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王安石和他的时代。王安石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改革家，他所生活的时代，距今已经将近千年。2011年，我们刚刚在纪念推翻专制帝制一百周年；现在有什么必要回顾千年之前的这段历史呢？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我的想法是： 历史的丰厚积淀，是我们心灵中的“魂”与“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性选择的“魂”与“根”。无论我们的具体追求是什么，总要在历史的脉络中探求今天，要通过中国的历史去理解历史的中国。另外，我们看到，人类生生不息的历史，是在不断“试错”中完成创新。而历史学，正是强调反思的学问。 一、 对于宋代历史的基本认识 王安石生活在中国历史上的宋代（公元960-1279年）。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性，史学家有过不少概括。黄仁宇先生曾经说：“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几位国学大师也从不同角度有所观察。严復先生说： 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陈寅恪先生针对华夏文化的发展，指出：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钱穆先生则是从社会演进的角度予以观察： 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海外学术界对于宋代也投注了比较多的关注。他们关心当代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在他们的思考脉络中，认为宋代是early modern，所谓的近代早期，因而比较注意。 
赵佶《听琴图》 绢本设色，北宋，174.2 × 51.3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大家知道，中国帝制时期大约两千年，宋代处于其中段。说到宋代的历史，我们会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宋代是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领先于世界的时期；同时也是周边被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时期，是面临着严峻挑战的时期，其战略格局与政策应对有诸多明显问题。 宋代可以说是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朝代。当时在“天时、地利”等方面，这个王朝面临的环境都相当严峻。就“天时”而言，竺可桢先生曾经以物候变化，比较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大致上，从11世纪初到12世纪末，是中国历史上气候转寒，温暖期趋短的一个时期。这种气候现象，不仅不利于农耕地区的作物生长，而且对于周边游牧民族的生活也产生严重影响。草原地带寒冷干旱的严酷生态环境，迫使生活空间受到影响的游牧民族南下，向相对温暖的区域移动，进入传统上农耕民族生活的地带。这样就会导致与控制这些区域的中原王朝之间的冲突。在这段历史时期中，北方先有契丹民族建立的辽，继之而起的是女真民族建立的金，再后来是蒙古民族建立的大蒙古国/元，持续不断地对于宋王朝造成非常大的军事压力。 说到“地利”，我们会想到黄河流域的土地开垦与农业生产。不少学者指出，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期，大约六百年的时间里，黄河是一个基本安流的局面，没有严重的决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游地区活跃着若干游牧民族，这一地区的农田大量撂荒。在农业生产倒退的同时，水土得以保持，黄河的淤塞也就不成为严重的问题。而到唐代前期，随着局势的稳定，土地大规模垦殖，数十年、上百年后，多方面的影响就看出来了。到了晚唐五代，黄河又开始频繁决口。到了宋代，问题显得愈发严重，对当时的农业生产，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北宋，24.8 × 528.7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但是，就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之下，宋代的经济仍然有突出的发展。著名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一书中，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观察中国历史的发展。对于发生在宋代的“中古经济革命”给予很高评价。国内的很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来阐发过这一时期所谓的“绿色革命”“商业革命”“货币革命”“城市革命”“科技革命”等等，感觉到这一时期的明显变化。 马克思曾经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和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强大杠杆。”这三项发明的技术完善和传播，正是在宋代这个时期。 宋代立国的疆域，继承了唐后期至五代十国的基本规模，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中最为局隘狭小的。五代十国在唐代后期军阀割据的基础上生成。在北方有前后相继的五个朝代，14个皇帝，总共53年，王朝的更替十分频繁；南方前前后后有九个政权，加上太原的北汉，统称十国。北宋所统一的，大体上是五代十国的辖区，基本是汉民族活动的农耕地区。这一疆域无法与汉唐盛世相比。 
