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浙江因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了开放包容的繁荣文化，也成了国人觉醒的摇篮和革命红船的起航地。在觉醒年代，浙江还有如下三个“最早”值得记述。

最早的社会主义演讲

宣统三年（1911）五月初五，一场演讲在位于杭州旗营的惠兴女学礼堂里举办，演讲的题目是“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主讲人是当时的社会活动家江亢虎。这场在今人看来无甚特别的演讲，却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目前可考的第一次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演讲。

 △江亢虎 

顺治四年（1647），应朝廷要求，八旗劲旅在杭州的驻防正式设立，并在西湖一带修建了驻防营城。因城中各旗旗帜迎风招展，杭州百姓就称呼此地为“旗下营”或“旗营”。杭州驻防旗营是清王朝在浙江统治力量的代表，但自乾隆后期起，杭州旗营就逐渐落败，到了晚清，更是短粮缺饷，“统治权威”大大下降。

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太平天国运动，清王朝岌岌可危，因此，慈禧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再次推行变法、实施新政，以期能维持自身统治，延续清王朝。新政政令下达后，各地驻防也纷纷响应。光绪二十八年（1902），杭州旗营开始推行新政，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措施都收效甚微，唯有教育较为成功，有三所学校办得很不错，其中就有这次演讲的举办单位——惠兴女学。

为何第一次宣传社会主义学说的演讲会发生在杭州的旗营？

除了推行新政的缘故，长久以来杭州旗营受新思想、新风尚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江南地区本就文化繁荣、人才荟萃，而鸦片战争之后，国门洞开，在西学东渐、中学革新的时代背景下，更是成为中国思想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长久浸润之下，杭州旗营也逐渐新风习习。这次社会主义演讲的推动者——旗营教育家贵林，就是杭州旗营新思想代表人物之一。

贵林，是正红旗满洲人，他从低级武官一路做到一旗之长，是杭州旗营的上层军官。不过，虽为武官，但贵林最感兴趣的却是文。在晚清杭州旗营，贵林是出了名的知识分子，在杭州士林中也颇有名声。他还是出了名的“喜任事”，其中最突出的一项就是教育事业。在杭州旗营推行新政期间，贵林创办了清文学堂，其办学成果得到了清廷的褒扬；光绪三十一年（1905）贞文女学创始人惠兴殉学后，贵林又接办女学堂，并将其办成了全国女学的翘楚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间，接管女学的贵林到北京公干，其间结识了京师女学传习所（即女学堂）主任江亢虎，他对江亢虎的女学教育理念颇为佩服。顺理成章地，贵林向江亢虎发出了演讲邀请，但他不知道的是，江亢虎当时的关注重点正转向社会主义学说，谈女学只是迎合主办方之举。

江亢虎的这篇《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演讲稿内容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大目的在于“惟求人类共同幸福，而弥经济不平等之缺憾而已”，介绍了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及其实现的手段，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陈述了他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最后附带谈了社会主义与女子教育的关系。虽然冠以“社会主义”的名头，实则是极肤浅或错误的社会改造理论，但这并不会掩盖其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起到的开路先锋的作用。

不过，大家都没想到的是，这场看似普通的学界演讲，最终却演变为一次政治事件。原来在演讲前20天左右，《惠兴女学报》在刊登演讲预告的同时，也刊登了江亢虎的演讲稿及另一篇论文。演讲稿中的“财产独立”“教育平等”“改革现在之家庭制度”“贤妻良母是社会附属品”“恋爱自由以绝家庭之羁束”等新鲜说法几乎摧毁了本土官绅的“三观”。大家认为江亢虎必是个坏法乱纪之徒，甚至还可能是“革命党”之流，所以就立即向浙江巡抚增韫打了小报告，要求予以严办。增韫读了相关文章，深以为然，当即指示主管教育的提学司派员查办。但由于此次演讲的地点是在旗营的惠兴女学堂内，地方当局即使想干涉也不可能完全说了算，所以演讲仍然按期举行了，只是结束之后，演讲稿《社会主义与女学之关系》和《忠告女同胞文》被尽数搜去销毁，主讲人江亢虎也被“驱逐出境”，离开浙江。

最早译介的社会主义学说

2006年8月2日，浙江省历史学会会员蒋逸人先生向省档案馆捐赠了两封来自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的信件。这两封信的背后，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在东方，日本是最早传播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潮的引入，也让日本出现了第一代著名的社会主义思想家、活动家，幸德秋水就是代表之一。幸德秋水出生于日本高知县的一个商人家庭。1887年，他开始参加自由民权运动，19世纪末，转向社会主义运动。1901年，幸德秋水公开宣布信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并参与创建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幸德秋水还曾译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1903年，幸德秋水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等著作的基础上，撰写了《社会主义神髓》。书中将马克思译为“马尔克思”，恩格斯译为“音盖尔”，把《共产党宣言》译为《共产党宣言书》，把阶级斗争译为“阶级战争”，把共产国际译为“万国劳动者同盟”。书中说：

