这一页的样子，再逐字逐句，通篇修改。我不仅遵循师嘱，重改了每一个句子，实际上作者引用的史料，绝大部分都经二手三手转引，甚至还列有很多根本见不得人的出处，我也只好跑到图书馆去一一查找原书，核对文字，替作者做了改写。

      在做这些编辑工作时，感觉最麻烦的事情，还不是修改加工稿件，而是计算字数。按照现行政府的管理规定，期刊每一期都要有固定的页码，多一页不行，少一页也不行。刊物发稿时，编辑通常都要一一数算每篇文章的字数，再折算为其所占的页数，这样才能做到编辑部发出的稿子，正好占满规定的页数。稿子没有修改或修改很少，字数还比较好算，用每页字数乘以页数，即可得到一篇文章的字数。但一经大删大改，每一页的字数，就要逐字数算了。我从小就怕算数，但老师交办的事，能办不能办也得办。此路不通，就另辟蹊径。我想到的替代办法，是发稿给印刷厂时，稿子的字数略多于实际的规定和需要，这样等排出铅字版来之后，再根据篇幅长短，排比腾挪，凑成需要的字数。这样会有一到两篇排好铅版的文章，留存车间，待下一期使用。正规的大厂，当然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好在西安市委党校的印刷厂规模不大，很好商量。这样我就一直用这个办法来解决数算字数的难题，直到调到北京工作，离开编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的岗位。

      1987年7月，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三辑还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等待印制的时候，作为定期期刊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总第四辑就正式问世了，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的创刊号。我们给它编排的当年的期刊序列号，是1987年第一辑。在确定刊物的开本和封面等形式时，史念海先生指示，封面要素雅，版面布局要端庄稳重；不要印成通行的16开本，还坚持使用大32开，这样读者在书架上好放，也更适合阅读。本着这一指示的精神，在保持原来的顾颉刚先生题签的基础上，我主要参考《中华文史论丛》的封面布局，设计了主编、刊期的字型字号以及排印位置，还为刊物拟定了英文名称。同时，还设计了一个圆形徽号，里面有一条向上凸起的曲线，象征流淌在中国大一统土地上的黄河和历史这条长河，以体现中国历史地理这一主题。由于没有钱，一切都是自己动手，封面的花纹图案，是由正在跟随史念海先生读硕士学位的韩茂莉来设计绘制的（每一期封面在印刷时，也都是由她到工厂去调拌好油墨的色彩，再交给工人上机印制）。在版面形式方面，则每篇文章一律由单页码起排，文章标题左上方的书眉处印出刊名、刊期；遇到文章在单页码结束时，剩余的双页码排印短文作补白。做这样的安排，都是出于印制抽印本的考虑。审阅样稿和版面设计形式时，先生连连点头认可，说这很合他的心意。

      看到刊物顺利印出，史念海先生满心欢喜，同时也与有关部门积极沟通，争取尽快取得刊号。让先生没有想到的是，这才是自我办刊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难题。1987年第一辑和第二辑印出的时候，刊号还没有办好，所以版权页上空缺了刊号一项。按照严格的法律概念来说，当然属于现在那个“扫黄打非办公室”予以查办的 “非法出版物”。但这种学术刊物，对老少妇孺都没有什么危害，而且按照史念海先生在发刊《前言》里的说法，办这份刊物，还是要对 “当前国家现代化的建设”有所致力的，没有必要真的加以取缔。孰知陕西师大一位对史念海先生心怀不满的教师，竟然直接到陕西省出版局举报，要求严厉查处。

      于是，陕西省出版局发来公文，勒令停止 “非法出版”活动，并报告相关情况，做出深刻检讨。史念海先生在疏通各方关节的同时，吩咐我写报告，写检查，并且让我做好准备，随时听从传唤，到出版局去听候训斥。好在史念海先生的疏通相当得力，我的检讨也写得比较到位，在出版局的办公室里，主事官员只是一边好奇地翻看送审的刊物，琢磨这“历史地理”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一边漫不经心说，史念海老先生想要促进学术研究，这本来是件好事，俗话说 “民不举，官不究”，即使没有刊号，也没有必要非查处不可，但你们学校有人举报，我们也就不能装聋作哑。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官员还给指了条明路：“回去跟你们老先生说，先办个内部发行刊物的准印证，一边继续出，一边再办理正式的刊号。”回来和史先生一汇报才知道，这本是先生和陕西省相关领导沟通的结果。

      虚惊一场之后，随后在第二年5月印行的1988年第一辑，就在版权页上印出了 “陕西省内部报刊统一刊号”云云的字样。虽然有了合法的身份，但这身份仅限于国内，刊物还不能出国流通。随着时局的变化，政府对刊号的管控愈加严格。史念海先生不得不动用更多的社会关系，最后是由曾经担任过国家出版署副署长的叶至善先生出面斡旋，才终于获得正式批准，在1988年第二辑上，印出了正式的刊号。在史念海先生身边学习、工作愈久，愈加瞭解，先生为自己的事，是绝不向友人开口求助的，但为了办成这份刊物，先生却不惜多方奔走，实在费尽了心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创刊以来，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繁荣和发展，起到很大推动作用，至今仍然是中国国内唯一的历史地理学定期期刊。   

      取得正式刊号以后，基于政府对刊物管理的具体要求，史念海先生给我安设了一个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的头衔，不过实际上在随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只是管我自己而已。我不仅要负责所有稿件的处理（为补空白的双页码，也曾先后使用几个笔名，临时赶写过一些短文），还要到印刷厂去送稿子，和印刷工人一起找字钉改版，组织同学做校对，看终审校样，甚至还包括刊物的发售。后来才逐渐增添人手，多少有了些“编辑部”的样子。以在读学生的身份而业余从事这样多的工作，压力自然很大，甚至影响到我的博士论文，由于时间分散太多，写得很不理想。但能够为老师分担一些杂务，让史念海先生办成这件大事，我感到非常惬意。在先生身边办刊的这段经历，也给予我很好的锻炼，让我对编辑出版学术刊物一直充满兴趣和自信。回首往事，由衷感激先生对我的信任、教导和鞭策。

2014年5月1日记

原文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29（02）

感谢韩宾伟同学荐稿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如有版权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请与我们联系。本文仅供参考，不代表杭州文史网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