《辽、北宋时期全图》 载于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就外部环境而言，当时北方强劲的契丹政权已经存在，其后在西北又崛起了党项民族建立的西夏。北宋政权始终都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传统上对于“中国”的认识，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中国”这一概念，先秦即已出现，但其涵义在历史的流程中有所演变。从一种秩序的、文化的、辐射的概念，逐渐具有了主权、疆域的意义。对于“中国”这一概念的空间认识，是在时间过程里完成的。宋代正处在认识演化的一个关键时期。 总起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并不是古代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二、北宋内政的基本导向 就王朝的基调而言，宋代是一个比较因循求稳的时期。在这一政治底色之上，当然也有对比鲜明的“亮色”。例如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例如王安石主持的变法，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重要的改革运动。 北宋内政导向的基本出发点，是以“防弊”为核心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跟宋代建立的背景有关。赵匡胤黄袍加身，他和五代君主类似，都是军事将领出身，当时的人很少会相信他能稳定这个王朝。但是他这一批人成功总结了前代的教训，巩固了这个王朝。这在宋人心目中是了不起的成功。 宋太祖即位，发布过一道诏书，其中概括了他所面临的责任：“革故鼎新”“变家为国”。从军阀变为君主，一方面是赵匡胤多年经营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压力也伴随了他一生。宋太祖做皇帝大约十七年，突然去世。接着做皇帝的是他的弟弟，宋太宗。太宗在他的即位诏书里边说，“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八个字，凝聚了建国之初一系列措置的精髓。意思是说，所有的事情，都要预先进行防范，周到全面地予以制约。宋太祖、太宗定下的这一套防微杜渐的规矩，就被称之为赵宋的“祖宗之法”，这也成为宋代内政的主要导向。 
赵佶《瑞鹤图》（局部） 绢本设色，51.6 × 138 cm 现藏于辽宁博物馆 宋代的内政一方面强调“立纪纲”，一方面讲究“召和气”。纪纲（纲纪）就是规矩、法度，就是制度。和气呢，宋人认为是运行于天地之间，能够感召阴阳，感召人心的自然和谐之气。他们讲“和气”时，经常与“仁政”联系在一起。通过纪纲与和气相辅相成的两端，使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状态。 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基本上是君主专制，不可能有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与开放。但各个时期有其不同特色，宋代的朝政，称得上是中国历代王朝中最为开明的。当时的文化环境，士大夫在皇帝面前表达意见的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宽松。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书影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在帝国时代，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何对其形成制约，是官僚政治遇到的难题之一。宋朝君臣共同维系的“祖宗之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纽结。“祖宗之法”的提出，形式上是尊崇祖制的结果，实质上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参与塑就“祖宗之法”的士大夫们在政坛上稳固了位置，寻得了利便的精神武器；与此同时，本是君臣共同创作提炼的“祖宗之法”，却又转而束缚了相当一批精英人物的头脑。 三、“寒俊”的崛起与士人的“天下观” 在宋代，通过科举考试，一批家庭背景清寒的士子才俊得以崭露头角，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寒俊”。北宋中期不少著名的人士都出身清苦。像范仲淹，父亲早逝，两岁的时候，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山东长山的朱家，一直到他参加科举考试，报的名字还是朱说。范仲淹的青年时代，求学条件艰苦，曾经在山林寺庙里边读书。自备的粟米只够煮粥，熬好的粥放在容器里，凝固成坨，用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加上切断的咸菜，热热就当作饭食。如此者三年。考中进士后，母亲才告诉他自己的身世。若干年后他回到苏州，筹办了范氏义庄，聚集田产帮助范家的贫困子弟，希望他们将来能有出头之日。北宋被视为“文坛宗主”的欧阳修，四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郑氏教他写字，家中买不起纸笔，只好用芦荻，在沙地上画。当时不少学子有类似的经历。 