“一千八百四十七年，马尔克思与其友音盖尔同发表《共产党宣言书》，评论阶级战争之由来及其终，并谓万国劳动者同盟以来，社会主义俨然成一科学，非若旧时之空想狂热也。”

尽管现在看来这本书存在一些不足甚至错误，但显然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而且确实收到了很大的宣传效果。日本评论家认为这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是日本明治时代社会主义的代表文献。

 △ 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神髓》对中国早期的留日先进知识分子也影响深远，意义重大。这本书的日文原著刊印于1903年6月，三个月后的10月5日，由“达识译社”翻译、“《浙江潮》编辑所”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就问世了，而且这应该是该书最早的中文译本，还是由浙江人翻译的中文译本。因为《浙江潮》编辑所是当时浙江籍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的一个组织，而达识译社应该是浙江籍留日学生的一个学术小团体。

不过这个中译本知道的人并不多。由于长期以来日本能看到的最早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是1907年出版的版本，所以许多日本学者都认为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时间是在1907年。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先生等人所著的《日本的近代史》也将此书最早译为中文的时间说成是1907年。直到1980年6月，蒋逸人先生在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发现了编号为“362/4022/2”，出版日期为1903年10月5日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

以前，人们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才传入中国的。但是，这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译本图书的印刷日期，则是“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发行日期，则是“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即1903年9月21日，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即1903年10月5日，这也就表明：

中国早期的进步知识分子早在1903年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

这部中译本堪称中国最早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专著。

蒋逸人先生在1980年11月致信井上清先生，跟他讲述了发现1903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一事。井上清先生回信说，将尽可能地将这一重要发现介绍给日本人民。后来，两位先生还就关于此书的翻译出版收藏等情况的考证进行了交流。

这本1903年由浙江留日学生翻译出版的《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目前仍然收藏在浙冮图书馆古籍部，继续见证着100年前浙江先驱们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历史。

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

1920年8月，一本名为《共党产宣言》（书名被错印，9月第二版印行时更正为《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问世。这本小册子一发行便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购买与阅读热潮。

这本小册子的翻译者是出生于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中共早期活动家、新文化运动先驱者、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陈望道。陈望道自幼聪明好学，中学毕业后赴日留学。在日期间，深受十月革命影响的陈望道开始关注、研究并接受马列主义，他还结交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人士，仔细研读他们译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译著。

 △ 陈望道 

1919年6月，陈望道回国，成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员。在一师期间，陈望道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反对旧思想、旧观念。不久后，他和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三人一起被称为“四大金刚”，教书不到四五个月，学校就被反动派查办了，并要求学校辞退他们。这件事逐步演化成著名的“一师风潮”。虽然查办以所谓的“收回成命”告终，但陈望道他们四人也只能“自动离职”，不能继续在杭州任教。

离开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不久后，陈望道就接到上海民国日报社经理兼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的来信，信中说《星期评论》周刊主编戴季陶约请陈为该刊翻译《共产党宣言》。《星期评论》的邀约让陈望道既意外又兴奋。因为经历过“一师风潮”，他的内心已深深地埋下了革命的种子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果能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将有很大帮助。陈望道给邵力子回信表示同意，不多时，对方提供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底本。

在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广为流传的趣事。为了安心译书，1920年2月，陈望道回到了故乡——义乌分水塘村。为了避开春节前夕的喧闹，他带着简单的生活物品和文具，躲进了破旧的陈氏老宅，开始了夜以继日的翻译工作。除了睡觉，他一分一秒都不肯浪费，一日三餐和茶水都是由母亲送去。有一天，心疼儿子的母亲特地送去了几个糯米粽子，让他趁热蘸着红糖吃。他嘴上答应着，写字的手却没停下。等母亲来收拾碗碟时，发现他嘴唇周围乌黑一片，半晌才明白他竟是把红糖碟子和旁边的砚台弄混了，把墨汁当红糖蘸，而且因为太专心没有发现味道不对，还对母亲说够甜了。

陈望道“费了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书翻译。但由于《星期评论》停刊，《共产党宣言》译稿的出版还是费了一番周折。后来在陈独秀、李汉俊等人的支持和共产国际代表资助下，于1920年8月付梓，共计印行1000册。首译本比现今的小32开还略小，封面是红底的马克思半身坐像，画像上方印有“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等字样。美中不足的是，书名被错印，文中也有20余处讹字，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购买欲。9月，在勘误之后，《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第二版印行，同样热销，许多读者致信《新青年》《民国日报》，询问购书事宜。

作为国内最早的一部汉译《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当时的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强烈反响。历史事实也证明，这本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党的早期理论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