刘松年《秋窗读易图》 绢本设色，南宋，25.7 × 26 cm 现藏于辽宁博物馆 能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的，当然还不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但像范仲淹、欧阳修这样一些人，出身相对清贫，并无奥援，后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国家的核心领导层。北宋中期，范仲淹、欧阳修都做过副宰相。没有特别背景的贫寒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进入国家官员的行列，这一机会，使得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自身所处的“天下”，怀有一份亲切感，有一份责任感。当时一些优秀的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与这样的境遇有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高尚情操。像大家熟知的“横渠（张载）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像南宋人面对高宗所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都反映出当时人对于“天下”的理解与责任意识。 这一群体中的许多人，知识结构淹博，格局宏大，文章、经术、政事兼长，被王水照教授称之为“集文士、学者、官僚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仍以范仲淹为例，他是庆历新政的主持者，是重要的政治家，改革家。同时我们也都知道，他有杰出的文学作品，像《岳阳楼记》，像《渔家傲》这样的词作，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而范仲淹还有研究《易经》的著述，还是一位儒学家。像欧阳修，不仅有诸多文学作品传世，还编纂撰著《新唐书》《新五代史》，二十四史里边，有两部是他参与编写的。他是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而且做过副宰相，参与主持国家政务。像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等，都有多方面的造诣与才能。 
苏轼《木石图》 纸本水墨，北宋，26.5 × 50.5 cm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代的情形。例如唐代，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重要历史人物。像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这些都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左膀右臂；姚崇、宋璟则是玄宗的辅佐，是当时最有名的政治家。但是他们都不以文学作品、学术成就而著称。像李白、杜甫，他们是一流的文学家，有辉煌的诗作，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历史舞台上，很难说有太多的影响。比较之下，我们看到，宋代士大夫整个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才能素质，与前代有明显的不同。 中国古代的治学与从政，并非截然分开的两途。“学而优”的人，往往要去做官。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理想上，也应该是选择那些学业优秀者去做官。所以在当时呢，“学而优则仕”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追求。学与仕是一体两面的。像“士大夫”这个词，在英文里边有一种翻译方式，是scholar-official，scholar是学者，official是官员，它是一身二任、一体两面的。王安石曾经说：“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若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所赖欤？”经术是为了经理世间事务，应该学以致用，他的这种关怀，这种追求，也是一代学人致力的方向。 钱穆先生说，北宋中期，“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贰、王安石与熙宁变法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第四位皇帝仁宗的庆历（1041-1048）年间，还有另外一次革新运动，这就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这次变法革新的出现，主要与当时的社会矛盾和财政压力有关。 仁宗时期的三司使（相当于财政部长）蔡襄说，国家的支出，“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国家的财政经费，百分之六七十都用来养兵，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压力。这是因为，宋代的“兵”，跟唐代以前的不同。 
蔡襄《自书诗》（局部） 皇祐二年，蔡襄罢福建转运使，召还汴京修起居注 遂从福州一路北行，沿途见闻有感于怀者，作诗志之 纸本墨书，北宋，28.2 × 221.2 cm 现藏故宫博物院
我们都读过《木兰辞》，其中说，“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那是一种征兵制，点到谁家的某人，就要去服兵役。而木兰要替父从军，应征从伍之前，她要干什么呢？“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买的这些东西都是她从军路上要带的。当时的很多兵士，都是这样从民间征点的，他们最基本的供应，需要自己随身携带。当时的国家，正常时期的军费不是那么多。但是这些被征点的人，轮番服役，像是农民兵而不是职业军人，战斗力不强。在战事频繁的时期，像唐代中期玄宗的时候要开边，为了保证作战力精悍，逐渐就变成募兵制了，军队长官招募兵士。招募来的兵都是职业兵，雇佣兵，而他们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国家保证军队的供应，军士甚至可以带家眷。这样一来，国家的财政负担，就会比较重。北宋呢也是一样，实行募兵制度（当时也称作“养兵”），结果“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 北宋中央统辖的“兵”，太祖的时候据说是22万，这一数额在不断增多。有学者统计，到了宋仁宗的时候，因为在西北地区与西夏用兵，军队人数实际上可能有125万上下。这些都要仰仗国家财政。北宋的军队作战能力不强，给国家财政造成的压力却始终很大。 
北宋武士石造像 一人右手持剑，一人执金刚杵而立， 身着铠甲，腰间系战裙，脚穿战靴。 高浮雕，分别为76 × 44 cm，80.0 × 46.5 cm 现藏于郑州博物馆
北宋中期的官员数量也在剧增。包拯就批评当时的“冗官”现象，他说，北宋第三位皇帝真宗的时候，文武官总共9785员。现在到第四位皇帝仁宗时，内外官属达到了17300余员，有些一时没“岗”可上的，还不在数内。这一官员数字较之先朝，四十余年间已经增加了一倍有余。当时官员数量增长过快，而行政效率相对低下。所谓“冗官”，正是指官员数量多而庸散不任事。军队与官员的供应都要依靠国家财政，结果“百年之积，惟余空簿”。而财政负担的加重，会直接转移到百姓身上，导致赋敛征收的严苛，“苍生涂炭”，激化社会矛盾。
张训礼(传)《围炉博古图》（局部） 绢本设色，宋，138 × 72.7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忧国忧民的士人大声疾呼，要求变革，推动了庆历新政的出现。“新政”始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秋，仁宗把锐意变革的士人领袖范仲淹从陕西前线调回京师，敦促新政派别提出改革方案。范仲淹当时提出的基本纲领是： 欲救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臣敢约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采其可行者条奏。愿陛下顺天下之心，力行此事，庶几法制有立，纲纪再振，则宗社灵长，天下蒙福。 这几句话，体现出范仲淹等人对于问题本质的观察，以及更革的方向。他认为弊端的根源，在于放弃了祖宗时候的法制纲纪；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约前代帝王之道，求今朝祖宗之烈”，把前代帝王、本朝祖宗那些好的统治方式，作为治国理政的政治资源。通过这种方式，庶几（希望能够）法制有立，纲纪再振。所以他的目标，是要努力恢复他们心目中的“祖宗”时代，建立严明的规矩制度。 在范仲淹的奏章中，提出十个方面的改革建议，简单说，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通过这些条目，我们可以看出，改革内容大多与官僚队伍有关，包括官僚队伍本身的选任、素质、能力、廉洁、勤政等等。也就是说，为解决内外矛盾，新政派所选择的入手点，主要是和整饬吏治有关的。十条建议中也有一些内容，像厚农桑、减徭役、修武备，跟当时面临的财政、边防压力有关。 范仲淹“材兼文武”，政治上刚劲正直，当官也有自己的原则。他说：“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他所谓的“公罪”，是指破除禁忌，突破束缚，违背指令，触犯长官，等等；要真正做个有益于民的好官，这些都不可避免。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后来也做过宰相）说：“公事胆大，私事胆小。”也体现着他心中的为官原则。 
赵孟頫《岳阳楼记》轴 绢本墨书，元，129 × 53.2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新政从庆历三年秋天开始，到五年春夏，就结束了，或者说是夭折了。其重要原因是由于新政针对官僚队伍的改革措置，遇到了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强烈阻力，非常多的人反对。执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也促成了反对意见的出现。反对声浪的汇聚，使曾经支持变革的宋仁宗十分犹豫。面对这种情形，范仲淹主动要求去陕西、河东（今山西）前线巡视。仁宗顺水推舟，派范仲淹及其支持者富弼等离开京城，分别至陕西、河北边境。此后，新政的诸多措施，陆续废罢停滞，庆历新政就此夭折。 新政结束了，但新政想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结束，问题仍然在积累发酵。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感觉国家处在“合变时节”。于是，有了二十多年以后的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抚州临川人。（他的文集，也称作《临川集》。）他出生于宋真宗统治的末年，公元1021年，去世于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享年65岁。神宗后期，他被封为荆国公，所以也被称作“王荆公”。
青少年时代的王安石酷爱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在他21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中了“进士高科”。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值得炫耀的资本。他在签书淮南（今江苏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任满后，并未按照惯例请求调为中央馆职，而是先后担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其后又曾知常州、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在鄞县，他动员民众“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长期任职于地方的经历，使王安石对于当时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在这一时期，他眼界开广、议论高奇善辩、果于自用的特点，也逐渐显露出来。 宋仁宗的晚年，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曾经进呈一份章奏，就是《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因其篇幅很长，所以人们称为“万言书”。王安石批评当时的情势是： 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利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这里所说的“社稷”是指天下国家；“夷狄”，在当时是指周边的民族及其政权。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王安石认为是“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他所说的“先王”，不是指本朝的前代君主，而是指尧舜禹、夏商周三代的“先王”。他揭举“先王之政”的旗帜，以其权威凌驾于本朝的“祖宗之法”之上。用这样一种高远的理念，这样一种超越于“本朝”的思路，要求进行全面的改革，来应对当时的社会问题。 
王安石《过从贴》 图为王安石给一位通判的复函，谈及两人来往 纸本，北宋，26.0 × 32.1 cm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对于国家面临的财政危机，王安石说：“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针对观察到的问题，他提出来的应对之策是什么呢？在这篇进言中，王安石首次提出了自己的理财主张：“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因”即是依靠、凭藉，依靠天下人的能力，通过扩大生产、增加财富，来解决当时国家财政用度不足的问题。这就是“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这种理财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开源”的方式，而不是以“节流”为主的。事实上，王安石观察到的财政问题，他的前辈范仲淹等人都已经注意到，与王安石同时的司马光等人也都希望解决，但是各自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非常不同。庆历新政主要的思路是节流，兵太多了，官员太多了，国家财政的花费太多了，因此必须精简，必须节流。而王安石财政改革的主要着眼点是要开源。这两种理财思想，途径方法非常不一样。 这份万言书奏进之后，仁宗皇帝是否看过，他的意见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万言书中批评时政的意见流传出来，很多人都知道。积极呼唤改革的王安石被时代的潮流推向前列，那个时候有很多人把变革图强的期待，寄托在他的身上。 仁宗后期，王安石和司马光本来是关系密切的好朋友。他们两人与吕公著、韩维，共同被称作“嘉祐四友”。王安石长期任职于地方，当他一度被调到中央来做官的时候，曾经让他儿子王雱先到开封来找房子。王安石的这些朋友就说，开封这么大，找个房子还不容易？他儿子说，“大人之意乃欲与司马十二丈卜邻，以其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司马十二丈就是司马光，王安石的住处为什么不好找呢，是因为他要和司马光家做邻居，他说司马光一家“修身、齐家”样样都是表率，是真正有规矩有家教的。
熙宁年间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里，他曾经回顾两人的交谊和倾慕之情，说： 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两个人都是当时的一流人物，互相欣赏，是有共同追求的好朋友。从司马光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当时王安石名重天下，在士大夫群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但是，在针对时局的变革主张上，王安石与司马光提出的政策方针大相径庭，导致了他们最后的分道扬镳。 公元1067年，北宋的第六位皇帝神宗赵顼登极。神宗在位18年，先后有两个年号，一是熙宁，二是元丰。如果说“王安石变法”，不仅是指变法运动，也是强调王安石个人在变法过程中的主导与推动作用；说“熙丰新法”，重点在于宋神宗与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共同的革新导向，而且表明熙宁、元丰年间施行新法的一致性。我们现在要讲的“熙宁新法”，则是指熙宁年间（1068—1077）变法启动阶段的内容。 
宋神宗即位时将近二十岁，血气方刚，是一个希望能够“大有为”的皇帝。他的心气与“祖宗”以来一脉相承的那种谨慎小心的因循路数颇不相同。既然希望大有作为，必须有得力人选辅佐帮助。当时有人推荐了王安石，所以他就把王安石召入京城做翰林学士，后来又用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在一次谈话中，神宗问王安石，如果让你主导施设，你认为什么是最先要做的？王安石回答说：“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具体来讲，他解释说： 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用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 也就是说，如今国家难以有大的作为，是因为财用不足，因此“理财为方今先急”，这是首要的大事。理财则要“以农事为急”，发展农业生产是当务之急。要减轻农民的负担，解决他们的疾苦，抑制土地兼并，尽力为农民提供进行农事的便利条件，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变法的起步之处，与庆历新政不同。尽管他也对当时的官僚队伍很不满意，他却没有主动触动这一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受到庆历新政失利的启示，接受了范仲淹等人整饬吏治操之过急的教训。 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此后新法即陆续颁布。次年十二月，王安石升任宰相。 
戴进《春耕图》（局部） 绢本立轴，61 × 37 cm 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熙宁新法是从理财开始的，重点在于经济上、财政上的变革措施。这些措施，是从便利农业生产、减轻农业负担开始的。王安石认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希望通过扩大生产解决国家财用问题。但这一“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方针，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司马光认为，这类似于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说法，他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也就是说，天下产生的财富是一常量，所谓“开源”，只能从百姓手中侵夺，无异于兴利聚敛。围绕着理财思想及具体政策，两派人产生了剧烈的认识冲突。 从今天能够看到的司马光与王安石的往来书信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冲突的激烈程度。司马光给王安石的信中，警告他说：“观介甫之意，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王安石则针锋相对地回敬说：“如君实（司马光字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意思是说，如果你责备我，说我在今天这个位子上，未能帮助皇帝大有作为，那我知道我确实有过错；如果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必做，守着祖宗留下的基盘无所事事就行，那你说的这些意思，我都听不懂。就这样断然拒绝了司马光的意见。 熙宁新法的大致内容是以富国强兵为主的，另外也有许多配套的措施。法度中一类内容以富国富天下为目标，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另外一些呢，是以强兵为目标的，例如将兵法、保马法等等，希望能够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也试图通过推行保甲法，训练丁壮，使其与正规军相参为用，并且强化对于农村的控制。为了与这些新法配套，需要有制度保障，需要培育人才，因而也进行了中央机构调整，以及学校、科举、吏禄等方面的一些改革。 当时的改革，牵涉面广阔，我们不可能逐一介绍，在这里只能举个别的例子来说。新法中争论最大的有两项，一个是青苗法，一个是募役法。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募役法。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老百姓，都要向封建国家承担赋役。赋，是向国家纳税，缴纳实物或是钱币。役，是指各种类型的劳役、役使，通常是国家强制差派的无偿社会劳动。役，包括兵役、差役、力役，都是向民众征发，百姓要离开田间耕作，去为政府服役。宋代实行募兵制，基本没有兵役，所以宋代的役，比起历朝历代来，总体上相对轻减。但是宋代仍然有沉重的职役（差役）和夫役（力役）。夫役是自耕农、佃农负担的无偿劳役，像修浚河道、营建土木等等，一般按照人丁户口派差。职役则由主户轮流充当。什么是主户呢，乡村中凡属有“常产”（土地物业）的纳税户，都是主户，通常根据常产的多少划分为五等。相对而言，没有固定产业，没有田地的，就是客户，其中大多是佃农。 
杨威（款）《耕获图》（局部） 团扇，绢本设色，南宋，24.8 × 25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职役有不同的类型，对应于不同户等的主户。像一等户，可能充衙前役，主管运送官物、看管府库等；也可能做里正，为官府督催赋税。二等户轮差去做户长，协助征收赋税，维持社会治安，缉拿盗贼；以下的三、四、五等户，充任乡书手、弓手、壮丁，斗子、秤子、库子，等等。 所谓“职役”，既是“职”也是“役”，具有两面性。它与赋税、保甲、乡里、胥吏等制度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关系紧密，是专制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治理的重要制度。相对来说，上等户派充承担的职役，性质比较重要，类似于为官府当差的吏人，享有一定的权势，甚至是一种特权。比如说里正、户长，就像现在一乡一村之长，当时通常由大地主家庭的成员担任。催征时的缓急偏倚、上下其手，都在这些人的掌握之中，因而是一种特权。但与此同时，这类职役需要逼前跑后为国家催税，如果不能按期收缴齐足，里正户长会有附带责任，因而对他们又是个负担。主管运送官物、看管府库的衙前役，也可能因官物受损而被罚赔偿。
梁楷《蚕织图卷》（局部） 绢本，南宋 ，27.5 × 344.6 cm 现藏于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而宋代的官户，也就是家中有人做官的官绅之家，则可以免除职役和临时的派役科差。不仅这些人户有免役特权，而且像进士及第的人家、僧、道、女户、单丁户全都免役，这样，差役负担主要落在地主阶级中下层和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民身上，重叠差派。苏辙就说过，“民被差役，如遭寇虏”。人们千方百计转移负担，逃避繁重的差役，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熙宁新法中的募役法，或者说免役法，内容是废除原来按照户等轮流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政府出钱雇人应役。原则是“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也就是州县政府预先计算每年雇役所需的经费，由民户按照户等高下（“计产”）分摊（“赋钱”），这笔钱专门用来募役，称作“募役钱”或者“免役钱”。当时政府的政令中宣布说：“使民出钱免役，立直募人。”立直募人，就是订立价值，雇募充役者；而老百姓交纳免役钱后，即免除了充当差役的负担。 免役法规定，原来不必承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僧道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以及城市居民坊郭户等，都要按照免役钱定额的半数交纳“助役钱”；另外，在定额之外，官府还要多征收20%，称作“免役宽剩钱”，以备灾荒年份之需。 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民得以留在乡村田里务农，原来的官宦及兼并之家丧失了特权，享有免役优待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承受差役的负担面相对扩散，官府也因此而增加了收入。 我们看到，募役法征收的钱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原来要应差役者交的免役钱，一部分是官绅、单丁、女户交的助役钱，还有一类是免役宽剩钱。募役法的原则是“计产赋钱”，征缴免役钱时所考虑的，主要是资产，而不在于家中是否有成年男性。这符合中唐以来征派赋役的原则逐渐向田亩、财产倾斜的趋势。募役法带来的，是负担面的相对扩大，更多的人分摊了原来的差役负担，资产富裕者分摊的份额更大。 王安石说：“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也就是说，要把劳动人手解脱出来，保证农民有精力，有时间，在乡里从事农业生产，而不是为差役奔走于四方。这是差役之法变革的初衷。但免役钱除了雇民代役以外，官家府库有大量剩余，这也是当时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有些人认为募役法实际上是在均平赋役的口号下诛求敛财，增重了民间的负担。 免役法自熙宁二年开始讨论，熙宁四年在开封府界试行，以后逐渐在全国推开。1085年宋神宗去世之后，朝廷的政策倾向整体逆转，此后主持政事的司马光，一直要把免役法废掉。但是他周围的苏轼、苏辙、范百禄、吕公著等人都觉得，免役法是有其道理的。苏轼曾经批评司马光“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的执拗态度，并且十分坚决地说：“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 
佚名《闸口盘车图》 描绘了运粮、扬谷、晒谷、磨面、罗面、装粮等生产全过程 左边望亭有官员在验收和登记入账 绢本设色，北宋，55.4 × 124.1cm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新法在熙宁年间陆续推出。熙宁二年开始推出了均输法、青苗法和农田水利法，其后几乎每年都有新的法度，一波一波地频繁推出。就改革派的想法而言，可能认为变革涉及方方面面，时不我待，而且新法需要配套的措施及声势，单一则难以实行。所以新法推出的频率比较快。而这一迅疾推展的过程，使当时许多人感觉应接不暇。当时一位监察官员刘挚说：“二三年间，开辟动摇，举天地之内，无一民一物得安其所者。”“数十百事交举并作，欲以岁月变化天下。”好像朝廷想在年月之间，就让天下有个变化。北宋长期因循求稳，地方官习惯于无所作为；到了这个时候，求强图变，措置连连，各级官员很不适应。 刘挚的批评意见，苏轼也曾经有所表示。王安石去世后，苏轼代表朝廷撰写了褒赠的文字，其中称颂道： 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朞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 看上去都是赞颂与褒扬，实际上隐含着讥刺与批评。所谓“用能于朞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是说王安石，能够在一年一岁之内，就把天下的风俗彻底改变过来。这里有嘲讽，也有惋惜。 新法要推行下去，有许多阻力。包括当时的一些重臣都不支持，像韩琦、欧阳修、司马光等资深官员都很反对。所以新法派提拔任用了很多所谓“资浅”、“新锐”、一些比较年轻的人，把他们安排在关键的岗位上，用他们去推行新法。
欧阳修《灼艾帖》 纸本行楷，25 × 18 cm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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